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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美］叶文心著，冯夏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术，依现今标准，在某些方面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虽然我们今天高等教育事业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了那个时期，据教育部数据，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计划招生685万人，而据《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4》，该年全国在校生只有2.8075万人，近80年间竟有如此大差距，令人不胜感慨。但在杰出人才的培养方面，我们今天似乎有所不及。其一，钱学森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钱学森之问”部分基于与民国时期的纵向比较上。其二，据沈登苗《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的来源、构成及原因初探》一文，现当代最具创造性的63名美籍华裔科学家中，包括陈省身、吴健雄、杨振宁、李政道在内的26人是1949年大学毕业（主要在国内接受教育）后赴美的，其余37名是作为民国形成的人才高峰的自然延续，是1949年后由港台赴美的。其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 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位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民国时期的学术能取得如此成就，首先要归功于当时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然而，当时校园的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美籍华裔历史学者叶文心（Wenhsin Yeh）教授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犜犺犲犃犾犻犲狀犪狋犲犱犃犮犪犱犲犿狔：犆狌犾狋狌狉犲犪狀犱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犻狀犚犲狆狌犫犾犻犮犪狀犆犺犻狀犪，1919—1937，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对此做出了精彩而又充满趣味的解读。
作为美国知名的中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学生，叶文心此书英文原版写于20世纪80年代，1990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Harvard University AsiaCenter）出版。虽至今已有20余年，但仍是迄今为止关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史最好的一本研究著作，对现今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犹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正如叶文心教授在中文版序所言：“这本着眼于民国时期的小书在20世纪80年代的环境里，跟中国社会现实的关联恐怕十分少。但是曾几何时，峰回路转，现实社会不少眼前的议题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回响，仿佛空谷足音，几十年前后起伏共鸣。这是想不到的古今观想。”
如用一个词来概括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那就是英文书名中的“alienated”，在中文中很难找到贴切的对应词，它不同于黑格尔的“外化”（德文entausserung，英文externalization），也异于马克思制度化且成系统的“异化”（德文entfremdung，英文alienation），而是更接近于马克斯·韦伯的“祛魅”或“去神秘化”（德文entzauberung，英文disenchantment，demystificatin）。从本书以民国高等教育史为视角，反映该时期文化和政治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看，“alienated”被译为“被疏离”似更为合适，但是被动式的书名在中国很难为人接收，现今中译名《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似乎更大众化，更符合当下人们的心理需求，但是英文原书名一眼即可见的“政治”意涵如今却需要通读全书才可把握到。
民国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特别在初年是自由放任的。在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后，新式大学培养的新型知识精英和国家官僚体制断了钩，大学讲授的专业知识和国家政党所着意灌输的意识形态也断了钩。在这文化、社会和政治关系彻底重组的背景下，在1919年到1937年间，北京、上海和南京的高等院校跟主政者的关系产生了分疏。
与传统不同，北京和上海的名校（1917—1937年间两地拥有的高校最多，招生的学生也最多。1934年，两地高校的招生人数为12997人，几占全国招生数27755人的50%）持续地吸引着大城市拥有社会关系的、主要城市商业及专业的精英的子弟，让他们离开家乡到更广阔的世界去，使他们疏离于本土环境及乡土根基。
但是，“被疏离”未必意味着毫无建树，也不意味着归于沉默。当“学而优则仕”这一顺理成章的预设破碎时，这一决绝的断裂状态为创造性追求释放了能量，而创造性追求不仅出现在艺术、科学和专门职业技能上，而且表现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外形成独立政治见解，从而形成了民国时期的学术繁荣，以及那个时期不同的政治派别、政治见解，乃至此起彼伏的、主题各异的政治运动，如辛亥革命的发起者是在戊戌变法和新政改革中改良派创办的中学和师范中酝酿起义的，而当国民党1927年在南京掌握政权时，也发现共产党已经在大学里聚集了革命的能量，并通过其散布社会主义思想。
在“被疏离”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除了汉语言及文、史、哲课程外，几乎所有的大学科目都与当时世界同步，理科、工科、医科、商科、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都极其依赖英文教科书和参考书。然而，具体到当时不同类型的大学，包括清时创建的国立大学（如北京大学），西方（主要是美国）教会学院（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私立中国学院（如中国公学、上海大学），各级政府主办并得到国民党支持的学校（如广州中山大学），其创办的原因、课程的设置、教师及学生的构成、经费的来源、校园的文化生活、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运动的关系等方面均呈现出了不同面相。
随着1927年4月上海大学在北伐军占领下关闭，宣告了民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一个新的纪元的到来。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理念的三个关键层面是：灌输意识形态，建构物质文明，把握并发挥所在地的实用性。其中的重点是科学和技术，旨在培养专门人才，以实践孙中山的国家建设蓝图，同时加强党化教育。随着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危机的加剧及国共之争，可作选择的空间大幅减缩，大学教授与学生的生活形态急剧转变，高等教育与国家的关系也进入了新的一页。自清末开始，文化和政治之间、个人价值和集体目标之间的取舍逐渐产生对立，至此已达到了截然两个阵营的地步。
于是，“被疏离”的大学不再是被人遗忘，“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了遥远的追忆。
值得一提的是，中文版的正文仅200页，但注释（多达100页）、参考文献（近50页）、索引（50余页）三者加起来与正文篇幅相当，充分显示出作者严谨、求真、求实的治学态度，亦从一个侧面表明此书是一本严肃的、有分量的学术著作。
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术，依现今标准，在某些方面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虽然我们今天高等教育事业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了那个时期，据教育部数据，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计划招生685万人，而据《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4》，该年全国在校生只有2.8075万人，近80年间竟有如此大差距，令人不胜感慨。但在杰出人才的培养方面，我们今天似乎有所不及。其一，钱学森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钱学森之问”部分基于与民国时期的纵向比较上。其二，据沈登苗《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的来源、构成及原因初探》一文，现当代最具创造性的63名美籍华裔科学家中，包括陈省身、吴健雄、杨振宁、李政道在内的26人是1949年大学毕业（主要在国内接受教育）后赴美的，其余37名是作为民国形成的人才高峰的自然延续，是1949年后由港台赴美的。其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 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位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民国时期的学术能取得如此成就，首先要归功于当时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然而，当时校园的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美籍华裔历史学者叶文心（Wenhsin Yeh）教授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犜犺犲犃犾犻犲狀犪狋犲犱犃犮犪犱犲犿狔：犆狌犾狋狌狉犲犪狀犱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犻狀犚犲狆狌犫犾犻犮犪狀犆犺犻狀犪，1919—1937，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对此做出了精彩而又充满趣味的解读。
作为美国知名的中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学生，叶文心此书英文原版写于20世纪80年代，1990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Harvard University AsiaCenter）出版。虽至今已有20余年，但仍是迄今为止关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史最好的一本研究著作，对现今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犹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正如叶文心教授在中文版序所言：“这本着眼于民国时期的小书在20世纪80年代的环境里，跟中国社会现实的关联恐怕十分少。但是曾几何时，峰回路转，现实社会不少眼前的议题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回响，仿佛空谷足音，几十年前后起伏共鸣。这是想不到的古今观想。”
如用一个词来概括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那就是英文书名中的“alienated”，在中文中很难找到贴切的对应词，它不同于黑格尔的“外化”（德文entausserung，英文externalization），也异于马克思制度化且成系统的“异化”（德文entfremdung，英文alienation），而是更接近于马克斯·韦伯的“祛魅”或“去神秘化”（德文entzauberung，英文disenchantment，demystificatin）。从本书以民国高等教育史为视角，反映该时期文化和政治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看，“alienated”被译为“被疏离”似更为合适，但是被动式的书名在中国很难为人接收，现今中译名《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似乎更大众化，更符合当下人们的心理需求，但是英文原书名一眼即可见的“政治”意涵如今却需要通读全书才可把握到。
民国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特别在初年是自由放任的。在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后，新式大学培养的新型知识精英和国家官僚体制断了钩，大学讲授的专业知识和国家政党所着意灌输的意识形态也断了钩。在这文化、社会和政治关系彻底重组的背景下，在1919年到1937年间，北京、上海和南京的高等院校跟主政者的关系产生了分疏。
与传统不同，北京和上海的名校（1917—1937年间两地拥有的高校最多，招生的学生也最多。1934年，两地高校的招生人数为12997人，几占全国招生数27755人的50%）持续地吸引着大城市拥有社会关系的、主要城市商业及专业的精英的子弟，让他们离开家乡到更广阔的世界去，使他们疏离于本土环境及乡土根基。
但是，“被疏离”未必意味着毫无建树，也不意味着归于沉默。当“学而优则仕”这一顺理成章的预设破碎时，这一决绝的断裂状态为创造性追求释放了能量，而创造性追求不仅出现在艺术、科学和专门职业技能上，而且表现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外形成独立政治见解，从而形成了民国时期的学术繁荣，以及那个时期不同的政治派别、政治见解，乃至此起彼伏的、主题各异的政治运动，如辛亥革命的发起者是在戊戌变法和新政改革中改良派创办的中学和师范中酝酿起义的，而当国民党1927年在南京掌握政权时，也发现共产党已经在大学里聚集了革命的能量，并通过其散布社会主义思想。
在“被疏离”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除了汉语言及文、史、哲课程外，几乎所有的大学科目都与当时世界同步，理科、工科、医科、商科、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都极其依赖英文教科书和参考书。然而，具体到当时不同类型的大学，包括清时创建的国立大学（如北京大学），西方（主要是美国）教会学院（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私立中国学院（如中国公学、上海大学），各级政府主办并得到国民党支持的学校（如广州中山大学），其创办的原因、课程的设置、教师及学生的构成、经费的来源、校园的文化生活、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运动的关系等方面均呈现出了不同面相。
随着1927年4月上海大学在北伐军占领下关闭，宣告了民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一个新的纪元的到来。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理念的三个关键层面是：灌输意识形态，建构物质文明，把握并发挥所在地的实用性。其中的重点是科学和技术，旨在培养专门人才，以实践孙中山的国家建设蓝图，同时加强党化教育。随着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危机的加剧及国共之争，可作选择的空间大幅减缩，大学教授与学生的生活形态急剧转变，高等教育与国家的关系也进入了新的一页。自清末开始，文化和政治之间、个人价值和集体目标之间的取舍逐渐产生对立，至此已达到了截然两个阵营的地步。
于是，“被疏离”的大学不再是被人遗忘，“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了遥远的追忆。
值得一提的是，中文版的正文仅200页，但注释（多达100页）、参考文献（近50页）、索引（50余页）三者加起来与正文篇幅相当，充分显示出作者严谨、求真、求实的治学态度，亦从一个侧面表明此书是一本严肃的、有分量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