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上一次，授课的地点在他家里，就在书房的窗前，他在那儿可以看到淡红色树叶从一棵小木槿上掉落下来。课在每个星期二上，吃了早餐后就开始。课的内容是讨论生活的意义，是用他的亲身经历来教授的。
　　不打分数，也没有成绩。但每星期都有口试。你得准备回答问題，还得准备提出问题。你还要不时干一些体力活，比如把教授的头在枕头上挪到更舒服些的位置，或者把眼镜架到他的鼻梁上，跟他吻别能得到附加的学分。
　　课堂上不需要书本，但讨论的题目很多，涉及爱情、工作、社会、家庭、年龄、原谅，以及死亡。最后一节课很简短，只有几句话。
　　毕业典礼由葬礼替代了。
　　虽然没有课程终结考试，但你必须就所学的内容写出一篇长长的论文。这篇论文就在这里呈交。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节课只有一个学生。
　　我就是那个学生。
　　那是1979年的春末，一个溽热的星期六下午。我们几百个学生并排坐在校园大草坪的木折椅上。我们穿着蓝色的尼龙毕业礼服，不耐烦地听着冗长的讲话。当仪式结束时，我们把帽子抛向空中：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布兰迪斯大学的毕业生终于学成毕业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标志着孩提时代的结束。
　　随后，我找到了莫里·施瓦茨，我最喜欢的教授，并把他介绍给了我的父母。他个子矮小，走起路来也弱不禁风似的，好像一阵大风随时都会把他拂入云端。穿着长袍的他看上去像是《圣经》里的先知，又像是圣诞夜的精灵。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日渐稀少的白发覆在前额上，大耳朵，鹰钩鼻，还长着两撮灰白的眉毛。尽管他的牙齿长得参差不齐，下面一排还向里凹陷——好像挨过别人的拳头似的——可他笑的时候仍是那么毫无遮拦，仿佛听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话。
　　他告诉我父母我在他的课上的表现。他对他们说：“你们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儿子。”我有些害羞，低下头望着自己的脚。告别时，我递给教授一件礼物：一只正面印有他名字首字母的棕褐色皮包。那是前一天我在一个购物中心买的，我不想忘了他。也许，我是不想让他忘了我。
　　“米奇，你是最优秀的。”他欣赏着皮包说。然后他拥抱了我，我感觉到他搂在我背上的细细的臂膀。我个子比他高，当他抱住我时，我感到很不自在，感到自己大了许多，似乎我是家长，他是孩子。
　　他问我会不会和他保持联系。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当然会。”
　　他往后退去时，我看见他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