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年仅34岁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888—1923），创作生涯始于9岁时发表在校报上的习作，她笔耕不辍，直至生命旅程的终点，25年间共完成了一百多篇短篇小说，收入五本作品集《德国公寓》（1911）、《幸福集》（1920）、《园会集》（1922）、《鸽巢集》（1923）和《幼稚集》（1924）。曼斯菲尔德不喜欢描绘具有宽阔社会背景的宏大叙事，而是钟情于精雕细刻平淡生活的琐碎细节和平凡的人物形象。在她的小说里很难看到炮火纷飞、血肉模糊的战争场面和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而且主人公多为普通的小人物，故事就围绕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和心理活动展开，却平凡中见奇崛，细微处使人顿悟，反映了年轻女作家独特的眼光和高超的写作技巧。据亲朋好友回忆，她从小就是一个冷静深沉的孩子，喜欢观察、思考和记录。为了丰富写作题材，她曾积极体验不同人物的各色生活，能从琐碎细微的生活片断中发掘出有价值而又充满力度的内涵，塑造出众多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呈现给读者一幅幅色彩缤纷、寓意深远的生活画卷。其作品以清新质朴的语言、轻灵飘逸的笔触、疏淡素雅的文笔和似有还无的情节，使短篇小说这一历来不受重视的文学样式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纵观曼斯菲尔德的创作，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关注女性、刻画女性和替女性言说。她描写了女性面临的各种困境，有关求职的艰难，如《莫丝小姐的一天》中中年歌唱家莫丝小姐的挣扎和堕落，《求职女》中家庭教师备受欺凌的弱势地位；有关恋爱的困惑，如《画册的一页》中朦胧美好的青春之恋和《莳萝泡菜》中时过境迁、此情不再的无奈；有关生育的痛苦，如《序曲》中琳达对孩子的厌恶和《生日》中对男孩诞生的期待；有关生存的艰辛，如《疲惫的孩子》中小女佣悲惨的童年和《巴克妈妈的一生》中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惨人生。这些“纯洁的小女孩”、“困惑的少女”、“性觉醒的少妇”、“迷茫的中年妇女”和“孤独的老妇”，构成了不同年龄段、不同阶层的女性群像。作为现代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与约瑟夫·康拉德、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人一道，为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她不仅是短篇小说中内心独白、表现视角转移手法的拓荒者，还是意识流写作技巧和双性同体思想的开路先锋。作为文学史上为数极少的只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的女作家，她在短篇小说领域中取得的成就可以和长篇小说领域里的乔伊斯和伍尔夫比肩。而曼斯菲尔德的情感世界也如同她的小说一样，篇幅虽短，却内容丰富，挫折不断，也精彩迭出，值得细细品味。
　　曼斯菲尔德出生于新西兰，成年后自愿独自漂泊英伦，追逐文学梦想，是远离家国和家人的双重流放者。从小早熟的她离经叛道，拥有既可以吸引男人又可以吸引女人的双性气质，成为了双性恋者。她创作的出发点是表现生活的复杂和揭示生活的真实。20世纪初的英国相当因循守旧，来自更加封闭落后的殖民地新西兰的“边缘人”若想在伦敦靠写作谋生，就注定无法公开揭露和抨击女性所受到的各种压迫，只能通过潜藏文本来暗暗表达。她的代表作《幸福》（1918）通过描写一个复杂而独特的“三角关系”，从女主人公贝莎的有限视角再现了人生的如梦似幻和幸福生活的难以把握。1918年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是平凡的一年，却是女作家短暂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是曼斯菲尔德的“幸福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动荡漂泊的贫困生活和丑恶的“同居者”身份正式被与默里的婚姻关系和稳定的寓所女主人身份取代：还是她的“不幸年”，当年她被确诊患有“世纪绝症”——肺结核，肺上的斑点像黑色的大鸟时时提醒她死期不远，而新婚丈夫不时传出与他人关系暧昧；也是在1918年，鉴于妇女在战争中为国家作出的突出贡献，联合政府同意授予年满30岁的妇女以选举权——从这个意义上说，30岁的女性终于获得了政治上的“成人”地位。在这种复杂背景下，曼斯菲尔德描写一个当时与自己同龄的“三十岁的女人”贝莎的故事，就具有了特别意味。细读文本，读者不难发现，作者用了婉转曲折却依稀可辨的隐喻和象征手法来表述自己的婚恋观和人生观。
　　故事开始女主角贝莎首先出场。由于那天的晚宴是贝莎期待已久的，她不仅积极地外出采购、布置晚宴场景，还提前选好了当晚的着装，“一身白衣服，配上一串翡翠珠子，绿鞋绿袜”——这身打扮如同纯洁无瑕的新娘，制造出温馨甜蜜的气氛。然而贝莎虽然看起来是这所花园住宅的女主人，但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她与哈里交流困难），孩子并不属于自己（奶妈“霸占”着孩子），朋友也不高尚（多是精神空虚、无所事事的颓废艺术家）。具体表现在满心欢喜的贝莎回到家门口，却照例又忘了带钥匙——进入其花园住宅的通行证和身份象征，暗示贝莎“女主人”身份不稳：当贝莎来到育儿室想和女儿小贝亲热一会儿的时候，奶妈一再拒绝贝莎的合理要求，暗示贝莎“母亲”身份不稳。因此开篇就指明了标题“幸福”蕴含的反讽意味。
　　再看哈里和富尔顿小姐的出场，在朋友们的寒暄和等待中，被戏称为“新郎官”的男主人终于回家并显出一副格外镇定的神态，紧随其后富尔顿小姐现身，笑对众人，这个一前一后的姗姗来迟竟是一个小小的伏笔。贝莎热情迎接富尔顿小姐，后者却无动于衷，连正眼也没有看—下贝莎，令人起疑。整个晚宴主宾谈笑风生，只有她静静地吃饭喝汤，几乎是隐形地旁观贝莎的幸福生活。即将曲终人散时，富尔顿小姐终于开口了：“你们家有花园吗？”在与贝莎并肩欣赏花园的月色美景时，她嘀咕说：“是啊，就是这味儿。”简单的喟叹却意味深长。她那一身银色打扮，与清冷的月光和清幽的梨花融为一体，服饰、气质和环境的契合是偶然还是故意？更奇怪的是哈里在向来宾一个个敬烟后到她面前却没好气地问她要哪种香烟，使得贝莎误以为他讨厌、嫌恶富尔顿小姐，在心里替自己的朋友鸣不平。实际上这个“敬烟”与“拒烟”的小插曲是哈里和富尔顿小姐眉目传情的间接描写，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间接激发了蒙在鼓里的贝莎的情欲，她突然觉得“这股子火啊！火啊！光这字眼就叫她火热的身子感到灼痛！”紧接着因为有宾客要离开，贝莎只能中断思绪、压下突来的欲火去送客。奇怪的是莫名的悲愁突然涌现，她感到自己好像跟大家永别了似的。而哈里则一反之前对富尔顿小姐的故意冷淡，竟过分热情地抢上前去帮她穿大衣，留下了贝莎和客人在火炉边闲聊。临走前富尔顿小姐对贝莎热情款待如此感谢：“你那棵梨树真可爱！”她对梨树的赞美流露出了对贝莎所有的婚姻关系和物质财富的占有欲望和挑战。 　　那晚明月当空，在贝莎的围墙花园内，梨花和郁金香盛开，黑猫在追逐大肚子的灰猫，都容易让人联想到性。以至于“围墙花园”本身就是一个经典的意象，代表了从中世纪以来一直备受压抑而沉睡的女性欲望。珀尔·富尔顿是贝莎自己发掘的神秘女友，一个怪里怪气的漂亮女人，由于有她的出席，贝莎觉得一切都是美美满满，顺顺当当。养尊处优的贝莎，单纯质朴，她坦率地将对哈里的性冷淡开诚布公地说了出来，还自以为得到了哈里的谅解，甚至自诩和哈里真是一对好夫妻。梨花是故事中最为耀眼的景物和中心意象。在贝莎的眼里，“梨树亭亭玉立，衬着碧玉色的天空，似乎凝止不动。虽然隔得这么远，贝莎还是不由觉得树上既没有一朵含苞欲放的骨朵，也没有一片凋谢的花瓣。”梨树完美盛开的景象也投射到她的生活之中：“她合上眼帘也仿佛看见那棵艳丽的梨树，树上梨花盛开，这就是她自己生命的象征吧。”西方文化对梨树的定位是从生殖角度出发的。作为雌雄同株的植物以梨树喻人也就有了另外的涵义。通过贝莎的心理描写表现出贝莎的双性取向，因此贝莎与富尔顿小姐一起欣赏月光下的梨花就有了性的暗示：“虽然这棵树看来静止不动，可在她们眼里，梨树宛若蜡烛的火焰，在清澈的夜空中兀自扑腾闪动，往上直窜，越长越高，越长越高_几乎都快碰到那轮圆圆的银月边了。”以西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来看，这种描写向我们展现了具有双性倾向的贝莎和富尔顿小姐之间隐秘的性吸引和想象中的性快感，是故事的高潮部分。
　　概括起来，小说中人和梨树/梨花的交流一共有三次，第一次交流背景是贝莎在筹备宴会。因为期待着富尔顿小姐的到来，贝莎的心头燃起一团热火，为了平抑激动的情绪，她站在阳台上观赏那棵梨树。在碧玉般的青空下，贝莎觉得树上既没有一朵含苞欲放的骨朵，也没有一片凋谢的花瓣。这当然是不真实的，但反映出贝莎喜欢幻想的性格，她以己度物、赋予花草树木丰富的情感意味。这繁花满树不正是美满生活的象征吗？第二次就是上文提到的那棵看来静止不动的梨树，在她们眼里，却宛若蜡烛的火焰，被男性化了，又成了哈里的形象和男性力量的象征，几乎触到了月亮（象征女性）的边缘，暗示出贝莎对富尔顿小姐的情欲。第三次是贝莎发现了哈里和富尔顿小姐的暧昧私情，她的幸福感立刻消逝。等到她去向那棵寄托了自己理想的梨树倾诉，却发现它还是照样那么可爱，毫不解人意。先前被赋予灵性和人性的梨树，终于回归客观的物质，松开了蒙住贝莎双眼的手，让她看清残酷的现实：女性同性恋不是改善冷淡的婚姻关系的良方，必须重新思考人生的出路。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受到双重打击的贝莎变得痛苦而迷茫，故事到此划上了句号。开放的结局给人留下了开阔的想象空间，是否“幸福”像花儿一样，虚无缥缈，无从把握呢？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花儿可以绽放，但难以逃脱凋零的命运。从欢快明亮的开篇到灰暗迷茫的结尾，曼斯菲尔德的匠心独运和细腻深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她勇敢地充当了开路先锋和破除禁忌者，以个人体验为基础，真实而细腻地记录了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女性的性体验，为女性文学开辟了新领域，为后来的女性写作提供了典范文本，她独具特色的女性书写为女性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埋没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