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认为：“传统的叙事只注意人的存在，而无视了物的主体性。”这道出了当今诸多作家走向狭隘叙事姿态的原因，当然，也有一些觉醒的作家反观现实，主动走进主体退场的客观世界。本期发表的散文《赣江风情》，便是这种觉醒文本，它是生态的、生命的、人性的诗意写实，有机地把客观现实的外部世界和人的精神内核结合在一起，形成完美的客观主体性文本，折射出作家极具个性的悲悯审美。
　　这组散文，之所以给人带来惊喜，除了将传统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比如白描、渲染、烘托、蓄势、以乐衬哀等表现得淋漓尽致之外，还特别注重虚与实、张与弛、史与实的铺陈，特別是不经意中嵌入的民间文学元素，比如歌谣、传说等，纵横捭阖，倾泻于恣肆汪洋的原生态叙事之中。
　　刘勇兄年轻时做过水手，与赣江和跑赣江的各色人物有过多年的“亲密接触”，这就使他的这组散文，自然而然形成了他独具个性色彩的审美趋向，文字间流淌着不可抗拒的人性之美；他关注底层民众的疾苦，把身边的芸芸众生，活灵活现地召唤在一起，完成一曲生命的礼赞。他笔下的夫妻船、纤夫、滩师，极具生活浓度，夫妻船、纤夫、滩师本来是求生的载体、工具或者职业，他们长年漂泊在水上，居无定所，不得不与凶险异常的风浪搏斗，艰辛苦楚，可是刘勇兄在这拨凄苦的人群与大自然的挣扎中，在他们生命的裂隙里，发现了人性的亮光，那便是苦中作乐的乐观主义情愫，那些场景美得令人心悸：他写港湾，“成群结队的船只锚泊港湾，呼啦啦降下帆来，就像天顶落下一片片五彩云霞”，栩栩如生。写迎亲时，“前来助兴道喜的船儿多达上百条，浩浩荡荡，唢呐锣鼓一响就是好几十里。远远望去，江上呈现出一块浮动的活土地，天不见黑，已是万家渔火”，叫人浮想联翩。
　　这组散文的历史向度和思维维度，乃至感情浓度，也有可圈可点之处。这一切都归功于作家的生活积累和情怀，没有作家对赣江人的大爱，写出这样有烈度的优质散文，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写散文只是刘勇的“副业”，写长篇小说、写剧本才是他的“主业”，假如可以以一个作家选择的文学形式数量的多寡来衡量的话。
　　我和刘勇兄认识已过30年。因为我和他都是水手出生，都写过江和湖，交通部海员工会举办长江笔会，就把我们“归拢”到了一艘江轮上。轮船从武汉出发，溯江而上，直指重庆。那时，我们都年轻，一路上，谈文学，谈人生，当然也少不了酒。我领教了他的豪气与豪迈，自然也窥见了他对人生与文学的一份淡定和执著。坐谈会上，他总是思接千载，英气逼人，按照现在的说法，是位人见人羡慕的无死角的“侧脸杀”，由此我又认定他今后必定会是文坛上的一枚传奇才子，他的人生与创作不会中规中矩。果然，刘勇没有按常规出牌，江西师大作家班毕业后，在众人的欷歔中，毅然放下手中的笔，投奔商海，只是商海并没有给他带来惊喜，带着一身疲惫，他重新拿起手中的笔，很快，才华和时间给了他回报，小说一部部占领市场，成为影视公司的香饽饽。于是，刘勇兄再次转向，专攻影视文学，迄今，他创作的电视剧已有四百多集，占领了包括中央电视台等在内的多家电视频道。
　　读刘勇的书，看刘勇的电视剧，我会想一个问题，他笔下的故事总是迭宕起伏，人物命运总是大起大落，这是不是与他传奇的人生有关？当然，最令我惊喜的是他不忘初衷，不忘他曾经是一个闯荡大江大湖的水手，他的长篇小说《浪坟》《血岸》《黑浪枭雄》《血色鄱阳湖》等，就没有游离过赣江。说他是书写赣江第一人，说他一支笔写透了鄱阳湖的民风民情民史，大概都不为过。
　　保罗·韦斯、冯·沃格特在《宗教与艺术》一书中说：“人有种种关切和追求，但人不同于世间万物，因为人有精神性的，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关切和追求”。我们从刘勇兄的创作中，可窥见作家对生命个体以及对周遭的生存环境的怜惜，也可窥见作家对于养育他的河流的一片炽烈情愫以及一种人性表达。
　　他的系列长篇小说如此，他的散文“赣江风情”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