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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祖居相邻的一座老宅里，总是坐着一位在院子里干活的老阿婆。我至今记得从她家门前经过时，透过麻石砌成的大门望进去，总会与她的冷漠眼光相遇。我印象中祖母还在的时候，两家人好像没说过话。那老宅虽然是砖瓦房，但建筑格局与龙潭村别的村民的砖瓦房很不一樣。我除了知道它里头有一个非常宽敞的院落外，其它一无所知。直到这老宅把剩下的后半部分砖瓦房拆掉重建，我忽然对这座与之相邻了几代人的老宅产生了好奇。
我向姑姐打听这老宅。她告诉我，他们家是“到桥的”，住在里头的原来是地主，早年做木材生意。至于什么是“到桥”，姑姐反复给我解释了半天，我仍没弄明白。她干脆说：“你回去问你爸吧，他会解释给你听的。”
我问父亲，他笑着对我说，是“倒朝”而不是“到桥”。以前龙潭只有大户人家的房子才会有这种“倒朝”的建筑格局。所谓“倒朝”就是前面的一宅房舍与后面的另一宅房舍，门户是相对的，中间隔着一个院落。不过，现在龙潭村俨然是城中村，欲寻觅这么一座“倒朝”的宅邸，恐怕是找不到了。
我把“倒朝”误听为“到桥”。这是龙潭村周边一带，台涌、大塘、赤沙、土华、小洲等村落的乡音。譬如，这一带的村落，总把灯叫为“丁”，所以，村里人点灯就有“添丁”之意。对于市郊听到的乡音，我不免会打趣几句，学着村里人的腔调：“担张凳（ding），点盏丁。食粒咸脆花星。”番禺沙湾一带，谁家生了男孩，就到祠堂挂一盏灯，也是这个意思。龙潭杜氏祠堂重修后，每年的正月初十，就是村里添男丁挂灯的时候。
听父亲说，与祖屋相邻的老宅里的人，是我们的同宗兄弟，还是同一太公，按旧时辈分的序列，我们祖母属于大房，他们属于二房，但他们素来比较得宠，所以，承继的房产就比较多。那座老宅和我们的祖屋都是同一太公留下的产业，不过，他们那间老宅比我们祖屋大了一倍不止。这些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伦理辈分，自然与我们无关，而且我们又从不来往。若按父亲说来，虽然我们算得上是亲戚，但我并不感到有丝毫的亲缘关系，反而越加感到大家形同陌路。
那座老宅中用怪异眼神看我们的女人，她男人上吊死了。留下她一个女人带着独子，一直守着这老宅。因为我祖屋的大门与这座老宅呈一个对角，所以，我从祖屋出来或是走在巷子里，老是觉得有人盯着我。我纳闷好像这老宅里头的人对我祖屋的一举一动，都非常警惕和留意，充满戒心。
因与这家人从不来往，这座老宅我就始终没进去看过究竟。后来老宅不知什么时候拆了，在原址重建了一座四层高的村屋，地基打的是木桩。原来老宅与我祖屋相隔开的两米宽的巷子，这老宅趁重建之机，偷偷占用了一半的巷子。我们已经搬离祖屋到老城区居住，很多年没有回去，就不便与这老宅里的人理论。老宅拆了后的几年间，我祖屋被周围的新盖的村屋包围，经常有人把垃圾扔到祖屋的天井和瓦顶，祖屋后的一堵墙也开始裂开，我不得不有了重修祖屋的打算。
按风俗我是家中长子，拆卸祖屋时，由我在祖屋的大门上敲第一锤。祖屋的旧门是杉木原板，比较厚重高大，我站在凳子上，用锤敲松门框，不料砸得太猛，门框一下飞脱砸向我的头，我赶紧头一偏，躲闪的瞬间，我与老宅的老阿婆的目光无意间碰在一起。在院子里用铡刀铡猪草的老太太，她抬起头望了过来，她射向我的目光是那么锐利，带着审视、敌意、抵触，眼神非常复杂。她手里握着铡刀，一段猪草散落在刀旁。
这天我与泥水匠商谈施工的事情。忽然那位老宅里的老阿婆拄着拐杖，走进施工现场，无厘头地问了我一句，这房子是你的，你在盖吗？我不知她为什么这样问，不知如何回答她，就点了点头。这是那位老宅里的老阿婆与我唯一说过的一句话。
祖屋所在的巷头，有座杜公祠。我从门缝里看过里头的情景，瓦顶坍塌，杂草丛生，外面墙壁灰黑斑驳，呈倾颓之势，仅剩一块咸丰年间刻的“福远杜公祠”石匾，依稀辨认得出是供奉我们杜氏祖先的祠堂。杜氏族人从珠玑巷迁徙到龙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明代。龙潭村和周边的几条村落，原是一片浩荡的海涛。距离龙潭村两公里远的七星岗，是世界公认的最深入内陆的古海岸遗迹。海岸线南移，原来覆盖在海水下面的礁石和沙洲，随着海水的不断冲刷，沉积，逐渐浮现，可以想象得到4000多年前广州的城市地貌。
龙潭村自元代到明代，陆续迁来黄、白、何、李、杜、吴、陈、梁等姓氏，他们紧随最先从珠玑巷迁徙而来的杨、车、马三姓人家，在这一带围垦而居。他们把这一带取名作“三姓围”，后谐音为“三盛围”。龙潭村里人常说到大围开工，说的就是万亩果园中的一块地方。
杜氏祠堂在龙潭祠堂中，规模并不算大，最大的一座祠堂是纶生白公祠，里头有一幅对联：
堂建于壬申，公卒于癸巳，当年手创艰难，为吾乡提倡仁风，身后定评，叙功不在群贤下；
生而为正士，殁合为明神，比岁口碑流播，谓此老主持冥律，梦中来告，劝善浑如住世时。
这幅长联，镌刻在纶生白公祠两根完整的楠木柱子上。是光绪进士潘衍桐所书，潘衍桐曾担任过光绪的老师。由于杜氏祠堂荒废多年，相比其它姓氏的祠堂，各宗亲积极集资修复，这让龙潭杜氏宗族感到非常蒙羞的事情。龙潭土改时，杜氏祠堂曾分配给了两个无房的村民居住，他们虽然没有进去住过，但始终不愿意腾出祠堂旧址。
一天早晨，那两个声称有杜氏祠堂居住权的村民，安排几位民工偷偷将杜氏祠堂的围墙拆了，将祠堂内的杂物和乱草清理掉，准备在地基上重铺一层水泥时，老宅里的阿婆从老宅所在的巷口冲出来，发疯似地推开施工的民工，说：“这是我们杜氏祖先的地方，你们绝不能在上面盖一砖一瓦。”一帮村里的阿婆闻讯纷纷赶来，他们都是杜氏宗亲，把祠堂旧址包围起来，但两个争夺杜氏祠堂的村民并不示弱，紫涨着脸硬怼这群白发苍苍的老阿婆说：“谁证明这块地是你们杜氏祠堂的，这里是当年大队分给我们的，我们都有这房子的宅基地证。”那老宅里的阿婆干脆泥地上一跪，向拆毁的祠堂哭告：“这祠堂是我老爷和几位叔伯当年合资建的，现在有人想抢夺祠堂，杜门历代祖先，你们显显灵。”她颤巍巍站起来，走到这两村民面前说：“你们敢不敢站在这块我们杜氏祖先的地基上，对天发誓，这祠堂的一砖一瓦，你们曾经出过一分一毫。”这时候，几十位老弱妇孺执拗地站在祠堂的废墟上，两位争夺祠堂的村民，怕闹出事情，只好收拾工具与带来的民工撤离。 这场带着历史遗留问题的纷争，持续多年。最终以祠堂归还杜氏宗族落下帷幕。我之于这场杜氏祠堂旧址的争夺，略有所闻，却一向置身事外。祠堂得以恢复并重建，就成了龙潭村杜氏族人的一大快事。他们认为祠堂是一个宗族的根，必须守护，才能得到祖先的庇佑，尤其死后，祠堂就是每一位杜氏族人靈魂最终安息之地，并能够得到一代又一代杜氏后人的供奉。因我很早就离开了龙潭村，对乡里的事情素来淡漠，我不知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他们在这么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互相守望，却又彼此敌视和伤害。曾经留在我记忆中的那段乡村生活过的情景，反而显得是那么不真实。
龙潭村四面环水，整座村子差不多嵌进了果林，被人称做“田螺笃”（田螺尾）。那时候很少有陌生人来龙潭村。家家户户门前都摆着绣珠花的花架，花架上绷着一块绸布。我回龙潭就成了村中的陌生人，从每家门前花架前经过时，绣珠花的女人都会抬一抬头，好奇地看我一眼，就又埋头挑起珠串，在打好了画格的绸布上绣上图案，绣花针在她们手中翻飞如蝶。
一条河涌从龙潭村贯穿而过，自然将整座村子分为东约、中约、西约三个部分。所谓“约”其实是原来的三座小岛。村里人管小河不叫河，叫涌。河水在村子南北两头拐了弯，蜿蜒流进果林，河道的出水口连通着珠江。
河水涨潮时，村里的小孩纷纷跳到河里游泳。我因不谙水性，总是站在岸边，望着村里的小孩在河里打水仗。他们不时回过头来，招呼我下水。我终于鼓起勇气，但脚尖刚一碰水面，就立马缩了回来。父亲强抱着我下河里学游泳，我除了呛了几口水外，至今连狗仔式都没学会。河水退却，露出河床，姑父和几位青壮年跳到河床挖堑。在河床上挖一个坑，泼出里头的水，将渔网罩在里头，涨潮时，鱼虾纷纷往里钻，很多时候能收获一箩筐的鱼虾。
姑父的家与我祖屋相邻不远，他家在涌边，所以他家有埠头，弯着一只艇仔，一根竹竿上用绳索绑住艇仔。临水的院墙下淤积了大量淤泥，淤泥上布满洞穴，时常爬满了蟛蜞。只要有丁点儿动静，蟛蜞就纷纷钻回洞里。
每年的7到8月，我喜欢跟着姑父撑船到果林去。果林充斥着蝉鸣。村里人说：“想穷不会穷，禾熟荔枝红。”荔枝果实累累地压弯了枝头。我与村里的小孩，拿着粘了蜜糖和蜘蛛丝的竹竿，唱着：“沙蝉叫，荔枝熟，问你得几部”在树上粘粘鸣蝉。盛满了荔枝的箩筐装船后，姑父撑船出果林，见岸上有鸭子下蛋，便临时靠岸，捡几个鸭蛋回家。
夕阳照临河涌时，狭窄的河岸上。白天忙活完农活的村民，坐在树头和井栏边，抽着水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家常。河岸上升起了袅袅炊烟。有些家里做好了晚饭的，就端着饭碗，走到涌边，与坐在树头、井栏边的村里人打个招呼，总忘不了问一句：“食佐饭没啊？”村里的女人走下埠头洗衣服，衣服被河水冲刷得漂浮起来，她们拿着香蕉杆做的棒槌，锤打衣服，发出“嘭、嘭”的闷响，落在黄昏的河里。
若遇上雨天，不能到果林里玩。我便坐在祖屋的门前，望着瓦檐上泻到天井的雨水。祖屋的屋檐下，燕子筑了一个窠。我想爬上瓦脊，看一下屋檐下那一窝燕子。我爬上梯子没几步，就被祖母发现喝止住。祖母生怕我坏了祖屋的燕窝，是非常不吉利的。祖屋的晚上除了木栓与铜齿轮咬合发出的“咧咧啦啦”的声响，月色和星光照进天井，我偷偷掀开井盖，望着井中的倒影。我至今记得在祖屋喝的第一口井水，清甜、甘冽。在村中守候的每一个晌午和黄昏，平添的更多是时间流逝的缓慢之感，不过这也留下了足够的时间长度，让人去消磨触摸过的细节。譬如，偶尔从身边箭般掠过的燕子，在空中留下几声鸣叫，那真是天籁般的呢喃。
从我祖屋穿过窄长的巷子走到巷尾，没多远，就到了村里人熟知的“木棉头”。那里有一棵高大的木棉树，是村子与果林分界线的标志。这棵木棉树，粗壮得需两个人才合抱得过来，后来木棉树四周拔地建起的村屋，使它无法争夺到阳光，日渐枯萎，最后仅剩下没有生命的躯干，挤在一片森林中，最后砍伐掉了，村里人重新种植了一棵新的木棉。
往日簇拥在果林茂密枝丛中的砖墙和瓦脊，在我童年的记忆看来，都成了一张旧时乡村的黑白照。那与我祖屋相邻的老宅拆掉重建后，我没见过那守在老宅门口的阿婆，她家重新盖起了四层高的房子后，在她家往来出入的都是些租客。我不曾想到的是，有一次经过龙潭村的官滘路，竟然遇上那老宅的阿婆，她坐在巷口，驮着背，人衰老了很多。她看人总像刀一样的目光消失了，但我依然觉得陌生，疏离。她眼神显得落寞，好像时间和岁月磨损了她视网膜上的晶体。
我不知她经历过什么，有过怎样的命运。我想她在那座老宅中曾拥有过青春、霸气、财富、甚至权力，但历史和时代碾过所留下的车辙，剩下的只有她那张梦想破碎后的脸面。我之于这座乡村的印象多是些碎片，甚至带着诗意的想象，但她不同，她一直就在这座乡村生活，她经历了这里所有的变化。杜氏祠堂的修复，或许之于她而言，是属于她的那个世界坍塌后，唯一与过去相联系的见证。她触摸着那些磨损的旧痕，表现得孤傲、冷漠，置之事外，但这些磨损的器物，却让她找到了那么一丝温存。
这老宅里的阿婆身处的官滘路，是龙潭村新开辟的一条马路。整座龙潭村的中心也从以往的河涌边转移到这条马路上。到了晚上官滘路会打破白天的沉寂，像打了鸡血一样沸腾起来。那些租住龙潭村出租屋的城市打工者，纷纷涌上马路。饮食的小推车，卖衣服的晾衣杆，还有卖生活用品的地摊，很快就将短短一段马路占去一半。龙潭村整个乡村格局在改变，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几大姓氏的祠堂。我能理解，祠堂几乎是每个乡村最重要的精神领地，是对传统慎终追远的一种表达和载体。我在追怀中，很多东西也在消逝。我祖屋那口井早已封存。也许只有那村中始终陪伴着珠江潮涨潮落的河涌，晨曦铺洒在它河面上的波光，我想总不会消失吧。
杜璞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在 《青年文学》 《山花》 《作品》 《百花洲》 《散文》 等刊发表。
我向姑姐打听这老宅。她告诉我，他们家是“到桥的”，住在里头的原来是地主，早年做木材生意。至于什么是“到桥”，姑姐反复给我解释了半天，我仍没弄明白。她干脆说：“你回去问你爸吧，他会解释给你听的。”
我问父亲，他笑着对我说，是“倒朝”而不是“到桥”。以前龙潭只有大户人家的房子才会有这种“倒朝”的建筑格局。所谓“倒朝”就是前面的一宅房舍与后面的另一宅房舍，门户是相对的，中间隔着一个院落。不过，现在龙潭村俨然是城中村，欲寻觅这么一座“倒朝”的宅邸，恐怕是找不到了。
我把“倒朝”误听为“到桥”。这是龙潭村周边一带，台涌、大塘、赤沙、土华、小洲等村落的乡音。譬如，这一带的村落，总把灯叫为“丁”，所以，村里人点灯就有“添丁”之意。对于市郊听到的乡音，我不免会打趣几句，学着村里人的腔调：“担张凳（ding），点盏丁。食粒咸脆花星。”番禺沙湾一带，谁家生了男孩，就到祠堂挂一盏灯，也是这个意思。龙潭杜氏祠堂重修后，每年的正月初十，就是村里添男丁挂灯的时候。
听父亲说，与祖屋相邻的老宅里的人，是我们的同宗兄弟，还是同一太公，按旧时辈分的序列，我们祖母属于大房，他们属于二房，但他们素来比较得宠，所以，承继的房产就比较多。那座老宅和我们的祖屋都是同一太公留下的产业，不过，他们那间老宅比我们祖屋大了一倍不止。这些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伦理辈分，自然与我们无关，而且我们又从不来往。若按父亲说来，虽然我们算得上是亲戚，但我并不感到有丝毫的亲缘关系，反而越加感到大家形同陌路。
那座老宅中用怪异眼神看我们的女人，她男人上吊死了。留下她一个女人带着独子，一直守着这老宅。因为我祖屋的大门与这座老宅呈一个对角，所以，我从祖屋出来或是走在巷子里，老是觉得有人盯着我。我纳闷好像这老宅里头的人对我祖屋的一举一动，都非常警惕和留意，充满戒心。
因与这家人从不来往，这座老宅我就始终没进去看过究竟。后来老宅不知什么时候拆了，在原址重建了一座四层高的村屋，地基打的是木桩。原来老宅与我祖屋相隔开的两米宽的巷子，这老宅趁重建之机，偷偷占用了一半的巷子。我们已经搬离祖屋到老城区居住，很多年没有回去，就不便与这老宅里的人理论。老宅拆了后的几年间，我祖屋被周围的新盖的村屋包围，经常有人把垃圾扔到祖屋的天井和瓦顶，祖屋后的一堵墙也开始裂开，我不得不有了重修祖屋的打算。
按风俗我是家中长子，拆卸祖屋时，由我在祖屋的大门上敲第一锤。祖屋的旧门是杉木原板，比较厚重高大，我站在凳子上，用锤敲松门框，不料砸得太猛，门框一下飞脱砸向我的头，我赶紧头一偏，躲闪的瞬间，我与老宅的老阿婆的目光无意间碰在一起。在院子里用铡刀铡猪草的老太太，她抬起头望了过来，她射向我的目光是那么锐利，带着审视、敌意、抵触，眼神非常复杂。她手里握着铡刀，一段猪草散落在刀旁。
这天我与泥水匠商谈施工的事情。忽然那位老宅里的老阿婆拄着拐杖，走进施工现场，无厘头地问了我一句，这房子是你的，你在盖吗？我不知她为什么这样问，不知如何回答她，就点了点头。这是那位老宅里的老阿婆与我唯一说过的一句话。
祖屋所在的巷头，有座杜公祠。我从门缝里看过里头的情景，瓦顶坍塌，杂草丛生，外面墙壁灰黑斑驳，呈倾颓之势，仅剩一块咸丰年间刻的“福远杜公祠”石匾，依稀辨认得出是供奉我们杜氏祖先的祠堂。杜氏族人从珠玑巷迁徙到龙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明代。龙潭村和周边的几条村落，原是一片浩荡的海涛。距离龙潭村两公里远的七星岗，是世界公认的最深入内陆的古海岸遗迹。海岸线南移，原来覆盖在海水下面的礁石和沙洲，随着海水的不断冲刷，沉积，逐渐浮现，可以想象得到4000多年前广州的城市地貌。
龙潭村自元代到明代，陆续迁来黄、白、何、李、杜、吴、陈、梁等姓氏，他们紧随最先从珠玑巷迁徙而来的杨、车、马三姓人家，在这一带围垦而居。他们把这一带取名作“三姓围”，后谐音为“三盛围”。龙潭村里人常说到大围开工，说的就是万亩果园中的一块地方。
杜氏祠堂在龙潭祠堂中，规模并不算大，最大的一座祠堂是纶生白公祠，里头有一幅对联：
堂建于壬申，公卒于癸巳，当年手创艰难，为吾乡提倡仁风，身后定评，叙功不在群贤下；
生而为正士，殁合为明神，比岁口碑流播，谓此老主持冥律，梦中来告，劝善浑如住世时。
这幅长联，镌刻在纶生白公祠两根完整的楠木柱子上。是光绪进士潘衍桐所书，潘衍桐曾担任过光绪的老师。由于杜氏祠堂荒废多年，相比其它姓氏的祠堂，各宗亲积极集资修复，这让龙潭杜氏宗族感到非常蒙羞的事情。龙潭土改时，杜氏祠堂曾分配给了两个无房的村民居住，他们虽然没有进去住过，但始终不愿意腾出祠堂旧址。
一天早晨，那两个声称有杜氏祠堂居住权的村民，安排几位民工偷偷将杜氏祠堂的围墙拆了，将祠堂内的杂物和乱草清理掉，准备在地基上重铺一层水泥时，老宅里的阿婆从老宅所在的巷口冲出来，发疯似地推开施工的民工，说：“这是我们杜氏祖先的地方，你们绝不能在上面盖一砖一瓦。”一帮村里的阿婆闻讯纷纷赶来，他们都是杜氏宗亲，把祠堂旧址包围起来，但两个争夺杜氏祠堂的村民并不示弱，紫涨着脸硬怼这群白发苍苍的老阿婆说：“谁证明这块地是你们杜氏祠堂的，这里是当年大队分给我们的，我们都有这房子的宅基地证。”那老宅里的阿婆干脆泥地上一跪，向拆毁的祠堂哭告：“这祠堂是我老爷和几位叔伯当年合资建的，现在有人想抢夺祠堂，杜门历代祖先，你们显显灵。”她颤巍巍站起来，走到这两村民面前说：“你们敢不敢站在这块我们杜氏祖先的地基上，对天发誓，这祠堂的一砖一瓦，你们曾经出过一分一毫。”这时候，几十位老弱妇孺执拗地站在祠堂的废墟上，两位争夺祠堂的村民，怕闹出事情，只好收拾工具与带来的民工撤离。 这场带着历史遗留问题的纷争，持续多年。最终以祠堂归还杜氏宗族落下帷幕。我之于这场杜氏祠堂旧址的争夺，略有所闻，却一向置身事外。祠堂得以恢复并重建，就成了龙潭村杜氏族人的一大快事。他们认为祠堂是一个宗族的根，必须守护，才能得到祖先的庇佑，尤其死后，祠堂就是每一位杜氏族人靈魂最终安息之地，并能够得到一代又一代杜氏后人的供奉。因我很早就离开了龙潭村，对乡里的事情素来淡漠，我不知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他们在这么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互相守望，却又彼此敌视和伤害。曾经留在我记忆中的那段乡村生活过的情景，反而显得是那么不真实。
龙潭村四面环水，整座村子差不多嵌进了果林，被人称做“田螺笃”（田螺尾）。那时候很少有陌生人来龙潭村。家家户户门前都摆着绣珠花的花架，花架上绷着一块绸布。我回龙潭就成了村中的陌生人，从每家门前花架前经过时，绣珠花的女人都会抬一抬头，好奇地看我一眼，就又埋头挑起珠串，在打好了画格的绸布上绣上图案，绣花针在她们手中翻飞如蝶。
一条河涌从龙潭村贯穿而过，自然将整座村子分为东约、中约、西约三个部分。所谓“约”其实是原来的三座小岛。村里人管小河不叫河，叫涌。河水在村子南北两头拐了弯，蜿蜒流进果林，河道的出水口连通着珠江。
河水涨潮时，村里的小孩纷纷跳到河里游泳。我因不谙水性，总是站在岸边，望着村里的小孩在河里打水仗。他们不时回过头来，招呼我下水。我终于鼓起勇气，但脚尖刚一碰水面，就立马缩了回来。父亲强抱着我下河里学游泳，我除了呛了几口水外，至今连狗仔式都没学会。河水退却，露出河床，姑父和几位青壮年跳到河床挖堑。在河床上挖一个坑，泼出里头的水，将渔网罩在里头，涨潮时，鱼虾纷纷往里钻，很多时候能收获一箩筐的鱼虾。
姑父的家与我祖屋相邻不远，他家在涌边，所以他家有埠头，弯着一只艇仔，一根竹竿上用绳索绑住艇仔。临水的院墙下淤积了大量淤泥，淤泥上布满洞穴，时常爬满了蟛蜞。只要有丁点儿动静，蟛蜞就纷纷钻回洞里。
每年的7到8月，我喜欢跟着姑父撑船到果林去。果林充斥着蝉鸣。村里人说：“想穷不会穷，禾熟荔枝红。”荔枝果实累累地压弯了枝头。我与村里的小孩，拿着粘了蜜糖和蜘蛛丝的竹竿，唱着：“沙蝉叫，荔枝熟，问你得几部”在树上粘粘鸣蝉。盛满了荔枝的箩筐装船后，姑父撑船出果林，见岸上有鸭子下蛋，便临时靠岸，捡几个鸭蛋回家。
夕阳照临河涌时，狭窄的河岸上。白天忙活完农活的村民，坐在树头和井栏边，抽着水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家常。河岸上升起了袅袅炊烟。有些家里做好了晚饭的，就端着饭碗，走到涌边，与坐在树头、井栏边的村里人打个招呼，总忘不了问一句：“食佐饭没啊？”村里的女人走下埠头洗衣服，衣服被河水冲刷得漂浮起来，她们拿着香蕉杆做的棒槌，锤打衣服，发出“嘭、嘭”的闷响，落在黄昏的河里。
若遇上雨天，不能到果林里玩。我便坐在祖屋的门前，望着瓦檐上泻到天井的雨水。祖屋的屋檐下，燕子筑了一个窠。我想爬上瓦脊，看一下屋檐下那一窝燕子。我爬上梯子没几步，就被祖母发现喝止住。祖母生怕我坏了祖屋的燕窝，是非常不吉利的。祖屋的晚上除了木栓与铜齿轮咬合发出的“咧咧啦啦”的声响，月色和星光照进天井，我偷偷掀开井盖，望着井中的倒影。我至今记得在祖屋喝的第一口井水，清甜、甘冽。在村中守候的每一个晌午和黄昏，平添的更多是时间流逝的缓慢之感，不过这也留下了足够的时间长度，让人去消磨触摸过的细节。譬如，偶尔从身边箭般掠过的燕子，在空中留下几声鸣叫，那真是天籁般的呢喃。
从我祖屋穿过窄长的巷子走到巷尾，没多远，就到了村里人熟知的“木棉头”。那里有一棵高大的木棉树，是村子与果林分界线的标志。这棵木棉树，粗壮得需两个人才合抱得过来，后来木棉树四周拔地建起的村屋，使它无法争夺到阳光，日渐枯萎，最后仅剩下没有生命的躯干，挤在一片森林中，最后砍伐掉了，村里人重新种植了一棵新的木棉。
往日簇拥在果林茂密枝丛中的砖墙和瓦脊，在我童年的记忆看来，都成了一张旧时乡村的黑白照。那与我祖屋相邻的老宅拆掉重建后，我没见过那守在老宅门口的阿婆，她家重新盖起了四层高的房子后，在她家往来出入的都是些租客。我不曾想到的是，有一次经过龙潭村的官滘路，竟然遇上那老宅的阿婆，她坐在巷口，驮着背，人衰老了很多。她看人总像刀一样的目光消失了，但我依然觉得陌生，疏离。她眼神显得落寞，好像时间和岁月磨损了她视网膜上的晶体。
我不知她经历过什么，有过怎样的命运。我想她在那座老宅中曾拥有过青春、霸气、财富、甚至权力，但历史和时代碾过所留下的车辙，剩下的只有她那张梦想破碎后的脸面。我之于这座乡村的印象多是些碎片，甚至带着诗意的想象，但她不同，她一直就在这座乡村生活，她经历了这里所有的变化。杜氏祠堂的修复，或许之于她而言，是属于她的那个世界坍塌后，唯一与过去相联系的见证。她触摸着那些磨损的旧痕，表现得孤傲、冷漠，置之事外，但这些磨损的器物，却让她找到了那么一丝温存。
这老宅里的阿婆身处的官滘路，是龙潭村新开辟的一条马路。整座龙潭村的中心也从以往的河涌边转移到这条马路上。到了晚上官滘路会打破白天的沉寂，像打了鸡血一样沸腾起来。那些租住龙潭村出租屋的城市打工者，纷纷涌上马路。饮食的小推车，卖衣服的晾衣杆，还有卖生活用品的地摊，很快就将短短一段马路占去一半。龙潭村整个乡村格局在改变，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几大姓氏的祠堂。我能理解，祠堂几乎是每个乡村最重要的精神领地，是对传统慎终追远的一种表达和载体。我在追怀中，很多东西也在消逝。我祖屋那口井早已封存。也许只有那村中始终陪伴着珠江潮涨潮落的河涌，晨曦铺洒在它河面上的波光，我想总不会消失吧。
杜璞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在 《青年文学》 《山花》 《作品》 《百花洲》 《散文》 等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