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汉之颍川郡素来有“高仕宦,好文法”的风气。东汉建国之后,这一方接近王畿的重地更是孕育出了许多地方太守,从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及《后汉书》中可得34人。这其中以任边郡太守的居多,而帝乡南阳也有五人曾经担任过郡守。
　　关键词颍川籍郡守东汉政治朝廷政策
　　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识码:A
　　
　　郡县制在古代区划史上沿用良久,郡守一官的重要处在于不仅要管理所辖诸县,遍采民情,而且还要将民情上达,以期上下沟通,使国家各方面和谐运作。从史书中诸太守生平活动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颍川籍太守与东汉朝廷、政治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
　　首先,就太守中任边郡和南阳太守的比重较大这一点,足以证明朝廷对这一群体是十分重视的。边郡是东汉与其他民族相接的地方,其地是东汉人民与外族政治、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通道,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和防御地位。南阳是东汉皇帝的发迹之地,是皇族的栖息地,政治地位非同一般。两处要地的官员都选用这一群体,可见朝廷对颍川籍太守的信任度是十分高的。
　　其次,从升迁走向上看,在各太守的任职官位中,太守只是其为官生涯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太守都转入朝中为京官,有的甚至位列三公,例如韩棱为司空,祭肜为太仆;另有一类人曾几次担任太守职务,如冯异、赵俨;还有一部分人以郡守作为任职终点,如祭参、韩寻等记事不详之人。可见颍川籍太守较受朝廷“青睐”,升任中央官员的人比较多。而且皇帝还会经常对其进行奖赏,如荀攸“増邑四百,并前七百户”,和帝以为韩棱“忧国忘家,赐布三百匹”,祭肜“玺书勉励,增秩一等,赐缣百匹……赐钱百万,马三匹,衣被刀剑下至居室什物,大小无不悉备”……
　　第三,太守的政治思想影响朝廷政策,或有所导向,或有所碰撞。如在光武登基问题上,冯异劝刘秀“三王反畔,更始叛亡,天下无主,宗庙之忧,在于大王。宜从众议,上为社稷,下为百姓”,终于在群臣力荐的情况下,光武顺利登基。经过与匈奴、乌桓的大小数十百战,祭肜“颇识边事,数上书言宜与匈奴结和亲”,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由“战”转为“和”。当然有时也会有君臣意见相左的时候。如匈奴内乱时,臧宫等主战派上书欲平虏,“愿得五千骑以立功”,光武帝刘秀却坚持要实行柔道政策,“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一方面是雄心尚武的臣子,一方面是与民休息的君主,各自出发点不同,这也正体现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政见。
　　荀子《臣道》中有四贤臣,即劝谏之臣、死争之臣、辅矫之臣、拂弼之臣。此四臣是明君治国所必须的。颍川籍太守中多数人都为进步人士,他们反宦官、反外戚专政,忠君爱国,更是朝廷难得的功臣。如冯异曾在刘秀被王郎缉拿的危困之时“上豆粥,抱薪(火)”;荀攸曾经与群臣谋诛篡权的董卓,虽事觉被逮仍“言语饮食自若”;王霸与族人投奔刘秀“宾客数十人,稍稍引去”,王霸却仍尽心尽力侍奉在刘秀左右,光武谓之“疾风知劲草”;韩棱反对窦氏专权,在窦氏失权后,“典案其事,深竟党与,数月不休沐”;荀昙“正身疾恶,志除阉宦。其支党宾客有在二郡者,纤罪必诛”……
　　在忠君为国的精神指导下,太守中的党人曾在两次党锢之祸中反对宦官,从而掀开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群体活动。杜密、李膺、荀昙等皆是清议和运动的主力。史书评价这场运动“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权威,立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槩,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这也凸显出了颍川这一地的人文特性,正如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中所写,该地地域风习的特征是“维护王权政治秩序,奔走不已,甚至奋不顾身”。
　　此外,根据材料我们可以看出,颍川籍太守的主要作为随着时政的变化,其职责会有所差异,按照历史阶段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东汉政权确立和统治前期,政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建立政权,消灭割据势力,所以这一时期的颍川太守们大多要行军作战,他们中的大部分就以战功而立名。(2)东汉统治中期,政局力求稳定,太守们大多是因治平之绩而显明。(3)东汉统治后期,国家动乱使太守们恢复军事方面的职能。此外,太守的作为还与朝廷的政策走向息息相关。东汉的前几个皇帝加强中央集权,政治严明,相应的颍川太守的政绩就比较突出;到了东汉末期,主少国疑,时局动乱,太守中有些人就籍籍无名,还有一些人甚至在正史中找不到记载。如灵帝时唐家出了三名太守,却只在他们的碑文上有提及。但相反,有些人已经崭露头角,例如荀攸、赵俨等,都在三国时期为其主出谋划策,最后功成名就。这就给了颍川以新的机会,使得颍川人在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异常活跃,后来在三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书写了崭新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