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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和马来西亚的班顿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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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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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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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重真理说”提出的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发展中具有普遍意义，也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今天，科学技术有了极大发展，但人类外在的生存环境和内在的精神信仰却日益恶化，人类社会已陷入科学与信仰、科学与道德尖锐对立的两难境地。近代以来，康德、韦伯等大思想家都对科学与宗教、科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作过深刻思考，而在科学之后重建道德与信仰，也正是当代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所谓“生日就是生日”，对人的生日讲，大体是对的；但如果以此套校庆日，则不一定适用。说北大校庆选择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五四，是“首创”、“先例”，是“毛泽东本人的‘引导’”等等，均不符合历史事实。既然中外有些著名的国庆日、校庆日可以选择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为什么北大选择五四为校庆日就被认为是“危险”的而要受到指责呢？先有胡适定五四为校友返校节，后有汤用彤提出将校庆改在五四，与校友返校节统一起来，当时“未见任何公开的异议”，说明是顺理成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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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是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基本活动。由于人类社会必须通过提取、加工和消耗自然资源才能生存，所以人类的投资活动与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投资是以资源的破坏为代价，那么这种投资是不可持续的，不可持续的投资必将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本世纪５０年代开始的投资增长热加剧了环境的恶化程度，而发展中国家环境破坏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不给予自然环境以充分的关注，规模扩大的投资只会耗尽稀缺的自然资源，并最终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不可生存。本文探讨与研究投资的可持续问题，通过分析投资的负效应以及投资
在近百年思想文化和学术史上，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是两大重镇，是中西思想文化的两大汇聚点，它们一南一北，齐寿并峙，相互呼应，成为中国２０世纪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从两者的关系入手，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是一个新的切入点。由此得出结论：如同出版界离不开学术界的智力支持一样，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也离不开现代出版的支持与推动，离不开现代出版业的发展，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也绕不过中国近代出版业。历史表明，学术和出版的结合，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
中国应当发展企业集团。发现企业集团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也是实现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前提条件。发展企业集团应解决以下问题：首先，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培养独立的市场主体。其次，必须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再次，建立资本为纽带、以股权控制为主体的企业集团。应加强企业集团的组织与管理。应更加地采用Ｍ公司结构，作为我国现代企业集团的组织管理模式。要处理好集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恩格斯就明确指出，人类必须摆正自身在自然界中所处的位置，正确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以调节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强调必须变革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利的社会保障。当今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着眼点和出发点与恩格斯的思想是一致的。
计算圆周率的数值，曾是古代数学发展的一种量度。祖冲之（公元４２９－５００）计算的π值精确到小数第六位，并给出π的分数值３５５／１１３（现也称“祖率”）。对于领先世界一千多年的这一精妙结果，古今中外莫不叹服。从刘徽到祖冲之，他们研究圆周率的思想、方法和成果，体现出我国古代数学所达到的一个高峰，也是我国古代科学的一个高峰。这一高峰之达到，是与祖冲之那“搜炼古今”、“莫不揆量”、“咸加核验”、决不“虚推古人”的科学精神分不开的，是与他艰苦卓绝的劳动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分不开的。可惜祖冲之的《缀术》一书已失传，希望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