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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都梁的长篇小说《亮剑》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并经由中央电视台黄金频道播出后,逐渐在全国衍生成一个独特的《亮剑》现象。受众对文学艺术产品诉求的满意度的实现,新世纪呼唤国家民族精神的回应,创作者们对文学艺术创作品位的执著追求,是《亮剑》现象蔚然形成的主要因缘。
【关键词】《亮剑》现象 文化现象 生成因素
从小说《亮剑》多次再版重印,到电视连续剧《亮剑》反复重播,前后近10年间,逐渐在我国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近年来,学界、商界、实业界、政界、军界及社会各层面反响热烈。现象之一,由小说热到电视剧热,又电视剧与小说同热;现象之二,书评、影评、书与剧比较评论交相辉映;现象之三,从礼赞英雄李云龙到张扬小说与连续剧《亮剑》所展示的我们国家、民族、军人可歌可泣、发人深省的亮剑精神。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持续稳定快速推进,亮剑精神的特质正在逐步升华为新世纪我国社会生活中别具亮色的文化现象。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讲,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的产物;从文化心理学角度看,它是文化创意产品生产传播过程中创作者的“从众”心理与受众的“众从”心理有效碰撞的结晶。它的形成有值得探讨的深层次因缘。
一、受众对主流文化创意产品诉求未满足中的一次满意
电视连续剧《亮剑》是一部无大腕、无大投资、无豪华包装的“三无”作品,创造了当时影视剧播出收视率最高记录。有网友在评论中用“天时、地利、人和”来概括这一效果产生的原因:所谓“天时”,就是人们要换口味,给了《亮剑》一个好机会;所谓“地利”,即之前的军旅戏已经为《亮剑》赢得了一批固定的观众,受众中有一批军旅戏的“粉丝”,使《亮剑》的传播有了好的基础;所谓“人和”,是说《亮剑》创作队伍团结一心,克难奋进,一群普通演员演得很努力很成功。这一看法很有见地,尤其是其“天时”说,抓住受众对文化创意产品的诉求立论,可谓切到要处。因为文化建设的每一点进步,文学艺术的每一个成果,受众是它们的第一评判者,受众的满意率与满意度,决定着其绩效高低及成功与否。
我们必须承认,时下中国文化创意产品的广大受众是很成熟的。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艺术创作现象,他们头脑清醒,在欣赏、品评具体的作品时,往往自觉与不自觉地把它放到文化层面去认识分析。我们的研究者不应该忽视这个新世纪新时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赖以繁荣发展的良好基础。当代国内外学者认为:广义的文化概念“应该包括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以及由语言和符号构成的全部世界,它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层面的内容:其一为物质文化,它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生产、生活的器具及其相关的技术;其二为精神文化,它包括人们的思想、信念、价值观以及心态等;其三为行为文化,它指的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其四为制度文化,它表现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确立的社会规范”。其中精神文化是核心,它与其他层面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小说《亮剑》,还是电视剧《亮剑》,均是现代中国社会广义文化的客观反映,当然也是其精神文化的物质再现,属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意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源于现实精神文化,又反作用于现实精神文化。作为重要军事历史题材作品,它的成功首先缘于在精神文化层面让受众久久得不到满足的诉求,获到了一次满意。
勿庸讳言,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辉煌成就的大展台上,相比而言,文化建设成果用“逊色”一词概括似乎并不过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备受“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压抑的文化建设生产力,生机焕发。一时间,在文学艺术领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等,琳琅满目,真乃“百花齐放春满园”;一部令人荡气回肠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很实在地回报了老百姓对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的渴望,拉开了中国电视连续剧繁荣发展的序幕;而且从作家、编剧、导演、演员、制作人的岗位上培养出众多大腕、大家与明星;也吊起广大受众欣赏主流文化创意产品的主体性、多元化味口。
然而,美景并没有持续发展。当年颇有创新奉献的小说作者,而今虽然集作家、教授、学者、官员多种光环于一身,但是似乎“江郎才尽”了;当初业已形成的阶段性主流传统,散化为各以为是的“麻雀战”,让金庸先生孤寂地“一花独放”。电视连续剧创作由改编四大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带进黄金期,也曾生产出诸如《长征》、《我的长征》、《英雄无悔》、《恰同学少年》、《大宅门》、《任长霞》等吸引受众眼球的好作品。可是,正当这些剧种在影坛凭借现代传媒技术形成主色调时,却出现急转直下追步泛娱乐文化倾向,形成古、大、风、俗等消极循环。古者,古装辫子戏也,帝王将相接踵上场,公主后妃陆续登台,满清的肚肠搜括遍,这是受众“掉”味口之一;大者,为大腕、大明星演戏编戏也,在票房价值、个人欲望的驱动下,不惜大投资、大场面、大包装非史非时的故事拼凑,让受众掏腰包去辨析《阴谋与爱情》的情节和《雷雨》的台词何以在这里若隐若现,这是受众“掉”味口之二;风者,跟风上也,一部好戏出台后,走“沾光”、“揩油”之路,同题材、同主题、同情节乃至同台词的仿作、克隆戏蜂拥而上,这是受众“掉”味口之三;俗者,媚俗也,“帅哥”、“靓妹”粉墨登场,敷演大量新鸳鸯蝴蝶剧、才子佳人戏,好像时下少男少女只有情欲,这是受众“掉”味口之四。以至日剧、韩剧先后占据着我国许多电视台重要时段的荧屏。“吊”与“掉”两个同音异形汉字,概括了受众截然不同的文化心理。吊者,诉求、期盼也,希望好戏连台;掉者,失落、失望也,带有被戏耍后的气愤与无奈;“掉”,承载着受众诉求太多的不满足。
那么,时下中国受众的文学艺术诉求有哪些呢?《亮剑》何以让受众得到一次审美满足呢?受众群体结构,大致由四代人构成。其一,在旧中国历经艰苦斗争、饱偿生活辛酸的高龄代。他们与新中国风雨同舟,安度晚年,有充裕的时间读书、看电视,从中寻找人生旅程的精神文化记忆。其二,刚刚从岗位退休的老年代。他们喊着“向雷锋叔叔学习”的口号长大,历经“文化大革命”十年蹉跎,赶上青春末班车,曾在新时期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第一线大展身手;阅历使他们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有更多的理性思考,对青年一代中玩世不恭、信仰淡漠乃至道德淡化现象,难以释怀,“退位未敢忘忧国”,盼望国家迎来一个新的英雄辈出时代,寄希望于文学艺术作品代他们立言。其三,担当着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年代。他们在改革潮流中成人、成才,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各战线的组织者和建设者,面对国内外各种不确定因素的挑战,他们希望更多的英雄出现为他们引路,希望中国现当代历史的艺术再现,为他们提供经验与营养。其四,“90后”出生的青少年一代。他们大多数正在接受学校教育(一部分已走上工作岗位),正处于成熟思想、确立信仰、塑造人格、形成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他们在接受书本知识、老师言传身教的同时,更渴求人文培养、形象感化。尽管这四代人各具个性诉求,但是其共性落到精神文化所涵盖的内容上,期望广大文化工作者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创作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有如“好雨知时节”,小说《亮剑》的出版,电视连续剧《亮剑》的播出,以其革命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鲜明主题、主人公李云龙及其英雄群体所展示的亮剑精神、朴实无华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让各受众群体着实得到一次满足。经他们展开联想再创造,《亮剑》释放出了巨大的精神文化张力。
二、对世纪风云呼唤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变革创新的回应
新世纪赐给人类社会大千世界,究竟是五彩祥云还是云谲雾诡?这似乎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国际问题研究专家的应有课题。笔者在此提出这一问题,旨在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应该切合时代脉搏的角度,站在文学艺术创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与时俱进,深切回应世纪风云呼唤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变革创新的层面上,回观《亮剑》文化现象得以生成的时代社会因素。
新世纪伊始,我们党和国家的决策层,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具有预见性地客观描述了世纪初期的风云变幻:“当人类社会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新世纪的中国有三大历史任务: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要继续“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要“立足中国现实,继承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小说《亮剑》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热销、热议开的,电视连续剧《亮剑》也是在这个背景下闪亮登场的。《亮剑》的时代内涵,回应了时代的眼光。
五年之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秉承全国人民的意志,高度关注着世界的不平静,对世纪风云的变数有了更切实、更理性的认识:“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已发生了太多令举世注目揪心的“天灾人祸”:亚洲金融风暴、美国“9.11”、东南亚海啸、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结束无期、波及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等等;在中国紧接着抗“非典”,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南方冰冻雪灾、汶川特大地震,被吞噬毁损的物质文明和改革成果不可计量。有如波翻浪卷的世纪风云,似乎在考验着人类,更在检验着具有悠久文明史、历经磨难而又巍然屹立的中华民族,究竟具有怎样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变革创新”的丰蕴和伟力。
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把继承传统和顺应时代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执政兴邦理念出发,富有远见地阐述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号召全党“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广大文化工作者要“创作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这和2008年海内外华夏儿女所展示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伟大抗震精神,让世人在这场抗震救灾中所见证的中华民族英勇顽强、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没有丝毫的偶然性,却有着深刻的必然性。因为它在客观上总结了新世纪新时期中国人民包括小说、电视剧《亮剑》的创作、传播、深入人心在内的精神文化建设实践经验,又在战略上代表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对世纪风云的呼唤作了高瞻远瞩的回应。《亮剑》作为这一回应中的部分构成,它不只是得到广大受众的厚爱,而更为时代所青睐,进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升华为一种文化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现象是具有历史使命感、时代责任感、国家忧患意识的作家、艺术家们,使自己独特的创造性劳动,高度切合世纪风云脉搏的产物。
首先,他们自觉地凭着艺术的敏感直面世纪风云的呼唤,以《亮剑》为平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透视历史风云中人民的主体地位,在以人为本的时代潮流中把脉历史风云里人的搏动与反搏动,亦即挖掘人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诸多要素构成,揭示历史风云里人的群体所体现的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创新活力、人性美等等的水之源、木之本。这一点从作品取名《亮剑》而非惯常作法《李云龙》就显示出来了。
其次,作品集中描写的是上世纪中国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风云画面:日本法西斯强加的一场民族灾难、新旧中国命运搏斗、建国初期所面临的反华包围圈,可谓血雨腥风,波澜壮阔;作品集中刻画的是从这些风云画面里走出来的中国人、中国男人、中国女人、中国军人(包括以楚云飞为代表的国民党军队将士)具有传奇色彩的战斗经历与典型性格;作品集中昭示的是以李云龙为代表的英雄群体特有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创新品格、赤诚以待亲情友情的中国气魄;作品中的人物所导演的事件和矛盾冲突,都力求贴近当时的实际、当时的生活、当时的群众,无处不有历史的影子。它客观上是上世纪中华民族回应时代风云对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变革创新呼唤的精神文化记忆,而这一记忆又与新世纪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建设血肉相联,中国人民必然视之为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其三,有小说作者都梁共同参与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亮剑》,以更集中的笔墨和画面,展现了人民军队伟岸、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勇往直前、慷慨无畏的亮剑精神,用主人公李云龙的话描述,就是:“面对强大的敌人,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这种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坚忍不拔的亮剑精神,其动机、动力与目的,来自于“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大忠大义。民是国之本,为民即为国;“为人民服务”,是军队的宗旨,也是军人的天职;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个人生死荣辱、陟罚臧否是那样微不足道。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认为,当今时代,中国伦理道德有两点精华值得提倡:“第一点是讲气节、骨气”,“第二点是爱国主义”。电视剧《亮剑》集中彰显的亮剑精神,正是从传统文化中继承和发扬了这些民族美德,才使它在现实生活中释放出了那么强的普适性。
据有关报道,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各兵种把连续剧《亮剑》光盘作为当代军人核心素质培养的教材,广大青年战士是小说《亮剑》的热心读者,也是连续剧《亮剑》的热情粉丝。面对汶川抗震救灾的艰难险阻,人民解放军在第一时间内,从四面八方汇向灾区,海陆空立体“亮剑”。有个战士从废墟中救出多名师生,负了重伤,他不顾战友们的阻拦,拖着断腿哭喊着“让我再救一个人。”这和《亮剑》中骑兵连长在成为全连唯一活着的独臂人时,仍高举战刀喊着:“骑兵连,冲……”是多么惊人相似的悲壮。报告文学《在天府的苍穹反复吟唱》有一段这样的叙述:“四川重灾区壮烈捐躯的乡村教师绝大部分是‘70后’、‘80后’。德阳市有117位教师遇难。我在调查中继续得知,德阳市与其他重灾区遇难的教师,绝大部分当时都是在课堂里上课——虽然不是每个遇难教师的身体下都护有学生,但他们都是在灭顶之灾千钧一发时,仍坚守在岗位上为救学生而殉职的英雄。”不能说这些遇难英雄生前都阅读欣赏过《亮剑》,但是,他们以文弱之躯向毁灭人类家园的天崩地裂“亮剑”,至少是《亮剑》的创作者们对自己劳动成果希望得到的验证。事实说明,《亮剑》张扬的体现中华民族特质的亮剑精神,它穿越时空,跨越地域,联动民众,是中华民族崛起征程中应对世纪风云变幻的巨大精神动力。
三、精神文化建设中高品位追求的执著坚守
人类社会有了光电子技术以后,快速进入数字化技术信息时代,电视、计算机等高新传播媒体日新月异地改变着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于是在文化学范畴内出现了影视文化、网络文化、娱乐文化、大众文化、山寨文化等等新概念。在我国文学创作领域,“由世纪初基本统一的整体性体制化文学分化为传统文学、市场化文学和新媒体文学之后,三分天下的大致格局逐渐形成和稳定”,“以文学图书为主轴的市场化文学和以网络文学为主体的新媒体文学两大新兴文学板块已成为文学阵营的生力军”;同时也负载着一些价值观念,如“娱乐至上”理念、“吸引眼球”策略以及影视文化中的“泛娱乐化”倾向等等,既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又对传统文学写作和影视剧创作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模糊了文学艺术创作中许多原本定论的规律性、基本性观念,人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些疑惑:文学艺术创作者要不要坚守责任感?文学艺术作品乃至电视节目意蕴要不要一定的深度和高度?文学艺术的功用要不要坚守“寓教于乐”?影视文化乃至整个文化创意产品商业运作要不要强调社会效益?一言以蔽之,文学艺术创作、传播、接受全程中要不要讲求品位?对此,小说、电视剧《亮剑》的创作者们亮出了自己的宝剑,给受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文艺批评界带来许多意味深长的话题,而引发的社会热议更远远超出《亮剑》本身。笔者认为他们的“亮剑”行为,旨在从维护受众基本文化权益出发,执著地坚守文学艺术创作应有品位的追求。
其一,不“轻薄为文”,而“发愤著书”。小说作者都梁,是个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由痴迷文学的少年成长起来的业余作家。他的人生旅程:入学读书——参军服役——当教师——做公务员——当公司经理——任石油勘探所所长——甘为自由撰稿人。《亮剑》是他的处女作。据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董葆存编辑介绍,他写《亮剑》经历奇特,“说创作周期长,他酝酿了很多年,许多人物早已烂熟于胸;说创作周期短,他只写了8个月,而且都是业余时间——白天做生意晚上写,甚至在老人的病床前写。能写出这部书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说偶然,创作的直接动因是因为打赌:他和朋友聊天,把当今的小说骂了个遍。朋友就说你别光说人家的不行,你写一部出来看看。他说写就写。于是,写起了小说,并且一气呵成。说必然,他对我党我军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和人物有过很认真的研究,对苏联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历史也有十多年的研究和思考”。他曾对媒体采访坦言:“我了解《亮剑》中涉及的历史,又接触过不少当年的老将军、老干部,他们的叙述能使我捕捉到很多历史的信息,这些信息非常宝贵,是书本上查不到的。”《亮剑》的创作是有的放矢、有备而为。他希望自己的《亮剑》在这样三个方面有别于以前的同类作品:一是内容上的亮剑精神,二是有缺点的英雄形象,三是视野的宏观感。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联合举行的研讨会上,20多位作家、评论家给了《亮剑》公正的评价:“这是一部期望已久的具有突破意义的力作”,“在英雄性格与凝重历史的统一方面达到了一种匠心独运的新高度”。“发愤著书”,为电视剧《亮剑》的成功创造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其二,高起点策划,演中国硬汉。2005年11月16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中央人民电视台文艺中心、海润影视制作公司、上海电影集团、总政治部秘书局等单位,在北京联合主办了关于连续剧《亮剑》热播的专家研讨会,透露了该剧策划过程中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决策层人人认真阅读研究过小说《亮剑》,“小说弘扬的英雄主义气概和中国风格打动了我”,“小说把人物回归到美学的地位”(任仲伦语),小说是一部“有思想的艺术、有艺术的思想相统一的作品”(仲呈祥语),应该及时搬上荧屏;以军旅戏编剧为主体的剧本创作班子一致认为,要站在“把‘亮剑’精神作为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动力”的高度来改编剧本,要坚持小说已经提供了的三个方面的基础:一个是主题和纯正的军人旗帜,第二是鲜明的人物形象,第三是精彩的故事,要突出“至刚至猛”的军人气质,未来战争“打仗还得靠这样的人”;都梁参与编剧工作以后,把剧本改编变为剧本再创造,坚持十足阳刚气的审美取向,坚持“男人写”、“写男人”、“写给男人看”的创作思路。为什么这样做?都梁说得很明白:“我在想,到了今天,我辈男儿欠缺的东西太多。缺什么?一种勇往强悍的气质,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一种顶天立地的气魄和责任。”因此,电视剧《亮剑》只截取小说的前半部,唱响革命英雄主义凯歌,而“不张扬个人英雄主义,抗日战争打下来不是靠个人的英雄主义”(都梁语)。在三易其稿的《亮剑》剧本中,战斗场面和人物情感得到极大丰富,形成了这部军旅剧独特的视角和凝重的历史感与史诗感,小说中的亮剑精神在这里得到了强化。在此,笔者不由得想起海明威笔下“硬汉子性格”小说,《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所体现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那样一种人的本质上的勇敢及面对失败的精神,与李云龙的亮剑精神,恰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三,守“寓教于乐”,求“雅俗共赏”。我国精神文化建设中的“寓教于乐”、“雅俗共赏”观念,植根于文学艺术批评史的传统之中,又凝聚着现代人的文明与智慧,在当代中国跨入信息时代的门槛之后,它仍然不失其规律性、基本性意义。“寓教于乐”肯定了文学艺术作品审美作用中的娱乐性、教育性两条基本的价值取向,又是处理二者关系的平衡标准;“雅俗共赏”则是这一平衡标准的境界描述,其官方话语是“群众喜闻乐见”。小说、电视剧《亮剑》的“寓教于乐”坚守,主要集中在对视角的选择和视点的落实上。这里主要以电视剧《亮剑》为分析对象略作展开。所谓视角,是指这部军事历史题材剧所集中揭示的亮剑精神,与一般意义上的英雄主义有本质区别,表达的是一个民族的英雄主义气概。“它不是简单地布一个战场的景,造战斗胜利的样式剧”(都梁语),而重在战场的质感和战斗的过程,让战争的历史真实性和战争的史诗悲壮性高度统一,让受众在感知历史的厚重中,感悟一个民族的特质,即或是剧中日本部队及其特种小分队,也不简单化、脸谱化。所谓视点,即剧中以李云龙为代表的英雄群体各自的个性,尤其是李云龙这个集中国人、中国男人、中国军人特质于一身的个性的复杂性,是创作者倾其感情和才艺之所在。他是从中国农民中走出来的职业军人,在长期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为人民军队基层指挥员,直至成为将军,他的许多英雄事迹,他的军人气质的许多方面,可能在别的出身军人身上也会发生,但是他的波浪式成长过程、他的“农们式的狡猾”,却是别的军人不曾有也不会有的。他不止是都梁及其创作群体喜欢的英雄,更是广大受众喜欢听其言、喜欢看其行、喜欢想其所想的英雄,因为他是真实的、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英雄,及至他获得美丽的田雨的爱情,并结为伉俪,受众也是喜之贺之。正因为剧中的场景、事件与人物性格过程是真实的,英雄的人格、气质与精神是纯正高尚的,环境、细节和语言、行为是生活化的,这每一个落在实处的视点构成了全剧“雅俗共赏”的风格,老百姓当然乐观不疲,并且感悟多多,体会多多。电视剧《亮剑》是品位守卫者的胜利。
★作者单位:湖北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
【关键词】《亮剑》现象 文化现象 生成因素
从小说《亮剑》多次再版重印,到电视连续剧《亮剑》反复重播,前后近10年间,逐渐在我国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近年来,学界、商界、实业界、政界、军界及社会各层面反响热烈。现象之一,由小说热到电视剧热,又电视剧与小说同热;现象之二,书评、影评、书与剧比较评论交相辉映;现象之三,从礼赞英雄李云龙到张扬小说与连续剧《亮剑》所展示的我们国家、民族、军人可歌可泣、发人深省的亮剑精神。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持续稳定快速推进,亮剑精神的特质正在逐步升华为新世纪我国社会生活中别具亮色的文化现象。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讲,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的产物;从文化心理学角度看,它是文化创意产品生产传播过程中创作者的“从众”心理与受众的“众从”心理有效碰撞的结晶。它的形成有值得探讨的深层次因缘。
一、受众对主流文化创意产品诉求未满足中的一次满意
电视连续剧《亮剑》是一部无大腕、无大投资、无豪华包装的“三无”作品,创造了当时影视剧播出收视率最高记录。有网友在评论中用“天时、地利、人和”来概括这一效果产生的原因:所谓“天时”,就是人们要换口味,给了《亮剑》一个好机会;所谓“地利”,即之前的军旅戏已经为《亮剑》赢得了一批固定的观众,受众中有一批军旅戏的“粉丝”,使《亮剑》的传播有了好的基础;所谓“人和”,是说《亮剑》创作队伍团结一心,克难奋进,一群普通演员演得很努力很成功。这一看法很有见地,尤其是其“天时”说,抓住受众对文化创意产品的诉求立论,可谓切到要处。因为文化建设的每一点进步,文学艺术的每一个成果,受众是它们的第一评判者,受众的满意率与满意度,决定着其绩效高低及成功与否。
我们必须承认,时下中国文化创意产品的广大受众是很成熟的。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艺术创作现象,他们头脑清醒,在欣赏、品评具体的作品时,往往自觉与不自觉地把它放到文化层面去认识分析。我们的研究者不应该忽视这个新世纪新时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赖以繁荣发展的良好基础。当代国内外学者认为:广义的文化概念“应该包括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以及由语言和符号构成的全部世界,它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层面的内容:其一为物质文化,它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生产、生活的器具及其相关的技术;其二为精神文化,它包括人们的思想、信念、价值观以及心态等;其三为行为文化,它指的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其四为制度文化,它表现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确立的社会规范”。其中精神文化是核心,它与其他层面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小说《亮剑》,还是电视剧《亮剑》,均是现代中国社会广义文化的客观反映,当然也是其精神文化的物质再现,属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意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源于现实精神文化,又反作用于现实精神文化。作为重要军事历史题材作品,它的成功首先缘于在精神文化层面让受众久久得不到满足的诉求,获到了一次满意。
勿庸讳言,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辉煌成就的大展台上,相比而言,文化建设成果用“逊色”一词概括似乎并不过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备受“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压抑的文化建设生产力,生机焕发。一时间,在文学艺术领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等,琳琅满目,真乃“百花齐放春满园”;一部令人荡气回肠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很实在地回报了老百姓对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的渴望,拉开了中国电视连续剧繁荣发展的序幕;而且从作家、编剧、导演、演员、制作人的岗位上培养出众多大腕、大家与明星;也吊起广大受众欣赏主流文化创意产品的主体性、多元化味口。
然而,美景并没有持续发展。当年颇有创新奉献的小说作者,而今虽然集作家、教授、学者、官员多种光环于一身,但是似乎“江郎才尽”了;当初业已形成的阶段性主流传统,散化为各以为是的“麻雀战”,让金庸先生孤寂地“一花独放”。电视连续剧创作由改编四大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带进黄金期,也曾生产出诸如《长征》、《我的长征》、《英雄无悔》、《恰同学少年》、《大宅门》、《任长霞》等吸引受众眼球的好作品。可是,正当这些剧种在影坛凭借现代传媒技术形成主色调时,却出现急转直下追步泛娱乐文化倾向,形成古、大、风、俗等消极循环。古者,古装辫子戏也,帝王将相接踵上场,公主后妃陆续登台,满清的肚肠搜括遍,这是受众“掉”味口之一;大者,为大腕、大明星演戏编戏也,在票房价值、个人欲望的驱动下,不惜大投资、大场面、大包装非史非时的故事拼凑,让受众掏腰包去辨析《阴谋与爱情》的情节和《雷雨》的台词何以在这里若隐若现,这是受众“掉”味口之二;风者,跟风上也,一部好戏出台后,走“沾光”、“揩油”之路,同题材、同主题、同情节乃至同台词的仿作、克隆戏蜂拥而上,这是受众“掉”味口之三;俗者,媚俗也,“帅哥”、“靓妹”粉墨登场,敷演大量新鸳鸯蝴蝶剧、才子佳人戏,好像时下少男少女只有情欲,这是受众“掉”味口之四。以至日剧、韩剧先后占据着我国许多电视台重要时段的荧屏。“吊”与“掉”两个同音异形汉字,概括了受众截然不同的文化心理。吊者,诉求、期盼也,希望好戏连台;掉者,失落、失望也,带有被戏耍后的气愤与无奈;“掉”,承载着受众诉求太多的不满足。
那么,时下中国受众的文学艺术诉求有哪些呢?《亮剑》何以让受众得到一次审美满足呢?受众群体结构,大致由四代人构成。其一,在旧中国历经艰苦斗争、饱偿生活辛酸的高龄代。他们与新中国风雨同舟,安度晚年,有充裕的时间读书、看电视,从中寻找人生旅程的精神文化记忆。其二,刚刚从岗位退休的老年代。他们喊着“向雷锋叔叔学习”的口号长大,历经“文化大革命”十年蹉跎,赶上青春末班车,曾在新时期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第一线大展身手;阅历使他们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有更多的理性思考,对青年一代中玩世不恭、信仰淡漠乃至道德淡化现象,难以释怀,“退位未敢忘忧国”,盼望国家迎来一个新的英雄辈出时代,寄希望于文学艺术作品代他们立言。其三,担当着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年代。他们在改革潮流中成人、成才,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各战线的组织者和建设者,面对国内外各种不确定因素的挑战,他们希望更多的英雄出现为他们引路,希望中国现当代历史的艺术再现,为他们提供经验与营养。其四,“90后”出生的青少年一代。他们大多数正在接受学校教育(一部分已走上工作岗位),正处于成熟思想、确立信仰、塑造人格、形成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他们在接受书本知识、老师言传身教的同时,更渴求人文培养、形象感化。尽管这四代人各具个性诉求,但是其共性落到精神文化所涵盖的内容上,期望广大文化工作者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创作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有如“好雨知时节”,小说《亮剑》的出版,电视连续剧《亮剑》的播出,以其革命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鲜明主题、主人公李云龙及其英雄群体所展示的亮剑精神、朴实无华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让各受众群体着实得到一次满足。经他们展开联想再创造,《亮剑》释放出了巨大的精神文化张力。
二、对世纪风云呼唤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变革创新的回应
新世纪赐给人类社会大千世界,究竟是五彩祥云还是云谲雾诡?这似乎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国际问题研究专家的应有课题。笔者在此提出这一问题,旨在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应该切合时代脉搏的角度,站在文学艺术创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与时俱进,深切回应世纪风云呼唤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变革创新的层面上,回观《亮剑》文化现象得以生成的时代社会因素。
新世纪伊始,我们党和国家的决策层,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具有预见性地客观描述了世纪初期的风云变幻:“当人类社会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新世纪的中国有三大历史任务: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要继续“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要“立足中国现实,继承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小说《亮剑》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热销、热议开的,电视连续剧《亮剑》也是在这个背景下闪亮登场的。《亮剑》的时代内涵,回应了时代的眼光。
五年之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秉承全国人民的意志,高度关注着世界的不平静,对世纪风云的变数有了更切实、更理性的认识:“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已发生了太多令举世注目揪心的“天灾人祸”:亚洲金融风暴、美国“9.11”、东南亚海啸、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结束无期、波及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等等;在中国紧接着抗“非典”,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南方冰冻雪灾、汶川特大地震,被吞噬毁损的物质文明和改革成果不可计量。有如波翻浪卷的世纪风云,似乎在考验着人类,更在检验着具有悠久文明史、历经磨难而又巍然屹立的中华民族,究竟具有怎样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变革创新”的丰蕴和伟力。
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把继承传统和顺应时代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执政兴邦理念出发,富有远见地阐述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号召全党“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广大文化工作者要“创作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这和2008年海内外华夏儿女所展示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伟大抗震精神,让世人在这场抗震救灾中所见证的中华民族英勇顽强、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没有丝毫的偶然性,却有着深刻的必然性。因为它在客观上总结了新世纪新时期中国人民包括小说、电视剧《亮剑》的创作、传播、深入人心在内的精神文化建设实践经验,又在战略上代表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对世纪风云的呼唤作了高瞻远瞩的回应。《亮剑》作为这一回应中的部分构成,它不只是得到广大受众的厚爱,而更为时代所青睐,进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升华为一种文化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现象是具有历史使命感、时代责任感、国家忧患意识的作家、艺术家们,使自己独特的创造性劳动,高度切合世纪风云脉搏的产物。
首先,他们自觉地凭着艺术的敏感直面世纪风云的呼唤,以《亮剑》为平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透视历史风云中人民的主体地位,在以人为本的时代潮流中把脉历史风云里人的搏动与反搏动,亦即挖掘人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诸多要素构成,揭示历史风云里人的群体所体现的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创新活力、人性美等等的水之源、木之本。这一点从作品取名《亮剑》而非惯常作法《李云龙》就显示出来了。
其次,作品集中描写的是上世纪中国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风云画面:日本法西斯强加的一场民族灾难、新旧中国命运搏斗、建国初期所面临的反华包围圈,可谓血雨腥风,波澜壮阔;作品集中刻画的是从这些风云画面里走出来的中国人、中国男人、中国女人、中国军人(包括以楚云飞为代表的国民党军队将士)具有传奇色彩的战斗经历与典型性格;作品集中昭示的是以李云龙为代表的英雄群体特有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创新品格、赤诚以待亲情友情的中国气魄;作品中的人物所导演的事件和矛盾冲突,都力求贴近当时的实际、当时的生活、当时的群众,无处不有历史的影子。它客观上是上世纪中华民族回应时代风云对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变革创新呼唤的精神文化记忆,而这一记忆又与新世纪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建设血肉相联,中国人民必然视之为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其三,有小说作者都梁共同参与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亮剑》,以更集中的笔墨和画面,展现了人民军队伟岸、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勇往直前、慷慨无畏的亮剑精神,用主人公李云龙的话描述,就是:“面对强大的敌人,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这种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坚忍不拔的亮剑精神,其动机、动力与目的,来自于“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大忠大义。民是国之本,为民即为国;“为人民服务”,是军队的宗旨,也是军人的天职;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个人生死荣辱、陟罚臧否是那样微不足道。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认为,当今时代,中国伦理道德有两点精华值得提倡:“第一点是讲气节、骨气”,“第二点是爱国主义”。电视剧《亮剑》集中彰显的亮剑精神,正是从传统文化中继承和发扬了这些民族美德,才使它在现实生活中释放出了那么强的普适性。
据有关报道,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各兵种把连续剧《亮剑》光盘作为当代军人核心素质培养的教材,广大青年战士是小说《亮剑》的热心读者,也是连续剧《亮剑》的热情粉丝。面对汶川抗震救灾的艰难险阻,人民解放军在第一时间内,从四面八方汇向灾区,海陆空立体“亮剑”。有个战士从废墟中救出多名师生,负了重伤,他不顾战友们的阻拦,拖着断腿哭喊着“让我再救一个人。”这和《亮剑》中骑兵连长在成为全连唯一活着的独臂人时,仍高举战刀喊着:“骑兵连,冲……”是多么惊人相似的悲壮。报告文学《在天府的苍穹反复吟唱》有一段这样的叙述:“四川重灾区壮烈捐躯的乡村教师绝大部分是‘70后’、‘80后’。德阳市有117位教师遇难。我在调查中继续得知,德阳市与其他重灾区遇难的教师,绝大部分当时都是在课堂里上课——虽然不是每个遇难教师的身体下都护有学生,但他们都是在灭顶之灾千钧一发时,仍坚守在岗位上为救学生而殉职的英雄。”不能说这些遇难英雄生前都阅读欣赏过《亮剑》,但是,他们以文弱之躯向毁灭人类家园的天崩地裂“亮剑”,至少是《亮剑》的创作者们对自己劳动成果希望得到的验证。事实说明,《亮剑》张扬的体现中华民族特质的亮剑精神,它穿越时空,跨越地域,联动民众,是中华民族崛起征程中应对世纪风云变幻的巨大精神动力。
三、精神文化建设中高品位追求的执著坚守
人类社会有了光电子技术以后,快速进入数字化技术信息时代,电视、计算机等高新传播媒体日新月异地改变着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于是在文化学范畴内出现了影视文化、网络文化、娱乐文化、大众文化、山寨文化等等新概念。在我国文学创作领域,“由世纪初基本统一的整体性体制化文学分化为传统文学、市场化文学和新媒体文学之后,三分天下的大致格局逐渐形成和稳定”,“以文学图书为主轴的市场化文学和以网络文学为主体的新媒体文学两大新兴文学板块已成为文学阵营的生力军”;同时也负载着一些价值观念,如“娱乐至上”理念、“吸引眼球”策略以及影视文化中的“泛娱乐化”倾向等等,既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又对传统文学写作和影视剧创作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模糊了文学艺术创作中许多原本定论的规律性、基本性观念,人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些疑惑:文学艺术创作者要不要坚守责任感?文学艺术作品乃至电视节目意蕴要不要一定的深度和高度?文学艺术的功用要不要坚守“寓教于乐”?影视文化乃至整个文化创意产品商业运作要不要强调社会效益?一言以蔽之,文学艺术创作、传播、接受全程中要不要讲求品位?对此,小说、电视剧《亮剑》的创作者们亮出了自己的宝剑,给受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文艺批评界带来许多意味深长的话题,而引发的社会热议更远远超出《亮剑》本身。笔者认为他们的“亮剑”行为,旨在从维护受众基本文化权益出发,执著地坚守文学艺术创作应有品位的追求。
其一,不“轻薄为文”,而“发愤著书”。小说作者都梁,是个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由痴迷文学的少年成长起来的业余作家。他的人生旅程:入学读书——参军服役——当教师——做公务员——当公司经理——任石油勘探所所长——甘为自由撰稿人。《亮剑》是他的处女作。据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董葆存编辑介绍,他写《亮剑》经历奇特,“说创作周期长,他酝酿了很多年,许多人物早已烂熟于胸;说创作周期短,他只写了8个月,而且都是业余时间——白天做生意晚上写,甚至在老人的病床前写。能写出这部书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说偶然,创作的直接动因是因为打赌:他和朋友聊天,把当今的小说骂了个遍。朋友就说你别光说人家的不行,你写一部出来看看。他说写就写。于是,写起了小说,并且一气呵成。说必然,他对我党我军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和人物有过很认真的研究,对苏联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历史也有十多年的研究和思考”。他曾对媒体采访坦言:“我了解《亮剑》中涉及的历史,又接触过不少当年的老将军、老干部,他们的叙述能使我捕捉到很多历史的信息,这些信息非常宝贵,是书本上查不到的。”《亮剑》的创作是有的放矢、有备而为。他希望自己的《亮剑》在这样三个方面有别于以前的同类作品:一是内容上的亮剑精神,二是有缺点的英雄形象,三是视野的宏观感。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联合举行的研讨会上,20多位作家、评论家给了《亮剑》公正的评价:“这是一部期望已久的具有突破意义的力作”,“在英雄性格与凝重历史的统一方面达到了一种匠心独运的新高度”。“发愤著书”,为电视剧《亮剑》的成功创造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其二,高起点策划,演中国硬汉。2005年11月16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中央人民电视台文艺中心、海润影视制作公司、上海电影集团、总政治部秘书局等单位,在北京联合主办了关于连续剧《亮剑》热播的专家研讨会,透露了该剧策划过程中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决策层人人认真阅读研究过小说《亮剑》,“小说弘扬的英雄主义气概和中国风格打动了我”,“小说把人物回归到美学的地位”(任仲伦语),小说是一部“有思想的艺术、有艺术的思想相统一的作品”(仲呈祥语),应该及时搬上荧屏;以军旅戏编剧为主体的剧本创作班子一致认为,要站在“把‘亮剑’精神作为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动力”的高度来改编剧本,要坚持小说已经提供了的三个方面的基础:一个是主题和纯正的军人旗帜,第二是鲜明的人物形象,第三是精彩的故事,要突出“至刚至猛”的军人气质,未来战争“打仗还得靠这样的人”;都梁参与编剧工作以后,把剧本改编变为剧本再创造,坚持十足阳刚气的审美取向,坚持“男人写”、“写男人”、“写给男人看”的创作思路。为什么这样做?都梁说得很明白:“我在想,到了今天,我辈男儿欠缺的东西太多。缺什么?一种勇往强悍的气质,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一种顶天立地的气魄和责任。”因此,电视剧《亮剑》只截取小说的前半部,唱响革命英雄主义凯歌,而“不张扬个人英雄主义,抗日战争打下来不是靠个人的英雄主义”(都梁语)。在三易其稿的《亮剑》剧本中,战斗场面和人物情感得到极大丰富,形成了这部军旅剧独特的视角和凝重的历史感与史诗感,小说中的亮剑精神在这里得到了强化。在此,笔者不由得想起海明威笔下“硬汉子性格”小说,《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所体现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那样一种人的本质上的勇敢及面对失败的精神,与李云龙的亮剑精神,恰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三,守“寓教于乐”,求“雅俗共赏”。我国精神文化建设中的“寓教于乐”、“雅俗共赏”观念,植根于文学艺术批评史的传统之中,又凝聚着现代人的文明与智慧,在当代中国跨入信息时代的门槛之后,它仍然不失其规律性、基本性意义。“寓教于乐”肯定了文学艺术作品审美作用中的娱乐性、教育性两条基本的价值取向,又是处理二者关系的平衡标准;“雅俗共赏”则是这一平衡标准的境界描述,其官方话语是“群众喜闻乐见”。小说、电视剧《亮剑》的“寓教于乐”坚守,主要集中在对视角的选择和视点的落实上。这里主要以电视剧《亮剑》为分析对象略作展开。所谓视角,是指这部军事历史题材剧所集中揭示的亮剑精神,与一般意义上的英雄主义有本质区别,表达的是一个民族的英雄主义气概。“它不是简单地布一个战场的景,造战斗胜利的样式剧”(都梁语),而重在战场的质感和战斗的过程,让战争的历史真实性和战争的史诗悲壮性高度统一,让受众在感知历史的厚重中,感悟一个民族的特质,即或是剧中日本部队及其特种小分队,也不简单化、脸谱化。所谓视点,即剧中以李云龙为代表的英雄群体各自的个性,尤其是李云龙这个集中国人、中国男人、中国军人特质于一身的个性的复杂性,是创作者倾其感情和才艺之所在。他是从中国农民中走出来的职业军人,在长期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为人民军队基层指挥员,直至成为将军,他的许多英雄事迹,他的军人气质的许多方面,可能在别的出身军人身上也会发生,但是他的波浪式成长过程、他的“农们式的狡猾”,却是别的军人不曾有也不会有的。他不止是都梁及其创作群体喜欢的英雄,更是广大受众喜欢听其言、喜欢看其行、喜欢想其所想的英雄,因为他是真实的、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英雄,及至他获得美丽的田雨的爱情,并结为伉俪,受众也是喜之贺之。正因为剧中的场景、事件与人物性格过程是真实的,英雄的人格、气质与精神是纯正高尚的,环境、细节和语言、行为是生活化的,这每一个落在实处的视点构成了全剧“雅俗共赏”的风格,老百姓当然乐观不疲,并且感悟多多,体会多多。电视剧《亮剑》是品位守卫者的胜利。
★作者单位:湖北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