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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峻碑》全称《汉司隶校尉忠惠公鲁君碑》,又名《汉司隶校尉鲁峻碑》《鲁忠惠碑》,东汉熹平二年(173年)四月立,现存山东济宁博物馆汉碑陈列馆,17行,行32字。篆额题“汉司隶校尉忠惠父鲁君碑”。
此碑漫漶颇甚,许多字已不可辨。该碑点画方劲端严、厚重而丰腴,兼有萧散、古逸之致。其字大小相间,欹正相生,布局活泼可爱。碑阳与碑阴之字非出一手,而碑阴古朴自然,尤多天趣。
明郭宗昌《金石史》谓其“书法峭峻古雅,第小开魏人堂室,然自是汉格”。清万经云:“字体方整匀净,凡勒笔、磔笔、超笔、挑起处极丰肥,开元诸家似效其体。”杨守敬《平碑记》则谓:“丰腴雄伟,唐明皇、徐季海亦从此出,而肥浓太甚,无此气韵矣。”费声骞《古代碑帖鉴赏》云:“临写时应防波画起笔处逆锋侧露,笔致一味重浊而流于唐隶的庸俗风气。”
诸多真知灼见的评论,真实客观地评述了《鲁峻碑》对后世书风所产生的影响。
《武荣碑》全称《汉故执金吾丞武君之碑》隶书碑额,全文“汉故执金吾丞武君之碑”,东汉永康元年(公元167年)立,现存山东济宁博物馆汉碑陈列馆。从其形制来看,下有碑座,中有碑穿,上有碑额(圭形),碑文在其穿右下侧,左侧无字,形制奇特。该碑纵243厘米,横84厘米,厚26厘米,碑文10行,行31字,正文隶书,全文274字。此碑是山东嘉祥武氏墓群的碑刻之一,原在碑主墓前,由于黄河改道,墓群石刻大部分被淤埋地下。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钱塘人黄易(西泠八家之一)任职济宁运河同知时,寻得原石,就地建石室庋藏,并写下《修武氏祠堂记略》。
该碑是汉碑中的佳作,风格与《郑固碑》相近。书法用笔波磔上扬,点画形态流畅活脱,字形体势飞动,毫无拘谨之感。惟惜其剥蚀较重,临写有很大难度,清何绍基、赵之谦等人有该碑临本。
洪适《隶释》对其有记载。清代何绍基、赵之谦有临本存世。
在《任城王汉墓黄肠石题刻》众多的黄肠石题刻中,内容涉及人名、地名、数字、尺寸及其不同的组合。从其书法艺术风格来看涵盖了平稳工整类、率意烂漫类、板滞拘谨类、跌宕遒丽类。
隶书作为汉代的通行字体,由隶变而成,是战国古隶发展变化的结果。西汉初期篆书到隶书的变革基本完成,到东汉时期,隶书发展到成熟稳定状态。随着社会发展,在实用需求和审美需求的双重引导下,汉代隶书出现了通俗隶书和典型隶书两大类型,即正体与俗体。
任城王一号汉墓黄肠题石刻字从内容、书法风格上的分类情况可以看出汉代隶书正体与俗体的发展关系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此碑漫漶颇甚,许多字已不可辨。该碑点画方劲端严、厚重而丰腴,兼有萧散、古逸之致。其字大小相间,欹正相生,布局活泼可爱。碑阳与碑阴之字非出一手,而碑阴古朴自然,尤多天趣。
明郭宗昌《金石史》谓其“书法峭峻古雅,第小开魏人堂室,然自是汉格”。清万经云:“字体方整匀净,凡勒笔、磔笔、超笔、挑起处极丰肥,开元诸家似效其体。”杨守敬《平碑记》则谓:“丰腴雄伟,唐明皇、徐季海亦从此出,而肥浓太甚,无此气韵矣。”费声骞《古代碑帖鉴赏》云:“临写时应防波画起笔处逆锋侧露,笔致一味重浊而流于唐隶的庸俗风气。”
诸多真知灼见的评论,真实客观地评述了《鲁峻碑》对后世书风所产生的影响。
《武荣碑》全称《汉故执金吾丞武君之碑》隶书碑额,全文“汉故执金吾丞武君之碑”,东汉永康元年(公元167年)立,现存山东济宁博物馆汉碑陈列馆。从其形制来看,下有碑座,中有碑穿,上有碑额(圭形),碑文在其穿右下侧,左侧无字,形制奇特。该碑纵243厘米,横84厘米,厚26厘米,碑文10行,行31字,正文隶书,全文274字。此碑是山东嘉祥武氏墓群的碑刻之一,原在碑主墓前,由于黄河改道,墓群石刻大部分被淤埋地下。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钱塘人黄易(西泠八家之一)任职济宁运河同知时,寻得原石,就地建石室庋藏,并写下《修武氏祠堂记略》。
该碑是汉碑中的佳作,风格与《郑固碑》相近。书法用笔波磔上扬,点画形态流畅活脱,字形体势飞动,毫无拘谨之感。惟惜其剥蚀较重,临写有很大难度,清何绍基、赵之谦等人有该碑临本。
洪适《隶释》对其有记载。清代何绍基、赵之谦有临本存世。
在《任城王汉墓黄肠石题刻》众多的黄肠石题刻中,内容涉及人名、地名、数字、尺寸及其不同的组合。从其书法艺术风格来看涵盖了平稳工整类、率意烂漫类、板滞拘谨类、跌宕遒丽类。
隶书作为汉代的通行字体,由隶变而成,是战国古隶发展变化的结果。西汉初期篆书到隶书的变革基本完成,到东汉时期,隶书发展到成熟稳定状态。随着社会发展,在实用需求和审美需求的双重引导下,汉代隶书出现了通俗隶书和典型隶书两大类型,即正体与俗体。
任城王一号汉墓黄肠题石刻字从内容、书法风格上的分类情况可以看出汉代隶书正体与俗体的发展关系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