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我在本市一所名牌中学上学。当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老百姓们思想大多还很闭塞。在这所学校里,我们难得地受到了一些新思想的熏陶。
　　那时我们的班主任是杨老师,他的出身曾经不好,因为他大多数亲戚都在国外。而到了八十年代初,这种出身突然变得让人艳羡起来。
　　杨老师住在学校单身宿舍,每天的日子过得像苦行僧。早上五点就去操场跑步,晚上十二点还在看书。他平日穿戴像军人般一丝不苟,夏天衬衣风纪扣都扣得紧紧的……
　　“古希腊有个城邦国家叫斯巴达,他们人口不多,可是却能够长期称霸希腊……”杨老师常常会提到斯巴达,似乎那是他最向往的国度。
　　“斯巴达人的孩子一出生就要经历严格筛选,残疾、体弱的婴儿会被扔到山谷里。接着,母亲们会用烈酒为健康婴儿洗澡。不太强壮的婴儿此时会出现痉挛,也扔掉……经历了残酷竞争后形成的斯巴达社会,全民皆兵,个个都能在战场上以一挡百,所向披靡。”杨老师娓娓道来,用赞赏憧憬的语气。
　　女同学们听着这样的描述都觉得很可怕,不过男同学们很容易受到感染,或许因为青春叛逆期的缘故。
　　走上社会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身上隐隐还有些愤青气息,想必都是当年被熏陶的。后来有空阅读了不少有关斯巴达的文字,发现那个让杨老师赞赏不已的斯巴达其实是个人间地狱。
　　斯巴达人只有一种职业,那就是战士;他们也只有一种致富方式,那就是对外掠夺。在掠夺美塞尼亚、将数倍于自己的美塞尼亚人变成斯巴达奴隶之后,斯巴达人并没有获得不劳而获的快感,因为他们的一生中根本没有“快乐”的机会。有幸在婴儿阶段活下来的儿童,7岁开始就要离家军训,常年参加赤身格斗,咬人、挖眼,格斗训练中不知道多少人变成了残疾。12岁后,斯巴达少年每天要到冰冷的河水里洗澡,还要通过学习杀狗锻炼胆量。在7岁到20岁之间,他们每年要受一次鞭打,锻炼服从性和忍耐力,每年都会有人死于鞭下。在饮食方面,军校刻意不让队员吃饱,鼓励他们出去偷盗,偷成了回来有奖励,如果被抓住要受鞭刑……
　　斯巴达的女性也要从小接受严酷的体能训练,一切都是为了成年后交配出体质优秀的下一代。
　　用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去打量斯巴达人,他们根本没有被当做人来看待,只是国家的一个分子或者原子,没有自己的思想、人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当初杨老师为什么会崇拜这样一个国家?现在想想,也不奇怪,一切源于信息的匮乏。好不容易获得一些“新鲜”的信息,不同于主流渠道下发的信息,习惯于主动吸收外来思想的知识分子,自然会觉得耳目一新,继而视若珍宝。多年以后,当我们有条件获取四方八面的不同信息时,这才发现,当年的“珍宝”其实只是一堆垃圾。
　　要做一个真正有思想的人,充分的信息如同阳光、水一样重要。愤青、偏执者,往往产生于信息匮乏环境,或者个人存在信息吸收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