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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愿麻烦别人
住院后的医疗护理工作,理应由护士负责,可是周总理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是我们卫士熟悉,所以有些事情由我们卫士去做,这在总理住院的后期显得更加突出。总理得的是膀胱癌,有些下身的治疗是由大夫去做,他不让护士清理他的下身。如手术后的几天,因体虚出汗过多,需要擦洗身体,护士负责擦上身,我们负责擦下身。
1975年9月20日第四次手术后,特别是进入12月,总理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全在床上解决,大小便的清理工作都由我们卫士来做。每次清理完毕,我们都用毛巾给总理热敷一下,每次用时5~10分钟。看着总理脸上轻松的表情,表明他已舒服了很多,有时总理对我们点点头,我们才会松一口气。
总理在日常生活中很注重仪表。每天起床后,他在卫生间自己刮脸或者去北京饭店刮脸,这是每天必做的事。记得1973年年底,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被重点批评的时期,虽然心情不好,但他每天去开会,仍然穿戴整洁、仪表端庄。
住院的日子里,除了手术后的几天不能下床洗漱外,只要自己能去卫生间,总理都会一项不落地做好清理。卧床后的两个多月,总理已不能下床,只好由护士帮他洗漱。张树迎、乔金旺和我看着总理的胡子慢慢长长了,总理不同意再请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来刮脸,他不想让朱师傅看到他病成这个样子,怕朱师傅难过。
于是,我们同护士许奉生商量此事。经总理同意后,我们开始给总理剪胡子。张树迎、乔金旺都比我年长10岁,他俩说当助手,我和许奉生负责剪。刚开始剪时,总理还幽默地说,你们别剪破了脸。我剪了两下,觉得总理不太放心,改由护士许奉生剪。剪的虽然没有刮的那么好,看上去还过得去,不会因为胡子而影响吃饭了。同时,也能使总理保持仪表整洁的习惯。就这样,我们剪过两次。最后一个月,总理无法进食,改为鼻饲,没能再为总理剪胡子了。总理去世后,我们把他送到北京医院的太平间,请来了朱殿华师傅。朱师傅哭着说:你们两个多月没让我去看总理、没给总理刮脸,他的胡子也不是长得很长。我们说中间给剪过两次。他很细致地为总理最后一次刮净胡须。
病中喝碗汤叮嘱卫士付钱
有一天,听医疗组负责肠胃消化方面的专家陈敏章介绍,说北京饭店有一种汤做得很好,营养丰富。我们如获至宝。因为在当时,只要对总理治病有利,我们都会采纳。
我开车到北京饭店去定制这个汤。饭店的领导早已知道总理生病,听说要做个汤,他们发自内心地高兴,因为能为总理的康复尽点力。汤的用料比较多,我只记得有海参丝、鱿鱼条、香菇等,用鸡汤炖。做好后取回来给总理吃,总理觉得不错,喝起来比较容易。总理询问了汤是哪儿做的,并一再叮嘱一定要付钱。我说总理放心吧,我已付了钱。
后来,北京饭店又为总理做了同样的一碗汤,取回来的当天,总理因改用鼻饲,已不能进食,拿回来的汤总理也投喝上。我们取汤时付钱给北京饭店。他们说,总理吃得好,以后还会要,最后一块算吧!我们也觉得这办法可以。因忙于照顾病情逐步加重的总理,我们把汤钱的事给忘了。
周总理去世后,张树迎和我想到了这件事,便打电话找到了北京饭店的齐经理。齐经理哭着说:“总理都不在了,你们怎还想着这件事,这钱不能收,不能收。”他连说了几个不能收,悲痛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张树迎对我说,那就算了吧。这碗汤钱就没交成。
钱没交,当时我们是想通了。可今天想来,仍觉得对不起周总理。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的失误。
周总理是穿着旧衣服走的
周总理病重后期,我们仍然抱着他能病愈出院的一丝希望,谁也没提出后事的准备。对总理1976年1月8日病故,我们仍感突然。
遗体送去北京医院的当天,要求我们把衣服送去。我们去问邓大姐,她明确告诉我们,不做新衣服,要选他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我们选了总理冬天穿的灰色法兰绒中山装,这一套相对较好,虽说旧些,可没补补丁;一件布衬衣,这是一件比较好的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没有更换领子和袖子;一条布衬裤和一件西装背心。这几件衣服,有的穿过几年,有的穿过十几年。总之,没给总理赶做一件新衣服。
邓大姐看过为总理准备好的衣服后,含着眼泪对我们说:“这是恩来的作风,你们最了解他,平时为他添一件衣服都很困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为他而浪费人民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都会一把火烧掉。你们会理解吧?以后不会有人怪你们。”
住院后的医疗护理工作,理应由护士负责,可是周总理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是我们卫士熟悉,所以有些事情由我们卫士去做,这在总理住院的后期显得更加突出。总理得的是膀胱癌,有些下身的治疗是由大夫去做,他不让护士清理他的下身。如手术后的几天,因体虚出汗过多,需要擦洗身体,护士负责擦上身,我们负责擦下身。
1975年9月20日第四次手术后,特别是进入12月,总理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全在床上解决,大小便的清理工作都由我们卫士来做。每次清理完毕,我们都用毛巾给总理热敷一下,每次用时5~10分钟。看着总理脸上轻松的表情,表明他已舒服了很多,有时总理对我们点点头,我们才会松一口气。
总理在日常生活中很注重仪表。每天起床后,他在卫生间自己刮脸或者去北京饭店刮脸,这是每天必做的事。记得1973年年底,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被重点批评的时期,虽然心情不好,但他每天去开会,仍然穿戴整洁、仪表端庄。
住院的日子里,除了手术后的几天不能下床洗漱外,只要自己能去卫生间,总理都会一项不落地做好清理。卧床后的两个多月,总理已不能下床,只好由护士帮他洗漱。张树迎、乔金旺和我看着总理的胡子慢慢长长了,总理不同意再请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来刮脸,他不想让朱师傅看到他病成这个样子,怕朱师傅难过。
于是,我们同护士许奉生商量此事。经总理同意后,我们开始给总理剪胡子。张树迎、乔金旺都比我年长10岁,他俩说当助手,我和许奉生负责剪。刚开始剪时,总理还幽默地说,你们别剪破了脸。我剪了两下,觉得总理不太放心,改由护士许奉生剪。剪的虽然没有刮的那么好,看上去还过得去,不会因为胡子而影响吃饭了。同时,也能使总理保持仪表整洁的习惯。就这样,我们剪过两次。最后一个月,总理无法进食,改为鼻饲,没能再为总理剪胡子了。总理去世后,我们把他送到北京医院的太平间,请来了朱殿华师傅。朱师傅哭着说:你们两个多月没让我去看总理、没给总理刮脸,他的胡子也不是长得很长。我们说中间给剪过两次。他很细致地为总理最后一次刮净胡须。
病中喝碗汤叮嘱卫士付钱
有一天,听医疗组负责肠胃消化方面的专家陈敏章介绍,说北京饭店有一种汤做得很好,营养丰富。我们如获至宝。因为在当时,只要对总理治病有利,我们都会采纳。
我开车到北京饭店去定制这个汤。饭店的领导早已知道总理生病,听说要做个汤,他们发自内心地高兴,因为能为总理的康复尽点力。汤的用料比较多,我只记得有海参丝、鱿鱼条、香菇等,用鸡汤炖。做好后取回来给总理吃,总理觉得不错,喝起来比较容易。总理询问了汤是哪儿做的,并一再叮嘱一定要付钱。我说总理放心吧,我已付了钱。
后来,北京饭店又为总理做了同样的一碗汤,取回来的当天,总理因改用鼻饲,已不能进食,拿回来的汤总理也投喝上。我们取汤时付钱给北京饭店。他们说,总理吃得好,以后还会要,最后一块算吧!我们也觉得这办法可以。因忙于照顾病情逐步加重的总理,我们把汤钱的事给忘了。
周总理去世后,张树迎和我想到了这件事,便打电话找到了北京饭店的齐经理。齐经理哭着说:“总理都不在了,你们怎还想着这件事,这钱不能收,不能收。”他连说了几个不能收,悲痛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张树迎对我说,那就算了吧。这碗汤钱就没交成。
钱没交,当时我们是想通了。可今天想来,仍觉得对不起周总理。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的失误。
周总理是穿着旧衣服走的
周总理病重后期,我们仍然抱着他能病愈出院的一丝希望,谁也没提出后事的准备。对总理1976年1月8日病故,我们仍感突然。
遗体送去北京医院的当天,要求我们把衣服送去。我们去问邓大姐,她明确告诉我们,不做新衣服,要选他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我们选了总理冬天穿的灰色法兰绒中山装,这一套相对较好,虽说旧些,可没补补丁;一件布衬衣,这是一件比较好的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没有更换领子和袖子;一条布衬裤和一件西装背心。这几件衣服,有的穿过几年,有的穿过十几年。总之,没给总理赶做一件新衣服。
邓大姐看过为总理准备好的衣服后,含着眼泪对我们说:“这是恩来的作风,你们最了解他,平时为他添一件衣服都很困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为他而浪费人民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都会一把火烧掉。你们会理解吧?以后不会有人怪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