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統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頭，是那種對統治意識形態不敬者。
　　文人的舌頭是惹禍的根苗，也是謀生的工具。
　　姑不論眾多三家村學究，私塾的教書先生，無日不賴這根舌頭為自家換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廟堂之上的士大夫，無論晉升還是保級，舌頭都是離不了的。我們曾經有過遊說得官的年代，那時候的張儀，在被人暴打一頓之後，醒過來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的舌頭還在嗎？有了舌頭，就擋不住人家滔天的富貴。後來得官之途改道了，從推薦變到考試，但做官的人，還得要會說話。
　　做官首先要建言，對政務提出建議和看法。建言當然可以通過文字的方式，但開會的時候，總要說話，這時候面對面的對話，顯然更要緊些。其次是拍馬，拍馬也一樣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當面拍，畢竟立竿見影，喜笑顏開。其三是“忽悠”，想法讓別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這當然非得直接而且當面才會有效。
　　不過，但凡要說話，就有風險，馬屁也有拍到馬腿上的時候。某些出身草莽、居心叵測的皇帝，比如朱溫和朱元璋，還經常設套引誘臣子來拍，然後按個欺君的罪名殺了。比如朱溫就曾經跟臣子說，柳木做車軸好。臣子馬上附和道：當然好。朱溫馬上大怒：你們玩我，柳木怎麼能做車軸，車軸必須用棗木做！於是附和的倒黴鬼就真的變了鬼。
　　至於建言和忽悠，危險就更大，尤其是面對君主的時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麼時候碰了哪根龍鬚，人家龍顏大怒，自家吃飯的傢伙就沒了。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鏞說，做官要多磕頭，少說話。少說話還是得說，為了防止說錯，唐朝的蘇味道告訴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頭縮尾，到處留下活扣，見機行事，看風轉舵。這些說話的“經驗”，一提起來大家就痛心疾首，大批特批，說實在的，其實這些招數，多半是皇帝老兒逼出來的，又要讓人說，說錯了就要挨整，不想點轍可怎麼混呢。
　　最惹禍的舌頭，是跟領導過不去的那種。上司說東，他偏說西，上司說西瓜好，他偏說南瓜也不錯。中國文人因為管不住舌頭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獄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訓的，就是斷不了根。
　　這樣的人，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己覺得皇帝做的不對，給皇帝提意見的，學名叫諍諫。一種是自說自話，發非常奇異可怪之論，不僅皇帝聽了不順耳，連一般人都受不了。第一種比較常見，在明朝之前，朝廷裡設有專門官員，專職幹這個。但別的官員如果想要說點什麼，在理論上也是可以的。這種事情，平常往往不顯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時期，或者趕上了非常之人，就動靜特別的大。
　　比如東漢後半段，外戚、宦官換著專權，把官爵拿出來當街叫賣，於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前赴後繼地出來說話，太學生們也跟著起哄，鬧學潮，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動用專政工具，打的打，殺的殺，抄的抄，趕的趕。明朝中葉以後，宦官再一次專權，這一次更厲害，乾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來，結社集會，不依不饒。當然朝廷也更有辦法，乾脆扒了褲子當廷打屁股，一直打到稀爛，斷了氣。
　　然而，真正令統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頭，是那種雖然未必就具體的朝政說三道四，但是卻對統治的意識形態不敬的，所謂，“得罪名教”者。東漢的王充，非孔刺孟，由於當時法網不嚴，讓他滑了過去。接下來孔融仗著自己是聖人之後，混說什麼：父子之間有什麼親情道義，當爹的製造孩子，當初無非是出於情欲，而子之於母，就像瓶子裡面盛東西，東西出來了就兩不相干。結果被曹操辦了，連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併提前見乃祖去也。
　　明朝的李贄，讀了幾本佛經，就混說亂道，說《論語》、《孟子》無非是聖人門下的懵懂弟子胡亂記的筆記，有頭無尾，殘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雖然歷代都儒表法裡，行申（不害）、韓（非）之政，但卻不能說破，偏這個李贄，公開說申韓的好話，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於是，李贄以古稀之年，被捉將官裡去，斷送了老頭皮。
　　清朝文字獄最盛，但絕大多數無非是皇帝自己神經過敏，白日見鬼，只有呂留良、曾靜案，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呂留良在講學中高揚民族大義，鼓吹反清，雖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華夷之辨上，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於是，已經死掉的呂留良，被挫骨揚灰，呂氏一族，滿門抄斬，嚓。
　　看來，文人最大的禍患，在於有一條不合時宜，而且又能說出點名堂的舌頭，把這樣的舌頭割了喂狗，天下就太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