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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灵的小鬼当了卫生员
“我就不干了，大哭，拽过针来，急中生智就给扎小猪耳朵上了。一扎，针进去了，药推进去，没出来。第二天，小猪活了。后来他们就说我特神奇，就推荐我去当卫生员。”
王雪梅小时候跟父母和妹妹住在西安的部队大院，小学刚上到三年级就遇上文化大革命，13岁入伍当了兵。新兵连三个月的生活，有一个月是在炊事班。有一天王雪梅跟司务长去买菜，看到一只小猪，央求司务长买下给她养。“我非得让他给我买，我求他，我说你把它买了，我想养它。司务长就给我买了。”等王雪梅快要离开新兵连的时候，突然小猪就病了，眼看着都快死了。王雪梅跑到医务室，让医务室的王护士给小猪打青霉素。王护士缠不过她就去了。猪皮很厚，一扎针就歪了，根本扎不进去。那天还下着雨，猪圈又脏，大家都有点烦了。“我就不干了，大哭，拽过针来，急中生智就给扎小猪耳朵上了。一扎，针进去了，药推进去，没出来。第二天，小猪活了。后来他们就说我特神奇，就推荐我去当卫生员。”王雪梅笑得很得意。
从部队复员之后，王雪梅去了西安市儿童医院当护士，18岁就成了护士长。1978年恢复高考，当时王雪梅已经21岁，她决定参加高考之后，院方从医院边上的四十一中学给她请了老师辅导。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复习，王雪梅连1／2加2／3等于多少都不知道，但她不耻下问。结果跟她一起复习准备高考的妹妹就哭了，跟妈妈说：“你让我姐别给我丢人了。他们都笑话我，说你姐连1／2加2／3等于多少都不知道还想考大学?”79届还有个工农兵学院，因为王雪梅在医院表现特别好，可以保送去工农兵学院。但王雪梅却坚持参加高考，说一定要自己考上。
考上大学后，王雪梅学的是医疗，本来应该以后当医生。但偶然的一次事件，却让王雪梅对临床医生这个工作厌恶至极。病房有3个煤矿的病人，截瘫。王雪梅是实习医生，时年26岁，完全没有性别的概念，因为病人都没有家属照料，所以接大小便她都会去做。两个病人出院，就剩一个病人了。王雪梅照例为病人听诊，但目光接触的一瞬间，她从对方眼睛里看到无比的邪恶。“我当时愣住了，他一下抓过来，抓我胸部。我一耳光就打过去了”。之后有次偶然的机会，王雪梅看到了她未来的导师。“所有的事情只要发生了，一定是必然的。我一看我导师，我就觉得我要跟她走了。”于是，法医，成为了王雪梅硕士期间的专业，也成为了她一生的职业。
拍着桌子要求开棺验尸
开棺的时候，所有骨头拿出来，舌骨找不到。“我就说别着急，我下去，慢慢找。那么脏，但是我也得下去啊。”
1986年硕士毕业，王雪梅就进入最高人民检察院，成为首任专职法医。当时有很多堆积的申诉案件，王雪梅几乎天天都战斗在一线。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案子你非要闹，尸体都埋了那么多年了，最后能得到什么结果?“但我还是觉得，只要有一线希望，还是能找到证据。但打这种包票是很可怕的。”王雪梅说。
当时山西的一个申诉案件，两人打架，其中一人死亡，公安判定是自杀。当事人家属不服判决，认为是掐死的。那时候王雪梅刚到高检院，拍着桌子非要开棺。开棺的时候，所有骨头拿出来，舌骨找不到。“我就说别着急，我下去，慢慢找。摄像摄影全部看着，别到时候说是我弄断的。”王雪梅说，“那么脏，但是我也得下去啊，我一点点在棺材里找。皮肉都腐化了，舌骨是游离骨嘛，我就慢慢找，找到了，两侧舌骨骨折，证据确凿确实是被掐死的”。
最高检察院纠正公安部的错案，作为最高检察院的首任专职法医，那会儿王雪梅天天跟打架一样，带着一大帮基层的法医奋斗在一线。立足尸体，重视现场，参考案情，彼此印证，这是王雪梅的理念。对她来说，尸检是第一位的。生有生的規律，死有死的规律，交通事故、斗殴，一定都是有规律的。要是伪造的，假的，一定会有破绽。破译就是找漏洞。只要不符合规律，就一定是假的，“其实法医一点都不神秘”。
我害怕尸体 但我与亡灵对话
当地的公安人员说，你把我们一个刑警队长逼死了。“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但他活到现在，他能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吗?但他真的死了之后，肉体倒下了，精神站起来了。”
虽然从事法医几十年，但王雪梅说，对尸体，她到现在还是害怕的。“你永远看着尸体都是恶心的，让你害怕的。脏啊，臭啊，邪恶啊，丑陋啊。正常人都会害怕。如果一个人说王老师我要跟你学法医我不怕尸体。这种人是变态，心理有问题。”王雪梅说到现在为止，如果在路上遇到事故，有尸体，她还是会害怕得绕着走，“但在我的法医世界里，我看的是在天之灵。尸体是表象，你看不到他的在天之灵，我能看到。我用心在看。那是忘我的状态。是跨越时空的”。在王雪梅看来，作为法医，用最美好的心，恪守天职，心灵的境界要跟尸体的在天之灵频率对接，这样才能跟亡灵对话。
王雪梅进入最高检察院之后不久，接到一个重大案件，某省城一名刑警队长在侦破案件时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后不久这名嫌疑人突然死亡。如果他是病死的，那和刑警队长没有任何责任，如果是刑讯逼供致死，刑警队长一定要承担法律责任。医生的检验结论是急性肾功能衰竭致死。但王雪梅进行检验之后判定，是刑讯逼供导致的死亡。“刑警队长打了那个犯人，犯人没有马上死。殴打导致大面积肌肉损伤，大量的肌细胞坏死之后到了肾脏，堵住了肾小管，不能正常排尿，造成急性肾功能衰竭。人就死了。”王雪梅说。鉴定书发出去了以后，当地法院马上做出判决，判这个刑警队长三年徒刑。刑警队长跳楼自杀了。
后来王雪梅再到当地执行公务，当地的公安人员说，你把我们一个刑警队长逼死了。“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但他活到现在，他能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吗?但他真的死了之后，肉体倒下了，精神站起来了。”王雪梅说，“这么多年，我觉得是他的在天之灵一直在审视着我，关注着我，他会说王雪梅是对的”。对于王雪梅而言，这是她职业生涯中一个里程碑的人物，她永远不会忘记，所有的监狱非正常死亡案和国家公职人员刑讯逼供案，她都一视同仁，“我不能让他白死”。
我张狂却没人动我，因为我什么都不要
“为什么我这么张狂但没有一个人敢动我，原因就在这儿。第一我不介入政治，第二我什么都不要。房子我不要，待遇我不要，弃得他们很郁闷。”
1997年北海案之后，时任法医室主任的王雪梅被提升为最高检察院院厅局级干部，当时的女性厅局级干部只有她一人，“但其实就是把我挂那儿了。我无所谓。但媒体报道出来了。有人跟我争中国首席法医的名头。我觉得太傻了。在这个时代当一个首席法医要承担多大罪孽啊”。
这么多年王雪梅一直住着单位分的70平方米的房子，“我就觉得我够了。我北京房子好几处。而且完全是正当的。房子我一点都不缺的”。王雪梅70年的兵、86年的硕士生、86年进最高检察院、97年进入领导班子。跟王雪梅同期进入最高检察院的人，就算是打字员，现在都是正厅级。但王雪梅还是副厅级。“因 为要竞争，要报名什么的。”
2009年，副厅级提升正厅级，王雪梅拒绝报名。今年又是如此。后来单位要她述职，王雪梅反问说我不报名我为什么要述职?刚开始单位以为她在闹情绪，说那就去政治部填个表。王雪梅还是不要。“述职就要写我这几年在干什么。这不是培养我们不要脸么?培养我们去要官么?因为正厅级纯粹就是个待遇。我说你们都能不要脸，我就是不能不要脸。如果说政策就是这样，这就是制度化管理，那我王雪梅跳出这个固子。我不跟你们玩儿。”王雪梅说，“为什么我这么张狂但没有一个人敢动我，原因就在这儿。第一我不介入政治，第二我什么都不要。房子我不要，待遇我不要，弄得他们很郁闷”。
想让我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
“我的事儿他们已经开会不知道开了多少次了。但我每一次跟他们争，我不是为了自己的事儿。我去闹去争的，都是以生命为赌注的。”
从1986年到1997年，王雪梅作为首任专职法医、法医室主任一直奋战在一线。同时，她也是让不少人头疼的棘手人物。“我的事儿他们已经开会不知道开了多少次了。”王雪梅大笑，“但我每一次跟他们争，我不是为了自己的事儿。我去闹去争的，都是以生命为赌注的。每一个案子，我以生命做赌注，做抵押，我跟你的乌纱帽赌。我说跟我玩，你玩得了吗?第一我不怕死，第二我不要脸。所有检察长，多大的官，我说，看着我的眼睛!刀架在脖子上我眨一下眼，我王雪梅不是堂堂中国大女人!你们可以把我搞掉了，无所谓。但你们要想让我保持沉默，那是不可能的。我的命我可以不要，你敢不要你的烏纱帽吗?”
“我跟自己说，王雪梅你稍不留神，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利益有太多了，还有各种牵绊。我觉得我过不了的就是亲人这一关。这是很痛苦的过程。我如果不抛弃亲情我走不到今天。”王雪梅语气有点低沉地摆了摆手，“当时他们在我爸爸妈妈妹妹那边都做了工作。无孔不入的。你不懂，我也不想说。所有的事情都能给你弄出来。说你精神病，你到最后就真的成了精神病。但我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如今，一家人都挺过了最艰难的日子，父母和妹妹都生活得非常好。父母也不再劝她了。
“现在他们没人敢跟我谈话了。现在他们不敢惹我了。2008年、2009年那会儿搞得很凶的。当时我真的豁出去了，天天住在高检院。”离开一线12年，王雪梅过得很好，如同小时候一样，她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得很快乐。“好多案子我拿生命做赌注你都不听，我也没办法。”面对记者王雪梅语气有些激动地拍着大腿，“什么躲猫猫死，气得我拍桌子，我很生气。但你别让我承担这些责任。我在这个位置上，你不撤我职我没办法，但你必须要告诉老百姓真相，别让老百姓有误解”。
对于压力王雪梅等闲视之：“我无所谓。我能包容他们。我觉得他们缺德，把德行都给我了，我就圆满了。他们现在不敢说我精神病了。我早就看开了。我决定做法医，就一定要把生死和荣辱置之度外”。
“我就不干了，大哭，拽过针来，急中生智就给扎小猪耳朵上了。一扎，针进去了，药推进去，没出来。第二天，小猪活了。后来他们就说我特神奇，就推荐我去当卫生员。”
王雪梅小时候跟父母和妹妹住在西安的部队大院，小学刚上到三年级就遇上文化大革命，13岁入伍当了兵。新兵连三个月的生活，有一个月是在炊事班。有一天王雪梅跟司务长去买菜，看到一只小猪，央求司务长买下给她养。“我非得让他给我买，我求他，我说你把它买了，我想养它。司务长就给我买了。”等王雪梅快要离开新兵连的时候，突然小猪就病了，眼看着都快死了。王雪梅跑到医务室，让医务室的王护士给小猪打青霉素。王护士缠不过她就去了。猪皮很厚，一扎针就歪了，根本扎不进去。那天还下着雨，猪圈又脏，大家都有点烦了。“我就不干了，大哭，拽过针来，急中生智就给扎小猪耳朵上了。一扎，针进去了，药推进去，没出来。第二天，小猪活了。后来他们就说我特神奇，就推荐我去当卫生员。”王雪梅笑得很得意。
从部队复员之后，王雪梅去了西安市儿童医院当护士，18岁就成了护士长。1978年恢复高考，当时王雪梅已经21岁，她决定参加高考之后，院方从医院边上的四十一中学给她请了老师辅导。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复习，王雪梅连1／2加2／3等于多少都不知道，但她不耻下问。结果跟她一起复习准备高考的妹妹就哭了，跟妈妈说：“你让我姐别给我丢人了。他们都笑话我，说你姐连1／2加2／3等于多少都不知道还想考大学?”79届还有个工农兵学院，因为王雪梅在医院表现特别好，可以保送去工农兵学院。但王雪梅却坚持参加高考，说一定要自己考上。
考上大学后，王雪梅学的是医疗，本来应该以后当医生。但偶然的一次事件，却让王雪梅对临床医生这个工作厌恶至极。病房有3个煤矿的病人，截瘫。王雪梅是实习医生，时年26岁，完全没有性别的概念，因为病人都没有家属照料，所以接大小便她都会去做。两个病人出院，就剩一个病人了。王雪梅照例为病人听诊，但目光接触的一瞬间，她从对方眼睛里看到无比的邪恶。“我当时愣住了，他一下抓过来，抓我胸部。我一耳光就打过去了”。之后有次偶然的机会，王雪梅看到了她未来的导师。“所有的事情只要发生了，一定是必然的。我一看我导师，我就觉得我要跟她走了。”于是，法医，成为了王雪梅硕士期间的专业，也成为了她一生的职业。
拍着桌子要求开棺验尸
开棺的时候，所有骨头拿出来，舌骨找不到。“我就说别着急，我下去，慢慢找。那么脏，但是我也得下去啊。”
1986年硕士毕业，王雪梅就进入最高人民检察院，成为首任专职法医。当时有很多堆积的申诉案件，王雪梅几乎天天都战斗在一线。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案子你非要闹，尸体都埋了那么多年了，最后能得到什么结果?“但我还是觉得，只要有一线希望，还是能找到证据。但打这种包票是很可怕的。”王雪梅说。
当时山西的一个申诉案件，两人打架，其中一人死亡，公安判定是自杀。当事人家属不服判决，认为是掐死的。那时候王雪梅刚到高检院，拍着桌子非要开棺。开棺的时候，所有骨头拿出来，舌骨找不到。“我就说别着急，我下去，慢慢找。摄像摄影全部看着，别到时候说是我弄断的。”王雪梅说，“那么脏，但是我也得下去啊，我一点点在棺材里找。皮肉都腐化了，舌骨是游离骨嘛，我就慢慢找，找到了，两侧舌骨骨折，证据确凿确实是被掐死的”。
最高检察院纠正公安部的错案，作为最高检察院的首任专职法医，那会儿王雪梅天天跟打架一样，带着一大帮基层的法医奋斗在一线。立足尸体，重视现场，参考案情，彼此印证，这是王雪梅的理念。对她来说，尸检是第一位的。生有生的規律，死有死的规律，交通事故、斗殴，一定都是有规律的。要是伪造的，假的，一定会有破绽。破译就是找漏洞。只要不符合规律，就一定是假的，“其实法医一点都不神秘”。
我害怕尸体 但我与亡灵对话
当地的公安人员说，你把我们一个刑警队长逼死了。“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但他活到现在，他能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吗?但他真的死了之后，肉体倒下了，精神站起来了。”
虽然从事法医几十年，但王雪梅说，对尸体，她到现在还是害怕的。“你永远看着尸体都是恶心的，让你害怕的。脏啊，臭啊，邪恶啊，丑陋啊。正常人都会害怕。如果一个人说王老师我要跟你学法医我不怕尸体。这种人是变态，心理有问题。”王雪梅说到现在为止，如果在路上遇到事故，有尸体，她还是会害怕得绕着走，“但在我的法医世界里，我看的是在天之灵。尸体是表象，你看不到他的在天之灵，我能看到。我用心在看。那是忘我的状态。是跨越时空的”。在王雪梅看来，作为法医，用最美好的心，恪守天职，心灵的境界要跟尸体的在天之灵频率对接，这样才能跟亡灵对话。
王雪梅进入最高检察院之后不久，接到一个重大案件，某省城一名刑警队长在侦破案件时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后不久这名嫌疑人突然死亡。如果他是病死的，那和刑警队长没有任何责任，如果是刑讯逼供致死，刑警队长一定要承担法律责任。医生的检验结论是急性肾功能衰竭致死。但王雪梅进行检验之后判定，是刑讯逼供导致的死亡。“刑警队长打了那个犯人，犯人没有马上死。殴打导致大面积肌肉损伤，大量的肌细胞坏死之后到了肾脏，堵住了肾小管，不能正常排尿，造成急性肾功能衰竭。人就死了。”王雪梅说。鉴定书发出去了以后，当地法院马上做出判决，判这个刑警队长三年徒刑。刑警队长跳楼自杀了。
后来王雪梅再到当地执行公务，当地的公安人员说，你把我们一个刑警队长逼死了。“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但他活到现在，他能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吗?但他真的死了之后，肉体倒下了，精神站起来了。”王雪梅说，“这么多年，我觉得是他的在天之灵一直在审视着我，关注着我，他会说王雪梅是对的”。对于王雪梅而言，这是她职业生涯中一个里程碑的人物，她永远不会忘记，所有的监狱非正常死亡案和国家公职人员刑讯逼供案，她都一视同仁，“我不能让他白死”。
我张狂却没人动我，因为我什么都不要
“为什么我这么张狂但没有一个人敢动我，原因就在这儿。第一我不介入政治，第二我什么都不要。房子我不要，待遇我不要，弃得他们很郁闷。”
1997年北海案之后，时任法医室主任的王雪梅被提升为最高检察院院厅局级干部，当时的女性厅局级干部只有她一人，“但其实就是把我挂那儿了。我无所谓。但媒体报道出来了。有人跟我争中国首席法医的名头。我觉得太傻了。在这个时代当一个首席法医要承担多大罪孽啊”。
这么多年王雪梅一直住着单位分的70平方米的房子，“我就觉得我够了。我北京房子好几处。而且完全是正当的。房子我一点都不缺的”。王雪梅70年的兵、86年的硕士生、86年进最高检察院、97年进入领导班子。跟王雪梅同期进入最高检察院的人，就算是打字员，现在都是正厅级。但王雪梅还是副厅级。“因 为要竞争，要报名什么的。”
2009年，副厅级提升正厅级，王雪梅拒绝报名。今年又是如此。后来单位要她述职，王雪梅反问说我不报名我为什么要述职?刚开始单位以为她在闹情绪，说那就去政治部填个表。王雪梅还是不要。“述职就要写我这几年在干什么。这不是培养我们不要脸么?培养我们去要官么?因为正厅级纯粹就是个待遇。我说你们都能不要脸，我就是不能不要脸。如果说政策就是这样，这就是制度化管理，那我王雪梅跳出这个固子。我不跟你们玩儿。”王雪梅说，“为什么我这么张狂但没有一个人敢动我，原因就在这儿。第一我不介入政治，第二我什么都不要。房子我不要，待遇我不要，弄得他们很郁闷”。
想让我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
“我的事儿他们已经开会不知道开了多少次了。但我每一次跟他们争，我不是为了自己的事儿。我去闹去争的，都是以生命为赌注的。”
从1986年到1997年，王雪梅作为首任专职法医、法医室主任一直奋战在一线。同时，她也是让不少人头疼的棘手人物。“我的事儿他们已经开会不知道开了多少次了。”王雪梅大笑，“但我每一次跟他们争，我不是为了自己的事儿。我去闹去争的，都是以生命为赌注的。每一个案子，我以生命做赌注，做抵押，我跟你的乌纱帽赌。我说跟我玩，你玩得了吗?第一我不怕死，第二我不要脸。所有检察长，多大的官，我说，看着我的眼睛!刀架在脖子上我眨一下眼，我王雪梅不是堂堂中国大女人!你们可以把我搞掉了，无所谓。但你们要想让我保持沉默，那是不可能的。我的命我可以不要，你敢不要你的烏纱帽吗?”
“我跟自己说，王雪梅你稍不留神，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利益有太多了，还有各种牵绊。我觉得我过不了的就是亲人这一关。这是很痛苦的过程。我如果不抛弃亲情我走不到今天。”王雪梅语气有点低沉地摆了摆手，“当时他们在我爸爸妈妈妹妹那边都做了工作。无孔不入的。你不懂，我也不想说。所有的事情都能给你弄出来。说你精神病，你到最后就真的成了精神病。但我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如今，一家人都挺过了最艰难的日子，父母和妹妹都生活得非常好。父母也不再劝她了。
“现在他们没人敢跟我谈话了。现在他们不敢惹我了。2008年、2009年那会儿搞得很凶的。当时我真的豁出去了，天天住在高检院。”离开一线12年，王雪梅过得很好，如同小时候一样，她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得很快乐。“好多案子我拿生命做赌注你都不听，我也没办法。”面对记者王雪梅语气有些激动地拍着大腿，“什么躲猫猫死，气得我拍桌子，我很生气。但你别让我承担这些责任。我在这个位置上，你不撤我职我没办法，但你必须要告诉老百姓真相，别让老百姓有误解”。
对于压力王雪梅等闲视之：“我无所谓。我能包容他们。我觉得他们缺德，把德行都给我了，我就圆满了。他们现在不敢说我精神病了。我早就看开了。我决定做法医，就一定要把生死和荣辱置之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