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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我国汲取全球应对历次债务危机的经验教训，成立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financial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以下简称“AMC”）承接金融体系内绝大部分的不良资产，阻断了因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恶化而发酵的风险的蔓延，通过债转股、债务重组、资产重组等手段减轻了相当一批大中型企业的债务负担，并修复了其创造现金流的能力。随着中国经济总量逐年攀升，居间配置金融资源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受债务周期和宏观事件的冲击越来越大，以及对经济的潜在破坏也越来越大，AMC在坚守使命的过程中发展成长，已成为化解金融风险的核心主力。
AMC参与化解风险的三条路径
从企业现金流视角看，AMC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参与化解风险：一是填补传统金融机构因风险偏好等因素出现的金融服务空白，通过债务重组、流动性支持、资产剥离等方式纾困问题机构或调整企业结构，以防止企业现金流脆裂引起的存量金融资产质量和市场预期的恶化;二是承接交易对手（主要指金融机构，也包括资管产品和非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在提高交易对手综合回收效率的同时，缓解交易对手的债权人对其资产质量的担忧，以避免其信评下降、负债端挤兑和因此对市场造成的连锁冲击;三是参与风险机构（主要指金融机构，也包括债权债务关系复杂、影响面广的非金融机构）的危机处置和受托管理。
路径一的核心逻辑
为问题机构纾困解难的核心是阻止或逆转其现金流量表的持续恶化，在维护经营性现金流大体健康的前提下，恢复其筹资性现金流入的能力，以保留其作为机构的核心特征，并维护其存量债务的资产质量。
影响经营性现金流的主要因素是行业状况、市场地位、核心优势、产业政策、公司治理等基本面，以及诉讼、债务、实控人意外等引起的资产受限及贬损;恢复筹资性现金流入能力的核心特征是机构偿付能力以及债权人和市场对其信用评价的正常化。
为达到纾困目的（或防患于未然），AMC的主要切入点有三个：一是重组资产，引入产业投资人或专业团队以改善经营性现金流，剥离低效资产以增加投资性现金流;二是重整债务，承继债务以防资产受限（或变卖）对经营性现金流的负面影响，削债、转股或改变债务支付节奏以改善筹资性现金流;三是追加投资，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以填补现金流量表的缺口，通過阶段性持股优化其公司治理及资产负债结构以提升获得筹资性现金流入能力，或提供共益债融资以维护重整过程中经营性现金流入的水平。这些切入点不仅可以直接改善现金流量表（及资产负债表），部分情形下公司治理得到改善也可规避易致现金流量表恶化的低质量决策（见表1）。
上述切入点通常组合发挥作用，AMC可单独也可联合第三方开展相关业务。银保监会〔2019〕52号文中所提到的与企业结构调整有关的投资银行业务（即与企业结构调整相关的兼并重组、破产重整、夹层投资、过桥融资、阶段性持股等投资银行业务）基本就是上述逻辑，AMC的收购重组类业务、国企主辅分离业务、特殊机遇投资业务、市场化债转股业务、上市公司纾困业务等对机构的选择标准虽有细致分别，但对机构当前境遇、未来展望的要求大体相似，业务逻辑基本围绕修复目标机构的现金流量表及资产负债表展开。
路径二的核心逻辑
当机构所持资产出现潜在价值贬损（包括流动性折价）时，从社会分工角度看，机构与其耗费资源并承担风险持有这部分价值不确定的资产，不如换成现金以腾出资源专注自身主营，转让时买方的竞争还能进一步提高资产回收率;另外，对于高度依赖负债经营的机构而言，其债权人对其资产质量的担忧会引发负面信用展望，并可能在机构间连锁蔓延，如有问题资产的机构A，其债权人B的债权人C可能会因机构A的资产质量而担忧债权人B的资产质量。收购这类问题资产，斩断其潜在连锁反应，是化解风险的主要机理。银保监会〔2019〕52号文中提出的做强不良资产处置主业，既做出了AMC持续加大对金融体系问题资产收购力度的要求，也提出了AMC提升处置问题资产能力的希望。
此外，AMC参与支持不良资产市场的建设，通过做市服务和金融服务帮助交易双方更好定价、推动资产更快流转，提高不良资产市场整体的交易活跃度和流动性，也是围绕问题资产开展风险化解的一种形式。
路径三的核心逻辑
个别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且影响面广泛的风险机构，对金融及社会领域造成了风险隐患，剥离资产或流动性支持既不具备商业可行性、也无法及时遏制风险蔓延。由于风险机构的危机处置牵扯面较广、难度较大，为防止处置风险过程中产生风险，AMC通常需要在有关部门的统筹安排及支持下，依托自身专业优势和技能，通过收购承接、资本补充、顾问服务、受托管理等方式参与风险处置和化解。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僵尸企业的特征是经营性现金流基本枯竭，依靠筹资性现金流维持，以债养债占用金融资源，处在尚未引发连锁风险的阶段，AMC介入托管并处置其资产更接近路径二，本质是将僵尸企业作为问题资产从金融市场中整体抽离，以阻止潜在风险的发酵。
以上三条路径基本涵盖了AMC履行主责的主要业务活动，尤其是路径一和路径二，在国内外具有大量社会、商业利益兼顾的成功实践。中国经济进入后疫情时代，AMC重任在肩、厉兵秣马、大有可为。
AMC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伴随着货币张弛及信用的结构迁徙，以实体为债务方的债权资产质量出现波动，轻则占用金融资源，重则危及局部金融稳定，这部分资产质量的修复或修复失败后从金融体系的剥离，对于早年接受银行政策性剥离资产而成立的AMC来说，既是老本行也是新课题。
不良资产的规模、形式和来源出现了较大变化。当前金融体系总量和结构与世纪之交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融资存量规模从2002年末的15万亿元发展至2020年8月的276万亿元，增速达同期名义GDP增速的2倍多;债券、信托、委贷以及未纳入社会融资统计的租赁、私募基金、股票质押式回购等，成为实体经济债务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构成中的占比已从绝对高值降至61%。AMC业务空间大幅增加，但由于不具备募资经营许可，AMC需精打细算，将有限资本用在消耗低、效益高的业务领域;交易对手多样化及不良资产形式多样化拓宽了AMC的业务来源，但金融监管一体化尚未完成，同一债务人的违约债务，如不良贷款、在交易所发行的公司债、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短融等，可能适用于不同交易机制和监管要求，AMC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去集中债权并主导问题机构的重组。 行业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始自钢贸危机的这一波不良资产供给潮延续至今，不良资产买方从最初的四大AMC加少量社会投资人，发展至五大AMC、五大AIC（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近60家地方资管、社会投资人共同参与的局面，不良资产需求端竞争充分，供给端合理的转让需求较易满足。活跃的市场氛围有利于下游投资群体和服务商网络的发展壮大，AMC处置不良资产、纾困问题机构的能力也随之提升，但个别非理性甚至不合规的竞争行为，在扰乱市场秩序的同时也损害了行业的发展前景，希望在监管部门及行业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行业能有序健康发展。
问题机构或不良资产义务人的构成有较大变化。AMC成立前十年，受让国有大行不良贷款的债务人多为国企，而近年来AMC参与纾困的问题机构或购买不良资产的债务人中民企比例大幅上升，由于产权性质的差异，AMC采用削债、转股等债务重组方式处置资产或纾困机构时需更为谨慎，以防遭受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另外，区别于过去债务人多属于煤炭、化工等传统行业，现今问题机构的债务人行业跨度更大，如果不与产业机构或专业投资人联合，AMC依靠自身积累很难在各行各业都实现对问题机构的信用修复和价值提升。
信息技术、金融市场和司法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日新月异的技术一方面为AMC开展业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另一方面也大幅消弭了过去因信息不对称出现的利润空间，这对AMC的经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市场的发展除上文所述的增加了AMC的业务空间以外，也为AMC提供了更多经营工具的选择。司法环境的持续改善，大幅提升了AMC展业的效率，同时专业法律服务在行业内的价值也愈发显现，市场不乏由专业法律人士组成的投资机构，与AMC构成了竞合关系。这些变化在能力提升和团队建设等方面对AMC继续履行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AMC未来的发展方向及相关建议
近40年来全球多次经济金融危机后都催生或壮大了以困境投资策略为主的另类投资基金，储贷危机中的黑石和阿波罗、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德太、科网泡沫中的橡树、次贷危机中的凯雷和德意志银行，都抓住了交易对手窘困（含市场崩盘）的机遇，基于对宏观和行业深刻认知的估值能力低价获得资产，或组织产业资源和人力资源修复机构价值，或基于穿越周期的募資能力静待资产价格修正，取得了瞩目的商业成就。
有别于境外另类投资基金，AMC不仅要努力完成作为商业机构的生存发展目标，也要兼顾化解风险、支持实体、维护公平等社会目标，这是AMC与生俱来的使命，是在所处时代背景下、经营环境中争取自身基业长青所最需要坚持的价值观。
在此前提下，AMC为更好地从机构纾困、阻断风险、出清资源三个层面践行使命，扮演好“困境企业加油站（解困融资、债转股、并购重组）、问题资产戒毒所（分类经营、价值挖掘和提升、避免冰棍效应）、僵尸企业太平间（破产管理人业务、共益债融资、通过并购基金促进僵尸企业破产及资产整合利用）”三种角色，可借鉴全球实践经验，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改善运营模式。
聚焦优势领域，提升品牌和能力，努力实现从投资机构向资管机构的进化。当前AMC杠杆普遍较高，债务结构相对单一，相对于潜在业务机遇需求形成的资产端而言期限较短，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有一定的风险敞口。AMC可通过与优势产业机构联合，以基金化等方式吸引外部长期资金共同参与机构重整和资产处置，既可降低AMC的杠杆压力，也可将经营资源更聚焦于“买”（筛选评估）、“管”（价值提升）、“卖”（择机退出）等关键能力的建设。
摆脱路径依赖，顺应供给端趋势，构建适度多元化的资产组合。当前AMC虽然无法像国际投资机构那样在地域上做到充分分散，但在策略、行业、资产类型上可以尝试减少集中度。金融市场的发展及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地产相关资产的走势及因此对金融资产估值体系影响的变化、困境机构解困复杂度的上升，将促使AMC改变当前以不良债务投资、地产相关底层资产、大固收微权益为主的组合形式。比如，在投资组合中增加夹层投资、过桥融资、并购买断、交易型策略的比重，增加相对擅长的非房行业（如煤炭、化工、建材、金融等行业）集中度，增加权益类资产的比重等。
发挥规模优势，整合内外部资源，提高资产交易流动性和机构纾困效果。相对于行业其他参与者，AMC在资产规模、融资能力、客户关系、数据积累等方面总体有一定优势，可借此组织外部力量，在维护自身合理利益的前提下，围绕问题资产交易和问题机构纾困构建行业生态。“包打天下、头尾通吃”的短期行为兴许能在个案上为AMC带来较大利益，但长期来看，行业生态链的发展和完善能帮助AMC更好地专注自身所长并践行使命。AMC通过扮演交易撮合和资源整合的角色，让包括自身团队在内的内外部资源，在化解风险各个切入点的业务中，最大化地各显所长并共同成长。
上述改善不可能一蹴而就，除AMC自身的努力之外，监管、法律、税务等方面也需与时俱进、不断优化。一是建议继续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监管AMC，适度放宽收购银行关注类贷款和为机构提供困境融资的限制，以避免错失最小代价的纾困时机;同时，适当考虑AMC区别于商业银行的功能定位、风险偏好、负债来源，在资本管理等方面继续支持AMC化解风险。二是建议在对AMC的考核中适当降低盈利指标的权重，以正确引导AMC经济、社会目标并重的经营行为。三是建议借鉴国际经验，由主要债权人接管问题机构并主导重整，以利于AMC发挥专业优势，整合组织社会资源在问题机构经营劣化前介入，更经济有效地化解风险。四是优化企业纾困和不良资产处置的税收政策，如对以实物抵债的交易过户税费减免政策，以及非金融不良资产比照金额不良资产一致的税收政策，以利于加速不良资产整合、流转及处置。五是建议进一步加大AMC用人、选人、激励人的市场化程度，如试点推行团队跟投项目等激励相容机制，以提升短期的个案效果和长期的队伍质量。
结语
当前全球形势不确定性高企，在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形成过程中，AMC将以20多年积累的经验和队伍，借鉴国内外最佳实践，努力提高自身能力，组织协调社会力量，在监管和股东的指导及支持下，责无旁贷地继续履行使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作者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监）
AMC参与化解风险的三条路径
从企业现金流视角看，AMC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参与化解风险：一是填补传统金融机构因风险偏好等因素出现的金融服务空白，通过债务重组、流动性支持、资产剥离等方式纾困问题机构或调整企业结构，以防止企业现金流脆裂引起的存量金融资产质量和市场预期的恶化;二是承接交易对手（主要指金融机构，也包括资管产品和非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在提高交易对手综合回收效率的同时，缓解交易对手的债权人对其资产质量的担忧，以避免其信评下降、负债端挤兑和因此对市场造成的连锁冲击;三是参与风险机构（主要指金融机构，也包括债权债务关系复杂、影响面广的非金融机构）的危机处置和受托管理。
路径一的核心逻辑
为问题机构纾困解难的核心是阻止或逆转其现金流量表的持续恶化，在维护经营性现金流大体健康的前提下，恢复其筹资性现金流入的能力，以保留其作为机构的核心特征，并维护其存量债务的资产质量。
影响经营性现金流的主要因素是行业状况、市场地位、核心优势、产业政策、公司治理等基本面，以及诉讼、债务、实控人意外等引起的资产受限及贬损;恢复筹资性现金流入能力的核心特征是机构偿付能力以及债权人和市场对其信用评价的正常化。
为达到纾困目的（或防患于未然），AMC的主要切入点有三个：一是重组资产，引入产业投资人或专业团队以改善经营性现金流，剥离低效资产以增加投资性现金流;二是重整债务，承继债务以防资产受限（或变卖）对经营性现金流的负面影响，削债、转股或改变债务支付节奏以改善筹资性现金流;三是追加投资，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以填补现金流量表的缺口，通過阶段性持股优化其公司治理及资产负债结构以提升获得筹资性现金流入能力，或提供共益债融资以维护重整过程中经营性现金流入的水平。这些切入点不仅可以直接改善现金流量表（及资产负债表），部分情形下公司治理得到改善也可规避易致现金流量表恶化的低质量决策（见表1）。
上述切入点通常组合发挥作用，AMC可单独也可联合第三方开展相关业务。银保监会〔2019〕52号文中所提到的与企业结构调整有关的投资银行业务（即与企业结构调整相关的兼并重组、破产重整、夹层投资、过桥融资、阶段性持股等投资银行业务）基本就是上述逻辑，AMC的收购重组类业务、国企主辅分离业务、特殊机遇投资业务、市场化债转股业务、上市公司纾困业务等对机构的选择标准虽有细致分别，但对机构当前境遇、未来展望的要求大体相似，业务逻辑基本围绕修复目标机构的现金流量表及资产负债表展开。
路径二的核心逻辑
当机构所持资产出现潜在价值贬损（包括流动性折价）时，从社会分工角度看，机构与其耗费资源并承担风险持有这部分价值不确定的资产，不如换成现金以腾出资源专注自身主营，转让时买方的竞争还能进一步提高资产回收率;另外，对于高度依赖负债经营的机构而言，其债权人对其资产质量的担忧会引发负面信用展望，并可能在机构间连锁蔓延，如有问题资产的机构A，其债权人B的债权人C可能会因机构A的资产质量而担忧债权人B的资产质量。收购这类问题资产，斩断其潜在连锁反应，是化解风险的主要机理。银保监会〔2019〕52号文中提出的做强不良资产处置主业，既做出了AMC持续加大对金融体系问题资产收购力度的要求，也提出了AMC提升处置问题资产能力的希望。
此外，AMC参与支持不良资产市场的建设，通过做市服务和金融服务帮助交易双方更好定价、推动资产更快流转，提高不良资产市场整体的交易活跃度和流动性，也是围绕问题资产开展风险化解的一种形式。
路径三的核心逻辑
个别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且影响面广泛的风险机构，对金融及社会领域造成了风险隐患，剥离资产或流动性支持既不具备商业可行性、也无法及时遏制风险蔓延。由于风险机构的危机处置牵扯面较广、难度较大，为防止处置风险过程中产生风险，AMC通常需要在有关部门的统筹安排及支持下，依托自身专业优势和技能，通过收购承接、资本补充、顾问服务、受托管理等方式参与风险处置和化解。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僵尸企业的特征是经营性现金流基本枯竭，依靠筹资性现金流维持，以债养债占用金融资源，处在尚未引发连锁风险的阶段，AMC介入托管并处置其资产更接近路径二，本质是将僵尸企业作为问题资产从金融市场中整体抽离，以阻止潜在风险的发酵。
以上三条路径基本涵盖了AMC履行主责的主要业务活动，尤其是路径一和路径二，在国内外具有大量社会、商业利益兼顾的成功实践。中国经济进入后疫情时代，AMC重任在肩、厉兵秣马、大有可为。
AMC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伴随着货币张弛及信用的结构迁徙，以实体为债务方的债权资产质量出现波动，轻则占用金融资源，重则危及局部金融稳定，这部分资产质量的修复或修复失败后从金融体系的剥离，对于早年接受银行政策性剥离资产而成立的AMC来说，既是老本行也是新课题。
不良资产的规模、形式和来源出现了较大变化。当前金融体系总量和结构与世纪之交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融资存量规模从2002年末的15万亿元发展至2020年8月的276万亿元，增速达同期名义GDP增速的2倍多;债券、信托、委贷以及未纳入社会融资统计的租赁、私募基金、股票质押式回购等，成为实体经济债务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构成中的占比已从绝对高值降至61%。AMC业务空间大幅增加，但由于不具备募资经营许可，AMC需精打细算，将有限资本用在消耗低、效益高的业务领域;交易对手多样化及不良资产形式多样化拓宽了AMC的业务来源，但金融监管一体化尚未完成，同一债务人的违约债务，如不良贷款、在交易所发行的公司债、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短融等，可能适用于不同交易机制和监管要求，AMC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去集中债权并主导问题机构的重组。 行业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始自钢贸危机的这一波不良资产供给潮延续至今，不良资产买方从最初的四大AMC加少量社会投资人，发展至五大AMC、五大AIC（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近60家地方资管、社会投资人共同参与的局面，不良资产需求端竞争充分，供给端合理的转让需求较易满足。活跃的市场氛围有利于下游投资群体和服务商网络的发展壮大，AMC处置不良资产、纾困问题机构的能力也随之提升，但个别非理性甚至不合规的竞争行为，在扰乱市场秩序的同时也损害了行业的发展前景，希望在监管部门及行业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行业能有序健康发展。
问题机构或不良资产义务人的构成有较大变化。AMC成立前十年，受让国有大行不良贷款的债务人多为国企，而近年来AMC参与纾困的问题机构或购买不良资产的债务人中民企比例大幅上升，由于产权性质的差异，AMC采用削债、转股等债务重组方式处置资产或纾困机构时需更为谨慎，以防遭受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另外，区别于过去债务人多属于煤炭、化工等传统行业，现今问题机构的债务人行业跨度更大，如果不与产业机构或专业投资人联合，AMC依靠自身积累很难在各行各业都实现对问题机构的信用修复和价值提升。
信息技术、金融市场和司法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日新月异的技术一方面为AMC开展业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另一方面也大幅消弭了过去因信息不对称出现的利润空间，这对AMC的经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市场的发展除上文所述的增加了AMC的业务空间以外，也为AMC提供了更多经营工具的选择。司法环境的持续改善，大幅提升了AMC展业的效率，同时专业法律服务在行业内的价值也愈发显现，市场不乏由专业法律人士组成的投资机构，与AMC构成了竞合关系。这些变化在能力提升和团队建设等方面对AMC继续履行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AMC未来的发展方向及相关建议
近40年来全球多次经济金融危机后都催生或壮大了以困境投资策略为主的另类投资基金，储贷危机中的黑石和阿波罗、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德太、科网泡沫中的橡树、次贷危机中的凯雷和德意志银行，都抓住了交易对手窘困（含市场崩盘）的机遇，基于对宏观和行业深刻认知的估值能力低价获得资产，或组织产业资源和人力资源修复机构价值，或基于穿越周期的募資能力静待资产价格修正，取得了瞩目的商业成就。
有别于境外另类投资基金，AMC不仅要努力完成作为商业机构的生存发展目标，也要兼顾化解风险、支持实体、维护公平等社会目标，这是AMC与生俱来的使命，是在所处时代背景下、经营环境中争取自身基业长青所最需要坚持的价值观。
在此前提下，AMC为更好地从机构纾困、阻断风险、出清资源三个层面践行使命，扮演好“困境企业加油站（解困融资、债转股、并购重组）、问题资产戒毒所（分类经营、价值挖掘和提升、避免冰棍效应）、僵尸企业太平间（破产管理人业务、共益债融资、通过并购基金促进僵尸企业破产及资产整合利用）”三种角色，可借鉴全球实践经验，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改善运营模式。
聚焦优势领域，提升品牌和能力，努力实现从投资机构向资管机构的进化。当前AMC杠杆普遍较高，债务结构相对单一，相对于潜在业务机遇需求形成的资产端而言期限较短，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有一定的风险敞口。AMC可通过与优势产业机构联合，以基金化等方式吸引外部长期资金共同参与机构重整和资产处置，既可降低AMC的杠杆压力，也可将经营资源更聚焦于“买”（筛选评估）、“管”（价值提升）、“卖”（择机退出）等关键能力的建设。
摆脱路径依赖，顺应供给端趋势，构建适度多元化的资产组合。当前AMC虽然无法像国际投资机构那样在地域上做到充分分散，但在策略、行业、资产类型上可以尝试减少集中度。金融市场的发展及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地产相关资产的走势及因此对金融资产估值体系影响的变化、困境机构解困复杂度的上升，将促使AMC改变当前以不良债务投资、地产相关底层资产、大固收微权益为主的组合形式。比如，在投资组合中增加夹层投资、过桥融资、并购买断、交易型策略的比重，增加相对擅长的非房行业（如煤炭、化工、建材、金融等行业）集中度，增加权益类资产的比重等。
发挥规模优势，整合内外部资源，提高资产交易流动性和机构纾困效果。相对于行业其他参与者，AMC在资产规模、融资能力、客户关系、数据积累等方面总体有一定优势，可借此组织外部力量，在维护自身合理利益的前提下，围绕问题资产交易和问题机构纾困构建行业生态。“包打天下、头尾通吃”的短期行为兴许能在个案上为AMC带来较大利益，但长期来看，行业生态链的发展和完善能帮助AMC更好地专注自身所长并践行使命。AMC通过扮演交易撮合和资源整合的角色，让包括自身团队在内的内外部资源，在化解风险各个切入点的业务中，最大化地各显所长并共同成长。
上述改善不可能一蹴而就，除AMC自身的努力之外，监管、法律、税务等方面也需与时俱进、不断优化。一是建议继续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监管AMC，适度放宽收购银行关注类贷款和为机构提供困境融资的限制，以避免错失最小代价的纾困时机;同时，适当考虑AMC区别于商业银行的功能定位、风险偏好、负债来源，在资本管理等方面继续支持AMC化解风险。二是建议在对AMC的考核中适当降低盈利指标的权重，以正确引导AMC经济、社会目标并重的经营行为。三是建议借鉴国际经验，由主要债权人接管问题机构并主导重整，以利于AMC发挥专业优势，整合组织社会资源在问题机构经营劣化前介入，更经济有效地化解风险。四是优化企业纾困和不良资产处置的税收政策，如对以实物抵债的交易过户税费减免政策，以及非金融不良资产比照金额不良资产一致的税收政策，以利于加速不良资产整合、流转及处置。五是建议进一步加大AMC用人、选人、激励人的市场化程度，如试点推行团队跟投项目等激励相容机制，以提升短期的个案效果和长期的队伍质量。
结语
当前全球形势不确定性高企，在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形成过程中，AMC将以20多年积累的经验和队伍，借鉴国内外最佳实践，努力提高自身能力，组织协调社会力量，在监管和股东的指导及支持下，责无旁贷地继续履行使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作者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