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热中的三大反差
　　
　　当前的投资热中存在着的政策与实施效果之间、市场预期判断之间、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明显反差，这些“反差”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运行的不协调。
　　反差之一：中央叫停，地方大干。固定资产投资过快的苗头始自2002年，在短期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驱动下，投资增长势头愈演愈烈，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倾向明显。从今年一季度情况看，国家出台抑制政策效果似乎不大。一些地方，投资额有增无减，被列为低水平重复建设、加以抑制的行业更是顶风而起。一季度，钢铁行业投资同比增长107.2％，水泥行业投资增长101.4％，电解铝行业投资增速虽然有所减缓，仍达到40％的较快水平，说明了政府对投资热“叫停”的难度。在企业自筹投资资金比重较大，财政和银行投资资金比重很小的情况下，国家宏观调控似乎难以有效控制投资增长。
　　反差之二：国家担心生产过剩，企业注重短期利益。面对投资的高增长，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部门担心，投资规模过大，将会造成新的生产过剩，危及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权威部门认为，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到2005年我国将至少形成3.3亿吨钢、1000万吨电解铝、10亿吨水泥的生产能力，产量将大大超过市场需求。倘若投资热得不到有效遏制，一两年后就会出现生产能力全面过剩、通货紧缩、经济大起大落。但是，短期利益驱动使地方政府和企业不愿放弃利润和税收这块“肥肉”。部分行业利润增幅大于利税增幅、利税增幅大于销售收入增幅、销售收入增幅大于增加值增幅，造成投资者趋之若鹜。
　　反差之三：投资高歌猛进，消费增长缓慢。投资率高、消费率偏低的现象是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在当前我国投资迅猛增长的现状下，这一反差显得更加突出。从发达国家看，消费率一般在80％左右，而我国则在60％上下，2003年下降到56％左右。按目前态势发展下去，投资与消费增幅之间的差距必然扩大，从而使本已失衡的投资与消费关系雪上加霜。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投资当期形成需求，一旦投资项目完成，就会形成生产能力，如果消费需求不足，过大的生产能力得不到有效利用，必然导致企业生产能力闲置，银行呆坏账增加，经济低迷不振，对国民经济带来极大危害，因此消费对经济健康发展有最终发言权。消费率偏低，再加上激战不息的市场竞争压力等因素，必然对高投资行业的未来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投资何以如此高速增长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偏高有两点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增长的内在需求。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其根本动力是进入人均GDP 1000美元发展阶段，城市化、工业化、国际化和消费升级加速，推动能源、原材料型重工业、房地产、汽车以及电子通讯等相关产业的投资以及市政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经济增长对投资品的需求较高，特别是对钢铁、水泥等上游产品的需求更旺。因此，市场存在利润空间是各类主体，特别是非国有主体投资增加的动因。由于非国有主体投资行为是理性的，有责任和能力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其投资决策的正确与否自有市场来评判，所谓的“投资过热现象”并非一定是不正常现象，关键要看经济成长与资源条件能否承受。
　　二是由行政主导的投资过热，特别是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所致。一些地方政府以经营城市为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调动财政、银行甚至企业的资金，投入到一些效益低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项目。今年一季度，地方投资大大超过中央投资增长。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12．1％，而地方项目投资增长却高达64．9％。因此，地方性投资项目是促成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这类投资的主体是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他们不承担投资决策失误的后果，反而会因大上项目有政绩而加官进级，这类投资具有“软约束”的特点，属于非理性的投资行为,市场自动纠错机制难以对此类投资的失误进行惩罚。这类投资是重复建设的根源所在，是遏制当前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的真正目标。
　　
　　行政性调控手段的重要性凸现
　　
　　为了遏制投资过热，央行率先发力。从2003年9月到2004年4月11日，央行几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一系列的力度较大的货币政策为什么对抑制投资作用有限？
　　首先，宏观经济理论中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弗列明－蒙代尔模型告诉我们，在开放经济中实行固定汇率体制，货币政策对抑制投资增长没有作用，这是因为紧缩货币供给将提升利率水平，吸引外资流入，为维持固定汇率，中央银行必须购进外汇，投放基础货币，从而使紧缩货币供给的做法失效。尽管我国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但外资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流入我国，2003年至少有377亿美元不明资金流入，今年第一季度，外汇储备增加额比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外贸逆差额之和高出209亿美元。在央行不能控制外资流入的情况下，不论使用何种货币政策工具，其政策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弗列明－蒙代尔的模型同时也告诉我们，固定汇率体制下，财政政策对抑制投资增长作用最大，但财政政策从决策到执行具有很长的时滞，同时财政政策如对政府开支和税收政策调整涉及体制改革不可能做到随心所欲，不能像货币政策随时灵活使用。
　　其次，当前是投资热消费不热，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不是宏观问题和总量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解决不了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从中长期看，应加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中国体制改革的实践说明，体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远水难解近渴。
　　显然，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对抑制行政性主导的投资过热没有效果，政府宏观政策的“有形之手”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于是运用行政手段的“第三只手”就是必要的，当然，采取行政手段控制投资是一种微观干预措施，成本是很高的，往往会导致低效率和寻租行为，同时，有回归旧计划经济体制的嫌疑，与市场化改革方向不符合，但行政手段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一系列法律的、行政的措施已相继出台，如严肃处理江苏铁本公司事件；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对所有在建、拟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重点清理钢铁、电解铝、水泥、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高尔夫球场、会展中心、物流园区、大型购物中心等项目，同时清理2004年以来新开工的所有项目；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严格土地管理等。
　　总的来看，宏观调控的现实选择只能是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如此政策组合的目标是既包含总量控制，又有结构调整。行政措施易于操作见效快，对抑制行政性投资过热效果明显，我国经济有望在今年年底实现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