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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心中有很多个鲁迅的形象：“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血青年；为孔乙己和阿Q作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批判家；幽默、犀利、骂人毫不留情的文坛论手；“骨头最硬”“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民族魂……然而，1917年的他还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
1917年，36岁的周树人只是一位蛰居京城的消沉的公务员。此时的他不以写作为业，尚未用“鲁迅”这个笔名，甚至从未以白话文进行过任何文学创作。我们所熟知的那个“鲁迅”，此刻尚未降生，但我们在文章中还是以鲁迅称之。
鲁迅结束在日本的7年留学生涯回国是1909年，在杭州和绍兴的学堂做了教员、学监。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成立，蔡元培出任首任教育总长。经许寿裳推荐，蔡元培聘鲁迅进入教育部工作。在南京几个月后，他随教育部迁至北京，此后一直在北京教育部工作十余年。直到1926年离开北京前，他的正式身份都是教育部官员。
蔡元培和鲁迅是绍兴同乡，比鲁迅大13岁，算是长辈，一生中对他多有提携。早在鲁迅留学日本期间，两人就因共同朋友陶成章以及光复会的事情有过接触，此后又多有交流。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后，听说鲁迅有求职的打算，便立即聘用，任命他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等事务。那时民国刚成立，百废待兴，蔡元培锐意革新，鲁迅也满怀热情。鲁迅后来回忆：“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然而好景不长，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合作而辞职。新任总长把“美育”剔除，代之“以孔子之言为旨归”的道德教育，鲁迅在日记中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去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另一方面，鲁迅被视作是蔡元培由南方带来的革命党，在袁世凯政府里处处受排挤，他能够施展的空间大大缩小了。
政治环境严酷，教育部其他同僚为避祸，纷纷公开表现自己沉溺于某一种嗜好，或嫖妓赌博，或古玩书画，以求自我保全。鲁迅不嫖也不赌，就靠抄古碑、读佛经、辑录古书消磨时光，周作人后来回忆鲁迅这段经历：“人人设法逃避耳目……鲁迅……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片来看。”这样的状态，从1912年一直持续到1917年。
1917年，鲁迅处在人生中最苦闷的一个时期。他独自一人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绍兴会馆的一排僻静小屋中。会馆院中有一棵相传缢死过女人的槐树，鲁迅在夏夜常摇着蒲扇坐在这棵槐树下，透过密叶的缝隙凝视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每日依然要到教育部例行上班，回来后，便一人在这会馆中抄古碑。今日鲁迅博物馆还保存着鲁迅那时抄碑的墨迹，全部是用极端正的蝇头小楷誊抄，显然费时颇多，这正是鲁迅所谓“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鲁迅甚至给自己刻了一方石章“竢堂”，取了一个号“俟堂”，意思都是一个，即“待死堂”。
鲁迅消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鲁迅自己说过：“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另一面，鲁迅自己的生活也颇不如意。在留学日本期间，他曾“弃医从文”，想用思想医治国人的灵魂，然而办杂志、译小说却全不顺利，无人理睬，他发觉自己并非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精神领袖，于是有近10年时间不再从事文学创作。婚姻也是痛苦的来源，母亲给他包办了和朱安的婚事，可这是一位没受过教育的旧女子，鲁迅与她无法交流，全无感情可言，在北京也是孤身一人，留下朱安在老家。鲁迅将这段无爱的婚姻称作“慈母误进的毒药”。
1917年的鲁迅本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的。可蔡元培在这一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事，最终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鲁迅对北大的事本不热心，但旋即意识到这对弟弟周作人而言是重要的机会，鲁迅随即和蔡元培取得联系，就周作人到北大任教一事磋商。1917年3月7日，鲁迅在日记里记录：“上午寄二弟信，附旅费六十。”这是通知周作人，他已被北京大学聘请，即刻北上。
周作人到京后，鲁迅让他和自己住在一起。兄弟二人感情十分亲近，经常就文艺问题切磋交流。周作人为北大备文学课、翻译小说、出版欧洲文学史专著，鲁迅都参与其中。不仅孤寂减轻许多，文学也逐渐回到了鲁迅的生活中。这一段时间，鲁迅和昔日伯乐蔡元培也来往密切，他还应蔡元培之邀，为北京大学设计了校徽。
更重要的是，《新青年》编辑部来到了北大。因蔡元培改革，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一批新派人物汇聚在了北大。鲁迅与他们的交往，直接促成了他由“沉默”向“呐喊”的转变。最为关键的事件是钱玄同以《新青年》编辑名义向鲁迅约稿。两人在日本留学时期就相识，又同是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常去绍兴会馆找周氏兄弟谈天，从1917年8月到1918年4月，鲁迅日记中记载钱玄同来访达22次之多。二人发生了著名的关于“铁屋子”的对话，被鲁迅记载在《呐喊·自序》中：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抱着这样希望与绝望的心情，鲁迅终于答应钱玄同“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发表在1918年5月份《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
就这样，《狂人日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短篇白话小说，为中国文学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纪元，现代小说由此诞生。形式上，鲁迅采用日记体，“小序”使用文言，日记主体用白话，语言风格极为独特，从中可以看出他對西方现代小说和中国传统小说的双重借鉴；内容上，反抗“吃人的礼教”，亦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主旨之一。
陈独秀、胡适等人从理论上倡导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的真正实绩就最先体现在鲁迅的创作上。《狂人日记》发表后，鲁迅和北大诸人的关系进一步拉近，当时的北大学生傅斯年、孙伏园为《狂人日记》撰写了最初几篇评论，将其推向公众，陈独秀则对鲁迅的创作“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此后不断向他约稿，催生了《孔乙己》《药》等一系列重要作品。
也正是发表《狂人日记》时，周树人第一次使用了“鲁迅”的笔名，这是承以前留日时期的“迅行”，加上母亲鲁瑞的姓而来的。“鲁迅”诞生了。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1917年，36岁的周树人只是一位蛰居京城的消沉的公务员。此时的他不以写作为业，尚未用“鲁迅”这个笔名，甚至从未以白话文进行过任何文学创作。我们所熟知的那个“鲁迅”，此刻尚未降生，但我们在文章中还是以鲁迅称之。
鲁迅结束在日本的7年留学生涯回国是1909年，在杭州和绍兴的学堂做了教员、学监。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成立，蔡元培出任首任教育总长。经许寿裳推荐，蔡元培聘鲁迅进入教育部工作。在南京几个月后，他随教育部迁至北京，此后一直在北京教育部工作十余年。直到1926年离开北京前，他的正式身份都是教育部官员。
蔡元培和鲁迅是绍兴同乡，比鲁迅大13岁，算是长辈，一生中对他多有提携。早在鲁迅留学日本期间，两人就因共同朋友陶成章以及光复会的事情有过接触，此后又多有交流。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后，听说鲁迅有求职的打算，便立即聘用，任命他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等事务。那时民国刚成立，百废待兴，蔡元培锐意革新，鲁迅也满怀热情。鲁迅后来回忆：“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然而好景不长，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合作而辞职。新任总长把“美育”剔除，代之“以孔子之言为旨归”的道德教育，鲁迅在日记中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去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另一方面，鲁迅被视作是蔡元培由南方带来的革命党，在袁世凯政府里处处受排挤，他能够施展的空间大大缩小了。
政治环境严酷，教育部其他同僚为避祸，纷纷公开表现自己沉溺于某一种嗜好，或嫖妓赌博，或古玩书画，以求自我保全。鲁迅不嫖也不赌，就靠抄古碑、读佛经、辑录古书消磨时光，周作人后来回忆鲁迅这段经历：“人人设法逃避耳目……鲁迅……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片来看。”这样的状态，从1912年一直持续到1917年。
1917年，鲁迅处在人生中最苦闷的一个时期。他独自一人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绍兴会馆的一排僻静小屋中。会馆院中有一棵相传缢死过女人的槐树，鲁迅在夏夜常摇着蒲扇坐在这棵槐树下，透过密叶的缝隙凝视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每日依然要到教育部例行上班，回来后，便一人在这会馆中抄古碑。今日鲁迅博物馆还保存着鲁迅那时抄碑的墨迹，全部是用极端正的蝇头小楷誊抄，显然费时颇多，这正是鲁迅所谓“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鲁迅甚至给自己刻了一方石章“竢堂”，取了一个号“俟堂”，意思都是一个，即“待死堂”。
鲁迅消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鲁迅自己说过：“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另一面，鲁迅自己的生活也颇不如意。在留学日本期间，他曾“弃医从文”，想用思想医治国人的灵魂，然而办杂志、译小说却全不顺利，无人理睬，他发觉自己并非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精神领袖，于是有近10年时间不再从事文学创作。婚姻也是痛苦的来源，母亲给他包办了和朱安的婚事，可这是一位没受过教育的旧女子，鲁迅与她无法交流，全无感情可言，在北京也是孤身一人，留下朱安在老家。鲁迅将这段无爱的婚姻称作“慈母误进的毒药”。
1917年的鲁迅本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的。可蔡元培在这一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事，最终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鲁迅对北大的事本不热心，但旋即意识到这对弟弟周作人而言是重要的机会，鲁迅随即和蔡元培取得联系，就周作人到北大任教一事磋商。1917年3月7日，鲁迅在日记里记录：“上午寄二弟信，附旅费六十。”这是通知周作人，他已被北京大学聘请，即刻北上。
周作人到京后，鲁迅让他和自己住在一起。兄弟二人感情十分亲近，经常就文艺问题切磋交流。周作人为北大备文学课、翻译小说、出版欧洲文学史专著，鲁迅都参与其中。不仅孤寂减轻许多，文学也逐渐回到了鲁迅的生活中。这一段时间，鲁迅和昔日伯乐蔡元培也来往密切，他还应蔡元培之邀，为北京大学设计了校徽。
更重要的是，《新青年》编辑部来到了北大。因蔡元培改革，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一批新派人物汇聚在了北大。鲁迅与他们的交往，直接促成了他由“沉默”向“呐喊”的转变。最为关键的事件是钱玄同以《新青年》编辑名义向鲁迅约稿。两人在日本留学时期就相识，又同是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常去绍兴会馆找周氏兄弟谈天，从1917年8月到1918年4月，鲁迅日记中记载钱玄同来访达22次之多。二人发生了著名的关于“铁屋子”的对话，被鲁迅记载在《呐喊·自序》中：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抱着这样希望与绝望的心情，鲁迅终于答应钱玄同“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发表在1918年5月份《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
就这样，《狂人日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短篇白话小说，为中国文学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纪元，现代小说由此诞生。形式上，鲁迅采用日记体，“小序”使用文言，日记主体用白话，语言风格极为独特，从中可以看出他對西方现代小说和中国传统小说的双重借鉴；内容上，反抗“吃人的礼教”，亦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主旨之一。
陈独秀、胡适等人从理论上倡导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的真正实绩就最先体现在鲁迅的创作上。《狂人日记》发表后，鲁迅和北大诸人的关系进一步拉近，当时的北大学生傅斯年、孙伏园为《狂人日记》撰写了最初几篇评论，将其推向公众，陈独秀则对鲁迅的创作“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此后不断向他约稿，催生了《孔乙己》《药》等一系列重要作品。
也正是发表《狂人日记》时，周树人第一次使用了“鲁迅”的笔名，这是承以前留日时期的“迅行”，加上母亲鲁瑞的姓而来的。“鲁迅”诞生了。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