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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中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影响劳动者就业的原因之一，是劳动者自身的就业质量有待提升。因此，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改善教育培训模式，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同时要加速增长模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者收入；改善企业用工模式，提高劳动者就业稳定性；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依法规范劳动用工行为，实现平等就业。
关键词：劳动者；劳动就业；就业权益；就业质量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1）03-0042-08
就业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就业问题，2009年中央工作会议明确表示：扩大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要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当前，在坚持就业优先战略的基础上，在增加就业总量的同时，更应关注就业质量的提升，以促进体面就业的实现。
一、当前中国的就业状况
当前，中国的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状况还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就业的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劳动者就业质量亟待提升。
（一）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依然严重
2010年，中国经济率先强劲复苏，面对东部沿海地区再现的“民工荒”现象及农民工“涨薪潮”的爆发，国内部分学者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刘易斯拐点”来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一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连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拐点”。当前。国内部分学者提出中国经济即将进入劳动力短缺阶段，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笔者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还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依然严重。下面，笔者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在中国劳动供给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创造劳动需求的能力日渐衰微。首先，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非常丰富并将持续扩大。2009年中国劳动力资源是10.69亿，预计到2020年劳动力会达到11.5亿，到2033年将达到12亿以上①。经济增长是创造劳动需求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衡量经济增长对就业影响的重要指标是就业弹性。所谓就业弹性是指某一经济变量的单位变动率所引起的就业量的变动率，即通常所讲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量增长多少个百分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高速的就业增长。中国的就业弹性系数在20世纪80年代曾高达0.37。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对就业岗位增长的拉动就开始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就业弹性系数在20世纪90年代降低为0.08，21世纪前五年（即“十五”时期）保持在0.08。2006年至“十一五”时期又降低至0.05②。在中国劳动供给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创造劳动需求的能力却日渐衰微。可见，中国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态势在短期内还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
第二，各产业的就业比重显示，中国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还远没有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0%，但是第一产业所占的就业比重是39%。从世界经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是一个国家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在亚洲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等，即便是强调土地的精耕细作，还有土地的长子继承制等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在第一产业比重没有下降到5%、劳动力就业比重没有下降到10%之前，也还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快速转移时期③。可见，中国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还远没有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还将持续一定的时期。
第三，东部沿海的“民工荒”及农民工的“涨薪潮”并不能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东部沿海的“民工荒”现象实际上是中国劳动力市场总量供过于求背景下劳动力供求结构性失衡的一种典型表现。一方面，东部和西部的劳动力价格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导致东部地区原来在劳动力价格方面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据统计，2009年第三季度全国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月均收入东部地区为1 455元，中部地区为1 389元，西部地区为1 382元。东部地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只比中西部高5%左右，而月均消费却要高15%~25%。④东部地区徘徊不前的工资待遇与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无法匹配，是东部地区“用工荒”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内地的用工需求逐步上升，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能够在过去的输出地——家门口实现就地就业，这也是沿海出现结构性“用工荒”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突出
中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就业的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太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太低。在就业结构的研究中，就业的产业结构最受关注。按照国际通行的产业分类法，国民经济整体可分为三大产业。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是第一位从劳动力结构的角度研究产业就业结构变动的学者。他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从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这就是劳动就业的产业结构变动规律。英国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配第在其代表作——《政治算术》中曾对此作过描述，故克拉克将他发现的规律称之为“配第定理”，人们则称这一规律为“配第─克拉克定理”。世界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就业结构的历史变动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规律，中国的就业结构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动趋势。从1979—2009年，中国三大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已经从70.5∶17.3∶12.2转变为42.6∶25.2∶32.2⑤。但是，中国就业的产业结构变动速度相对还是比较缓慢的，与发达国家或大多数国家相比，仍然不合理。这种不合理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太高。根据2009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提供的国别比较数据，2007年，发达经济体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分别是1.37%、1.43%、2.25%和4.24%。而按《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却还保持在38.1%。⑥可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2）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太低。根据《2009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提供的2007年国别比较数据，2007年美国、英国、日本这三个国家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已分别达到了77.96%、76.37%和67.89%。而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中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还仅为34.1%。可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太低。
第二，从城乡结构来看，城镇化滞后，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高。首先，中国的城镇化是滞后的。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许多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200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5.7%，按照平均每年提高大约1%的速度，预计到2015年将提高到50%左右，到2020年为55%左右。这样的水平离中等发达国家平均70%左右的城市化率仍有较大的差距。中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是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其次，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高。2009年末，中国城市人口约为5.94亿，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约为45%。中国城市人口还不到总人口的一半，这与发达国家高的城市化水平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相应地，中国农村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也较高。以2009年末为例，全国就业人数为7.71亿，农村就业人数就有4.76亿，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超过60%。可见，中国城乡就业结构是失衡的。
第三，从地区结构来看，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表现出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地区失衡，呈现出典型的“东高西低”的不均衡分配。根据《2009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虽然中国外出农民工开始有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但总体看来，外出务工仍以东部地区为主。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农民工仍以在省内务工为主，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大多数还是在省外务工。根据2009年第二季度国家统计局对外出农村劳动力的最新调查数据统计，第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为15 097万人。按输出地来分，来自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比重分别为29.6%、37.6%和32.8%。按输入地分，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6.7%，中部地区占14.7%，西部地区占18.2%。⑦很明显，外出务工劳动力主要还是从中、西部流向东部地区。按照产业区域转移的相关理论，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首先会流向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之后会惠及外围地区，形成产业在区域间的阶梯转移。因此，中国也提出了“产业西移”的计划，即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而东部沿海地区则实现产业升级，向技术密集型或服务业转型。但从目前看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没有如预期的进度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国劳动力流动仍然表现出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地区失衡，呈现典型的“东高西低”的不均衡分配。
（三）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有待提升
就业质量指的是劳动者整体工作状况的优劣程度。就业质量一般用反映劳动者工作状况的各要素的统计数据，如社会保险参保率、劳动合同签约率和平均期限、平均工资等来表示。而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劳动者的就业质量还有待提升。
其一，社会保险参保率较低。据社会保障专家郑功成介绍，2008年中国参与养老保险的人数只占应参与养老保险人数的20%，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在同龄人口中，也只占到20%左右；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提供的资料显示，2009年中国医疗保险制度覆盖率低，城镇职工2.7亿人中参保人数只有1.8亿，只有约2/3的职工参加了医疗保险；目前效益好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中，仍还有10％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⑧。
第二，劳动合同的平均期限较短。虽然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合同短期化问题得到了改善，但劳动者劳动合同平均期限短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比如，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数据，2009年北京市地方企业城镇职工劳动合同续订1年及1年以下合同的占到了44.85%，续订10年以上长期劳动合同的只占1.12%，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只占续订劳动合同城镇职工总数的10.28%，⑨劳动合同短期化问题依然严重。
第三，职工的平均工资较低。2009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4 638元，月平均工资2 439元。据全国总工会近期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⑩
二、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中面临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一）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1. 劳动者素质相对较低的基础性障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即劳动者整体工作状况的改善是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为前提和基础的。当前，中国劳动者素质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这已经成为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的基础性障碍。据全总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2007年中国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48年，农民工群体为10.43年，大大低于1992年美国15~64岁年龄组居民18.04年的水平；在全部企业工人中，74.1%的工人没有技术等级，而早在1980年德国非技术人员的比重已仅为21.5%。?輥?輯?訛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城镇企业现有职工中，技术工人只占50％。而在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工的比例又极低，只占约3.5％，中级、初级技工比例分别为36.5％和60％。与此相对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工人已接近蓝领员工总数的100％，其中高级、中级技工的比例则分别高达35％和50％以上。?輥?輰?訛中国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较低的现状势必影响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从而给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造成基础性障碍。
在劳动者整体素质提升中最重要和关键的问题是农民工队伍的素质太低。在近3亿人的职工队伍中，1.5亿外出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外出从业农民工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而且，1亿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了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但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仅占36.9%。因此，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素质较低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要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历史性跨越和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的最主要的障碍。
2. 劳动者工资水平较低的现实约束。目前，中国正处于典型的低工资时代。中国劳动者工资水平较低，尤其是一线劳动者工资水平较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从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的比重，还是从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的比重来看，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国际上是很低的。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而在中国则不到42%，并在近年来呈逐年下降趋势?輥?輱?訛。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这个比例不到10%。?輥?輲?訛国外最低工资一般占平均工资的40%~50%，中国远没有达到这个比例。根据2009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4 638元、月平均工资为2 439元来计算，最低工资一般应该在1 000元~1 200元左右，但是，中国只有深圳市在2009年上半年能够达到这个标准。2009年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是1 000元/月?輥?輳?訛，其他地区都没有达到这个最低标准。
当前，中国多数中小企业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一线员工的工资水平，即实行所谓的“地板工资”。一方面，最低工资本身不能满足劳动者素质提升的需求。劳动者一个月几百元的工资收入除了满足基本生活的需求以外，几乎不可能再有剩余去进行再教育和再培训以提高自身的教育和技能水平。因此，劳动者工资水平较低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形成了现实的约束。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单位都会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来实行，很多企业是靠增加加班时间来抵消最低工资上调的成本，这样实际上又降低了员工的工资水平。员工不仅没有足够的收入去进行再教育和再培训，而且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接受再教育和再培训，这就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形成了更强的约束。
3. 劳动者就业稳定性不足的制约和影响。如前所述，虽然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中国劳动合同短期化问题得到了一些改善，但劳动者劳动合同平均期限短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劳动者就业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劳动者就业稳定性不足会产生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消极后果，从而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形成制约。一方面，劳动合同短期化影响了职工的职业稳定感和对企业的归属感、忠诚度，影响了其为企业长期服务的工作热情和职业规划，在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对职工进行培训的热情，不利于职工素质的提升。另一方面，劳动合同短期化使劳动关系长期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繁荣稳定都会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在根本上也不利于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
4. 特殊就业群体的就业质量问题凸显。当前，中国有两类特殊就业群体的就业质量问题非常突出。第一类是农民工。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1.45亿人，他们的就业质量非常让人担忧。据《2009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显示：其一，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较低，近六成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2009年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中，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占42.8%。其二，外出农民工劳动时间偏长。调查结果显示，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时。其中，每周工作时间多于《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占89.8%。平均劳动时间最长的是住宿餐饮业的农民工，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其三，外出农民工收入相对较低。从农民工从事的几个主要行业来看，收入水平较高的是交通运输业、采矿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分别为1 671元、1 640元和1 625元；收入较低的分别是住宿餐饮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分别为1 264元、1 276元和1 331元。其四，外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水平总体较低，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参保比例明显低于东部地区。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只有7.6%、21.8%、12.2%、3.9%和2.3%。?輥?輴?訛第二类是劳务派遣工。劳务派遣工是指派遣企业（公司）受社会用工单位的委托，面向社会招聘录用的，依法与派遣企业（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但被派往用工单位就业的劳动者。劳务派遣作为一种新的用工方式，在满足用人单位的灵活用工需求和解决部分劳动者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摩擦性失业”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普遍出现了被派遣劳动者与所在企业直接用工存在同工不同酬、未缴或欠缴社会保险费等问题，直接影响了被派遣劳动者的就业质量。
（二）制约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1. 教育和培训中存在制度性缺陷。中国的教育投资总量虽然在逐年增加，但与物质投资相比较，教育投资的相对量还处于较低水平。如果以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作为教育投资，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物质资本投资，统计资料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教育投资总体上还远远低于物质资本投资，截至2009年底，中国教育投资只相当于物质投资的1/10左右。而且，中国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很低。据统计，2009年中国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3.1%，这个比例不仅低于中国教育法提出的4%的要求，更低于5.5%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之下，美国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却是5.4％。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教育体系的两个支柱，必须协调发展，但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受“重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和“重文化知识、轻技能培训”的传统思想的制约，形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实状况，职业教育明显缺乏。大学生就业难还反映出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缺陷，主要体现为大学生综合素质欠缺和职业技能缺失，导致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应对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不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各个方面都已经逐步意识到培训的重要性，增加了对培训的投资。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企业、个人还是国家，我们在这方面的投资都很少，而且培训中存在着一些制度性缺陷。以农民工培训为例，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培训内容脱离市场需求；培训管理多头，实际责任人缺失，培训工作难以落到实处；培训效率低下等。教育和培训作为劳动者素质提升中两个最基本的手段，其制度性缺陷对劳动者素质提升及就业质量提升形成了根本性约束。
2.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制约。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低成本工业化模式。这种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模式，限制了企业的增资空间，是使劳动者权益极易受到侵害根本原因之一。在此笔者以苹果电脑的产业链为例进行剖析：苹果电脑最低售价499美元，但生产1台电脑支付给中国代工企业的代工费仅11美元。苹果公司依靠原创设计获“利润第一”，韩国公司凭产品专利获“利润第二”，而国内的代工企业只能获得极其微小的利润。这还是在电子——这样的高科技产品领域，大量的服装、鞋帽、玩具等低技术含量产品领域，下游所能分配的利润就更少。中国的代工模式决定了许多非公企业只能靠压低工人工资和减少工人福利来维持其生存与发展。因此，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劳动者的低工资成为必然，这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形成了根本的制约。
3. 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影响。在产业结构上，前几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第二产业对土地、资源等要素的投入需求最大，由于中国土地、资源等要素价格水平偏低，导致中国第二产业特别是高耗能的重化工业发展较快。这些高耗能的重化工业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较低，无法对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升形成压力。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对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需求要相对较小，而对劳动要素的需求较大，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也较高。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可以扩大就业，还可以对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形成压力和动力，进而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因此，“第二产业一马当先，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的产业结构不仅加剧了中国能源的短缺和环境的恶化，而且不利于就业的扩大和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所以，产业结构升级的迟滞也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形成了制约。
4.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安排有待完善。农民工就业质量太低是中国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安排：其一，传统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农民工在城市的平等就业权缺失。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各种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比如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劳动保护缺失问题，等等。其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设计还存在缺陷，面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还不可能与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全接轨。比如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的问题就非常突出，主要表现为：一是户籍地和就业地不一致的参保人员转移接续难，大多数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无法转移接续社会保险关系；二是农民工发生职业转换时，其社会保险关系无法转移接续。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难侵害了参保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造成大量农民工退保。
三、提升就业质量以促进劳动者就业权益实现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改善教育培训模式
1. 加快教育改革，提升劳动者基础素质。首先，要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作为准公共产品，教育培训的收益外溢效应非常明显，政府对教育培训投资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保证政府的教育投资总额占到GDP的一定比例，保证教育投资和物质投资的平衡发展，争取把中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较快地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5.5%）以上并向发达国家靠拢。其次，要调整教育投资结构。要切实改善中国目前教育投资结构失调的状况，继续加大国家对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国家在资金投入上，要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以及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倾斜，用更为平衡的投资组合政策来提高经济增长率，并尽量减低投资的不平等。第三，改革大学教育模式。应该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素质培养目标设置专业，甚至可以实行在低年级打通专业，同时通过与企业联合建立实习、实训基地、增加实习实训课时等措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2. 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职业培训中的重要作用。当前，政府可以有三方面作为：一是扮演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角色，直接向员工，尤其是低技能员工提供培训投资；二是制定企业培训税收政策，用强制性的企业培训税促进企业的培训投资，如法国实行的培训税政策；三是实施相应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促进企业与员工建立稳定的雇佣关系，为企业自愿地提供培训投资创造先决条件。其次，要特别重视对农民工的培训。在农民工等失业人口培训上，可以采用政府与企业联合的方法组织培训。一些企业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开工不足，可以利用剩余生产能力进行订单式培训，培训方向可以由政府指导或根据市场需求来引导，培训费用则由政府补贴，培训企业可以由招投标来确定。这样做，一方面企业可以减少闲置生产资源，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培训效果和培训效率。
（二）加速增长模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者收入
1. 加速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实现包容性增长。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劳动者质量提升的问题，必须着力深化体制改革，大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即由GDP刚性下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经济效益主导下的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要从过度依赖资金、自然资源和环境投入，以量的扩张实现的增长转向更多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术进步，以提高效率获取经济增长。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基础上，实现包容性增长，可以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并为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创造基础性条件。这是因为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目的就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进一步发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通过包容性增长，可以促进劳动者，尤其是一线普通劳动者收入的提高。
2. 继续推进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的梯次升级。受金融危机影响，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中国出现了劳动力“西进”态势。这种态势要求国家作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即将部分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鼓励产业“西移”可以起到推动沿海经济升级、促进西部经济崛起、缓解就业压力和促进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的作用。当前，引导产业西移，进行东、中、西部地区之间“飞雁模式”?輥?輵?訛的产业转移是中国实现产业结构梯次升级的一个现实选择。这样可以避免把竞争优势降低的产业和企业转移到国外，既不减少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数量，又可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为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和就业质量的提升创造必要条件。
（三）改善企业用工模式，提高劳动者就业稳定性
1. 改善企业用工模式，提倡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中国存在劳动合同高度短期化的现象。企业普遍的用工模式是：劳动合同一年一签，用新不用旧，使用黄金年龄段，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企业主要聘用二三十岁年龄段的人。《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劳动合同短期化问题仍然存在。劳动合同短期化不利于劳动者素质和就业质量的提升，因此，改善企业用工模式，增加企业用工稳定性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国际上许多知名品牌公司已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守则，后演变为“企业生产守则运动”，企业生产守则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促使企业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要提倡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遵纪守法，提高员工工作稳定性，为提高员工整体素质和就业质量作出应有的贡献。
2. 加大执法力度，提高劳动者就业稳定性。要严格执行劳动合同制度，进一步宣传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加大执法力度。要加大劳动保障执法监察力度。有关部门要定期不定期地对企业签订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加强企业用工管理，增强劳动者就业的稳定性，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四）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实现平等就业
1. 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实现农民工平等就业。要加大和加快制定有利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各种劳动力市场政策。一是推动户籍制度的改革，主要是逐步放开城镇劳动力市场，准许人口自由流动和转移，解决长期在城市就业、居住的农民工的户籍问题，真正实现城乡统筹的劳动力市场。其二，推动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就目前而言，面向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仍然近似空白，部分地区虽然出台了与农民工有关的一些政策措施，但由于农民工得不到基本的身份认同，政策的可操作性受到诸多限制，初步效果仍不理想。现阶段最迫切需要解决跨地区、跨城乡转移、接续社保关系的问题，以保证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待遇和合法权益在流动就业时不受到侵害。
2. 规范劳务派遣行为，实现劳务派遣工平等就业。《劳动合同法》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虽填补了中国劳务派遣的立法空白，但仍存在缺陷，亟待完善。首先，应当明确劳务派遣的用工范围。《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但并未界定“三性原则”，也未明确劳务派遣适用于哪些行业，为企业滥用劳务派遣提供了“合理理由”。所以，应尽快出台关于临时性、辅助性和替代性（简称“三性”）岗位的司法解释，明确岗位的范围，并且明确规定对违反“三性”进行操作的企业和个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为了遏制劳务派遣无序扩大化，岗位也应该设立上限。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如对不同行业规定派遣工不得超过一定的比例，考虑到劳务派遣本质上只是补充性质的用工模式，这种比例应该远低于正式员工的比例，以保障派遣工和有合同关系职工的利益，取缔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取代合同关系职工的非法现象?輥?輶?訛。其次，应当加强对劳务派遣行为的规范。鉴于目前劳务派遣乱象丛生的现实，应当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务派遣操作规范。在劳动合同法的基础上，统一劳务派遣协议和劳务派遣合同的内容和格式，明确派遣三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从单位选人到人选单位，从用人、管人到养人，都要有具体的规程，特别要突出派遣范围、期限、工资福利发放、岗位技能培训、职级晋升、工资增长等几个关键环节，不能留下生变的隐患。有关部门可以定期对劳务派遣机构和用人单位评定信用等级。评议结果连同各机构的主要业绩应面向社会公开，一方面接受全社会监督，另一方面作为整改依据，责令问题单位限期改正或强制退出。
注释：
①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00701/09498214428.shtml（最后访问：2010-10-09）。
②相关数据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整理。
③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txt/2010-09/20/content_20973171.htm（最后访问：2010-10-09）。
④http://tieba.baidu.com/f?kz=710520453（最后访问：2010-10-09）。
⑤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⑥⑦李文星，袁志刚：《中国就业结构失：现状、原因与调整政策》，《当代财经》，2010年第3期，第13页、12页。
⑧http://wenwen.soso.com/z/q131147045.htm（最后访问：2010-10-02）。
⑨http://www.jobcn.com/hr/News_content.jsp?ID=161847（最后访问：2010-10-09）。
⑩http://news.163.com/10/0512/02/66ETQIN300014AED.html（最后访问：2010-80-16）。
(11)http://news.workercn.cn/onlinepaper/2010_03/07/GR0108.htm（最后访问：2010-10-09）。
(12)http://www.fzzj.net/inside_in.asp?cid=86&id=1591（最后访问：2010-08-16）。
(13)(14)胡奎：《经济危机倒逼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6期。
(15)http://wenku.baidu.com/view/e9a74d1b6bd97f192279e
9ab.html（最后访问：2010-10-02）。
(16)http://cn.chinagate.cn/reports/2010-03/22/content_
19655996_3.htm（最后访问：2010-10-02）。
(17)“雁阵理论”是国际上的产业转移理论。这个概念最早由日本的经济学家提出来，后来也被其他的国家所熟知。也就是说，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有的国家劳动力丰富，有的国家资本丰富，因此他们都会各自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获得不同的产业发展机会。比如说以东亚来说，东亚在产业发展上的“领头雁”是日本，日本曾经也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来发展的，但是，随着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增加，劳动力变得昂贵，因此就转向了重化工业，转向了高科技领域，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最早丢给了“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经历了跟日本同样的一个过程，又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了东盟国家，再后又是中国的沿海地区。
(18)黄其蔚：《劳务派遣扩大化的动因分析及其规制》，《社科纵横》，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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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关 华
责任校对：李金霞
How to Realize the Employment Rights of the Laborers
Shen Qinqin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is faced with rather severe employment situations. One of the reasons affecting the employment is the unsatisfactory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the laborers. As a result,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improve the training mode, and strengthen vocational training, so as to enhance the laborers' quality. Meanwhile,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shift of growth mode and upgrad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increase the income of the laborers; improve the employment mode to ensure the employment stability; push forward system reform and innovation so as to standardize the employment process and achieve equal employment.
Key words: laborers; employment; employment rights; employment quality
关键词：劳动者；劳动就业；就业权益；就业质量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1）03-0042-08
就业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就业问题，2009年中央工作会议明确表示：扩大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要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当前，在坚持就业优先战略的基础上，在增加就业总量的同时，更应关注就业质量的提升，以促进体面就业的实现。
一、当前中国的就业状况
当前，中国的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状况还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就业的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劳动者就业质量亟待提升。
（一）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依然严重
2010年，中国经济率先强劲复苏，面对东部沿海地区再现的“民工荒”现象及农民工“涨薪潮”的爆发，国内部分学者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刘易斯拐点”来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一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连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拐点”。当前。国内部分学者提出中国经济即将进入劳动力短缺阶段，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笔者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还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依然严重。下面，笔者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在中国劳动供给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创造劳动需求的能力日渐衰微。首先，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非常丰富并将持续扩大。2009年中国劳动力资源是10.69亿，预计到2020年劳动力会达到11.5亿，到2033年将达到12亿以上①。经济增长是创造劳动需求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衡量经济增长对就业影响的重要指标是就业弹性。所谓就业弹性是指某一经济变量的单位变动率所引起的就业量的变动率，即通常所讲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量增长多少个百分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高速的就业增长。中国的就业弹性系数在20世纪80年代曾高达0.37。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对就业岗位增长的拉动就开始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就业弹性系数在20世纪90年代降低为0.08，21世纪前五年（即“十五”时期）保持在0.08。2006年至“十一五”时期又降低至0.05②。在中国劳动供给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创造劳动需求的能力却日渐衰微。可见，中国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态势在短期内还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
第二，各产业的就业比重显示，中国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还远没有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0%，但是第一产业所占的就业比重是39%。从世界经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是一个国家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在亚洲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等，即便是强调土地的精耕细作，还有土地的长子继承制等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在第一产业比重没有下降到5%、劳动力就业比重没有下降到10%之前，也还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快速转移时期③。可见，中国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还远没有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还将持续一定的时期。
第三，东部沿海的“民工荒”及农民工的“涨薪潮”并不能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东部沿海的“民工荒”现象实际上是中国劳动力市场总量供过于求背景下劳动力供求结构性失衡的一种典型表现。一方面，东部和西部的劳动力价格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导致东部地区原来在劳动力价格方面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据统计，2009年第三季度全国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月均收入东部地区为1 455元，中部地区为1 389元，西部地区为1 382元。东部地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只比中西部高5%左右，而月均消费却要高15%~25%。④东部地区徘徊不前的工资待遇与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无法匹配，是东部地区“用工荒”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内地的用工需求逐步上升，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能够在过去的输出地——家门口实现就地就业，这也是沿海出现结构性“用工荒”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突出
中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就业的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太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太低。在就业结构的研究中，就业的产业结构最受关注。按照国际通行的产业分类法，国民经济整体可分为三大产业。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是第一位从劳动力结构的角度研究产业就业结构变动的学者。他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从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这就是劳动就业的产业结构变动规律。英国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配第在其代表作——《政治算术》中曾对此作过描述，故克拉克将他发现的规律称之为“配第定理”，人们则称这一规律为“配第─克拉克定理”。世界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就业结构的历史变动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规律，中国的就业结构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动趋势。从1979—2009年，中国三大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已经从70.5∶17.3∶12.2转变为42.6∶25.2∶32.2⑤。但是，中国就业的产业结构变动速度相对还是比较缓慢的，与发达国家或大多数国家相比，仍然不合理。这种不合理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太高。根据2009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提供的国别比较数据，2007年，发达经济体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分别是1.37%、1.43%、2.25%和4.24%。而按《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却还保持在38.1%。⑥可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2）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太低。根据《2009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提供的2007年国别比较数据，2007年美国、英国、日本这三个国家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已分别达到了77.96%、76.37%和67.89%。而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中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还仅为34.1%。可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太低。
第二，从城乡结构来看，城镇化滞后，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高。首先，中国的城镇化是滞后的。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许多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200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5.7%，按照平均每年提高大约1%的速度，预计到2015年将提高到50%左右，到2020年为55%左右。这样的水平离中等发达国家平均70%左右的城市化率仍有较大的差距。中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是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其次，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高。2009年末，中国城市人口约为5.94亿，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约为45%。中国城市人口还不到总人口的一半，这与发达国家高的城市化水平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相应地，中国农村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也较高。以2009年末为例，全国就业人数为7.71亿，农村就业人数就有4.76亿，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超过60%。可见，中国城乡就业结构是失衡的。
第三，从地区结构来看，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表现出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地区失衡，呈现出典型的“东高西低”的不均衡分配。根据《2009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虽然中国外出农民工开始有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但总体看来，外出务工仍以东部地区为主。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农民工仍以在省内务工为主，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大多数还是在省外务工。根据2009年第二季度国家统计局对外出农村劳动力的最新调查数据统计，第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为15 097万人。按输出地来分，来自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比重分别为29.6%、37.6%和32.8%。按输入地分，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6.7%，中部地区占14.7%，西部地区占18.2%。⑦很明显，外出务工劳动力主要还是从中、西部流向东部地区。按照产业区域转移的相关理论，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首先会流向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之后会惠及外围地区，形成产业在区域间的阶梯转移。因此，中国也提出了“产业西移”的计划，即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而东部沿海地区则实现产业升级，向技术密集型或服务业转型。但从目前看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没有如预期的进度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国劳动力流动仍然表现出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地区失衡，呈现典型的“东高西低”的不均衡分配。
（三）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有待提升
就业质量指的是劳动者整体工作状况的优劣程度。就业质量一般用反映劳动者工作状况的各要素的统计数据，如社会保险参保率、劳动合同签约率和平均期限、平均工资等来表示。而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劳动者的就业质量还有待提升。
其一，社会保险参保率较低。据社会保障专家郑功成介绍，2008年中国参与养老保险的人数只占应参与养老保险人数的20%，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在同龄人口中，也只占到20%左右；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提供的资料显示，2009年中国医疗保险制度覆盖率低，城镇职工2.7亿人中参保人数只有1.8亿，只有约2/3的职工参加了医疗保险；目前效益好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中，仍还有10％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⑧。
第二，劳动合同的平均期限较短。虽然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合同短期化问题得到了改善，但劳动者劳动合同平均期限短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比如，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数据，2009年北京市地方企业城镇职工劳动合同续订1年及1年以下合同的占到了44.85%，续订10年以上长期劳动合同的只占1.12%，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只占续订劳动合同城镇职工总数的10.28%，⑨劳动合同短期化问题依然严重。
第三，职工的平均工资较低。2009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4 638元，月平均工资2 439元。据全国总工会近期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⑩
二、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中面临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一）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1. 劳动者素质相对较低的基础性障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即劳动者整体工作状况的改善是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为前提和基础的。当前，中国劳动者素质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这已经成为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的基础性障碍。据全总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2007年中国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48年，农民工群体为10.43年，大大低于1992年美国15~64岁年龄组居民18.04年的水平；在全部企业工人中，74.1%的工人没有技术等级，而早在1980年德国非技术人员的比重已仅为21.5%。?輥?輯?訛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城镇企业现有职工中，技术工人只占50％。而在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工的比例又极低，只占约3.5％，中级、初级技工比例分别为36.5％和60％。与此相对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工人已接近蓝领员工总数的100％，其中高级、中级技工的比例则分别高达35％和50％以上。?輥?輰?訛中国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较低的现状势必影响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从而给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造成基础性障碍。
在劳动者整体素质提升中最重要和关键的问题是农民工队伍的素质太低。在近3亿人的职工队伍中，1.5亿外出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外出从业农民工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而且，1亿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了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但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仅占36.9%。因此，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素质较低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要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历史性跨越和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的最主要的障碍。
2. 劳动者工资水平较低的现实约束。目前，中国正处于典型的低工资时代。中国劳动者工资水平较低，尤其是一线劳动者工资水平较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从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的比重，还是从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的比重来看，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国际上是很低的。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而在中国则不到42%，并在近年来呈逐年下降趋势?輥?輱?訛。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这个比例不到10%。?輥?輲?訛国外最低工资一般占平均工资的40%~50%，中国远没有达到这个比例。根据2009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4 638元、月平均工资为2 439元来计算，最低工资一般应该在1 000元~1 200元左右，但是，中国只有深圳市在2009年上半年能够达到这个标准。2009年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是1 000元/月?輥?輳?訛，其他地区都没有达到这个最低标准。
当前，中国多数中小企业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一线员工的工资水平，即实行所谓的“地板工资”。一方面，最低工资本身不能满足劳动者素质提升的需求。劳动者一个月几百元的工资收入除了满足基本生活的需求以外，几乎不可能再有剩余去进行再教育和再培训以提高自身的教育和技能水平。因此，劳动者工资水平较低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形成了现实的约束。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单位都会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来实行，很多企业是靠增加加班时间来抵消最低工资上调的成本，这样实际上又降低了员工的工资水平。员工不仅没有足够的收入去进行再教育和再培训，而且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接受再教育和再培训，这就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形成了更强的约束。
3. 劳动者就业稳定性不足的制约和影响。如前所述，虽然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中国劳动合同短期化问题得到了一些改善，但劳动者劳动合同平均期限短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劳动者就业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劳动者就业稳定性不足会产生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消极后果，从而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形成制约。一方面，劳动合同短期化影响了职工的职业稳定感和对企业的归属感、忠诚度，影响了其为企业长期服务的工作热情和职业规划，在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对职工进行培训的热情，不利于职工素质的提升。另一方面，劳动合同短期化使劳动关系长期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繁荣稳定都会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在根本上也不利于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
4. 特殊就业群体的就业质量问题凸显。当前，中国有两类特殊就业群体的就业质量问题非常突出。第一类是农民工。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1.45亿人，他们的就业质量非常让人担忧。据《2009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显示：其一，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较低，近六成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2009年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中，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占42.8%。其二，外出农民工劳动时间偏长。调查结果显示，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时。其中，每周工作时间多于《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占89.8%。平均劳动时间最长的是住宿餐饮业的农民工，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其三，外出农民工收入相对较低。从农民工从事的几个主要行业来看，收入水平较高的是交通运输业、采矿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分别为1 671元、1 640元和1 625元；收入较低的分别是住宿餐饮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分别为1 264元、1 276元和1 331元。其四，外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水平总体较低，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参保比例明显低于东部地区。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只有7.6%、21.8%、12.2%、3.9%和2.3%。?輥?輴?訛第二类是劳务派遣工。劳务派遣工是指派遣企业（公司）受社会用工单位的委托，面向社会招聘录用的，依法与派遣企业（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但被派往用工单位就业的劳动者。劳务派遣作为一种新的用工方式，在满足用人单位的灵活用工需求和解决部分劳动者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摩擦性失业”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普遍出现了被派遣劳动者与所在企业直接用工存在同工不同酬、未缴或欠缴社会保险费等问题，直接影响了被派遣劳动者的就业质量。
（二）制约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1. 教育和培训中存在制度性缺陷。中国的教育投资总量虽然在逐年增加，但与物质投资相比较，教育投资的相对量还处于较低水平。如果以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作为教育投资，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物质资本投资，统计资料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教育投资总体上还远远低于物质资本投资，截至2009年底，中国教育投资只相当于物质投资的1/10左右。而且，中国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很低。据统计，2009年中国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3.1%，这个比例不仅低于中国教育法提出的4%的要求，更低于5.5%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之下，美国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却是5.4％。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教育体系的两个支柱，必须协调发展，但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受“重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和“重文化知识、轻技能培训”的传统思想的制约，形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实状况，职业教育明显缺乏。大学生就业难还反映出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缺陷，主要体现为大学生综合素质欠缺和职业技能缺失，导致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应对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不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各个方面都已经逐步意识到培训的重要性，增加了对培训的投资。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企业、个人还是国家，我们在这方面的投资都很少，而且培训中存在着一些制度性缺陷。以农民工培训为例，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培训内容脱离市场需求；培训管理多头，实际责任人缺失，培训工作难以落到实处；培训效率低下等。教育和培训作为劳动者素质提升中两个最基本的手段，其制度性缺陷对劳动者素质提升及就业质量提升形成了根本性约束。
2.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制约。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低成本工业化模式。这种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模式，限制了企业的增资空间，是使劳动者权益极易受到侵害根本原因之一。在此笔者以苹果电脑的产业链为例进行剖析：苹果电脑最低售价499美元，但生产1台电脑支付给中国代工企业的代工费仅11美元。苹果公司依靠原创设计获“利润第一”，韩国公司凭产品专利获“利润第二”，而国内的代工企业只能获得极其微小的利润。这还是在电子——这样的高科技产品领域，大量的服装、鞋帽、玩具等低技术含量产品领域，下游所能分配的利润就更少。中国的代工模式决定了许多非公企业只能靠压低工人工资和减少工人福利来维持其生存与发展。因此，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劳动者的低工资成为必然，这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形成了根本的制约。
3. 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影响。在产业结构上，前几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第二产业对土地、资源等要素的投入需求最大，由于中国土地、资源等要素价格水平偏低，导致中国第二产业特别是高耗能的重化工业发展较快。这些高耗能的重化工业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较低，无法对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升形成压力。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对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需求要相对较小，而对劳动要素的需求较大，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也较高。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可以扩大就业，还可以对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形成压力和动力，进而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因此，“第二产业一马当先，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的产业结构不仅加剧了中国能源的短缺和环境的恶化，而且不利于就业的扩大和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所以，产业结构升级的迟滞也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形成了制约。
4.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安排有待完善。农民工就业质量太低是中国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安排：其一，传统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农民工在城市的平等就业权缺失。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各种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比如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劳动保护缺失问题，等等。其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设计还存在缺陷，面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还不可能与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全接轨。比如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的问题就非常突出，主要表现为：一是户籍地和就业地不一致的参保人员转移接续难，大多数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无法转移接续社会保险关系；二是农民工发生职业转换时，其社会保险关系无法转移接续。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难侵害了参保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造成大量农民工退保。
三、提升就业质量以促进劳动者就业权益实现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改善教育培训模式
1. 加快教育改革，提升劳动者基础素质。首先，要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作为准公共产品，教育培训的收益外溢效应非常明显，政府对教育培训投资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保证政府的教育投资总额占到GDP的一定比例，保证教育投资和物质投资的平衡发展，争取把中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较快地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5.5%）以上并向发达国家靠拢。其次，要调整教育投资结构。要切实改善中国目前教育投资结构失调的状况，继续加大国家对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国家在资金投入上，要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以及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倾斜，用更为平衡的投资组合政策来提高经济增长率，并尽量减低投资的不平等。第三，改革大学教育模式。应该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素质培养目标设置专业，甚至可以实行在低年级打通专业，同时通过与企业联合建立实习、实训基地、增加实习实训课时等措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2. 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职业培训中的重要作用。当前，政府可以有三方面作为：一是扮演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角色，直接向员工，尤其是低技能员工提供培训投资；二是制定企业培训税收政策，用强制性的企业培训税促进企业的培训投资，如法国实行的培训税政策；三是实施相应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促进企业与员工建立稳定的雇佣关系，为企业自愿地提供培训投资创造先决条件。其次，要特别重视对农民工的培训。在农民工等失业人口培训上，可以采用政府与企业联合的方法组织培训。一些企业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开工不足，可以利用剩余生产能力进行订单式培训，培训方向可以由政府指导或根据市场需求来引导，培训费用则由政府补贴，培训企业可以由招投标来确定。这样做，一方面企业可以减少闲置生产资源，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培训效果和培训效率。
（二）加速增长模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者收入
1. 加速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实现包容性增长。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劳动者质量提升的问题，必须着力深化体制改革，大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即由GDP刚性下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经济效益主导下的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要从过度依赖资金、自然资源和环境投入，以量的扩张实现的增长转向更多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术进步，以提高效率获取经济增长。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基础上，实现包容性增长，可以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并为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创造基础性条件。这是因为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目的就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进一步发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通过包容性增长，可以促进劳动者，尤其是一线普通劳动者收入的提高。
2. 继续推进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的梯次升级。受金融危机影响，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中国出现了劳动力“西进”态势。这种态势要求国家作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即将部分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鼓励产业“西移”可以起到推动沿海经济升级、促进西部经济崛起、缓解就业压力和促进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的作用。当前，引导产业西移，进行东、中、西部地区之间“飞雁模式”?輥?輵?訛的产业转移是中国实现产业结构梯次升级的一个现实选择。这样可以避免把竞争优势降低的产业和企业转移到国外，既不减少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数量，又可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为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和就业质量的提升创造必要条件。
（三）改善企业用工模式，提高劳动者就业稳定性
1. 改善企业用工模式，提倡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中国存在劳动合同高度短期化的现象。企业普遍的用工模式是：劳动合同一年一签，用新不用旧，使用黄金年龄段，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企业主要聘用二三十岁年龄段的人。《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劳动合同短期化问题仍然存在。劳动合同短期化不利于劳动者素质和就业质量的提升，因此，改善企业用工模式，增加企业用工稳定性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国际上许多知名品牌公司已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守则，后演变为“企业生产守则运动”，企业生产守则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促使企业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要提倡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遵纪守法，提高员工工作稳定性，为提高员工整体素质和就业质量作出应有的贡献。
2. 加大执法力度，提高劳动者就业稳定性。要严格执行劳动合同制度，进一步宣传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加大执法力度。要加大劳动保障执法监察力度。有关部门要定期不定期地对企业签订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加强企业用工管理，增强劳动者就业的稳定性，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四）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实现平等就业
1. 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实现农民工平等就业。要加大和加快制定有利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各种劳动力市场政策。一是推动户籍制度的改革，主要是逐步放开城镇劳动力市场，准许人口自由流动和转移，解决长期在城市就业、居住的农民工的户籍问题，真正实现城乡统筹的劳动力市场。其二，推动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就目前而言，面向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仍然近似空白，部分地区虽然出台了与农民工有关的一些政策措施，但由于农民工得不到基本的身份认同，政策的可操作性受到诸多限制，初步效果仍不理想。现阶段最迫切需要解决跨地区、跨城乡转移、接续社保关系的问题，以保证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待遇和合法权益在流动就业时不受到侵害。
2. 规范劳务派遣行为，实现劳务派遣工平等就业。《劳动合同法》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虽填补了中国劳务派遣的立法空白，但仍存在缺陷，亟待完善。首先，应当明确劳务派遣的用工范围。《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但并未界定“三性原则”，也未明确劳务派遣适用于哪些行业，为企业滥用劳务派遣提供了“合理理由”。所以，应尽快出台关于临时性、辅助性和替代性（简称“三性”）岗位的司法解释，明确岗位的范围，并且明确规定对违反“三性”进行操作的企业和个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为了遏制劳务派遣无序扩大化，岗位也应该设立上限。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如对不同行业规定派遣工不得超过一定的比例，考虑到劳务派遣本质上只是补充性质的用工模式，这种比例应该远低于正式员工的比例，以保障派遣工和有合同关系职工的利益，取缔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取代合同关系职工的非法现象?輥?輶?訛。其次，应当加强对劳务派遣行为的规范。鉴于目前劳务派遣乱象丛生的现实，应当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务派遣操作规范。在劳动合同法的基础上，统一劳务派遣协议和劳务派遣合同的内容和格式，明确派遣三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从单位选人到人选单位，从用人、管人到养人，都要有具体的规程，特别要突出派遣范围、期限、工资福利发放、岗位技能培训、职级晋升、工资增长等几个关键环节，不能留下生变的隐患。有关部门可以定期对劳务派遣机构和用人单位评定信用等级。评议结果连同各机构的主要业绩应面向社会公开，一方面接受全社会监督，另一方面作为整改依据，责令问题单位限期改正或强制退出。
注释：
①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00701/09498214428.shtml（最后访问：2010-10-09）。
②相关数据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整理。
③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txt/2010-09/20/content_20973171.htm（最后访问：2010-10-09）。
④http://tieba.baidu.com/f?kz=710520453（最后访问：2010-10-09）。
⑤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⑥⑦李文星，袁志刚：《中国就业结构失：现状、原因与调整政策》，《当代财经》，2010年第3期，第13页、12页。
⑧http://wenwen.soso.com/z/q131147045.htm（最后访问：2010-10-02）。
⑨http://www.jobcn.com/hr/News_content.jsp?ID=161847（最后访问：2010-10-09）。
⑩http://news.163.com/10/0512/02/66ETQIN300014AED.html（最后访问：2010-80-16）。
(11)http://news.workercn.cn/onlinepaper/2010_03/07/GR0108.htm（最后访问：2010-10-09）。
(12)http://www.fzzj.net/inside_in.asp?cid=86&id=1591（最后访问：2010-08-16）。
(13)(14)胡奎：《经济危机倒逼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6期。
(15)http://wenku.baidu.com/view/e9a74d1b6bd97f192279e
9ab.html（最后访问：2010-10-02）。
(16)http://cn.chinagate.cn/reports/2010-03/22/content_
19655996_3.htm（最后访问：2010-10-02）。
(17)“雁阵理论”是国际上的产业转移理论。这个概念最早由日本的经济学家提出来，后来也被其他的国家所熟知。也就是说，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有的国家劳动力丰富，有的国家资本丰富，因此他们都会各自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获得不同的产业发展机会。比如说以东亚来说，东亚在产业发展上的“领头雁”是日本，日本曾经也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来发展的，但是，随着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增加，劳动力变得昂贵，因此就转向了重化工业，转向了高科技领域，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最早丢给了“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经历了跟日本同样的一个过程，又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了东盟国家，再后又是中国的沿海地区。
(18)黄其蔚：《劳务派遣扩大化的动因分析及其规制》，《社科纵横》，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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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关 华
责任校对：李金霞
How to Realize the Employment Rights of the Laborers
Shen Qinqin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is faced with rather severe employment situations. One of the reasons affecting the employment is the unsatisfactory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the laborers. As a result,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improve the training mode, and strengthen vocational training, so as to enhance the laborers' quality. Meanwhile,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shift of growth mode and upgrad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increase the income of the laborers; improve the employment mode to ensure the employment stability; push forward system reform and innovation so as to standardize the employment process and achieve equal employment.
Key words: laborers; employment; employment rights; employment 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