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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的天津，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真的会遥不可期吗？
环渤海经济圈被认为是中国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的第三个经济发动机。而天津被冀望成为该地区的龙头城市，十七大之后，关于天津的战略意图更为明确：强力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将之打造为环渤海湾经济圈的龙头，从而带动华北、东北等中国北方地区的现代化。
不轻松的“第三极”
中央将天津滨海新区上升至国家战略，似乎解决了天津城市定位中的“我是谁”的问题。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2006年3月22日，天津市“新城规”获国务院批准，“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成为这座北方滨海城市的新定位。有人形象地称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而整个环渤海经济圈亦被认为是国家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的第三个经济发动机。
在肖金成的战略研究报告中，也将天津滨海新区喻之为“第三增长极”。
环渤海经济圈由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三大板块组成，而且三个板块之间缺乏产业联系，天津如何为整个区域提供服务？这决定了中央定位的“北方经济中心”能否落实。
即便在“京津冀”板块中，天津也存在严重的不能极化的焦虑。河北省“重新发现沿海”，继唐山曹妃甸战略之后，更于去年再提出“沧州渤海新区”战略，一南一北，对天津滨海事实上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据坊间人士称，唐山曹妃甸新区的快速进展让天津倍感现实压力。
天津经济学会会长、南开大学教授周立群对本报说，要成为第三极，天津必须克服三个现实的制约因素：
其一是经济体量太小，去年天津市GDP4338亿元，只占整个环渤海地区的1/10 不到，在环渤海三省二市中最小，仅以城市相较，天津也远小于北京的7720亿元，如何能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其二是目前的体制机制构架，无法支撑第三极，但一直又未获得实质性的突破；
其三，中央确定天津战略地位，而天津市对此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皆显不足，缺乏足够的研究。
仅北京的“首都优势（因此而具有的集聚资源的能力）”，可能就是天津无法逾越的天堑。
学术界为此开出的方子是：京津一体化，在二者之间进行产业分工。前任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皮黔生也曾公开回应媒体：未来的天津滨海新区与北京将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如同东京与横滨之间的互补效应。
“三座大山”的重压
周立群教授则给出的似乎是一个“徐徐而图之”的策略：天津必须立足于自己北方航运中心的港口优势，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在此基础上围绕制造业基地和口岸，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业），最终体现出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价值。
近两年来，滨海新区已经成为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新的“朝圣地”。但在此时，至少有三个难题摆在滨海新区面前。 文章内容：
首先体制构架问题。在滨海新区22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达）、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港集团三个正局级功能区，以及塘沽、大沽、汉沽三个市辖区，另外还包括东丽区的无暇街道办、津南区的葛沽镇。
1994年天津市决定开发建设滨海新区，几年后为了将各功能区、行政区统一在滨海新区的框架下，于2000年设立滨海新区管委会，由原开发区的创业者皮黔生以市委常委之身兼任管委会主任，似乎初步解决了群龙无首的问题，但在肖金成先生看来，“这一架构纯属过渡性，管委会无力无权在新区的行政区域内行使规划、管理和协调职能”。
第二个问题由第一个问题衍生而来，那就是，滨海新区虽然有2270平方公里的可开发土地，这被几乎所有学者和地方官员视为天津滨海新区最大的优势。但由于行政割据，也由于现行土地管理体制的掣肘，这片被称为“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内最具价值潜力的土地”（某区域经济学者语），却不能得到合理的整理和利用，发挥出其最大的价值。
现行的土地管理体制，对土地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有着严格的规定，并由中央政府进行量化（额度）管理。滨海新区虽已向中央政府递交了以“征转分离”为特点的改革方案，但迄今仍未得到批复。
第三个问题是滨海新区的产业选择，事关新区如何转变增长方式。在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恺看来，滨海新区目前最迫切的并非是上大项目把GDP搞上去，而是如何以我为主，打造一个有竞争力、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产业体系。
天津旧的产业基础现在基本上衰退了（天津旧的工业基础，有‘八大天’之称的天碱、天化、天机、天重、天拖、天船、天钢等大企业已不复当年风采），但新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事情正在变化
处于爆发式发展前夜的天津人对新任市委书记寄予厚望，期待曾在广东、山东两大经济发达地区工作过的张高丽能带给天津一个惊喜。
而张高丽显然正逐渐进入角色。
在2007年3月接任天津市委书记之后，张已连续就发展服务业、民营经济、金融、三农问题等召开一连串全市工作会议，进行工作部署。
对于天津最具全局性战略地位的滨海新区，张高丽尤其重视，从3月到任以来，几乎每月去滨海新区调研一次。6月初，张高丽主持天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领导小组”，亲任组长。
与此同时，一批大的项目进展顺利。
天津港25万吨级深水航道将在今年年底建成，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年底基本竣工。空客A320大飞机项目、大火箭项目、百万吨乙烯、千万吨炼油等一批重大工业项目正在加快建设。按照“自由贸易区”模式建设的东疆保税港将在年底前实现首期4平方公里的封关运作。
在十七大后的天津市委召开的九届二次全会上，张高丽明确表示在滨海新区的体制问题上，要全力加大改革力度。
这被当地观察人士视为“重要的变化”，并给予厚望。
点评：
大树底下好乘凉，大树底下也不长草。虽然天津已被中央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但北京拥有的“首都优势”使其在中长期内仍是区域内的实质第一经济中心，近有河北区域发展战略对天津的近距离“夹击”，远有以重庆为代表的新兴改革试点区域对中央和全局改革投入的“争宠”，都使天津不得不抱有不能“极化”的焦虑。这可能就是中国经济崛起最生动的区域竞争图景。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编辑：蔡文清）
环渤海经济圈被认为是中国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的第三个经济发动机。而天津被冀望成为该地区的龙头城市，十七大之后，关于天津的战略意图更为明确：强力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将之打造为环渤海湾经济圈的龙头，从而带动华北、东北等中国北方地区的现代化。
不轻松的“第三极”
中央将天津滨海新区上升至国家战略，似乎解决了天津城市定位中的“我是谁”的问题。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2006年3月22日，天津市“新城规”获国务院批准，“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成为这座北方滨海城市的新定位。有人形象地称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而整个环渤海经济圈亦被认为是国家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的第三个经济发动机。
在肖金成的战略研究报告中，也将天津滨海新区喻之为“第三增长极”。
环渤海经济圈由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三大板块组成，而且三个板块之间缺乏产业联系，天津如何为整个区域提供服务？这决定了中央定位的“北方经济中心”能否落实。
即便在“京津冀”板块中，天津也存在严重的不能极化的焦虑。河北省“重新发现沿海”，继唐山曹妃甸战略之后，更于去年再提出“沧州渤海新区”战略，一南一北，对天津滨海事实上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据坊间人士称，唐山曹妃甸新区的快速进展让天津倍感现实压力。
天津经济学会会长、南开大学教授周立群对本报说，要成为第三极，天津必须克服三个现实的制约因素：
其一是经济体量太小，去年天津市GDP4338亿元，只占整个环渤海地区的1/10 不到，在环渤海三省二市中最小，仅以城市相较，天津也远小于北京的7720亿元，如何能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其二是目前的体制机制构架，无法支撑第三极，但一直又未获得实质性的突破；
其三，中央确定天津战略地位，而天津市对此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皆显不足，缺乏足够的研究。
仅北京的“首都优势（因此而具有的集聚资源的能力）”，可能就是天津无法逾越的天堑。
学术界为此开出的方子是：京津一体化，在二者之间进行产业分工。前任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皮黔生也曾公开回应媒体：未来的天津滨海新区与北京将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如同东京与横滨之间的互补效应。
“三座大山”的重压
周立群教授则给出的似乎是一个“徐徐而图之”的策略：天津必须立足于自己北方航运中心的港口优势，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在此基础上围绕制造业基地和口岸，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业），最终体现出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价值。
近两年来，滨海新区已经成为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新的“朝圣地”。但在此时，至少有三个难题摆在滨海新区面前。 文章内容：
首先体制构架问题。在滨海新区22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达）、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港集团三个正局级功能区，以及塘沽、大沽、汉沽三个市辖区，另外还包括东丽区的无暇街道办、津南区的葛沽镇。
1994年天津市决定开发建设滨海新区，几年后为了将各功能区、行政区统一在滨海新区的框架下，于2000年设立滨海新区管委会，由原开发区的创业者皮黔生以市委常委之身兼任管委会主任，似乎初步解决了群龙无首的问题，但在肖金成先生看来，“这一架构纯属过渡性，管委会无力无权在新区的行政区域内行使规划、管理和协调职能”。
第二个问题由第一个问题衍生而来，那就是，滨海新区虽然有2270平方公里的可开发土地，这被几乎所有学者和地方官员视为天津滨海新区最大的优势。但由于行政割据，也由于现行土地管理体制的掣肘，这片被称为“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内最具价值潜力的土地”（某区域经济学者语），却不能得到合理的整理和利用，发挥出其最大的价值。
现行的土地管理体制，对土地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有着严格的规定，并由中央政府进行量化（额度）管理。滨海新区虽已向中央政府递交了以“征转分离”为特点的改革方案，但迄今仍未得到批复。
第三个问题是滨海新区的产业选择，事关新区如何转变增长方式。在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恺看来，滨海新区目前最迫切的并非是上大项目把GDP搞上去，而是如何以我为主，打造一个有竞争力、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产业体系。
天津旧的产业基础现在基本上衰退了（天津旧的工业基础，有‘八大天’之称的天碱、天化、天机、天重、天拖、天船、天钢等大企业已不复当年风采），但新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事情正在变化
处于爆发式发展前夜的天津人对新任市委书记寄予厚望，期待曾在广东、山东两大经济发达地区工作过的张高丽能带给天津一个惊喜。
而张高丽显然正逐渐进入角色。
在2007年3月接任天津市委书记之后，张已连续就发展服务业、民营经济、金融、三农问题等召开一连串全市工作会议，进行工作部署。
对于天津最具全局性战略地位的滨海新区，张高丽尤其重视，从3月到任以来，几乎每月去滨海新区调研一次。6月初，张高丽主持天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领导小组”，亲任组长。
与此同时，一批大的项目进展顺利。
天津港25万吨级深水航道将在今年年底建成，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年底基本竣工。空客A320大飞机项目、大火箭项目、百万吨乙烯、千万吨炼油等一批重大工业项目正在加快建设。按照“自由贸易区”模式建设的东疆保税港将在年底前实现首期4平方公里的封关运作。
在十七大后的天津市委召开的九届二次全会上，张高丽明确表示在滨海新区的体制问题上，要全力加大改革力度。
这被当地观察人士视为“重要的变化”，并给予厚望。
点评：
大树底下好乘凉，大树底下也不长草。虽然天津已被中央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但北京拥有的“首都优势”使其在中长期内仍是区域内的实质第一经济中心，近有河北区域发展战略对天津的近距离“夹击”，远有以重庆为代表的新兴改革试点区域对中央和全局改革投入的“争宠”，都使天津不得不抱有不能“极化”的焦虑。这可能就是中国经济崛起最生动的区域竞争图景。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编辑：蔡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