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众所周知，2013年的秋天，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推进国际社会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
一、“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积极成果
一是从政治层面看，“一带一路”的国际共识日益增多，中国与沿线国家高层互访频繁，政府、议会、党派、地方友好往来持续升温。截至目前，已有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方制定出台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并同30多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至少有9个国家设立了类似“丝路特使”“丝绸之路大使”等专门职位，初步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合作框架。
二是从经济层面看，同20个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协议，同“一带一路”沿线17个国家共同建设了46个境外合作区，中国企业累计投资超过14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6万个就业岗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运营，57个国家积极参与其中；丝路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顺利组建。2015年，中国同“一带一路”参与国双边贸易额突破1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5%；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的直接投资额近150亿美元、同比增长18%；“一带一路”参与国对华投资额超过82亿美元、同比增长25%。“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初步完成规划和布局，正在向落地生根、深耕细作、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
三是从文化方面看，中国-中亚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取得成功，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业已启动，设立了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文化、教育、科技、旅游、商务等民间往来日益密切，人文交流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果。
四是从国际舆论方面看，有关“一带一路”的报道和研究成果明显增多。据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中心提供的研究数据，仅今年1-5月份境外媒体就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英文报道超过1200篇，中文报道400多篇，国际知名智库发表了10多份研究“一带一路”的专题报告。其中，积极的评价有很多，有的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有的认为有助促进世界和平，有的认为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特别是许多沿线国家认为该倡议给他们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还有的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好的对策和建议。总的来看，多数报道和研究态度较为积极客观。这一倡议的积极进展，也标志着中国开始逐步从国际制度的参与者变成了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二、“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一些消极国际舆论
一是担心发生大国地缘政治冲突。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都在“一带一路”沿线制定了自己的地缘政治战略，一些专家担心中国实施这一倡议会与这些国家发生冲突。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3月发布的一份名为《习近平主席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报告指出，虽然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倡议而非地缘政治工具，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于中国政府企图利用这一倡议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批评之声却不绝于耳。《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计划建立“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航线，斯里兰卡以其军事战略优势地位获得中国关注。中国政府一直在向这条海上贸易航线上的国家示好，以便建立港口设施。这是中国为保护其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外的海上航线所做出的努力。美国和印度发出警告，提醒中国不要利用斯里兰卡港口实现军事目标。
二是害怕受到中国的主导和影响。虽然“新丝绸之路”沿线大多数国家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但因长期奉行外交中立立场、对任何冲突都不选边站队，他们担心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贸易增加，中国的影响力会增强，会影响这些国家奉行的“不干预”政策。英国《金融时报》5月登载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研究员萨拉？莱恩文章认为，理论上中国的投资应该可以扩大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但中国通过政策性银行提供巨额软贷款的条件之一是，相关项目要由中国企业及中国劳动力来实施，这引发了关于中国参与该地区投资的担忧。《印度教徒报》网站2月份报道称，虽然没有发展中国家会拒绝中国人出资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但他们却不一定欢迎基于中国民族精神而搭建的规则制度。
三是质疑中国实施倡议的能力。新加坡《商业时报》2月报道，“新丝绸之路”这项庞大的工程真正落实起来还很艰难，且面临诸多困难。中国的贸易伙伴是否真的需要如此多的中国货物？“一带一路”倡议是否能有效稳定中国边境并升级国内制造业水平？香港独立研究机构“东方资本”总经理安德鲁？科利尔认为：“在像哈萨克斯坦和东欧这类难以施展拳脚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会遭遇不必要的麻烦。”道？琼斯新闻社3月报道，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所长吉野直行表示，中国需要仔细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他以日本北部岛屿北海道为例，日本政府的投资原本是计划将北海道打造成一个制造业中心，最后却弄巧成拙，对整体经济基本没有产生任何刺激作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会重蹈日本北海道的覆辙。有的专家还认为，这一倡议推进过于急促、范围过于宽泛、目标过于空洞，同时缺乏对于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
四是对中国实施倡议存在偏见。《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公司对“中国风险”存有反感。他们对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渴望同日本进行经济合作的愿望无动于衷，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萧条，劳动力价格又在飞涨，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并不看好。
三、加强“一带一路”公共外交需着力做好五个结合
关于公共外交的定义有不少说法，我本人更倾向如下这种表述，即：“公共外交”是一种面对外国公众，以文化传播为主要方式，说明本国国情和本国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活动。它对政府的外交工作有相辅相成的支持性意义。进行公共外交的主体包括政府外交部门，但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如民间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宗教组织以及国内外有影响的人士。他们可以借助各自的领域和国际交往的舞台，面对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广大公众，甚至政府机构，从不同角度表达本国的国情和国际政策。 实施“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加强人文基础建设，需要着重做好五个结合：
一是宣传政策与解疑释惑相结合。
“一带一路”倡议要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沿线国家的重视和响应，中国作为发起国，必须全面阐述这一倡议的意义、方向和目标重点、重大原则、基本精神，使沿线国家了解“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了解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五通”的合作重点，了解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宣介“一带一路”政策，要避免单向生硬的“灌输式”传播模式，要多换位思考，多增强读者意识和受众意识，多用对象国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很多情况下，本来是好事，由于不注意表达方式和口气，结果却让人警惕和反感。世界上这方面的教训很多。
宣介“一带一路”要慎用军事色彩浓厚的词汇。一些地方在描述本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时，往往提到“桥头堡”、“排头兵”、“主力军”；在描述取得的进展时，往往使用“初战告捷”、“实现突破”、“大获全胜”等。这些词汇翻译成外文，就容易让人产生不好的印象，甚至造成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
在加强正面宣传的同时，要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减少不和谐的噪音和杂音。解疑释惑要占领理论制高点，掌握对外话语权，尽量做到及时、准确、客观。有的官员和媒体在宣介时过分强调“一带一路”是我们的“战略”、过分强调“输出过剩产能”“扩大出口”等，这都会带来工作上的被动。
要通过解疑释惑，使相关国家和民众明白“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但机遇是世界的，是大家的。“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一家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大合唱”，是协奏。
二是全面行动与精准发力相结合。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复杂，文化多样，要认真研究每个国家的特点，针对不同国家和人群，采取不同方式，实现精准发力。
现在讲“精准扶贫”“精准医疗”等等，我以为，在公共外交方面要倡导“精准发力”。应该说，中国在这方面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并取得了宝贵经验。中国扶贫基金会在非洲援建妇幼保健医疗体系，有效降低了当地的婴儿死亡率，得到了非洲国家的高度赞誉。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在缅甸开展“光明行”活动，组织医疗专家，帮助缅甸的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欢迎。认真总结推广这些有益做法，有针对性地将其扩展到“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一定会收到良好效果。
精准发力也要针对关键部门、重要人物、突发事件做好工作，尤其是要多做智库专家学者的工作。美国一知名专家去年又新提出了“中国崩溃论”。他是一个“中国通”，在研究中国问题方面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他提出这样的观点后，我们不是简单地针锋相对地进行批驳，而是有针对性地对他的观点进行研究，并主动进行沟通对话，从而收到良好效果。2010年我们访问安卡拉时，到土耳其战略研究所的东亚研究中心参观交流，整个研究中心仅有两种关于中国的土文图书，一种是《毛泽东选集》，另一种是《中土军事关系史》，可以想象，以这样的图书资料为基础，研究出台的对华政策主张会是什么样？！
三是回顾历史与分析现实相结合。
丝绸之路始于中国汉代，后于19世纪70年代，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它既是东西方经贸交流之路，也是多元文明交流之路。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东西方跨越了种种障碍，缔造了不同文明兼容并蓄、融合发展的范例。
“一带一路”承古惠今，既是对古代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往来的继承和发展，又在新时代开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合作的巨大空间。我们在深刻分析“一带一路”历史价值的同时，更应该挖掘它的当代价值和文化内涵，传播丝路文化、讲好丝路故事、弘扬丝路精神。
郑和下西洋途经的国家都十分珍视当年留下的遗迹，看作是本国文化的一部分。许多国家建立博物馆、纪念馆和其他纪念设施，铭记壮举。2005年，新加坡组织了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大型系列活动。海湾、东亚、非洲和东南亚的其他一些国家也陆续发掘出许多相关历史遗迹，并建立了博物馆、纪念场地和设施等。
“一带一路”还有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没有被世人广泛知晓，有的珍藏在佛寺庙宇，有的流落大众民间，这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的共同文化财富。沿线国家可以认真梳理“一带一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将已有资料进行数据化和在线化，形成“一带一路”文化资源数据库，活化“一带一路”珍贵的文化遗产。加强这方面工作，不但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而且也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发展潜力。
四是讲好中国故事与讲好“一带一路”故事相结合。
过去的丝绸之路是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当今的“一带一路”倡导互联互通、文明互鉴，在未来要建立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讲好“一带一路”和中国的故事，能够使“一带一路”的倡议更有情感、更有温度。
讲好中国故事，要重视讲好软性、感性的故事。如，1941年在我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我国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到了中亚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当时他贫病交加，而哈萨克斯坦的音乐人拜尔达莫夫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帮他治病，同时与他交流音乐和文化。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写出了著名的民族解放音乐《满江红》等，并且为哈萨克斯坦的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写了交响乐。这是中哈两国人民结下深厚历史友谊的见证。讲好这样的故事，对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讲”好中国故事，重要的是“做”好中国的事情。中国人经常说，“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外国人在听中国故事的同时，更会看中国的行动。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印尼方面给予了积极回应。然而，在印尼国内，媒体却经常报道与中国签署的合作协议难以得到全面落实，而与之相比，日本在这方面的舆论形象要更好一些。印尼担心的是，来自中国的投资只是存在于纸面之上，而难以化为实际的项目和成果。中国目前在印尼的海外投资来源地排名中仅位居第12位。印尼投资统筹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中国机构在印尼投资承诺的兑现率仅为7%，而日本的兑现率达62%。当然，投资的意向最终能否真正实现，也和印尼方面的履约情况、政府作为等因素有关。再以我几年前到非洲某国家的一次出访为例，当时有一个机会同一位在当地开发矿山的中国企业的负责人交流。言谈话语中听得出，他们的开发存在短期行为，对劳工和环保的重视也都不够。甚至说，我们在这里干上七八年就“撤”。这样的做法和想法，再“讲”也很难把中国的故事“讲”好，把自己的故事“讲”好！特别是我们现在“走出去”的机会大幅增多，一个企业、一项工程、一个个人、一件产品，背后都是中国的故事。所以“讲”好中国故事，一定要注意形象建构，首先把故事“做”好。 讲好中国故事，一定要跟讲好“一带一路”故事相结合。中国作为这一倡议的发起国，必须增强对沿线国家的了解和双向的交流，注重讲好沿线国家的故事，尤其是讲好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的故事，这样才能赢得沿线国家的情感认同。如，2014年6月，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5年11月，来自14个国家的丝绸之路协调委员会的代表相聚哈萨克斯坦，共同商讨丝路发展大计。讲好这方面的故事，必然能够获得沿线国家的关注和认同，因为他们也在故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只要深入挖掘这些“共同”的价值，实现“相通”才有深厚基础，才能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是做好中国事情，这当中，无论部门单位，还是团体个人，无论国营还是民营，无论老将还是新兵，在演绎中国故事的过程中，都是主角，没有配角，所有的言行作为，都构成中国故事巨著中的篇章段落，字符音符。
五是发挥主流媒体作用与利用社交媒体、自媒体和民间舆论场相结合。
媒体在加强公共外交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议题设置，还是营造舆论氛围，都具有其他方式难以企及的优势。近年来，我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视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已经明显增强。在推进“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时，既要主动“搭台唱戏”，充分利用主流媒体进行集中宣传，也要“借船出海”，通过国家领导人、外交官会谈、演讲以及专家学者在对象国主流媒体上撰文、接受访谈，主动阐释“一带一路”的内涵和意义，消除误读和曲解，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新媒体在推进公共外交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应用，“众媒时代”已经来临并迅猛发展，信息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正日益融合，移动化、智能化、个性化、交互性成为当今媒体的显著特点。很多国家都在利用新媒体开展公共宣传活动。美国的“民主短片竞赛”是美国国务院主办的一项重要活动，活动要求作者拍摄、制作一段主题为“民主是……”的三分钟视频片，并将作品上传到YouTube参加评选，从2009年开始每年一届。随着Twitter在全球的流行，美国国务院2010年又开始在Twitter上组织了“民主是……”的竞赛，要求参赛者用140个以内的字符表述个人对民主的界定。这两项竞赛都吸引了世界上许多年轻人的参与，达到了美国宣传所谓“民主”理念的公共外交的目标。
我们既要利用好国际知名的新媒体平台，也要充分发挥我国新媒体平台的作用。腾讯公司的微信截至目前，活跃用户量已超7.62亿，海外用户1亿多，享有亚洲最大的用户群体。微信目前正在推动产品的国际化，预计将能够使用八种主要语言在上百个国家推广。在借助国外社交媒体的同时，策划利用好本国新媒体，加强“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此外，加强“一带一路”公共外交，一定要高度重视语言问题。为纪念中国和阿拉伯开启外交关系60周年，“翻译与中阿人文交流”国际研讨会，今年6月初在我的母校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来自我国高等院校和相关机构及阿拉伯国家1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交流研讨。大家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对外语人才尤其是高级翻译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是机遇更是挑战。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各国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共计57种，其中既不通用英语、也不通用俄语或阿拉伯语的国家达到24个。要加强与这些国家的交流，我国的这些小语种人才缺口很大，高水平的小语种人才短时间内很难培养出来。习近平主席已允诺每年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我国要高度重视这个群体，他们未来势必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乘风破浪，公共外交任重道远。
一、“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积极成果
一是从政治层面看，“一带一路”的国际共识日益增多，中国与沿线国家高层互访频繁，政府、议会、党派、地方友好往来持续升温。截至目前，已有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方制定出台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并同30多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至少有9个国家设立了类似“丝路特使”“丝绸之路大使”等专门职位，初步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合作框架。
二是从经济层面看，同20个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协议，同“一带一路”沿线17个国家共同建设了46个境外合作区，中国企业累计投资超过14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6万个就业岗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运营，57个国家积极参与其中；丝路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顺利组建。2015年，中国同“一带一路”参与国双边贸易额突破1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5%；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的直接投资额近150亿美元、同比增长18%；“一带一路”参与国对华投资额超过82亿美元、同比增长25%。“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初步完成规划和布局，正在向落地生根、深耕细作、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
三是从文化方面看，中国-中亚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取得成功，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业已启动，设立了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文化、教育、科技、旅游、商务等民间往来日益密切，人文交流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果。
四是从国际舆论方面看，有关“一带一路”的报道和研究成果明显增多。据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中心提供的研究数据，仅今年1-5月份境外媒体就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英文报道超过1200篇，中文报道400多篇，国际知名智库发表了10多份研究“一带一路”的专题报告。其中，积极的评价有很多，有的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有的认为有助促进世界和平，有的认为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特别是许多沿线国家认为该倡议给他们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还有的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好的对策和建议。总的来看，多数报道和研究态度较为积极客观。这一倡议的积极进展，也标志着中国开始逐步从国际制度的参与者变成了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二、“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一些消极国际舆论
一是担心发生大国地缘政治冲突。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都在“一带一路”沿线制定了自己的地缘政治战略，一些专家担心中国实施这一倡议会与这些国家发生冲突。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3月发布的一份名为《习近平主席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报告指出，虽然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倡议而非地缘政治工具，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于中国政府企图利用这一倡议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批评之声却不绝于耳。《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计划建立“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航线，斯里兰卡以其军事战略优势地位获得中国关注。中国政府一直在向这条海上贸易航线上的国家示好，以便建立港口设施。这是中国为保护其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外的海上航线所做出的努力。美国和印度发出警告，提醒中国不要利用斯里兰卡港口实现军事目标。
二是害怕受到中国的主导和影响。虽然“新丝绸之路”沿线大多数国家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但因长期奉行外交中立立场、对任何冲突都不选边站队，他们担心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贸易增加，中国的影响力会增强，会影响这些国家奉行的“不干预”政策。英国《金融时报》5月登载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研究员萨拉？莱恩文章认为，理论上中国的投资应该可以扩大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但中国通过政策性银行提供巨额软贷款的条件之一是，相关项目要由中国企业及中国劳动力来实施，这引发了关于中国参与该地区投资的担忧。《印度教徒报》网站2月份报道称，虽然没有发展中国家会拒绝中国人出资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但他们却不一定欢迎基于中国民族精神而搭建的规则制度。
三是质疑中国实施倡议的能力。新加坡《商业时报》2月报道，“新丝绸之路”这项庞大的工程真正落实起来还很艰难，且面临诸多困难。中国的贸易伙伴是否真的需要如此多的中国货物？“一带一路”倡议是否能有效稳定中国边境并升级国内制造业水平？香港独立研究机构“东方资本”总经理安德鲁？科利尔认为：“在像哈萨克斯坦和东欧这类难以施展拳脚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会遭遇不必要的麻烦。”道？琼斯新闻社3月报道，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所长吉野直行表示，中国需要仔细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他以日本北部岛屿北海道为例，日本政府的投资原本是计划将北海道打造成一个制造业中心，最后却弄巧成拙，对整体经济基本没有产生任何刺激作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会重蹈日本北海道的覆辙。有的专家还认为，这一倡议推进过于急促、范围过于宽泛、目标过于空洞，同时缺乏对于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
四是对中国实施倡议存在偏见。《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公司对“中国风险”存有反感。他们对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渴望同日本进行经济合作的愿望无动于衷，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萧条，劳动力价格又在飞涨，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并不看好。
三、加强“一带一路”公共外交需着力做好五个结合
关于公共外交的定义有不少说法，我本人更倾向如下这种表述，即：“公共外交”是一种面对外国公众，以文化传播为主要方式，说明本国国情和本国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活动。它对政府的外交工作有相辅相成的支持性意义。进行公共外交的主体包括政府外交部门，但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如民间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宗教组织以及国内外有影响的人士。他们可以借助各自的领域和国际交往的舞台，面对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广大公众，甚至政府机构，从不同角度表达本国的国情和国际政策。 实施“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加强人文基础建设，需要着重做好五个结合：
一是宣传政策与解疑释惑相结合。
“一带一路”倡议要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沿线国家的重视和响应，中国作为发起国，必须全面阐述这一倡议的意义、方向和目标重点、重大原则、基本精神，使沿线国家了解“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了解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五通”的合作重点，了解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宣介“一带一路”政策，要避免单向生硬的“灌输式”传播模式，要多换位思考，多增强读者意识和受众意识，多用对象国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很多情况下，本来是好事，由于不注意表达方式和口气，结果却让人警惕和反感。世界上这方面的教训很多。
宣介“一带一路”要慎用军事色彩浓厚的词汇。一些地方在描述本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时，往往提到“桥头堡”、“排头兵”、“主力军”；在描述取得的进展时，往往使用“初战告捷”、“实现突破”、“大获全胜”等。这些词汇翻译成外文，就容易让人产生不好的印象，甚至造成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
在加强正面宣传的同时，要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减少不和谐的噪音和杂音。解疑释惑要占领理论制高点，掌握对外话语权，尽量做到及时、准确、客观。有的官员和媒体在宣介时过分强调“一带一路”是我们的“战略”、过分强调“输出过剩产能”“扩大出口”等，这都会带来工作上的被动。
要通过解疑释惑，使相关国家和民众明白“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但机遇是世界的，是大家的。“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一家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大合唱”，是协奏。
二是全面行动与精准发力相结合。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复杂，文化多样，要认真研究每个国家的特点，针对不同国家和人群，采取不同方式，实现精准发力。
现在讲“精准扶贫”“精准医疗”等等，我以为，在公共外交方面要倡导“精准发力”。应该说，中国在这方面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并取得了宝贵经验。中国扶贫基金会在非洲援建妇幼保健医疗体系，有效降低了当地的婴儿死亡率，得到了非洲国家的高度赞誉。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在缅甸开展“光明行”活动，组织医疗专家，帮助缅甸的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欢迎。认真总结推广这些有益做法，有针对性地将其扩展到“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一定会收到良好效果。
精准发力也要针对关键部门、重要人物、突发事件做好工作，尤其是要多做智库专家学者的工作。美国一知名专家去年又新提出了“中国崩溃论”。他是一个“中国通”，在研究中国问题方面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他提出这样的观点后，我们不是简单地针锋相对地进行批驳，而是有针对性地对他的观点进行研究，并主动进行沟通对话，从而收到良好效果。2010年我们访问安卡拉时，到土耳其战略研究所的东亚研究中心参观交流，整个研究中心仅有两种关于中国的土文图书，一种是《毛泽东选集》，另一种是《中土军事关系史》，可以想象，以这样的图书资料为基础，研究出台的对华政策主张会是什么样？！
三是回顾历史与分析现实相结合。
丝绸之路始于中国汉代，后于19世纪70年代，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它既是东西方经贸交流之路，也是多元文明交流之路。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东西方跨越了种种障碍，缔造了不同文明兼容并蓄、融合发展的范例。
“一带一路”承古惠今，既是对古代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往来的继承和发展，又在新时代开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合作的巨大空间。我们在深刻分析“一带一路”历史价值的同时，更应该挖掘它的当代价值和文化内涵，传播丝路文化、讲好丝路故事、弘扬丝路精神。
郑和下西洋途经的国家都十分珍视当年留下的遗迹，看作是本国文化的一部分。许多国家建立博物馆、纪念馆和其他纪念设施，铭记壮举。2005年，新加坡组织了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大型系列活动。海湾、东亚、非洲和东南亚的其他一些国家也陆续发掘出许多相关历史遗迹，并建立了博物馆、纪念场地和设施等。
“一带一路”还有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没有被世人广泛知晓，有的珍藏在佛寺庙宇，有的流落大众民间，这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的共同文化财富。沿线国家可以认真梳理“一带一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将已有资料进行数据化和在线化，形成“一带一路”文化资源数据库，活化“一带一路”珍贵的文化遗产。加强这方面工作，不但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而且也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发展潜力。
四是讲好中国故事与讲好“一带一路”故事相结合。
过去的丝绸之路是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当今的“一带一路”倡导互联互通、文明互鉴，在未来要建立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讲好“一带一路”和中国的故事，能够使“一带一路”的倡议更有情感、更有温度。
讲好中国故事，要重视讲好软性、感性的故事。如，1941年在我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我国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到了中亚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当时他贫病交加，而哈萨克斯坦的音乐人拜尔达莫夫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帮他治病，同时与他交流音乐和文化。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写出了著名的民族解放音乐《满江红》等，并且为哈萨克斯坦的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写了交响乐。这是中哈两国人民结下深厚历史友谊的见证。讲好这样的故事，对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讲”好中国故事，重要的是“做”好中国的事情。中国人经常说，“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外国人在听中国故事的同时，更会看中国的行动。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印尼方面给予了积极回应。然而，在印尼国内，媒体却经常报道与中国签署的合作协议难以得到全面落实，而与之相比，日本在这方面的舆论形象要更好一些。印尼担心的是，来自中国的投资只是存在于纸面之上，而难以化为实际的项目和成果。中国目前在印尼的海外投资来源地排名中仅位居第12位。印尼投资统筹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中国机构在印尼投资承诺的兑现率仅为7%，而日本的兑现率达62%。当然，投资的意向最终能否真正实现，也和印尼方面的履约情况、政府作为等因素有关。再以我几年前到非洲某国家的一次出访为例，当时有一个机会同一位在当地开发矿山的中国企业的负责人交流。言谈话语中听得出，他们的开发存在短期行为，对劳工和环保的重视也都不够。甚至说，我们在这里干上七八年就“撤”。这样的做法和想法，再“讲”也很难把中国的故事“讲”好，把自己的故事“讲”好！特别是我们现在“走出去”的机会大幅增多，一个企业、一项工程、一个个人、一件产品，背后都是中国的故事。所以“讲”好中国故事，一定要注意形象建构，首先把故事“做”好。 讲好中国故事，一定要跟讲好“一带一路”故事相结合。中国作为这一倡议的发起国，必须增强对沿线国家的了解和双向的交流，注重讲好沿线国家的故事，尤其是讲好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的故事，这样才能赢得沿线国家的情感认同。如，2014年6月，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5年11月，来自14个国家的丝绸之路协调委员会的代表相聚哈萨克斯坦，共同商讨丝路发展大计。讲好这方面的故事，必然能够获得沿线国家的关注和认同，因为他们也在故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只要深入挖掘这些“共同”的价值，实现“相通”才有深厚基础，才能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是做好中国事情，这当中，无论部门单位，还是团体个人，无论国营还是民营，无论老将还是新兵，在演绎中国故事的过程中，都是主角，没有配角，所有的言行作为，都构成中国故事巨著中的篇章段落，字符音符。
五是发挥主流媒体作用与利用社交媒体、自媒体和民间舆论场相结合。
媒体在加强公共外交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议题设置，还是营造舆论氛围，都具有其他方式难以企及的优势。近年来，我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视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已经明显增强。在推进“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时，既要主动“搭台唱戏”，充分利用主流媒体进行集中宣传，也要“借船出海”，通过国家领导人、外交官会谈、演讲以及专家学者在对象国主流媒体上撰文、接受访谈，主动阐释“一带一路”的内涵和意义，消除误读和曲解，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新媒体在推进公共外交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应用，“众媒时代”已经来临并迅猛发展，信息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正日益融合，移动化、智能化、个性化、交互性成为当今媒体的显著特点。很多国家都在利用新媒体开展公共宣传活动。美国的“民主短片竞赛”是美国国务院主办的一项重要活动，活动要求作者拍摄、制作一段主题为“民主是……”的三分钟视频片，并将作品上传到YouTube参加评选，从2009年开始每年一届。随着Twitter在全球的流行，美国国务院2010年又开始在Twitter上组织了“民主是……”的竞赛，要求参赛者用140个以内的字符表述个人对民主的界定。这两项竞赛都吸引了世界上许多年轻人的参与，达到了美国宣传所谓“民主”理念的公共外交的目标。
我们既要利用好国际知名的新媒体平台，也要充分发挥我国新媒体平台的作用。腾讯公司的微信截至目前，活跃用户量已超7.62亿，海外用户1亿多，享有亚洲最大的用户群体。微信目前正在推动产品的国际化，预计将能够使用八种主要语言在上百个国家推广。在借助国外社交媒体的同时，策划利用好本国新媒体，加强“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此外，加强“一带一路”公共外交，一定要高度重视语言问题。为纪念中国和阿拉伯开启外交关系60周年，“翻译与中阿人文交流”国际研讨会，今年6月初在我的母校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来自我国高等院校和相关机构及阿拉伯国家1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交流研讨。大家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对外语人才尤其是高级翻译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是机遇更是挑战。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各国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共计57种，其中既不通用英语、也不通用俄语或阿拉伯语的国家达到24个。要加强与这些国家的交流，我国的这些小语种人才缺口很大，高水平的小语种人才短时间内很难培养出来。习近平主席已允诺每年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我国要高度重视这个群体，他们未来势必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乘风破浪，公共外交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