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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杨宝山，蒙名孟克敖其尔，化名李海青。1915年5月出生在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前旗珠和苏木伊克柴达木嘎查一个贫苦牧民家庭。幼年失去母亲。15岁时给鄂托克旗西官府当差。
1937年4月在陕西省定边蒙古工作委员会参加革命。
蒙受不白之冤
1966年“文革”之前，我们对父亲过去的革命经历知之甚少。父亲也很少向我们谈起自己的经历。甚至在解放前所用的化名——李海青也是在他去世后公之于众的。
“文革”一开始，父亲就被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当时我们兄妹几个年纪都很小，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无所适从。为什么平时受人尊重的父亲一夜之间成了“叛徒”、“特务”?为什么平时和睦相处的邻居、朋友、同学现在见了我们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我们?为什么连亲戚们也与我们断绝了来往?
“文革”十年，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父亲不仅心理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身体上也遭到了非人的折磨——批斗、游街、抄家，特别是在挖“内人党”期间，父亲被秘密囚禁在伊盟一中后院的一间小屋里，遭受严刑拷打。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始终也没有屈服，“我相信党和群众一定会弄清我的历史问题的”。
父亲凭着与生俱来的坚强个性和对党的忠诚，不仅度过了战争年代的严峻考验，也度过了“十年文革”的生死难关。1969年，父亲重病被送进了医院。党的“九大”召开后，父亲过去的老领导、老首长陆续出来工作，至此，父亲才重新获得人生自由。
重回延安
1945年8月，也就是父亲奉命回到家乡珠和苏木西官府府邸潜伏下来，建立秘密联络点后的第二年，中央机要交通局派一名姓刘的交通员到西官府与父亲秘密接头，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要求父亲春节过后回延安汇报工作。春节过后，父亲找借口向西官府告假，回延安向组织汇报了工作，并得到中央机要交通局和李富春同志的充分肯定，并接到指示，继续潜伏，开辟第二条国际交通通道。父亲奉命于1946年2月，依依不舍地离别了延安，回到了自己的特殊岗位。这一别便是38年，1983年秋天，当时盟委、盟行署组织一批老红军、老干部到延安、重庆等地参观。当时年近70岁且身患重病的父亲，不顾组织上和家人的劝阻，执意要回他一生魂牵梦萦的革命圣地延安看一看。
10月，父亲在大女儿杨玉霞的陪同和护理下，随团前往延安故地重游。父亲回到延安后，心情非常激动，延安的山山水水对他来说是那么亲切，当年在抗大学习、在杨家岭参加大生产，在枣庄受命潜伏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父亲的精神一下子好了许多，病痛也减轻了不少。难怪随团医生说“延安对杨老来说好像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这次延安之行，圆了父亲几十年的梦，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幸事。延安是父亲成长为一名革命者的摇篮，也是他冲破敌人枪林弹雨、穿越千里交通线的保护神，更是他战胜病魔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从延安回来后，卧床3年的父亲，不仅奇迹般地躲过了死神，并于1979年又重回到了工作岗位。1980年，父亲任盟政协副主席。1984年离休后，仍然坚持读书、看报，关注社会的发展和百姓的生活，并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父亲平时对自己用过的物品、书报非常珍惜。1941年父亲奉命回延安待命期间，李富舂、白如冰等领导分别找他谈话，交待建立第二条通往乌兰巴托交通站事宜，并送给父亲毛泽东主席所著的《论新阶段》《论持久战》，列宁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单行本以及《解放》杂志和《解放日报》。父亲对这些书刊、杂志视为珍宝，即使“文革”期间家里被抄了几次，都不曾丢失过。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书刊、杂志都已经发黄变旧了，但保存得完好无损。
魂归故里
1937年，年仅22岁的父亲便离开故乡，走上革命道路。这一走便是7年，家乡的亲人对父亲的一切毫无所知。1944年父亲奉命在鄂托克旗建立秘密交通站，回到了阔别7年的家乡，回到了亲人身边。这对家乡的父老双亲无疑是从天而降的喜事，但对父亲来说，却要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父亲是肩负着特殊使命回家乡潜伏的，既不能讲过去7年的事情，也不能暴露现在的身份，更不能与当地党组织接触，连晚上睡觉都担心说梦话而暴露身份。父亲像只离群的孤雁，有翅难飞，有口不能向亲人吐露真言，特别是按照中央机关交通局的指示，以便更好地潜伏下来，便将交通站选定在西官府(解放前扎萨克下设东、西协理，西官府便是西协理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并通过关系取得西官府的信任，当起了大管家。这一特殊身份当时在家乡父老乡亲中难免引起非议，也是后来“文革”中诬陷的有力“佐证”。尽管如此，在漫长的五年中，父亲等待着战友，等待着组织上的召唤，终于在1949年8月等来了全国解放。组织上派人到西官府向父亲传达了中央西北局的指示，并分配父亲到鄂托克旗临时人民政府工作。父亲如释重负，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祖父祖母惊呆了：“哦……真想不到，原来我们家里就有共产党。”西官府吓傻了：“原来大管家是共产党。”乡里乡亲也刮目相看了：“怪不得大管家不欺压老百姓，原来是共产党。”
解放后，父亲奉中央西北区的指示到鄂托克旗工作，后调盟里工作，从此以后，便很少再回到珠和，回到父母身边。1973年，父亲重新获得人身自由后，不顾一身重病携全家回到了故乡——珠和苏木伊达木，回到了担惊受怕10年之久的祖父、祖母身边，告慰二老及众乡亲。这也是父亲最后一次回故乡。
1994年年底，80岁的父亲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住院的当天，一向乐观、开朗的父亲突然说道：“这几年每到冬天就住院，不知道这次住院还能不能再回家过年。”这一年的除夕，我们全家是在医院过的。正月十五后，父亲的病情略有好转，便向母亲和我们兄妹几人交待了后事：他去世后，后事要从简，不要给组织找麻烦，将骨灰撒在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一一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大地上。
1994年3月12日凌晨5时40分，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两个妹妹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划破了夜空。最为遗憾的是，作为儿子的我和弟弟杨生格，在父亲生病垂危的时候没能守候在他身边(当时我因工作需要，出差到杭州，弟弟在乌审旗参加会议)为父亲送终，这成为我终生遗憾。
遵照父亲生前的嘱咐，我们将父亲的骨灰撒在他一生热爱和工作过的故土——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的大地上。
深深的怀念
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人对父亲建国前的那段鲜为人知的经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赞扬。但父亲从来没有居功自傲。每当过去的老领导或现任领导来看望、慰问父亲，问父亲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时，都被父亲婉言谢绝。陪父亲去医院看病是一件左右为难的事。每当冬 季来临时，父亲的病情总会加重，在母亲和我们兄妹再三劝说下，父亲很不情愿地去医院检查，当医生给父亲检查完病情后，父亲首先寻问的不是病情如何，而是需不需要住院，只要医生说可住可不住，父亲就坚决不住。我们知道：父亲一是怕他住院后会影响子女的正常上班；二是不想给组织上找麻烦多花医药费。他经常说：“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光靠吃药打针也多活不了几天。战争年代我没有死在敌人的子弹，‘文革’期间我还捡了一条命，这20多年病魔没能把我怎么样，我的命够大的了”。
父亲的这种乐观态度和豁达性格也许就是他延续生命的精神支柱。
在我们心目中，父亲是一位宽以待人、清正廉洁、为人正直的长辈，生前他以自己忠于党、忠于人民，严以律己、艰苦奋斗的言行教育和激励我们。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唯有那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精神财富将永远伴随着我们。
父亲去世后，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和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机要交通处发来唁电，寄来《机要交通》(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编)画册。唁电中对父亲给予了高度评价：“杨宝山同志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培养的交通员，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中，甘当无名英雄，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立下了丰功伟绩，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机要交通》画册第47页中，收录了父亲在1942年第二次赴乌兰巴托时拍摄的照片，这是组织上对父亲一生的最高奖赏。《机要交通》画册父亲未能看到，但父亲在冥冥中也会感到极大的安慰。
杨宝山(1915-1994)
蒙古族，蒙名孟克敖其尔，出生于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珠和苏木伊克柴达木嘎查。1937年4月在陕西省定边县参加革命。1957年7月至1938年10月在延安中央党校第7班(民族班)学习。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1月至1940年11月在绥东工委(丰兴县委)工作，任县委委员兼区委书记、区长。1941年3月至1942年11月担任中央机要交通局国际交通员，曾三次赴乌兰巴托与共产国际交通员联络。1942年11月至1944年2月回延安参加整风和大生产运动。1944年5月至1949年8月奉中央机要交通局之命，在珠和苏木建立秘密交通站，开辟延安一定边—鄂托克旗一磴口——乌兰巴托新的国际交通线。1949年8月至1984年4月历任鄂托克旗临时人民政府第三科(公安科)科长，伊克昭盟临时人民政府委员，鄂托克旗公安局局长，鄂托克旗副旗长，鄂托克旗旗委副书记，伊克昭盟盟委统战部副部长兼政治学校校长，盟宗教处长，伊克昭盟政协第三、四五届驻会常委，伊克昭盟政协第六届委员会主席。1984年4月离休。
1937年4月在陕西省定边蒙古工作委员会参加革命。
蒙受不白之冤
1966年“文革”之前，我们对父亲过去的革命经历知之甚少。父亲也很少向我们谈起自己的经历。甚至在解放前所用的化名——李海青也是在他去世后公之于众的。
“文革”一开始，父亲就被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当时我们兄妹几个年纪都很小，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无所适从。为什么平时受人尊重的父亲一夜之间成了“叛徒”、“特务”?为什么平时和睦相处的邻居、朋友、同学现在见了我们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我们?为什么连亲戚们也与我们断绝了来往?
“文革”十年，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父亲不仅心理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身体上也遭到了非人的折磨——批斗、游街、抄家，特别是在挖“内人党”期间，父亲被秘密囚禁在伊盟一中后院的一间小屋里，遭受严刑拷打。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始终也没有屈服，“我相信党和群众一定会弄清我的历史问题的”。
父亲凭着与生俱来的坚强个性和对党的忠诚，不仅度过了战争年代的严峻考验，也度过了“十年文革”的生死难关。1969年，父亲重病被送进了医院。党的“九大”召开后，父亲过去的老领导、老首长陆续出来工作，至此，父亲才重新获得人生自由。
重回延安
1945年8月，也就是父亲奉命回到家乡珠和苏木西官府府邸潜伏下来，建立秘密联络点后的第二年，中央机要交通局派一名姓刘的交通员到西官府与父亲秘密接头，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要求父亲春节过后回延安汇报工作。春节过后，父亲找借口向西官府告假，回延安向组织汇报了工作，并得到中央机要交通局和李富春同志的充分肯定，并接到指示，继续潜伏，开辟第二条国际交通通道。父亲奉命于1946年2月，依依不舍地离别了延安，回到了自己的特殊岗位。这一别便是38年，1983年秋天，当时盟委、盟行署组织一批老红军、老干部到延安、重庆等地参观。当时年近70岁且身患重病的父亲，不顾组织上和家人的劝阻，执意要回他一生魂牵梦萦的革命圣地延安看一看。
10月，父亲在大女儿杨玉霞的陪同和护理下，随团前往延安故地重游。父亲回到延安后，心情非常激动，延安的山山水水对他来说是那么亲切，当年在抗大学习、在杨家岭参加大生产，在枣庄受命潜伏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父亲的精神一下子好了许多，病痛也减轻了不少。难怪随团医生说“延安对杨老来说好像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这次延安之行，圆了父亲几十年的梦，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幸事。延安是父亲成长为一名革命者的摇篮，也是他冲破敌人枪林弹雨、穿越千里交通线的保护神，更是他战胜病魔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从延安回来后，卧床3年的父亲，不仅奇迹般地躲过了死神，并于1979年又重回到了工作岗位。1980年，父亲任盟政协副主席。1984年离休后，仍然坚持读书、看报，关注社会的发展和百姓的生活，并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父亲平时对自己用过的物品、书报非常珍惜。1941年父亲奉命回延安待命期间，李富舂、白如冰等领导分别找他谈话，交待建立第二条通往乌兰巴托交通站事宜，并送给父亲毛泽东主席所著的《论新阶段》《论持久战》，列宁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单行本以及《解放》杂志和《解放日报》。父亲对这些书刊、杂志视为珍宝，即使“文革”期间家里被抄了几次，都不曾丢失过。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书刊、杂志都已经发黄变旧了，但保存得完好无损。
魂归故里
1937年，年仅22岁的父亲便离开故乡，走上革命道路。这一走便是7年，家乡的亲人对父亲的一切毫无所知。1944年父亲奉命在鄂托克旗建立秘密交通站，回到了阔别7年的家乡，回到了亲人身边。这对家乡的父老双亲无疑是从天而降的喜事，但对父亲来说，却要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父亲是肩负着特殊使命回家乡潜伏的，既不能讲过去7年的事情，也不能暴露现在的身份，更不能与当地党组织接触，连晚上睡觉都担心说梦话而暴露身份。父亲像只离群的孤雁，有翅难飞，有口不能向亲人吐露真言，特别是按照中央机关交通局的指示，以便更好地潜伏下来，便将交通站选定在西官府(解放前扎萨克下设东、西协理，西官府便是西协理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并通过关系取得西官府的信任，当起了大管家。这一特殊身份当时在家乡父老乡亲中难免引起非议，也是后来“文革”中诬陷的有力“佐证”。尽管如此，在漫长的五年中，父亲等待着战友，等待着组织上的召唤，终于在1949年8月等来了全国解放。组织上派人到西官府向父亲传达了中央西北局的指示，并分配父亲到鄂托克旗临时人民政府工作。父亲如释重负，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祖父祖母惊呆了：“哦……真想不到，原来我们家里就有共产党。”西官府吓傻了：“原来大管家是共产党。”乡里乡亲也刮目相看了：“怪不得大管家不欺压老百姓，原来是共产党。”
解放后，父亲奉中央西北区的指示到鄂托克旗工作，后调盟里工作，从此以后，便很少再回到珠和，回到父母身边。1973年，父亲重新获得人身自由后，不顾一身重病携全家回到了故乡——珠和苏木伊达木，回到了担惊受怕10年之久的祖父、祖母身边，告慰二老及众乡亲。这也是父亲最后一次回故乡。
1994年年底，80岁的父亲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住院的当天，一向乐观、开朗的父亲突然说道：“这几年每到冬天就住院，不知道这次住院还能不能再回家过年。”这一年的除夕，我们全家是在医院过的。正月十五后，父亲的病情略有好转，便向母亲和我们兄妹几人交待了后事：他去世后，后事要从简，不要给组织找麻烦，将骨灰撒在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一一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大地上。
1994年3月12日凌晨5时40分，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两个妹妹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划破了夜空。最为遗憾的是，作为儿子的我和弟弟杨生格，在父亲生病垂危的时候没能守候在他身边(当时我因工作需要，出差到杭州，弟弟在乌审旗参加会议)为父亲送终，这成为我终生遗憾。
遵照父亲生前的嘱咐，我们将父亲的骨灰撒在他一生热爱和工作过的故土——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的大地上。
深深的怀念
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人对父亲建国前的那段鲜为人知的经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赞扬。但父亲从来没有居功自傲。每当过去的老领导或现任领导来看望、慰问父亲，问父亲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时，都被父亲婉言谢绝。陪父亲去医院看病是一件左右为难的事。每当冬 季来临时，父亲的病情总会加重，在母亲和我们兄妹再三劝说下，父亲很不情愿地去医院检查，当医生给父亲检查完病情后，父亲首先寻问的不是病情如何，而是需不需要住院，只要医生说可住可不住，父亲就坚决不住。我们知道：父亲一是怕他住院后会影响子女的正常上班；二是不想给组织上找麻烦多花医药费。他经常说：“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光靠吃药打针也多活不了几天。战争年代我没有死在敌人的子弹，‘文革’期间我还捡了一条命，这20多年病魔没能把我怎么样，我的命够大的了”。
父亲的这种乐观态度和豁达性格也许就是他延续生命的精神支柱。
在我们心目中，父亲是一位宽以待人、清正廉洁、为人正直的长辈，生前他以自己忠于党、忠于人民，严以律己、艰苦奋斗的言行教育和激励我们。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唯有那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精神财富将永远伴随着我们。
父亲去世后，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和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机要交通处发来唁电，寄来《机要交通》(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编)画册。唁电中对父亲给予了高度评价：“杨宝山同志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培养的交通员，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中，甘当无名英雄，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立下了丰功伟绩，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机要交通》画册第47页中，收录了父亲在1942年第二次赴乌兰巴托时拍摄的照片，这是组织上对父亲一生的最高奖赏。《机要交通》画册父亲未能看到，但父亲在冥冥中也会感到极大的安慰。
杨宝山(1915-1994)
蒙古族，蒙名孟克敖其尔，出生于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珠和苏木伊克柴达木嘎查。1937年4月在陕西省定边县参加革命。1957年7月至1938年10月在延安中央党校第7班(民族班)学习。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1月至1940年11月在绥东工委(丰兴县委)工作，任县委委员兼区委书记、区长。1941年3月至1942年11月担任中央机要交通局国际交通员，曾三次赴乌兰巴托与共产国际交通员联络。1942年11月至1944年2月回延安参加整风和大生产运动。1944年5月至1949年8月奉中央机要交通局之命，在珠和苏木建立秘密交通站，开辟延安一定边—鄂托克旗一磴口——乌兰巴托新的国际交通线。1949年8月至1984年4月历任鄂托克旗临时人民政府第三科(公安科)科长，伊克昭盟临时人民政府委员，鄂托克旗公安局局长，鄂托克旗副旗长，鄂托克旗旗委副书记，伊克昭盟盟委统战部副部长兼政治学校校长，盟宗教处长，伊克昭盟政协第三、四五届驻会常委，伊克昭盟政协第六届委员会主席。1984年4月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