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王蒙，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1953年开始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极大反响。赴新疆，曾在伊犁地区农村劳动多年，并曾任自治区文联编辑、维吾尔语翻译。1979年调回北京。
　　2015年年底的一天，寓所的客厅里，81岁的王蒙先生一如既往地爽朗、健谈。他背对着窗户，清晨的暖阳同他瓷实的嗓音一起洒在《环球人物》记者身上。他聊起他的2015年，谈笑中，访客如沐春风。
　　《环球人物》记者从2009年接触王蒙先生，7年来，跟他打过多次交道，持续地阅读他的著作，也在媒体上关注他的行踪。他给记者的感觉始终是一位儒者。
　　经历会塑造一个人的气质。1953年，19岁的王蒙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被划为“右派”;1963年至1978年在新疆伊犁伊宁市伊宁县下属的巴彦岱镇巴彦岱公社二大队生活工作;1986年担任文化部部长。
　　他以作家面世，发配边疆，又身经仕途;他一辈子放不下手中的笔，关怀的始终是人;他有学者求真的精神，又有士大夫入世的担当;他智慧而不精明，豁达而不迂阔;他推崇阿瑟·米勒，也赞扬王朔“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绝对没有洋八股党八股与书生气”;他格物致知，在事上磨;他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他的面容总是透露出一种乐观的力量。在王蒙身上，《环球人物》记者看到了儒家的理想人格，内心顿生一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的勇气和希望。
　　岁数不小，还挺欢实的
　　《环球人物》：又见到您了，真开心。2015年您推出了新的文学作品，去了很多地方，参加了很多文化活动，看到您這么活跃，精力充沛，作为晚辈，我越发佩服，也感到高兴！我了解的还是很有限，请您谈谈您的2015年吧。
　　王蒙：哈哈，这一年确实挺充实的。一个中篇，两个短篇，阴差阳错，全都在2015年4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仉仉》，《上海文学》上发表的中篇小说《奇葩奇葩处处哀》，都榜上有名。8月宣布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获茅盾文学奖，我虽然年事已高，也热闹一下。
　　2015年第一季度我还出版了关于论语的《天下归仁》。过去写老庄，有人认为我信奉老庄，其实也不是，是因为兴趣。《天下归仁》这本书我还是下了功夫，在一次部级领导讲坛上，我还作了题为《斯文的优胜》的报告，谈孔孟之道。
　　还有，因为我在新疆待过，对新疆比较熟悉，比较了解，所以也常参加有关新疆的活动。2015年11月份，咱们的文化部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外交部下属的新世界出版社合办了一个交流活动，我跟库尔班江（摄影家，《我从新疆来》作者）去了埃及、土耳其。这两个国家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比较多，他们对新疆比较有兴趣。我也就一些敏感的问题，表述了我们清醒、坚决、和平、友善的态度。
　　2015年我还去台湾参加两岸交流笔会，去了阳明山、佛光山、金门。还去参加澳门大学的活动，各地的讲课活动也非常多。
　　我年龄不小了，可是我还挺欢实的。
　　2015年，我还看了很多书，长了很多知识，我给你报一下书单。
　　一个是《王明年谱》。一个是《阎明复回忆录》，谈中苏关系比较多。一个是《国之大臣》，讲清朝嘉庆和道光年间的政治，内容也特别有意思。还有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 《纯真博物馆》，德国作家尼克·巴科夫写的《忧郁星期天》，迟子建的《群山之巅》……
　　还有2015年1月，新年一过，坐三沙一号，去三沙市、永兴岛，被聘为三沙市人民政府的顾问，1987年我第一次去那里，时隔28年。

　　我这一年过得非常充实。我深深体会到，人这劲儿得提着，气可鼓而不可泄，否则身体会慢慢往负面发展。该读的书还得读，该干的事就要干，该说的话还要说，该写的文章还要写，要有这么一个精神还挺好。
　　《环球人物》：用流行话说，您算是“人生的赢家”。
　　王蒙：人生赢家？是呀，哈哈……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个说法，有一种人百战百胜，我绝对做不到，还有一种，屡战屡败，我也不想，我是什么呢？屡败屡胜，从败的过程引出一个胜的结果来。比如说，我在政治运动中落水，去新疆，但正是去新疆给我带来这么多正面东西，包括这次的茅盾文学奖，包括学习维吾尔语。败一次给我好多收获。
　　很多年前，吉林话剧团有一台戏《田野》，里面有几个长寿老人。别人问：你们长寿的经验是什么？他们回答：长寿的经验，就是按毛主席教导，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闲不忙时吃半干半稀。后来我就说，你们说的是毛主席语录吗，毛主席是这么说的吗？他们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这是毛主席说的，不闲不忙时吃半干半稀，是这帮王八蛋自己编的。我很喜欢这话，很有人生况味。回忆我这一生，我就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闲不忙时吃半干半稀。绝吧？北京话说您起码儿混个水饱。
　　《环球人物》：这里面其实也能看出您的一种心态，不是所有人都能把失败转化为成功的。
　　王蒙：任何失败都给你提供一个机遇，起码能多看书。这一段没有那么多事找你了，你可以多接近群众，尤其对于写作人来说，所谓失败——不是，咱们不要说失败，曲折吧，它提供给你的资源，比一帆风顺给你提供的资源还宝贵。 　　传播传统文化要跟人心相衔接
　　《环球人物》：这些年，您出了很多传统文化方面的著作，谈《红楼梦》《老子》《庄子》《论语》，您是从什么时候，怎样跟传统文化结的缘？
　　王蒙：小学时候打的基础。我们那时候都是背呀，《孝经》《大学》《中庸》《唐诗三百首》，我背的第一首诗谁也想不到，李白的《听蜀僧浚弹琴》：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
　　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小时候真的吭哧吭哧背呀，上中学以后我开始追求革命，整天看的都是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沈致远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就追这些了。我有这个童子功，有这个爱好，所以我老说，不要怕读不懂，懂一半也可以背，懂1/3也可以背，先背下来再说，而且小时候背的现在还忘不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王蒙开始大段背《大学》，非常熟练，不假思索——记者注），都上小学时背的呀，后来发现当时有的字还背错了。因为我上小学是日伪时期，也教不了多少传统文化。
　　我个人觉得，对“国学”这词儿要慎用，当然，别人非要用我也不反对。为什么要慎用，因为所谓国学，内涵并不清楚。别的化学、生物学，含义都很清晰，国学是什么？国学之外其他的都算西学？这种说法，《词源》上都不承认。从政府层面上来说，也不说“国学”这词，讲话里，报告里也没有。但也不会反对用这个词儿，不想打击大家的热情。
　　《环球人物》：新儒家提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认为传统价值观肯定存在和新时代不匹配的状况。
　　王蒙：传统价值观当然有一个转化的过程，但是传统文化对国人的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还是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比如中国人的忠奸之辨、清赃之辨，反对穷奢极欲，我觉得这些东西，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现在在人们心中还有。
　　有人说，传统经典是为封建社会服务的，这种说法靠不住。文化、价值，有它的超越性，不是只一种社会才有的，那样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太呆板了。比如对诚信，自古以来，古今中外，都是肯定的，而欺骗是人们所厌恶的，这个“诚信”就具有超越性。但中国很大，用任何一种价值观跟你抬杠你也没辙。这些东西在人们心里，怎么和我们当代社会接轨，怎么衔接上，还需要细细琢磨。

　　穿短裤也很漂亮，但你的腿先得漂亮
　　《环球人物》：您今年所写的中篇小说《奇葩奇葩处处哀》，讲述了男主人公沈卓然在失去老伴后择偶再婚的过程。这是不是您对自己人生的一种反观？
　　王蒙：那些经验都不是我自己的，我还是比较顺利的，有人什么事都碰到过。这篇小说反映了社会的变动。新中国成立后到我发表这篇小说，过去了66年，中国的变化太多了，变化的结果是，每个人的烙印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前20年烙印深，有的是改革开放后的烙印深……时间的纵轴千变万化，变成了共时上的多样性，有一种奇葩处处的感觉。奇葩对我来说，不是坏话，没点奇葩这人活得也太没意思了。

　　《环球人物》：您本人经历那么丰富，为什么要用虚构的形式来反映您对社会的看法？
　　王蒙：小说生动，不用从理论上分析，而且有些事情从理论上分析反倒说不清楚了。这里面也有令人叹息的事情，也有令人喝彩的事情……说来说去，我写这个写那个，还是写小说最能发挥我自己。小说里，哲理可以有，伤感可以有，深刻也可以有。
　　《环球人物》：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非虚构文学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您觉得非虚构是一种文学的趋势吗？
　　王蒙：小说的特点是允许虚构。虚构其实是人的精神能力的舒张，是一种考验。当然，你也可以写一部一点想象都没有的，也很受欢迎，就跟时装一样，都穿长裤子了，你穿短裤也很漂亮，那也很好。但是你的腿得漂亮，罗圈腿儿就别穿短裤了。
　　我写起小说来，特别有兴趣。有人说，写小说是年轻时候的事儿，说这话的人，其实他比我还年轻20多岁，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就是觉得，文学有一条，它能挑战你的精神能力、观察的能力、复述的能力、刻画描绘的能力、想象的能力、不是奇葩却变成奇葩的能力，让读者哭笑不得、又哭又笑的能力。
　　比如《红楼梦》，够写实的了，可是其中也有想象的东西，那是无与伦比的啊。贾宝玉是神瑛侍者，林黛玉是绛珠仙子，是一根草，草干了，神瑛侍者给她浇水，然后她要用泪来还他的水，这种想象多么美妙……如果他只是写具体事实，没有今天的《红楼梦》。曹雪芹一会又想象女娲娘娘有36501颗石头，贾宝玉正好是那零一颗。谁能想出来呢？这都不是常人能想象到的啊。如果只有写实的这一面，没有想象的那一面，恐怕也不会有《红楼梦》这部经典。
　　几套笔墨互相调剂
　　《环球人物》：不是恭维，真是觉得您精神头特别好，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您的经验是什么？
　　王蒙：身体上还是有衰老的迹象，只能说心态年轻。我兴趣广泛，而且每一点上都钻得深。你想想，研究新疆，谁能把维吾尔语学到我这个程度啊。另外我用这几套不同的笔墨，互相还能调剂一下，甚至可以说是互为休息。老写小说心里也乱糟糟的，开两次会啊，把头脑里的各种想法归置一下，去讲讲课，又有不同体悟。
　　《环球人物》：您的新疆经历、文化部部长经历，想必对您的创作也有很大帮助。
　　王蒙：一定的。当文化部部长，有时你所观察到的事情，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搞文学写作的人有个好处，什么都不耽误，该看书看书，该待客待客，该游泳游泳，15分钟也可以改一遍稿子。再一个是什么都不糟践，好的经验，挫折的经验，狼狈的经验，懊悔的经验，对一个写作人来说都重要。
　　人要是一辈子老是一帆风顺的，还有什么可写的，还有什么精神头啊？我老跟别人开玩笑说，爱情写得好的，不是失恋的，就是被人给拆了的，要不就是心爱的人夭折的，都是这样的，整天你搂着我我搂着你高高兴兴的，他就不想写东西了，过小日子还来不及呢。文学创作不糟践东西。当你从文学的角度看，你就觉得（那些经验）有多宝贵。
　　《环球人物》：您2016年有什么计划？
　　王蒙：哈哈，这我一般不说，等出来再说吧。可以肯定的是，还有很多事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