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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是中国威权主义在海外最积极的吹鼓手，他承认自己与很多官员甚至是国家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互动，但在他看来，这只是他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郑永年，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最具公共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之一。
他的时评文章频频出现在媒体的显要位置，并被广泛转载;他纵论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逻辑的著作，是市场上最赚钱的畅销书;他与中国学界和官方保持着良好的互动，经常受邀出席各种政策论坛，为中国的改革和转型建言献策。
对于复杂且棘手的中国问题，郑永年往往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准确的预判。这使得他渐渐在中国读者中积累了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因为他海外学者的身份，变得愈发受人瞩目。
虽然郑永年至今仍保留着中国国籍，但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他在很多人（包括官方）看来，其言论代表了或者反映着海外的声音，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高关注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郑永年本人很抵触从意识形态出发讨论问题。他的文章不以左右为依归，常常受到左右双方的攻击。“左派把我想象成右派，右派把我想象成左派，其实我什么派别都不是。”他自嘲地说。
2010年初，他所著的《中国模式》在中国出版。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亚洲周刊》评为当年十大好书。由于他在书中对中国现行政治模式做出了不少积极的评价，很多自由主义者指责他粉饰权力、美化现实。这种指责最终演变成一场在中国学术界非常罕见的当面责难。
2011年5月30日，郑永年受邀出席上海论坛，并在闭幕式上发表演讲，讨论中国政治模式的一些特征。演讲进行到一半，台下的新儒家学者秋风突然起身，走到主席台前，手指着郑永年连喊三声：“撒谎！撒谎！撒谎！”并离开了会场。
事后，秋风在自己的微博上指责说：“郑永年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在下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与一研究政治哲学的朋友愤而起身离开。”
对于这类指责甚至是攻击，郑永年的态度是坦然，不回应，不卷入任何纷争。他认为，许多中国学者已经习惯从各自的意识形态出发，把具体的实证问题扭曲成意识形态问题，加以情绪化解读，“这不仅对解决当下中国的各种问题没有任何益处，也不是做学问的态度”。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邱道隆是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和《技术赋权》等多本英文著作的中文版译者。在他看来，相对左右两派而言，郑永年看待中国问题的态度更加务实。
“他的思维和文字平和客观，没有偏激的戾气和言语的煽动;读他的文字，没有热血澎湃、激情昂扬地想兴冲冲去改造世界的冲动，而是让读者体会到一种深厚的学理和理性的认知，让人禁不住陷入一种思考，感受到一种对社会问题关切的情怀。”邱道隆说。
郑永年把自己的治学态度概括为理性主义。他相信，对任何问题都要进行理性分析，而不是意识形态化的诊断。“理性主义的态度并不复杂，它坚信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有其根源，也坚信人类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他常说，学者研究社会现象，如同医生给病人看病。“医生的职责是根据知识和经验给病人治病，如果病没有治好，只能说自己的知识不够或者专业技术还要加强，而不能说病人的病生错了。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光骂，而是要去诊断，他是怎么得病的，得的是什么病，才能开出有效的药方。假设有个人生病了，尽管我不是他的主治大夫，但作为一名医生，也应该提供解决方案。我觉得这是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
这些年，尽管针对他的质疑不断，但郑永年从没卷入过任何纷争。他解释道：“一个人每天只有24小时，如果这个也回应那个也回应，就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了。”
一位熟悉他的书商透露，郑永年非常勤奋，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工作。“和国内一些光说不写的学者不同，他是真写，而且产量非常高。”
很多人认识郑永年都是通过他的专栏。他开始写专栏文章是在1996年，当时给香港的《信报》写，如今给新加坡《联合早报》写。多年来他一周写一篇专栏的习惯一直没有中断。这些专栏文章多以时政内容为主，紧扣热点话题，行文通俗易懂。“我评论的东西和我的学术理解分不开，我的主业是做学问，写专栏只是一个业余爱好。”郑永年说。
身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平时不得不面对繁琐的行政事务和各种各样的会议。但不管多忙，他每天至少要留出两个小时给自己，做学问，或写文章，雷打不动。
不过，这些文章也给郑永年带来了不少麻烦。一些人骂他是“御用文人”，是中国威权主义在海外最积极的吹鼓手。
对此郑永年反复强调，他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学术上是完全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人或组织。他承认，他与很多官员甚至是国家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互动。但在他看来，这只是他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作为独立的学者，上至总统总理，下至平民百姓，我都可以接触、交流。”他说，这也正是他喜欢学者这个角色的原因之一。
但独立并不意味着中立。邱道隆評价说，郑永年研究中国问题，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把爱国主义作为学者应该具有的重要品质。在他的文字中，处处可以见到“爱之深、责之切”的意味。
“是中国人，肯定要为中国说话。”郑永年说，“如果一定要划分的话，我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他说：“中国不缺自由主义者，但绝大多数都是西方自由主义者。我们有太多的西方政治学家、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他们只会照搬西方教科书。我仍然认为，通往自由是人类共通的东西。但遗憾的是，中国没有自己的自由主义者。” 从新加坡观察中国
郑永年1962年出生于浙江余姚农村。1977年高中毕业后，他回到村里，成了一名地道的农民。在乡下，他做过记工员，当过村里的小会计。艰苦的农村生活，直到1981年他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录取才得以结束。
四年农村经历虽然短暂，但对郑永年影响很大。1990年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论文题目一度就想选中国的农村改革。“这段历史我太熟悉了，当年搞土地生产承包责任制，我就在村里帮农民分田分地。”
不过，考虑到对太熟悉的东西容易情感化，反而不客观，郑永年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题目，转向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这就是邱道隆后来翻译的《中国的“行为联邦制”》。
北大的生活，让郑永年感到既轻松又兴奋。一到北大，觉得大开眼界，事实上，在上大学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国际政治，他最初报考的是历史系。
1985年大学毕业后，郑永年又在北大待了五年，前三年读研究生，后两年留校任教。在读研究生时，他开始对理论著作产生了兴趣，尤其是西方政治理论。
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留学是很多青年人梦寐以求的，郑永年也不例外。1990年，他踏上远赴美国的留学路。在普林斯顿大学，郑永年遇到了很多知名的政治学学者，国际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罗伯特·吉尔平就是其中一位。郑永年的文风深受其影响，简洁平和，文字浅显易懂。
1995年郑永年拿到博士学位后，面临新的选择。“当时我有过犹豫，如果进入公司的话，会有十几万美金的年薪。那个时候年轻人需要钱。但是最后，我觉得读了一个博士去做金融、经济不符合我的价值观。”他回忆道。就这样，从普林斯顿毕业后，他又到美国另一所著名大学——哈佛大学做了博士后。
定居新加坡，是郑永年学术生涯的一大转折。
1996年，郑永年即将离开哈佛，开始筹划自己未来的学术之路。当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让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想了解它们成功的经验，探究除了西方之外的不同发展模式。”他说。
郑永年本来计划在新加坡只待两年，但他很快发现，对自己来说，这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地处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虽然学术圈子不大，但高度国际化，与欧美联系密切，英语又是主要的官方语言，这让看重国际视野且习惯英语写作的郑永年非常满意。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离中国很近，但又不属于中国，地位超然。
“中国很多学者做研究，有些是资料不够，有些不够客观。在新加坡，你至少能够保证独立，并能够及时掌握学术与现实动态。”郑永年相信，这是观察中国的一个好地方。
在他看来，新加坡位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在这里，没有一个完全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各种文明处于均衡状态。“这样你反而比较超然，学术做得比较好，这是它的优势。”郑永年说。
把中国解释清楚
如今，郑永年每个月至少来中国大陆两次。他频频到各地尤其是基层和农村考察，频繁程度超过了很多国内的政治学者。
考察中，他一面给当地政府授课、做研究，一面抓紧机会了解这些体系的运作。
“我确实对中国社会很关心，否则尽可以选择更享受、更容易的生活方式。”他说他的目标是“把中国解释清楚”。
“解释中国”的学术计划，最初萌芽于郑永年1990-1995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一开始，他和其他学者一样，在西方主导的政治学世界中，以西方的语言和理论进行中国问题研究，不过，他很快产生了怀疑。
“西方理论是解释西方经验的产物，马克思的‘劳动分工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都是通过考察当时西方社会，把社会现实概念化、抽象化的结果。中国的现实与西方不一样，生搬硬套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地解释中国。”他说。
在国外游学多年，让他最遗憾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人至今仍没有话语权。这一领域的经典理论，基本都是18、19世纪西方转型时期的产物。那个时期，欧洲诞生了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亚当·斯密等一大批伟大的社会科学家。
“中国今天转型的体量，是当年欧洲的好几倍。中国却没有对此做出解释。首先从情感上，就很难让人接受。”鄭永年说，“解释中国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
在他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学者之所以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和变革，根源在于中国学者的思想处于“被殖民”的状态，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仅仅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就像“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
他在《知识体系是最强的软力量》等文章中提出，“社会”是体，“科学”是用，中国的社会科学要想解释中国，必须着眼于中国社会，对之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概念和理论，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但这种知识体系不是自说自话，必须能与西方社会科学进行充分交流、对话，能够互相学习。
“我不是说自己就能构建起这个体系，但至少你要有这个意识，要去做这个事情。”郑永年曾说，他希望能活到100岁，把中国解释清楚。
为了保证学术研究的时间，郑永年尽可能保持简单的生活方式：不随便参加饭局，周末待在办公室做研究或写作。他有一种特殊的缓解疲劳方法：中文写累了换英文，英文写累了换中文。
他也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唯一的消遣是跑步或者走路。
“跑步可以培养三种感觉，孤独感、饥饿感和疲惫感。尤其是孤独感，对于学者很重要。”他解释说，“孤独感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做学问的人没有孤独感，很难有冷静的心智。”
（实习生谢君怡对本文亦有贡献）
（江燕荐自《中国新闻周刊》）
郑永年，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最具公共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之一。
他的时评文章频频出现在媒体的显要位置，并被广泛转载;他纵论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逻辑的著作，是市场上最赚钱的畅销书;他与中国学界和官方保持着良好的互动，经常受邀出席各种政策论坛，为中国的改革和转型建言献策。
对于复杂且棘手的中国问题，郑永年往往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准确的预判。这使得他渐渐在中国读者中积累了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因为他海外学者的身份，变得愈发受人瞩目。
虽然郑永年至今仍保留着中国国籍，但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他在很多人（包括官方）看来，其言论代表了或者反映着海外的声音，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高关注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郑永年本人很抵触从意识形态出发讨论问题。他的文章不以左右为依归，常常受到左右双方的攻击。“左派把我想象成右派，右派把我想象成左派，其实我什么派别都不是。”他自嘲地说。
2010年初，他所著的《中国模式》在中国出版。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亚洲周刊》评为当年十大好书。由于他在书中对中国现行政治模式做出了不少积极的评价，很多自由主义者指责他粉饰权力、美化现实。这种指责最终演变成一场在中国学术界非常罕见的当面责难。
2011年5月30日，郑永年受邀出席上海论坛，并在闭幕式上发表演讲，讨论中国政治模式的一些特征。演讲进行到一半，台下的新儒家学者秋风突然起身，走到主席台前，手指着郑永年连喊三声：“撒谎！撒谎！撒谎！”并离开了会场。
事后，秋风在自己的微博上指责说：“郑永年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在下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与一研究政治哲学的朋友愤而起身离开。”
对于这类指责甚至是攻击，郑永年的态度是坦然，不回应，不卷入任何纷争。他认为，许多中国学者已经习惯从各自的意识形态出发，把具体的实证问题扭曲成意识形态问题，加以情绪化解读，“这不仅对解决当下中国的各种问题没有任何益处，也不是做学问的态度”。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邱道隆是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和《技术赋权》等多本英文著作的中文版译者。在他看来，相对左右两派而言，郑永年看待中国问题的态度更加务实。
“他的思维和文字平和客观，没有偏激的戾气和言语的煽动;读他的文字，没有热血澎湃、激情昂扬地想兴冲冲去改造世界的冲动，而是让读者体会到一种深厚的学理和理性的认知，让人禁不住陷入一种思考，感受到一种对社会问题关切的情怀。”邱道隆说。
郑永年把自己的治学态度概括为理性主义。他相信，对任何问题都要进行理性分析，而不是意识形态化的诊断。“理性主义的态度并不复杂，它坚信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有其根源，也坚信人类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他常说，学者研究社会现象，如同医生给病人看病。“医生的职责是根据知识和经验给病人治病，如果病没有治好，只能说自己的知识不够或者专业技术还要加强，而不能说病人的病生错了。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光骂，而是要去诊断，他是怎么得病的，得的是什么病，才能开出有效的药方。假设有个人生病了，尽管我不是他的主治大夫，但作为一名医生，也应该提供解决方案。我觉得这是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
这些年，尽管针对他的质疑不断，但郑永年从没卷入过任何纷争。他解释道：“一个人每天只有24小时，如果这个也回应那个也回应，就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了。”
一位熟悉他的书商透露，郑永年非常勤奋，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工作。“和国内一些光说不写的学者不同，他是真写，而且产量非常高。”
很多人认识郑永年都是通过他的专栏。他开始写专栏文章是在1996年，当时给香港的《信报》写，如今给新加坡《联合早报》写。多年来他一周写一篇专栏的习惯一直没有中断。这些专栏文章多以时政内容为主，紧扣热点话题，行文通俗易懂。“我评论的东西和我的学术理解分不开，我的主业是做学问，写专栏只是一个业余爱好。”郑永年说。
身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平时不得不面对繁琐的行政事务和各种各样的会议。但不管多忙，他每天至少要留出两个小时给自己，做学问，或写文章，雷打不动。
不过，这些文章也给郑永年带来了不少麻烦。一些人骂他是“御用文人”，是中国威权主义在海外最积极的吹鼓手。
对此郑永年反复强调，他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学术上是完全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人或组织。他承认，他与很多官员甚至是国家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互动。但在他看来，这只是他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作为独立的学者，上至总统总理，下至平民百姓，我都可以接触、交流。”他说，这也正是他喜欢学者这个角色的原因之一。
但独立并不意味着中立。邱道隆評价说，郑永年研究中国问题，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把爱国主义作为学者应该具有的重要品质。在他的文字中，处处可以见到“爱之深、责之切”的意味。
“是中国人，肯定要为中国说话。”郑永年说，“如果一定要划分的话，我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他说：“中国不缺自由主义者，但绝大多数都是西方自由主义者。我们有太多的西方政治学家、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他们只会照搬西方教科书。我仍然认为，通往自由是人类共通的东西。但遗憾的是，中国没有自己的自由主义者。” 从新加坡观察中国
郑永年1962年出生于浙江余姚农村。1977年高中毕业后，他回到村里，成了一名地道的农民。在乡下，他做过记工员，当过村里的小会计。艰苦的农村生活，直到1981年他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录取才得以结束。
四年农村经历虽然短暂，但对郑永年影响很大。1990年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论文题目一度就想选中国的农村改革。“这段历史我太熟悉了，当年搞土地生产承包责任制，我就在村里帮农民分田分地。”
不过，考虑到对太熟悉的东西容易情感化，反而不客观，郑永年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题目，转向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这就是邱道隆后来翻译的《中国的“行为联邦制”》。
北大的生活，让郑永年感到既轻松又兴奋。一到北大，觉得大开眼界，事实上，在上大学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国际政治，他最初报考的是历史系。
1985年大学毕业后，郑永年又在北大待了五年，前三年读研究生，后两年留校任教。在读研究生时，他开始对理论著作产生了兴趣，尤其是西方政治理论。
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留学是很多青年人梦寐以求的，郑永年也不例外。1990年，他踏上远赴美国的留学路。在普林斯顿大学，郑永年遇到了很多知名的政治学学者，国际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罗伯特·吉尔平就是其中一位。郑永年的文风深受其影响，简洁平和，文字浅显易懂。
1995年郑永年拿到博士学位后，面临新的选择。“当时我有过犹豫，如果进入公司的话，会有十几万美金的年薪。那个时候年轻人需要钱。但是最后，我觉得读了一个博士去做金融、经济不符合我的价值观。”他回忆道。就这样，从普林斯顿毕业后，他又到美国另一所著名大学——哈佛大学做了博士后。
定居新加坡，是郑永年学术生涯的一大转折。
1996年，郑永年即将离开哈佛，开始筹划自己未来的学术之路。当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让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想了解它们成功的经验，探究除了西方之外的不同发展模式。”他说。
郑永年本来计划在新加坡只待两年，但他很快发现，对自己来说，这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地处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虽然学术圈子不大，但高度国际化，与欧美联系密切，英语又是主要的官方语言，这让看重国际视野且习惯英语写作的郑永年非常满意。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离中国很近，但又不属于中国，地位超然。
“中国很多学者做研究，有些是资料不够，有些不够客观。在新加坡，你至少能够保证独立，并能够及时掌握学术与现实动态。”郑永年相信，这是观察中国的一个好地方。
在他看来，新加坡位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在这里，没有一个完全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各种文明处于均衡状态。“这样你反而比较超然，学术做得比较好，这是它的优势。”郑永年说。
把中国解释清楚
如今，郑永年每个月至少来中国大陆两次。他频频到各地尤其是基层和农村考察，频繁程度超过了很多国内的政治学者。
考察中，他一面给当地政府授课、做研究，一面抓紧机会了解这些体系的运作。
“我确实对中国社会很关心，否则尽可以选择更享受、更容易的生活方式。”他说他的目标是“把中国解释清楚”。
“解释中国”的学术计划，最初萌芽于郑永年1990-1995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一开始，他和其他学者一样，在西方主导的政治学世界中，以西方的语言和理论进行中国问题研究，不过，他很快产生了怀疑。
“西方理论是解释西方经验的产物，马克思的‘劳动分工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都是通过考察当时西方社会，把社会现实概念化、抽象化的结果。中国的现实与西方不一样，生搬硬套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地解释中国。”他说。
在国外游学多年，让他最遗憾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人至今仍没有话语权。这一领域的经典理论，基本都是18、19世纪西方转型时期的产物。那个时期，欧洲诞生了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亚当·斯密等一大批伟大的社会科学家。
“中国今天转型的体量，是当年欧洲的好几倍。中国却没有对此做出解释。首先从情感上，就很难让人接受。”鄭永年说，“解释中国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
在他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学者之所以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和变革，根源在于中国学者的思想处于“被殖民”的状态，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仅仅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就像“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
他在《知识体系是最强的软力量》等文章中提出，“社会”是体，“科学”是用，中国的社会科学要想解释中国，必须着眼于中国社会，对之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概念和理论，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但这种知识体系不是自说自话，必须能与西方社会科学进行充分交流、对话，能够互相学习。
“我不是说自己就能构建起这个体系，但至少你要有这个意识，要去做这个事情。”郑永年曾说，他希望能活到100岁，把中国解释清楚。
为了保证学术研究的时间，郑永年尽可能保持简单的生活方式：不随便参加饭局，周末待在办公室做研究或写作。他有一种特殊的缓解疲劳方法：中文写累了换英文，英文写累了换中文。
他也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唯一的消遣是跑步或者走路。
“跑步可以培养三种感觉，孤独感、饥饿感和疲惫感。尤其是孤独感，对于学者很重要。”他解释说，“孤独感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做学问的人没有孤独感，很难有冷静的心智。”
（实习生谢君怡对本文亦有贡献）
（江燕荐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