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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军队唯一的一次跨国界受降。然而就在这次受降活动中,中国和法国在“越南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为盟国接受日军投降的最高统帅,并同时下达了第1号总命令,对同盟国各自的受降区域作了严格的划分。总命令规定“除满洲外中国境内的所有日本部队,包括空军、海军、陆军和后勤部队,以及台湾和北纬16度线以北法属印度支那的全部日军,都必须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受降”。按照这一命令,越南境内北纬16度线以北的地区和老挝大部分区域属中国的受降地区,应由中国派军队受降。越南南部地区的日军则由英军受降。当时,越南境内北纬16度线以北驻有日军第三十八军两个师团,约6万余人。
1945年8月18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将驻防云南的第一集团军扩编为第一方面军,下辖第六十、第九十三、第五十二3个军约10万人,并任命原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为第一方面军司令,令他迅速率部开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国民政府陆军总部又指示卢汉:在越南解除日军武装,组织军政府管理民政,阻止驻扎在云南蒙自的法越军残部入越。
1945年3月9日,日军以支持保大(越南阮朝的末代皇帝阮福晪的年号)实现“独立”为名,向驻越法军发动进攻。法军大败,其余部后来由亚历山德里中将率领退入中国,并由中国政府安顿在云南蒙自。除派军队入越外,蒋介石还令行政院组成顾问团,随军入越,协助卢汉开展工作。顾问团由外交部代表凌其翰、军政部代表邵百昌、交通部代表郑方珩、财政部代表朱偰、经济部代表庄智焕、粮食部代表马灿等人组成,其中凌其翰为顾问团团长。此外,陆军总部还派陈修和少将随军入越,参与受降工作。
8月19日,卢汉组成入越受降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并派副参谋长尹继勋先到越南河内设立前进指挥所,为受降做准备。
8月21日,卢汉命令第一方面军各部向中越边境进发。同时他又电令越南北部日军最高指挥官、第三十八军司令官土桥勇逸派代表到云南蒙自接洽中国军队入越受降事宜。
9月1日,第一方面军受降部队分别由云南、广西边境进入越南境内。首批进入越境的部队为第六十军(辖第一八二、第一八四师),第九十三军(辖暂编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师)以及暂隶第一方面军的第六十二军3个师。
9月10日,第九十三军抵达河内。13日,第六十军的3个师分别在南定、土伦、顺化3个地区集结完毕。而第六十二军则于9月14日开入海防。至10月16日,第一方面军受降部队已全部进入越南境内。
9月15日,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和陆军总部代表陈修和少将由云南蒙自乘飞机抵达河内。卢汉原准备在河内组织军政府,管理日军投降后的民政工作。但中国军队入越时,越南的政治局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1945年8月上旬,在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领导下,越南人民举行了全国性的武装起义,并于8月16日成立了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正式宣布越南独立。越南政治局势的巨变,迫使卢汉取消了建立军政府的计划,只成立了占领军司令部,具体负责受降工作。
然而,法国却企图重返印度支那,因而强烈反对中国军队进入越南。1945年8月18日,法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声称:如果中国军队进入越南,法越方面将进行抵抗。中国军队进入越南后,戴高乐立即指示法国驻华大使贝志高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中国军队立即撤出越南,而由法越军队接受日军的投降。
中国政府拒绝了法国的无理要求。9月16日,中国陆军总部明令:在越南日军投降以前,驻在云南蒙自的法越残军不得进入越境,如有个人志愿返回越南者,必须解除武装;所有在中国机场停留的法国飞机均不得私自起飞。从9月20日起,入越中国军队在越南人民的要求下,禁止所有被释放出日军集中营的法国俘虏及侨民携带武器,也不得悬挂法国国旗。
9月28日,对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日军的受降典礼在河内原法国总督府大礼堂里隆重举行,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主持了对日军的受降仪式。这一天,总督府前的广场布置一新:总督府正面的楼上交叉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和中国国旗,两侧的列柱上分别挂着苏、美、英等盟国国旗;大礼堂的正中同样交叉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和中国国旗,中间则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大幅画像。参加受降仪式的除了第一方面军各高级将领和顾问团官员外,还有在越美军和英军的高级将领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高级官员,共计600余人。由于事前蒋介石曾指示入越中国军队对法越纠纷严守中立,对越党不干涉,对法国人的生命财产尽力保护,所以卢汉也邀请法军司令亚历山德里参加受降仪式。但亚历山德里却提出让他作为法方代表参加受降,并要求在受降会场悬挂法国国旗。卢汉鉴于法军在日军侵占越南时曾投降过日军,加上在西贡由英军主持的受降仪式上因悬挂法国国旗而引起骚乱,因而拒绝了亚历山德里的要求。亚历山德里一怒之下,拒绝出席受降仪式。
上午10时,越北日军第三十八军司令土桥勇逸及川国直服师团长、酒井于城参谋长等6人来到会场,代表日军向中国军队投降。卢汉宣读了有关命令,并要土桥勇逸等人根据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签署的投降书,在相关投降书上签字。接着,卢汉又宣读了《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布告》,称:中国军队非为越南之征服者或压迫者,而为越南人民之友人及解放者。凡在中国受降区域内的一切行政监督均归中国军队司令官负责,现在各级行政人员应各尽本职,努力工作。凡扰乱治安者,不论其种族、宗教,一律严惩,毫不宽容;凡遵守现行法律之人民,不论任何国籍,中国军队一律保护。布告强调:在日军尚未遣返,和平秩序尚未获得保障以前,中国司令官实握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最高行政权,如有必要,决不吝惜使用,以达成盟军之任务。受降仪式结束后,卢汉派人将布告译成法文和越文,在越北各地广为张贴。
《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布告》颁布后,戴高乐非常气愤,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称,卢汉竟以主人姿态在河内发号施令,这是对法国在越南利益的公然践踏。而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却根据尽量缓和与中方关系,集中全力对付法国的策略,对卢汉的布告表示支持,为此越北的局势暂时稳定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认为“仅靠抗议想恢复法国直接的管理是办不到的”,遂决定派军队去越南。
9月30日,蒋介石为使入越中国军队的受降工作能顺利完成,特派何应钦以“中国陆军总司令”的名义前往河内,指示机要。
自10月5日起,中国军队在越南的受降工作全面展开。卢汉指令各军按指定区域解除日军武装,接收其军用物资,转运、遣返战俘。11月20日,解除日军武装的工作基本完成,日军俘虏大都被集中到河内和南定两地,等候遣返。11月底,中国陆军总部下令将第五十二军、第六十军以及第六十二军之暂编第十九、第二十三师调回国内,其防地由原陆军总司令部直辖部队和暂隶第一方面军的第五十三军前往接防。
法国为早日进入越南北部,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一方面派出一个代表团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进行接触、谈判,以缓和法越矛盾,协调法越关系。另一方面又由驻华大使贝志高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指责中国在受降仪式上对法国的态度不合理。与此同时,法国撤掉了亚历山德里的法军司令职务,改由萨朗接替,并派圣德尼为驻北越专员兼法国代表团首席代表。
圣德尼与中国政府在越高级官员进行了广泛接触,表示法国愿与越南临时政府对话,解决越南问题,以迎合中国赞助越南独立的立场,同时还宣称将向中国做出让步,包括在假道问题、赔偿战时损失以及华侨问题上均可依中方提议办理。此时,随着受降工作的基本完成,中国政府已准备从越南撤军。在了解法方态度后,蒋介石指示外交部准备与法方正式谈判。
11月17日,中法两国代表在重庆举行了关于越南问题的初步会谈。在华侨待遇、中国假道越南过境贸易、中越通商、中国提前无偿赎回滇越铁路以补偿战时损失等问题上,法国代表均表示可以让步,但协定的签订必须以中国同意撤军交防为前提。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凌其翰表示,撤军原则上早已无问题,但在法越纠纷没有解决以前,中方不便撤军。此后,中法两国又进行了两次谈判,在撤军交防问题上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中国何时撤军交防,关键在于法越纠纷的解决。而此时法国仍坚决不同意越南“独立”,正在河内进行的法越谈判已陷入僵局,一直没有进展。
1946年2月11日,中法两国关于“越南问题”的最后一次谈判在重庆举行。经过半个多月的激烈争吵和讨价还价,双方终于在华侨待遇、中国军队撤出越南等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协议。2月2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和法国新任驻华大使梅理霭分别代表本国在《中法协定》上签了字。《中法协定》包活4个条约及换文,其中《关于中国驻越北军队由法国军队接防之换文》规定:中法军队交防于1946年3月1日至15日期间开始,至迟应于3月31日完毕。交防地点从海防开始,次及河内和其他地区。法军可于海防登陆前12小时以飞机12架运送武器,降落河内机场。当天晚上,国民政府军令部将中法谈判结果通知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令其遵照执行。
《中法协定》签字后,法军立即催促中国军队交防,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则号召军民疏散布防,准备抵抗法军。看到这种情况,入越中国军队认为,在法越尚未达成协议前仓促交防,必导致冲突,于己不利,遂决定延期交防。然而法军已是迫不及待了。
3月4日下午,在法方要求下,中法双方在河内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召开军事代表会议,讨论交防日期。中方以第一方面军参谋长马瑛为首,各有关部队的负责人也应邀参加。法方以萨朗少将为首的陆海空军代表也一齐到会。双方参加代表达30余人。
会上,法方代表提出法军将于3月6日在海防登陆,称这个日期是重庆中法参谋长会议谈妥的,并出示他们自己的法文证件。中方代表则以未奉重庆命令和法越谈判尚未成功为由,不同意法方要求。由于双方争执不下,会议不欢而散,于是法军决定用武力接防北越。
3月6日上午8时,法国9艘军舰冲入海防内河,横冲直撞,准备强行登陆。中国守军摇旗阻止,法国军舰置之不理。中国军队见法军舰接近码头,当即鸣枪制止,但法军舰率先开炮。炮弹命中中国守军弹药库,引起爆炸。中国守军立即还击。部队越战越勇,以密集的火力向法舰扫去。交战中,中国军队击沉法国军舰1艘,击伤3艘。法军舰见不能得逞,只得逃遁。海防人民欢呼奔走,纷纷支持中国军队的行动。
海防冲突后,法国看到中国方面态度坚决,害怕中国军队转而全力支持越南进行抵抗,导致法军遭受更惨重损失。无奈之下,法国被迫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为一个自由的国家。
3月6日中午,法越谈判恢复。下午5时,法越双方在河内东方汇理银行达成初步协定,中国代表陈修和少将,美国代表伯克利少校,英国代表威尔逊中校3人作为公证人参加了协定签字仪式。协定规定:越南临时政府和法军组织参谋会议,成立联络处,凡属接管中国驻军的防务,都由法越双方会同办理。《法越协定》签字后,经中、越、法三方商定,同意法军于3月7日在海防登陆,3月18日开入河内,而中国驻军则在交防后一周内撤出。
3月14日,中国军队撤出海防，4月2日撤出河内，4月8日撤出南定,至5月底,中国入越受降军队完全撤出越南,仅留下一个工作组处理善后事宜。至此,抗战后中国军队历时9个月之久的入越受降活动宣告结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为盟国接受日军投降的最高统帅,并同时下达了第1号总命令,对同盟国各自的受降区域作了严格的划分。总命令规定“除满洲外中国境内的所有日本部队,包括空军、海军、陆军和后勤部队,以及台湾和北纬16度线以北法属印度支那的全部日军,都必须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受降”。按照这一命令,越南境内北纬16度线以北的地区和老挝大部分区域属中国的受降地区,应由中国派军队受降。越南南部地区的日军则由英军受降。当时,越南境内北纬16度线以北驻有日军第三十八军两个师团,约6万余人。
1945年8月18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将驻防云南的第一集团军扩编为第一方面军,下辖第六十、第九十三、第五十二3个军约10万人,并任命原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为第一方面军司令,令他迅速率部开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国民政府陆军总部又指示卢汉:在越南解除日军武装,组织军政府管理民政,阻止驻扎在云南蒙自的法越军残部入越。
1945年3月9日,日军以支持保大(越南阮朝的末代皇帝阮福晪的年号)实现“独立”为名,向驻越法军发动进攻。法军大败,其余部后来由亚历山德里中将率领退入中国,并由中国政府安顿在云南蒙自。除派军队入越外,蒋介石还令行政院组成顾问团,随军入越,协助卢汉开展工作。顾问团由外交部代表凌其翰、军政部代表邵百昌、交通部代表郑方珩、财政部代表朱偰、经济部代表庄智焕、粮食部代表马灿等人组成,其中凌其翰为顾问团团长。此外,陆军总部还派陈修和少将随军入越,参与受降工作。
8月19日,卢汉组成入越受降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并派副参谋长尹继勋先到越南河内设立前进指挥所,为受降做准备。
8月21日,卢汉命令第一方面军各部向中越边境进发。同时他又电令越南北部日军最高指挥官、第三十八军司令官土桥勇逸派代表到云南蒙自接洽中国军队入越受降事宜。
9月1日,第一方面军受降部队分别由云南、广西边境进入越南境内。首批进入越境的部队为第六十军(辖第一八二、第一八四师),第九十三军(辖暂编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师)以及暂隶第一方面军的第六十二军3个师。
9月10日,第九十三军抵达河内。13日,第六十军的3个师分别在南定、土伦、顺化3个地区集结完毕。而第六十二军则于9月14日开入海防。至10月16日,第一方面军受降部队已全部进入越南境内。
9月15日,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和陆军总部代表陈修和少将由云南蒙自乘飞机抵达河内。卢汉原准备在河内组织军政府,管理日军投降后的民政工作。但中国军队入越时,越南的政治局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1945年8月上旬,在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领导下,越南人民举行了全国性的武装起义,并于8月16日成立了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正式宣布越南独立。越南政治局势的巨变,迫使卢汉取消了建立军政府的计划,只成立了占领军司令部,具体负责受降工作。
然而,法国却企图重返印度支那,因而强烈反对中国军队进入越南。1945年8月18日,法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声称:如果中国军队进入越南,法越方面将进行抵抗。中国军队进入越南后,戴高乐立即指示法国驻华大使贝志高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中国军队立即撤出越南,而由法越军队接受日军的投降。
中国政府拒绝了法国的无理要求。9月16日,中国陆军总部明令:在越南日军投降以前,驻在云南蒙自的法越残军不得进入越境,如有个人志愿返回越南者,必须解除武装;所有在中国机场停留的法国飞机均不得私自起飞。从9月20日起,入越中国军队在越南人民的要求下,禁止所有被释放出日军集中营的法国俘虏及侨民携带武器,也不得悬挂法国国旗。
9月28日,对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日军的受降典礼在河内原法国总督府大礼堂里隆重举行,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主持了对日军的受降仪式。这一天,总督府前的广场布置一新:总督府正面的楼上交叉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和中国国旗,两侧的列柱上分别挂着苏、美、英等盟国国旗;大礼堂的正中同样交叉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和中国国旗,中间则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大幅画像。参加受降仪式的除了第一方面军各高级将领和顾问团官员外,还有在越美军和英军的高级将领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高级官员,共计600余人。由于事前蒋介石曾指示入越中国军队对法越纠纷严守中立,对越党不干涉,对法国人的生命财产尽力保护,所以卢汉也邀请法军司令亚历山德里参加受降仪式。但亚历山德里却提出让他作为法方代表参加受降,并要求在受降会场悬挂法国国旗。卢汉鉴于法军在日军侵占越南时曾投降过日军,加上在西贡由英军主持的受降仪式上因悬挂法国国旗而引起骚乱,因而拒绝了亚历山德里的要求。亚历山德里一怒之下,拒绝出席受降仪式。
上午10时,越北日军第三十八军司令土桥勇逸及川国直服师团长、酒井于城参谋长等6人来到会场,代表日军向中国军队投降。卢汉宣读了有关命令,并要土桥勇逸等人根据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签署的投降书,在相关投降书上签字。接着,卢汉又宣读了《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布告》,称:中国军队非为越南之征服者或压迫者,而为越南人民之友人及解放者。凡在中国受降区域内的一切行政监督均归中国军队司令官负责,现在各级行政人员应各尽本职,努力工作。凡扰乱治安者,不论其种族、宗教,一律严惩,毫不宽容;凡遵守现行法律之人民,不论任何国籍,中国军队一律保护。布告强调:在日军尚未遣返,和平秩序尚未获得保障以前,中国司令官实握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最高行政权,如有必要,决不吝惜使用,以达成盟军之任务。受降仪式结束后,卢汉派人将布告译成法文和越文,在越北各地广为张贴。
《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布告》颁布后,戴高乐非常气愤,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称,卢汉竟以主人姿态在河内发号施令,这是对法国在越南利益的公然践踏。而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却根据尽量缓和与中方关系,集中全力对付法国的策略,对卢汉的布告表示支持,为此越北的局势暂时稳定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认为“仅靠抗议想恢复法国直接的管理是办不到的”,遂决定派军队去越南。
9月30日,蒋介石为使入越中国军队的受降工作能顺利完成,特派何应钦以“中国陆军总司令”的名义前往河内,指示机要。
自10月5日起,中国军队在越南的受降工作全面展开。卢汉指令各军按指定区域解除日军武装,接收其军用物资,转运、遣返战俘。11月20日,解除日军武装的工作基本完成,日军俘虏大都被集中到河内和南定两地,等候遣返。11月底,中国陆军总部下令将第五十二军、第六十军以及第六十二军之暂编第十九、第二十三师调回国内,其防地由原陆军总司令部直辖部队和暂隶第一方面军的第五十三军前往接防。
法国为早日进入越南北部,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一方面派出一个代表团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进行接触、谈判,以缓和法越矛盾,协调法越关系。另一方面又由驻华大使贝志高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指责中国在受降仪式上对法国的态度不合理。与此同时,法国撤掉了亚历山德里的法军司令职务,改由萨朗接替,并派圣德尼为驻北越专员兼法国代表团首席代表。
圣德尼与中国政府在越高级官员进行了广泛接触,表示法国愿与越南临时政府对话,解决越南问题,以迎合中国赞助越南独立的立场,同时还宣称将向中国做出让步,包括在假道问题、赔偿战时损失以及华侨问题上均可依中方提议办理。此时,随着受降工作的基本完成,中国政府已准备从越南撤军。在了解法方态度后,蒋介石指示外交部准备与法方正式谈判。
11月17日,中法两国代表在重庆举行了关于越南问题的初步会谈。在华侨待遇、中国假道越南过境贸易、中越通商、中国提前无偿赎回滇越铁路以补偿战时损失等问题上,法国代表均表示可以让步,但协定的签订必须以中国同意撤军交防为前提。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凌其翰表示,撤军原则上早已无问题,但在法越纠纷没有解决以前,中方不便撤军。此后,中法两国又进行了两次谈判,在撤军交防问题上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中国何时撤军交防,关键在于法越纠纷的解决。而此时法国仍坚决不同意越南“独立”,正在河内进行的法越谈判已陷入僵局,一直没有进展。
1946年2月11日,中法两国关于“越南问题”的最后一次谈判在重庆举行。经过半个多月的激烈争吵和讨价还价,双方终于在华侨待遇、中国军队撤出越南等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协议。2月2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和法国新任驻华大使梅理霭分别代表本国在《中法协定》上签了字。《中法协定》包活4个条约及换文,其中《关于中国驻越北军队由法国军队接防之换文》规定:中法军队交防于1946年3月1日至15日期间开始,至迟应于3月31日完毕。交防地点从海防开始,次及河内和其他地区。法军可于海防登陆前12小时以飞机12架运送武器,降落河内机场。当天晚上,国民政府军令部将中法谈判结果通知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令其遵照执行。
《中法协定》签字后,法军立即催促中国军队交防,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则号召军民疏散布防,准备抵抗法军。看到这种情况,入越中国军队认为,在法越尚未达成协议前仓促交防,必导致冲突,于己不利,遂决定延期交防。然而法军已是迫不及待了。
3月4日下午,在法方要求下,中法双方在河内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召开军事代表会议,讨论交防日期。中方以第一方面军参谋长马瑛为首,各有关部队的负责人也应邀参加。法方以萨朗少将为首的陆海空军代表也一齐到会。双方参加代表达30余人。
会上,法方代表提出法军将于3月6日在海防登陆,称这个日期是重庆中法参谋长会议谈妥的,并出示他们自己的法文证件。中方代表则以未奉重庆命令和法越谈判尚未成功为由,不同意法方要求。由于双方争执不下,会议不欢而散,于是法军决定用武力接防北越。
3月6日上午8时,法国9艘军舰冲入海防内河,横冲直撞,准备强行登陆。中国守军摇旗阻止,法国军舰置之不理。中国军队见法军舰接近码头,当即鸣枪制止,但法军舰率先开炮。炮弹命中中国守军弹药库,引起爆炸。中国守军立即还击。部队越战越勇,以密集的火力向法舰扫去。交战中,中国军队击沉法国军舰1艘,击伤3艘。法军舰见不能得逞,只得逃遁。海防人民欢呼奔走,纷纷支持中国军队的行动。
海防冲突后,法国看到中国方面态度坚决,害怕中国军队转而全力支持越南进行抵抗,导致法军遭受更惨重损失。无奈之下,法国被迫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为一个自由的国家。
3月6日中午,法越谈判恢复。下午5时,法越双方在河内东方汇理银行达成初步协定,中国代表陈修和少将,美国代表伯克利少校,英国代表威尔逊中校3人作为公证人参加了协定签字仪式。协定规定:越南临时政府和法军组织参谋会议,成立联络处,凡属接管中国驻军的防务,都由法越双方会同办理。《法越协定》签字后,经中、越、法三方商定,同意法军于3月7日在海防登陆,3月18日开入河内,而中国驻军则在交防后一周内撤出。
3月14日,中国军队撤出海防，4月2日撤出河内，4月8日撤出南定,至5月底,中国入越受降军队完全撤出越南,仅留下一个工作组处理善后事宜。至此,抗战后中国军队历时9个月之久的入越受降活动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