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是一部庞大的丛书总成。乾隆皇帝于1772年2月下旨，由皇八子永璇总负责，纪昀、陆锡熊为总纂官，历经10年艰辛编纂而成，参加编纂、缮写、校勘等工作的先后有3800多人，全书工程之大、成书之快，实属罕见。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艺术、以及天文、地理、水利、农业、生物、医药等等，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分，收集历代著作3470余种，合计79008卷，分装成36078册，如果算上《四库全书总目》所载的3461种，全书共5．86亿字，卷数之多是《永乐大典》的3．5倍，可谓“史无前例”。全书整理和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珍贵典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总汇。
　　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意在借此清除明末清初著作中的抗清思想，推行文化专制政策。满清统治者欲借编书之机，竭力剪除各种排满异端，是对蕴含民主思想的文化典籍展开的一场空前规模的清剿。他的“寓禁于征”政策，实乃借求书之名，而行其改书、毁书之实，在“违碍”、“悖逆”的名义之下，许多珍贵的著作，或失去了本来面目，或绝迹于人间，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所以，后世对《四库全书》给予“功魁祸首”的四字评价。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后，为了收藏，乾隆三十九年清朝廷仿照宁波“天一阁”的式样，在北京皇宫建造了文渊阁，在圆明园建文源阁，在热河避暑山庄建造了文津阁，在盛京(沈阳)建造了文溯阁，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各缮写1部，分藏于北四阁。后来，又续缮3部于乾隆五十二年，相继分藏于江苏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浙江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历经15年，缮写的7部分藏于七阁之中。七阁中的《四库全书》除装帧华美，设计精良外，还分别铭刻各具特色的珍贵玺印。
　　文渊阁所藏是北四阁中完成最早的一部，自人阁之日起，只供帝王一人浏览，从未有人敢登阁借读。1921年国民党政府曾将故宫所藏善本与搞藻堂存放的《四库荟要》一起，捆运到南京中央图书馆，其间交由商务印书馆抽印了330种，定名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七七事变”后，他们把这部全书连同一部分善本运到重庆，解放前又被劫运到台湾。
　　文溯阁所藏的那部《四库全书》原在沈阳故宫，曾一度影印未果，“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寇掠去，日本投降后由苏联接收，后送还中国，现藏于沈阳的辽宁图书馆。
　　圆明园文源阁那部自钞成送藏后，历经70余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抢完了园中珍贵文物后，纵火烧毁全园建筑，《四库全书》同遭毁灭，一小部分流入民间。近年有报道，在遭焚百年后，发现了其中残卷一册。文津阁的一部钞成后，收藏于热河的避暑山庄，至1915年运回北京，拨交给京师图书馆，因此北京图书馆(原国家图书馆)前的街名，就改为文津街。
　　南三阁中的文宗、文汇两部全书，都在1853年太平军入镇江、扬州之际，被清军仓皇逃命时于混乱中焚毁。文澜阁的那部，在1860年太平军二次收复杭州时，为本地流民趁火打劫抢出，流散于街市，后由民间人士丁丙、丁申以私人之力收集3140册，所缺之页重新誊抄。1880年文澜阁重建，丁氏将书尽数送阁，之后，文澜阁改为浙江省图书馆，民国后陆续派人到北京钞补，至1925年全部补齐。
　　在七阁以外，翰林院原存有一部分副本，也在1860年同遭英法联军掠夺，已经残缺不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翰林院藏书和《永乐大典》一起，被劫去47万多册。先运到意大利的托尔，后又辗转藏在英国万国藏书楼，其中少部分于混乱中或流向民间，或流离海外，已经成为遗珍了。
　　就这样，被誉为“文献渊薮，学术津梁”的《四库全书》，虽然历经浩劫、惨遭折损，但毕竟以完整的面目保存了下来，这确实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