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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高皇帝远。
除了八府巡按微服私访以外，草民对政治清明的感觉多来自县里的小吏，最多能见到下乡劝农升堂断案的县官。县里的官与吏，特别接地气儿的一个基层管理群体，直接构成了一方民间的政治经济生态。所以“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国家富”。
范进为什么疯
官是梁柱，吏是瓦砾；官是虎狼，吏為爪牙。官吏虽常并言，但泾渭分明。“青天大老爷”“七品芝麻官”，是官，是“老爷”。没有品级的“刀笔小吏”不可以与之称兄道弟。
范进中举为什么会疯，因为他实现了阶层的跨越，取得了做官当老爷的资格。没有这个资格，他就是民，顶多做个小吏或谋个馆坐坐。
自秦以来，历代皆选拔优秀人才赴各地任“县令”。官吏之别首先是国家承认的出身。官是“朝廷命官”，有品级（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叫“品官”，吏“不入流”，由长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实是民。对一方百姓而言，官是外来的，“吏则土著世守”。秦汉以后，本乡任官基本被禁止了。官与吏的博弈还有中央政权和地方利益角力的因素。
从社会地位而言，古代地方官起码也是县官或县丞，百里之侯。“刀笔小吏”则多受歧视。王冕被推荐去州衙为吏，居然骂对方：“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备奴使哉？”
从收入来看，“官”吃中央财政饭，“吏”则由地方供养。汉朝秩二百石以上为官，二百石以下为吏。明代没有品级人员国家不发俸禄。据《梦溪笔谈》记载：“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更糟的是，绝大部分吏员不可能升职为官。
“官治天下”还是“吏治天下”？
中国的基层政治生态，往往就是在强龙式的官与地头蛇式的吏之间博弈。说起来，官是吏的上级。但官员往往不通实务，被架空、左右、甚至被陷害。
《折狱龟鉴》记载，宋朝时每逢新官上任，吉水县吏员必唆使人告状。新官被搞得焦头烂额，吏员们趁机提出“替老爷解决麻烦”，让大权旁落。小吏员世代盘踞，组成庞大的关系网左右一方。《妙香室丛话》记载，清时，福建晋江县县令出缺，王子符却不愿上任。晋江县衙胥吏贪腐严重，年年税收不齐。老百姓“只知有里书之收字，不复重县令之串票”。反正去了也是白去，还不如不去。
说起小吏的手眼通天、黑心烂肺，多有记载。《大宅门》里的牢头，能让白大爷深夜出狱并用死尸替他一命。清人方苞的《狱中杂记》也有类似记载：管文书的向死刑犯索取一千两银子，就把主从犯名字替换代死。主审官怕牵连自己罢官，发现了也不敢声张。这是无赖小吏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将官拖下水。
唐宋，官员殴打小吏很正常，不打的才会被记入史册。但厉害的小吏，公堂上敢动手殴打朝廷命官。“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并不少见。南宋江东提刑蔡杭传讯证人调查时，弋阳县胥吏孙回、余信“乃敢率弓手正等二十余人，以迎神为名，擒捉词人”。被捉拿时，他们“拒而不出，方且酣饮娼楼，扬扬自得”。这两人分别招供了一万一千七百余、一万八百余贯的非法收入。要知道，1070年北宋整个中央政府所属各部门之吏禄支出，总数也只有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但这样的小吏仅仅是脊杖刺配。因为有人说情，该县的全部财政工作都是由他负责，流放了他全县的财政都将瘫痪。在有人能接手犯人的工作之前，这个罪犯还得继续从事“公务”。
因此，明清的官员上任，往往自备庞大的班底来和当地的小吏们抗衡，导致裙带关系的“三爷”横行，形成了新的弊端。
宋江们：小吏乎？罪人乎？
说起传统社会基层官场生态，再没有比《水浒传》更活生生的样板了，端的是一部北宋小吏列传。
大名鼎鼎的及时雨，“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宋江宋押司在郓城县县衙当文书。从他的生意与生活，我们可以看到北宋小吏的日常。他资助并包养了卖唱女阎婆惜。两人一个年近40，一个年方18。宋江也曾“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后渐渐来得慢了。宋江并不隐瞒这个女子的存在，还把年轻同事张文远带到阎处。这是一种视为自己人的表示。而张与阎却背着宋江“打得火块一般热”。后来阎婆惜拿住了宋的把柄，导致被杀人灭口，算是二奶反腐未遂。
再说公事，“生辰纲”事发后，观察何涛来郓城县找到了宋江。宋江假意答应，骗何涛乖乖地等县官睡醒，自己却私传讯息，使晁盖等人脱险。这是小吏的大能量。一方面，他有胆量有机会给晁盖报信，是江湖侠义；换个角度，他和黑社会勾结、泄露组织的抓捕活动，是黑白通吃。
武松武都头是另一种小吏的代表。武都头，相当于现在的刑警队长或治安大队长。假如他坐稳都头位置，或会世袭此职，形成一个新的阳谷县小吏家族。或者给武大当保护伞，在全县开个武大烧饼连锁店等等也未可知。但他虽是打虎英雄光环加持，奈何根基不深。不是心腹，县官不会安排他押赃款去东京行贿打点。心腹又如何？带着证据报案竟然立不上案。知县拿圣人之言忽悠他。狱吏却道：“都头，但凡人命之事，须要尸、伤、病、物、踪五件事全，方可推问得。”这是把立案的前提替换成送检察院的标准了。西门庆是黑社会、是富商，还是高官（太尉杨戬）小老婆的弟弟。他的钱、权、黑，堵死了小吏武松的法律渠道。武松只能杀人。
如果基层官员睡觉是不能打扰的，而小吏可以包养歌女，和犯罪分子称兄道弟，那么老百姓可以指望什么青天？所以即便是体制内的武都头，再有能力，再帮领导办私事儿，也是没有活路。他们贪赃枉法，也被贪赃枉法。命运随时切换，构成了生命的大悲伤。
哪一个朝代，基层衙门不能处理好政权与民众的关系，不能协调官民以及阶层的利益和矛盾，必然会成为摧毁政权的突破口。小吏是窗口，与罪人仅一步之遥。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先帝本意使民产率出钱专力于农，虽有贪吏猾胥，无所施其虐。”这是衙门的千古命题。
除了八府巡按微服私访以外，草民对政治清明的感觉多来自县里的小吏，最多能见到下乡劝农升堂断案的县官。县里的官与吏，特别接地气儿的一个基层管理群体，直接构成了一方民间的政治经济生态。所以“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国家富”。
范进为什么疯
官是梁柱，吏是瓦砾；官是虎狼，吏為爪牙。官吏虽常并言，但泾渭分明。“青天大老爷”“七品芝麻官”，是官，是“老爷”。没有品级的“刀笔小吏”不可以与之称兄道弟。
范进中举为什么会疯，因为他实现了阶层的跨越，取得了做官当老爷的资格。没有这个资格，他就是民，顶多做个小吏或谋个馆坐坐。
自秦以来，历代皆选拔优秀人才赴各地任“县令”。官吏之别首先是国家承认的出身。官是“朝廷命官”，有品级（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叫“品官”，吏“不入流”，由长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实是民。对一方百姓而言，官是外来的，“吏则土著世守”。秦汉以后，本乡任官基本被禁止了。官与吏的博弈还有中央政权和地方利益角力的因素。
从社会地位而言，古代地方官起码也是县官或县丞，百里之侯。“刀笔小吏”则多受歧视。王冕被推荐去州衙为吏，居然骂对方：“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备奴使哉？”
从收入来看，“官”吃中央财政饭，“吏”则由地方供养。汉朝秩二百石以上为官，二百石以下为吏。明代没有品级人员国家不发俸禄。据《梦溪笔谈》记载：“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更糟的是，绝大部分吏员不可能升职为官。
“官治天下”还是“吏治天下”？
中国的基层政治生态，往往就是在强龙式的官与地头蛇式的吏之间博弈。说起来，官是吏的上级。但官员往往不通实务，被架空、左右、甚至被陷害。
《折狱龟鉴》记载，宋朝时每逢新官上任，吉水县吏员必唆使人告状。新官被搞得焦头烂额，吏员们趁机提出“替老爷解决麻烦”，让大权旁落。小吏员世代盘踞，组成庞大的关系网左右一方。《妙香室丛话》记载，清时，福建晋江县县令出缺，王子符却不愿上任。晋江县衙胥吏贪腐严重，年年税收不齐。老百姓“只知有里书之收字，不复重县令之串票”。反正去了也是白去，还不如不去。
说起小吏的手眼通天、黑心烂肺，多有记载。《大宅门》里的牢头，能让白大爷深夜出狱并用死尸替他一命。清人方苞的《狱中杂记》也有类似记载：管文书的向死刑犯索取一千两银子，就把主从犯名字替换代死。主审官怕牵连自己罢官，发现了也不敢声张。这是无赖小吏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将官拖下水。
唐宋，官员殴打小吏很正常，不打的才会被记入史册。但厉害的小吏，公堂上敢动手殴打朝廷命官。“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并不少见。南宋江东提刑蔡杭传讯证人调查时，弋阳县胥吏孙回、余信“乃敢率弓手正等二十余人，以迎神为名，擒捉词人”。被捉拿时，他们“拒而不出，方且酣饮娼楼，扬扬自得”。这两人分别招供了一万一千七百余、一万八百余贯的非法收入。要知道，1070年北宋整个中央政府所属各部门之吏禄支出，总数也只有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但这样的小吏仅仅是脊杖刺配。因为有人说情，该县的全部财政工作都是由他负责，流放了他全县的财政都将瘫痪。在有人能接手犯人的工作之前，这个罪犯还得继续从事“公务”。
因此，明清的官员上任，往往自备庞大的班底来和当地的小吏们抗衡，导致裙带关系的“三爷”横行，形成了新的弊端。
宋江们：小吏乎？罪人乎？
说起传统社会基层官场生态，再没有比《水浒传》更活生生的样板了，端的是一部北宋小吏列传。
大名鼎鼎的及时雨，“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宋江宋押司在郓城县县衙当文书。从他的生意与生活，我们可以看到北宋小吏的日常。他资助并包养了卖唱女阎婆惜。两人一个年近40，一个年方18。宋江也曾“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后渐渐来得慢了。宋江并不隐瞒这个女子的存在，还把年轻同事张文远带到阎处。这是一种视为自己人的表示。而张与阎却背着宋江“打得火块一般热”。后来阎婆惜拿住了宋的把柄，导致被杀人灭口，算是二奶反腐未遂。
再说公事，“生辰纲”事发后，观察何涛来郓城县找到了宋江。宋江假意答应，骗何涛乖乖地等县官睡醒，自己却私传讯息，使晁盖等人脱险。这是小吏的大能量。一方面，他有胆量有机会给晁盖报信，是江湖侠义；换个角度，他和黑社会勾结、泄露组织的抓捕活动，是黑白通吃。
武松武都头是另一种小吏的代表。武都头，相当于现在的刑警队长或治安大队长。假如他坐稳都头位置，或会世袭此职，形成一个新的阳谷县小吏家族。或者给武大当保护伞，在全县开个武大烧饼连锁店等等也未可知。但他虽是打虎英雄光环加持，奈何根基不深。不是心腹，县官不会安排他押赃款去东京行贿打点。心腹又如何？带着证据报案竟然立不上案。知县拿圣人之言忽悠他。狱吏却道：“都头，但凡人命之事，须要尸、伤、病、物、踪五件事全，方可推问得。”这是把立案的前提替换成送检察院的标准了。西门庆是黑社会、是富商，还是高官（太尉杨戬）小老婆的弟弟。他的钱、权、黑，堵死了小吏武松的法律渠道。武松只能杀人。
如果基层官员睡觉是不能打扰的，而小吏可以包养歌女，和犯罪分子称兄道弟，那么老百姓可以指望什么青天？所以即便是体制内的武都头，再有能力，再帮领导办私事儿，也是没有活路。他们贪赃枉法，也被贪赃枉法。命运随时切换，构成了生命的大悲伤。
哪一个朝代，基层衙门不能处理好政权与民众的关系，不能协调官民以及阶层的利益和矛盾，必然会成为摧毁政权的突破口。小吏是窗口，与罪人仅一步之遥。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先帝本意使民产率出钱专力于农，虽有贪吏猾胥，无所施其虐。”这是衙门的千古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