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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具有不可再生和不可替代性。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保存在地上地下的文化遗存极为丰富。一代伟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同时，还十分注意中华大地的文物保护工作。毛泽东关于文物保护的直接论述虽然不多，但我们从他对文物古迹和遗址、馆藏文物、考古发掘等具体文物保护工作的零散批示和实践活动中仍可以看出，毛泽东心系文物工作，关心、重视文物保护。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以高瞻远瞩的睿智，指示各地要保护文物
毛泽东对历史遗址、古迹十分关注，只要时间许可。一定会前往参观考察。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凭吊汉魏故都遗址，考察山东曲阜孔府。
1918年8月，为了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偕同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李维汉、罗章龙等20多人。从长沙前往北京，途中行至漯河车站，因河水漫溢，火车停开，滞留一天。毛泽东一行只得步行到许昌。一到许昌，深请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很自然地想起这座历史名城的辉煌过去。然而，昔日繁华的汉魏都城。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衰微破败的景象。怀古抚今，毛泽东遂和罗章龙联撰《过魏都》诗一首：
横槊赋诗意飞扬，自明本志好文章。
萧条异代西田墓，铜雀荒沦落夕阳。
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比较重视革命文物的征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即开始革命历史资料的收集。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联名发出征稿电报和信函，要求红军师、团级干部对长征行军、战斗、民情风俗、奇闻逸事择其精彩有趣者编成文。到10月底，总政治部共征集稿件200多篇，50余万字。后来选取100余篇文章以及歌曲、英雄谱、资料表等编成30余万字的《红军长征记》。历史资料本身既具有文物价值，又是进一步开展相关文物保护的基础。1937年5月13日。毛泽东、朱德发出的《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提出要“大规模的编辑十年来全国的红军战史”。中革军委决定由邓小平、陆定一、张爱萍等11人组成红军战史征稿委员会，负责收集红军历史材料和编辑出版工作。历史材料收集的范围包括历史、战史、长征史、史略、报纸、宣传品、书籍、图书、剧本话报、日记、歌曲、照片、纪念品、旗帜、奖章、文件、法令等17项。这其中既包括历史文字资料，又包括具有一定文物价值的革命实物。
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推动了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但开荒生产、破除迷信却使地上地下文物面临被破坏的危险。为保护文物，3月8日，中宣部及时发出《关于保存历史文献及古迹古物的通告》。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关于专门保护古代历史文物的文献。
1947年10月中旬，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来到葭县(今佳县)南河底村。南河底就在有名的宗教名胜白云山下。山上有建于明万历年间的白云山庙。庙内有描述道教、佛教经典故事和山水人物等的彩色壁画1590余幅。为古代陕北民间艺术之佳作。毛泽东问警卫员李银桥：“银桥，你到过寺庙吗?”李银桥答：“见过小庙，没有见过大庙。”毛泽东又问：“想不想去看庙?”李银桥犹豫道：“都是一些迷信。”毛泽东纠正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并约好第二天去看庙。在真武大殿，毛泽东背着手看着真武铜铸大像以及两廊十个泥塑神像，说：“过去统治者为了统治天下，费了很大心机。这全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修起来的，这是艺术，文化遗产，要保护。”
1948年4月间，毛泽东、周恩来等路过五台山，在广仁寺大殿里，正遇上该寺喇嘛整理从别处移来的明清藏经，毛泽东对身边的地方干部说：“这些经书要好好保存起来，等将来全国解放，我们要统一收集展出，让广大人民群众看一看我国的文化遗产。”
毛泽东观看了五台山寺庙、雕塑、彩画后，深有感触地对周恩来说：“佛教文化传入中国近两千年，它和儒道学说相融，成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我们要加以保护和研究。”临行前，毛泽东等一行审视了庙里存放的康熙御衣和吴道子真迹等珍贵文物，并作了“很有价值，好好保存”的指示。
带头捐献珍贵文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将文物保护工作提上议事日程，颁布法令，筹建机构。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先后颁布禁止出口珍贵文物、保护古建筑、考古发掘、征集革命文物等一系列的命令、指示和办法，明确指出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是“今后经常的文化建设工作之一”，并且在文化部设置文物局。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留下的是烂摊子。文物工作也极为薄弱，加强文物的征集，就成了当务之急。战时和战后，中央军委和各地前委都有保护文物的专项命令。文物征集与保护在部队都是以命令方式执行的。新中国成立后仅10天，中宣部就发出了《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通知》。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发布《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以抢救革命文物为起点展开了全面的文物保护和抢救。这次文物征集活动，国家领导人带头行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带头捐赠，民主人士、社会著名收藏家更是纷纷响应。
毛泽东一生搜集了大量字帖。但他并不是为了收藏，他的字帖中没有珍贵的善本、古本。他把自己所藏的具有文物价值的本子捐献出去。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博大胸怀。1951年12月3日，毛泽东给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写了一封信，随信送上一件明清之际大学者、思想家王夫之的墨迹《双鹤瑞舞赋》。信中说：“有姚虞琴先生经陈叔通先生转赠给我一件王船山的手迹，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12月10日，当时的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为此事给毛泽东写了回信：主席：
你写给郑振铎局长的信及王船山墨迹一卷，均早收到。因为郑局长去印度，冶秋去广州、澳门办理赎回押抵外国人的国宝两件(晋王献之《中秋帖》、王殉《伯远帖》)的事情，返京后才看到来信。墨迹已请专家鉴定，确系原迹，现已将此卷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以备陈列。
敬礼
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
王冶秋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日
姚虞琴是画家。陈叔通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前清翰林，精通诗文书画和文物，曾多次陪同毛泽东一起观赏文物。谈诗论画。获悉墨迹拨交故宫后，毛泽东甚为欣慰。但不愿将自己捐献之事过分张扬，便在王冶秋的信上批复：“此物似乎只可收藏，不必陈列展览。”
1951年12月3日，数易其主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亲批50万港币，安排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王冶秋等秘密赴香港购回，故宫博物院专门为此举办了一次小型展览。
周恩来打电话给马衡，要求将《中秋帖》和《伯远帖》送给毛泽东过目，马衡、王冶秋带着宝帖，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说：“辛亥革命后，皇宫变成了故宫：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京请愿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即住在故宫脚下的福佑寺。
1954年5月间，毛泽东曾三次登上紫禁城。这三次登紫禁城都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既无警卫部队护卫，又无地方政府官员陪同。有人考证，毛泽东三次登城路线相加，正好在故宫城墙上绕行一周。这三次登临只在城墙上漫步徐行，并未进入宫内。其原因除了毛泽东一向反对出行时兴师动众。干扰民众外，还与毛泽东十分重视故宫的保护有关。当时全国火灾形势严峻，1月至4月间，国内连续发生了几场大火灾，正巧当时有个苏联消防、防空代表团访华，公安部官员陪同他们在北京等地考察，参观了故宫博物院。苏联客人在介绍他们的消防工作经验时，也向中方提出了一些改善消防工作的意见，其中包括加强故宫消防工作和保护文物的建议。罗瑞卿时任公安部部长，他把当时国内的火灾情况向毛泽东一一作了汇报。出于对故宫消防安全的关心，毛泽东决定来到紫禁城，沿着消防警卫队的巡逻路线，在城墙上绕行一周。
毛泽东第三次登上紫禁城时。留下了一幅珍贵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满脸笑容，显得非常高兴。
“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
1949年以后，中国博物馆事业同其他文化教育事业一样，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改变了旧中国博物馆隶属教育部的管理体制，在文化部内设立了文物局，并制定、颁布了关于征集和保护文物标本、整顿与改造旧有博物馆的政策法令，对旧中国留下的博物馆进行接管和改革，使博物馆成为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
1950年初，国家决定建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同时提出“各大行政区或省市如条件具备时，亦可筹设地方革命博物馆，或在原有博物馆内筹设革命文物陈列室”。
1952年，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热潮刚刚掀起。中共安徽省委、省政府便决定筹建安徽省博物馆。1956年，安徽省博物馆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陈列大楼建筑面积1万多平方米，在当时全国省级博物馆中屈指可数。馆藏古籍版本、青铜器、新安画派作品以及文房四宝，都有极高的文物价值。1958年9月17日下午，毛泽东由张治中、罗瑞卿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等人陪同，来到安徽省博物馆参观，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参观地方博物馆，历时近3个小时。毛泽东对陈列的内容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边看边说，那幽默的语言，在展厅内引起了阵阵笑声。当走近寿县出土的楚大鼎时，他说：“啊!这么大，可以煮一头牛!”在一组竹节形青铜器——鄂君启金节前，他停留下来，对金节铭文进行了推敲。来到芜湖铁画家锻造的一副铁字对联前，他仔细看后指出，上联“晴窗流竹露”的“露”字，下面掉了一捺。
在此次视察中，毛泽东参观了博物馆的全部陈列。包括历史文物、革命文物和工农业建设等几个部分，共20多个展厅。休息时，毛泽东对陪同的地方领导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是毛泽东关于博物馆的一段经典名言。这段讲话为博物馆学科建设作出了不朽的理论贡献，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博物馆的根本宗旨和发展方向。同年9月28日至10月6日，文化部在安徽召开了全国16个省、市、区参加的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学习和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并编印了《毛主席参观安徽省博物馆》一书，发往各文博单位，对全国的博物馆建设形成了一股新的强大的推动力。
早在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博物馆在红都瑞金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萌芽。中央博物馆在“二苏大”会议期间建立，并正式对外开放，举办了系列专题陈列展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苏区领导与出席“二苏大”的代表一起参观了展览。中央革命博物馆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在中国博物馆史上却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当今国家博物馆的前身。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注意发挥文物的教育作用。1954年和1955年有关部门先后在北京故宫举办了两个展览，一是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二是五省出土文物展览，展出的文物为中国历史研究以及其他学科提供了许多过去从未见过的新资料，因而震动了史学界，也震动了社会各界，并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毛泽东两次参观了基建出土文物展览，并指着展出的文物对陪同人员说：“这就是历史，要好好学习。”
针对有些人对文物史料价值的认识不足，1955年，毛泽东向有关人士询问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情况时，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于锄头”，他要求考古学家重视自身所应担负的史学任务。解决古史中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毛泽东重视文物史料价值的观点，为新中国的历史和考古研究指明了方向。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以高瞻远瞩的睿智，指示各地要保护文物
毛泽东对历史遗址、古迹十分关注，只要时间许可。一定会前往参观考察。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凭吊汉魏故都遗址，考察山东曲阜孔府。
1918年8月，为了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偕同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李维汉、罗章龙等20多人。从长沙前往北京，途中行至漯河车站，因河水漫溢，火车停开，滞留一天。毛泽东一行只得步行到许昌。一到许昌，深请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很自然地想起这座历史名城的辉煌过去。然而，昔日繁华的汉魏都城。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衰微破败的景象。怀古抚今，毛泽东遂和罗章龙联撰《过魏都》诗一首：
横槊赋诗意飞扬，自明本志好文章。
萧条异代西田墓，铜雀荒沦落夕阳。
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比较重视革命文物的征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即开始革命历史资料的收集。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联名发出征稿电报和信函，要求红军师、团级干部对长征行军、战斗、民情风俗、奇闻逸事择其精彩有趣者编成文。到10月底，总政治部共征集稿件200多篇，50余万字。后来选取100余篇文章以及歌曲、英雄谱、资料表等编成30余万字的《红军长征记》。历史资料本身既具有文物价值，又是进一步开展相关文物保护的基础。1937年5月13日。毛泽东、朱德发出的《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提出要“大规模的编辑十年来全国的红军战史”。中革军委决定由邓小平、陆定一、张爱萍等11人组成红军战史征稿委员会，负责收集红军历史材料和编辑出版工作。历史材料收集的范围包括历史、战史、长征史、史略、报纸、宣传品、书籍、图书、剧本话报、日记、歌曲、照片、纪念品、旗帜、奖章、文件、法令等17项。这其中既包括历史文字资料，又包括具有一定文物价值的革命实物。
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推动了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但开荒生产、破除迷信却使地上地下文物面临被破坏的危险。为保护文物，3月8日，中宣部及时发出《关于保存历史文献及古迹古物的通告》。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关于专门保护古代历史文物的文献。
1947年10月中旬，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来到葭县(今佳县)南河底村。南河底就在有名的宗教名胜白云山下。山上有建于明万历年间的白云山庙。庙内有描述道教、佛教经典故事和山水人物等的彩色壁画1590余幅。为古代陕北民间艺术之佳作。毛泽东问警卫员李银桥：“银桥，你到过寺庙吗?”李银桥答：“见过小庙，没有见过大庙。”毛泽东又问：“想不想去看庙?”李银桥犹豫道：“都是一些迷信。”毛泽东纠正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并约好第二天去看庙。在真武大殿，毛泽东背着手看着真武铜铸大像以及两廊十个泥塑神像，说：“过去统治者为了统治天下，费了很大心机。这全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修起来的，这是艺术，文化遗产，要保护。”
1948年4月间，毛泽东、周恩来等路过五台山，在广仁寺大殿里，正遇上该寺喇嘛整理从别处移来的明清藏经，毛泽东对身边的地方干部说：“这些经书要好好保存起来，等将来全国解放，我们要统一收集展出，让广大人民群众看一看我国的文化遗产。”
毛泽东观看了五台山寺庙、雕塑、彩画后，深有感触地对周恩来说：“佛教文化传入中国近两千年，它和儒道学说相融，成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我们要加以保护和研究。”临行前，毛泽东等一行审视了庙里存放的康熙御衣和吴道子真迹等珍贵文物，并作了“很有价值，好好保存”的指示。
带头捐献珍贵文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将文物保护工作提上议事日程，颁布法令，筹建机构。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先后颁布禁止出口珍贵文物、保护古建筑、考古发掘、征集革命文物等一系列的命令、指示和办法，明确指出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是“今后经常的文化建设工作之一”，并且在文化部设置文物局。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留下的是烂摊子。文物工作也极为薄弱，加强文物的征集，就成了当务之急。战时和战后，中央军委和各地前委都有保护文物的专项命令。文物征集与保护在部队都是以命令方式执行的。新中国成立后仅10天，中宣部就发出了《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通知》。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发布《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以抢救革命文物为起点展开了全面的文物保护和抢救。这次文物征集活动，国家领导人带头行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带头捐赠，民主人士、社会著名收藏家更是纷纷响应。
毛泽东一生搜集了大量字帖。但他并不是为了收藏，他的字帖中没有珍贵的善本、古本。他把自己所藏的具有文物价值的本子捐献出去。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博大胸怀。1951年12月3日，毛泽东给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写了一封信，随信送上一件明清之际大学者、思想家王夫之的墨迹《双鹤瑞舞赋》。信中说：“有姚虞琴先生经陈叔通先生转赠给我一件王船山的手迹，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12月10日，当时的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为此事给毛泽东写了回信：主席：
你写给郑振铎局长的信及王船山墨迹一卷，均早收到。因为郑局长去印度，冶秋去广州、澳门办理赎回押抵外国人的国宝两件(晋王献之《中秋帖》、王殉《伯远帖》)的事情，返京后才看到来信。墨迹已请专家鉴定，确系原迹，现已将此卷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以备陈列。
敬礼
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
王冶秋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日
姚虞琴是画家。陈叔通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前清翰林，精通诗文书画和文物，曾多次陪同毛泽东一起观赏文物。谈诗论画。获悉墨迹拨交故宫后，毛泽东甚为欣慰。但不愿将自己捐献之事过分张扬，便在王冶秋的信上批复：“此物似乎只可收藏，不必陈列展览。”
1951年12月3日，数易其主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亲批50万港币，安排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王冶秋等秘密赴香港购回，故宫博物院专门为此举办了一次小型展览。
周恩来打电话给马衡，要求将《中秋帖》和《伯远帖》送给毛泽东过目，马衡、王冶秋带着宝帖，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说：“辛亥革命后，皇宫变成了故宫：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京请愿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即住在故宫脚下的福佑寺。
1954年5月间，毛泽东曾三次登上紫禁城。这三次登紫禁城都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既无警卫部队护卫，又无地方政府官员陪同。有人考证，毛泽东三次登城路线相加，正好在故宫城墙上绕行一周。这三次登临只在城墙上漫步徐行，并未进入宫内。其原因除了毛泽东一向反对出行时兴师动众。干扰民众外，还与毛泽东十分重视故宫的保护有关。当时全国火灾形势严峻，1月至4月间，国内连续发生了几场大火灾，正巧当时有个苏联消防、防空代表团访华，公安部官员陪同他们在北京等地考察，参观了故宫博物院。苏联客人在介绍他们的消防工作经验时，也向中方提出了一些改善消防工作的意见，其中包括加强故宫消防工作和保护文物的建议。罗瑞卿时任公安部部长，他把当时国内的火灾情况向毛泽东一一作了汇报。出于对故宫消防安全的关心，毛泽东决定来到紫禁城，沿着消防警卫队的巡逻路线，在城墙上绕行一周。
毛泽东第三次登上紫禁城时。留下了一幅珍贵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满脸笑容，显得非常高兴。
“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
1949年以后，中国博物馆事业同其他文化教育事业一样，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改变了旧中国博物馆隶属教育部的管理体制，在文化部内设立了文物局，并制定、颁布了关于征集和保护文物标本、整顿与改造旧有博物馆的政策法令，对旧中国留下的博物馆进行接管和改革，使博物馆成为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
1950年初，国家决定建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同时提出“各大行政区或省市如条件具备时，亦可筹设地方革命博物馆，或在原有博物馆内筹设革命文物陈列室”。
1952年，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热潮刚刚掀起。中共安徽省委、省政府便决定筹建安徽省博物馆。1956年，安徽省博物馆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陈列大楼建筑面积1万多平方米，在当时全国省级博物馆中屈指可数。馆藏古籍版本、青铜器、新安画派作品以及文房四宝，都有极高的文物价值。1958年9月17日下午，毛泽东由张治中、罗瑞卿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等人陪同，来到安徽省博物馆参观，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参观地方博物馆，历时近3个小时。毛泽东对陈列的内容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边看边说，那幽默的语言，在展厅内引起了阵阵笑声。当走近寿县出土的楚大鼎时，他说：“啊!这么大，可以煮一头牛!”在一组竹节形青铜器——鄂君启金节前，他停留下来，对金节铭文进行了推敲。来到芜湖铁画家锻造的一副铁字对联前，他仔细看后指出，上联“晴窗流竹露”的“露”字，下面掉了一捺。
在此次视察中，毛泽东参观了博物馆的全部陈列。包括历史文物、革命文物和工农业建设等几个部分，共20多个展厅。休息时，毛泽东对陪同的地方领导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是毛泽东关于博物馆的一段经典名言。这段讲话为博物馆学科建设作出了不朽的理论贡献，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博物馆的根本宗旨和发展方向。同年9月28日至10月6日，文化部在安徽召开了全国16个省、市、区参加的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学习和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并编印了《毛主席参观安徽省博物馆》一书，发往各文博单位，对全国的博物馆建设形成了一股新的强大的推动力。
早在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博物馆在红都瑞金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萌芽。中央博物馆在“二苏大”会议期间建立，并正式对外开放，举办了系列专题陈列展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苏区领导与出席“二苏大”的代表一起参观了展览。中央革命博物馆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在中国博物馆史上却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当今国家博物馆的前身。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注意发挥文物的教育作用。1954年和1955年有关部门先后在北京故宫举办了两个展览，一是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二是五省出土文物展览，展出的文物为中国历史研究以及其他学科提供了许多过去从未见过的新资料，因而震动了史学界，也震动了社会各界，并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毛泽东两次参观了基建出土文物展览，并指着展出的文物对陪同人员说：“这就是历史，要好好学习。”
针对有些人对文物史料价值的认识不足，1955年，毛泽东向有关人士询问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情况时，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于锄头”，他要求考古学家重视自身所应担负的史学任务。解决古史中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毛泽东重视文物史料价值的观点，为新中国的历史和考古研究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