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介思想家莱文森先生在《数字麦克卢汉》第二版序言里强调提出，21世纪应该善待麦克卢汉和他的媒介思想。他认为数字时代为麦克卢汉曾经隐而不显的媒介预言的正确性，提供了最为恰当的检验和证实。今天处于赛伯空间的人们正通过互联网的社交媒介的文本、图像和声音，交流内容，发表评论，生成信息，制作视频，通过微博或微信、商务网站等社交媒体的互动性，从一个媒介的消费者和被动的信息接受者摇身变成媒介的生产者或移动用户。这几乎预言了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中心，享受万众瞩目的媒介化时代。
　　 莱文森在该书里谈得最精彩的一个观点是互联网上信息散播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权力结构。[1]这得从媒介中心演变的历史来看。原来人的感官形成了媒介的中心。然而，新媒介与新新媒介的不断更新对人的感官的改变和影响是巨大的。拼音字母和印刷术作为早期人类的传播媒介，改变了人与世界交流的声觉方式和人的整体感，人与世界因相互延伸而拉开了面对面的距离;广播媒介则把人的眼睛变成了耳朵，用声觉系统代替了视觉中心;电视的出现进一步整合了人的眼睛和耳朵，集声觉和视觉系统为一体，将人固定在客厅里，距离感被压缩到以屏幕为中心。到了赛伯空间，互联网干脆将人变成没有肉身的虚拟公民，产生了连道德观念和权力压迫统统无法管控的“无形无象”的匿名传播者，势如破竹般冲击着媒介的中心与现实。变革的新新媒介通过不断塑造和改变着人与世界的感知方式，终于将世界演绎成一个无法区分现实与虚拟相交织相互动的“地球村”。莱文森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他指出：数字化时代的互联网就是“要把过去一切的媒介‘解放’出来，当作自己的手段来使用，要把一切媒介变成内容，要把一切变成自己的内容。”[2]互联网的信息散播形成了“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的新的权力结构。这一判断将互联网背后隐藏的内容掀翻出来。人类从未品尝过的非集中化的权力空间足以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和愿望都吸引进去。福柯说，人人都有权力的饥饿。这种吸引力正是来自这个巨大的充满力量的非集中化的媒介权力结构。尽管这种非集中化的媒介权力结构正通过改变和使用人的感官，把现实世界中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人与机，或非机非人的关系，使之成为媒介这个行当对产业、政治和社会生活影响的基础。然而，人还是对能身处一个中心而迷恋不已。
　　 从历史上看，人类不是曾几何时，而是始终如一在追求和了解中心之所在。从托洛密的地心说到哥白尼的“日心说”，从伽利略对“日心说”的证明到布鲁诺对无数的星星都是太阳本身，而且每颗星星都是独立的中心的猜想，这些追求不仅严重挑战了教会与权力的宇宙观，也显露出人类对何处和谁能成为中心的永恒追寻。莱文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通过麦克卢汉提供的“后视镜”研究，敏锐地看到网络时代的非集中化冲击着人对何为中心和中心在哪里的认识。他指出：虽然我们的血肉之驱并没有在赛伯空间里，但在数字化时代，“地球村”已真正实现了互动的现实。中心与边缘不断在种种互动或各种斗争之中形成。但是对于普通网民，仍然是跟随一个又一个中心的变幻。
　　 追求知道中心在哪和让自己成为中心的观念对人类显得特别重要。今天人们的上网经验是，只要有一台移动手机或电脑，就可以住到任何一个地方，获取新闻，与别人聊天，参与国家大事和上网购物，以自我为中心建立各种“群”。从媒介技术的可能性上看，还有更重要的是“人人”都可以到网上去发声。莱文森认为，互联网实现了“地球村”的真正互动的意义。
　　 有权力和中心就得有守门人。互联网可以为个人要成为中心的意愿提供帮助，事实上，许多普通的传言者和谣言者也可能成为造势的舆论中心。这些人先是受到前呼后拥，粉丝无数，充分享受当皇上的感觉，再后来被宣判因触犯法律而入狱。在这种新权力的结构中，原来媒介守门人的权力在某种程序上被削弱了。莱文森认为，长久以来，充当守门人的主要是教会、民族国家和媒介自身。守门人最生动的表演与反对者的斗争经常发生在美国国会等国家最高机构。守门者当自己是在把那些被视为不良的信息，如同贩卖有害或有毒的食品与假药的信息，挡在了门外。莱文森引出美国《纯净食品与药品管理法》和大多数国家的类似法律，用隐喻推出媒介守门人这种信念的逻辑。他指出，守门者喜欢将信息看作与有毒的食品或假药一样的东西，不能让公众随便接触，以免使其受到毒害。[3]1919年，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30年之久的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在为联邦最高法院撰写的一份裁决书中曾称，要对言论自由进行最严格的保护。其严格在于不会去保护“那个在坐满观众的剧院里乱叫‘失火啦’由此而引起他人恐惧的人”。大法官将此作为奉行媒介守门人合理存在的基础，但这也确实伤害到了守卫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的“哨兵”，致使“美国媒介守门人的门就敞开了”。1933年，美国的《联邦通讯法》进一步确定了媒介守门人机制。该法案规定由“联邦通讯委员会行使相当严格的守门人角色，由它向广播电视台发放执照——这就是门票。其标准是，广播电视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特别是在互联网大发展的1996年，《传播风化法案》里提出的“不体面”和“攻击性”等企图把互联网的门“守得更紧”。但仅过了一年，经过激烈辩论，1997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该法案属于违宪。虽然话是这么说的，但莱文森的内心又充满着矛盾。他一边庆幸互联网已拉开了人人可以成为中心的架势，去网上“砸破了守门人的门”，而且互联网上的拦劫工作效率也是低下的。借用讨论中的一种假设，我们在现今的互联网检查中也会看到：一些无障碍永久存在于网上的媒体内容的阅读量可能远不如某些只有短暂存在，甚至只存活一两个小时就被删除或举报的内容阅读量更有效力。但同时，莱文森又极具代表性地对守门人频频张望。因为他发现有时只为获取现实经济利益的商业媒体往往用反对意识形态作为保护去使守门的行为合理化。其理由是“我们只能发布有新闻价值的信息”。正是此类现象，让莱文森和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显然慢慢又回头渴望守门人来把关了。”莱文森最后还是坚定地说：“守门是需要的。这也许是守门人最持久的遗产。互联网之类的媒介使这一机制不再必需时，它却安然无恙地保留下来了。”这不是互联网创造的虚拟而是现实。他嘲笑自己有点像是“囚犯爱上的狱卒”。[4] 　　 确实，数字化媒介的使用与广泛交流，虚拟的网络传播等都存在众多的可能性，因此治理不能没有准则，信息不能不过滤或形成网上行为的自律，更不能因为匿名而丧失动物缺少的仁爱和礼仪。但种种行为准则或过滤的治理机制更需要受到明确的法律的保护与约束，自律也要从个人和身边做起。具体的做法可以通过对网络风险进行评估，通过政府和民间意愿的共融来共同推动这种治理。正如莱文森所见，互联网已给媒介守门人理念来了一个“釜底抽薪”的结果，因此，媒介的守门人的功能也应该相应地也要发生一种根本性的改变。比如从“守门人”变成一个“婚介人”，或甘当一个能沟通两方或多方关系的“媒婆”。这样的婚介人角色还可以多种方式展开。他举了一个在互联网上“做媒”（matchmaking）的守门实例，今天如火如荼的亚马逊书店采取的一种守门的做法便是，网上书店通过发表专业水平的书评，通过向读者提供够水平的指引和评价，而不是把相反的信息拒之门外来解除限制的“门”。当然，这只是一种适合书店的守门实践，以此试图建立一种不受惩戒的认可机制。他将这种守门观念概括为“没有门的守门意识”。这恐怕也只是一厢情愿的努力或另一种值得尊敬的乌托邦吧。因为网络编辑们的“红娘费”还没有着落或无人支付。
　　 其实，无论真实生活，还是虚拟世界，人们除了迷恋中心的权力之外，仍旧迷恋的还有人与人之间能形成亲密交往关系的那些个中心。今天，遍布“地球村”的移动网络能让天涯海角的人瞬间相遇。互联网可以在他们之间穿梭往复，有带箭而飞的速度，达到即时传播和面对面群聊的效果。在文字媒介出现之前，我们要对他人说话，就必须走到他人身边去，看见他人的面才能算作言说。互联网成为最为直接和最为省时的交流方式。往昔的求人代话或托人转话仍属于一种人的运输方式。今天，互联网给人穿上紧身衣，以增加奔跑的速度，让人飞翔着去约会见面，飞翔着去握手和抚摸。虽然移动手机作为人类生活空间中新的技术殖民者，也正驱赶着人类在无数个移动网络构成的“地球村”中不断奔跑，永无终点，这些与今天网上的关系交往相比，无论是“带箭而飞”，还是“带毒运行”，人们渴望有一些自己能参与进去的亲密关系的中心。这可能就是大多数人使用媒介要解决的目标，虽然可能不是莱文森所期待看到的深刻问题。
　　注释
　　[1]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5页。
　　[2]同上，第52页。
　　[3]同上，第238—239页。
　　[4]同上，第238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责任编辑 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