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九个寡妇》是一部优秀的“女性新历史小说”,严歌苓从个体本位的历史观价值观对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价值观进行了深入的反叛,并由此而获得当代文学难得的思想高度和批判锋芒。本文从叙事策略、大历史中一个并不渺小和雷同的“个人”、日常生活等方面,分析作品中历史与个人的关系,并指出个人本位的历史价值观念对当今女性文学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女性新历史小说;历史观;日常生活;个人本位
　　
　　21世纪初第一个十年的短短四五年间,海外华人女作家严歌苓连续在大陆出版了四部回归本土记忆的小说,即《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从而把她自20世纪80年代登上文坛以来的创作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严歌苓199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写作专业硕士学位,2004年起随美国外交官丈夫劳伦斯迁居非洲数年,并在中、美、非之间往返奔波。大跨度的时空迁移激活了她对中国本土历史风云的记忆,东西方文化思想的双重滋养,扩展了她的文学视野,深化了她的文学思维,使她萌生了在本土女性生命记忆的河流里提升出全人类的也是人性的史诗性作品的意愿。她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我现在有了国外文化的经历,反过头来,就更想去表达跟自己文化对比的结果。我觉得现在写的本土故事,并不非常本土。它的一些视角,是受西方影响的。”准确地说,这一意愿是她原来所接受的本土视角与西方文化视角相互碰撞的结果。也就是说,《第九个寡妇》等几部取材自中国生活的小说,其思维与美学的视野是超越题材界限的,因而是具有人类的人权、人性价值的作品。
　　数量上的多产与题材、人物形象的独特性是严歌苓创作的显著特征。她的每一部广为人知的小说几乎都有一个新鲜独特的故事和性格鲜明卓然不群让人过目不忘的人物。《第九个寡妇》同样如此。只要你读过《第九个寡妇》,便不会忘记主人公王葡萄,而且会被她吸引,使你一遍遍地去想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在那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连年不断人祸动乱愈演愈烈的历史年代里,怎么会出现她这个不卑不亢聪明智慧看透历史风云能够基本上按照自己的心愿立身行事说话过日子而且活得有尊严活得快活能够在一定条件下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人?王葡萄这个独特而又丰满的形象所负载的历史的时代的和思想的内涵,涉及我国一个世纪所没有解决而有待于21世纪加以解答和澄明的问题,是关于历史、政治与个人的生存和命运的问题,是个人对命运的选择与承担的问题,而选择与承担问题其实是一个关于自由、关于人的依附性、奴性抑或主体性的问题。可惜现有的一些评论,大多有意无意地与这些问题擦肩而过了。笔者对小说文本细读后,忍不住想围绕王葡萄做一重新编码式的初步解读,希望能抛砖引玉,得到各位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女性文学研究者的指教。
　　作为女性新历史小说的《第九个寡妇》
　　陈思和教授在为《第九个寡妇》所写的“跋语”中,认为其文体属于“新历史小说”,是“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个人传奇经历的结合”。这是一个准确的定位。那么什么是新历史小说?较之此前的“旧”历史小说,它们“新”在哪里?陈思和在另一篇文章《关于“新历史”小说》中,指出其“大致是包括了民国时期的非党史题材”的小说。那么新历史小说之“新”,就是一个题材上的“新”了?就此,孙先科教授在认真阅读了陈思和的这篇文章后,认为“在著作看来,‘新历史小说’之新,恐怕主要不在于题材上的‘民国时期’和‘非党史’这样的限制,而在于作家在新的哲学观念和历史意识支配下,对历史进行重新叙述和再度编码时,所获得的新的文本特征及相应的历史意识”。他在联系我国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些新历史小说时,认为新历史小说在题材上不仅包括民国时期也包括这之前的古代历史和现当代已成为历史的所有历史题材,而且相对于我国当代文学中“十七年”文学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而言,新历史小说的“再叙事,正是针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这一‘前叙事’而展开的。再叙事对前叙事而言既是一种补充,同时又是针对前者的颠覆与消解”。“‘新历史小说’有意识地消解‘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叙事规范,不仅在叙事特征上判然有别,而且其历史意识也逸出了‘正史’与‘党史’所规范的思想与主题范畴,具有了新的意识倾向”?譹?訛。这是一个在历史叙事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中对新历史小说之“新”的准确概括,也完全适合《第九个寡妇》的思想主题内涵与历史叙事结构,只不过鉴于其作者与主人公皆为女性和由此而带来的文本的女性性别经验、视角与思想内涵,我把这部小说定位为“女性新历史小说”。
　　就其所涵盖的题材的历史性而言,是一个长时段的囊括了中国从现代史末期(1944—1949)到当代史建国后的前30年(1949—1979)大约40年的历史时期。这40年间几亿中国人所经历过的历史大事件和其时通行的政治话语霸权,尽收作者眼中,并被其全部纳入文本历史叙述之中。她既不像有的作者那样明明写的是某一历史时段的人和事,却将其所属的“历史”悬置和掏空,使人物成为生存在“真空”中的没有任何历史时间性的“世外桃源”中人。她也不像有些历史决定论的作者那样将历史夸大化无差别化乃至神圣化,以为历史就是一切或决定一切,同一历史时段的人的共性大于个性甚至根本没有个性,历史的必然性大于个体的或然性或干脆取消了个体的或然性,使小说中的人物变成一个个虽然有名有姓有性别却无例外地听从同一统一的历史号令的整齐划一的木偶。历史和人和一个一个具体的各不相同的“个人”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有血有肉的有感情能思维的人在历史中只能听从历史的号令无差别地“活着”吗?或许正是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为起点,严歌苓构筑了自己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许多同代人的新的历史观和生存哲学观,并在这一基点上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对这一历史时段的“前叙事”和“再叙事”方式,并由此而出现了对“前叙事”中主宰了一个历史时代的花样翻新的以革命为旗号的政治话语霸权的“颠覆与消解”,使《第九个寡妇》这个女性新历史小说,以其主人公王葡萄的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和思想内涵而进入了21世纪初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前沿。
　　关于我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观,学术界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跋涉与寻找过程,如今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历史观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和人尤其是和每一个具体的各不相同的“个人”的关系问题。一些新历史小说的优秀之作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其思想成果却至今没有得到思想界和文学研究界的应有重视。对出版于20世纪初的李洱的小说《花腔》,我在与河南大学2001届的博士生们座谈时,认为《花腔》不仅是一个“语言的盛宴”,而且是一个“意义的富矿”,这“意义的富矿”就包括其个人本位的历史观,和在这新的历史观指导下的把个人的生命存在作为历史的凝聚点以个人名义进入历史书写的艺术构思。长期以来,具体的各不相同的“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和文学中是历史隧洞中被遮蔽和被扭曲得最深的,文学中众多的有名有姓也有性别的人们,不过是所谓宏大历史叙事中一个时代的政治话语霸权的刻板化、类型化的传声筒和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会说话的驯服工具符号,他们的任务就是一一对应着先验的和既定的某一个政治话语教条。有鲜明个性的和能够独立思想的具体的与众不同的“这一个”人,在文学中长期缺席。《花腔》和《花腔》之前的王小波、刘震云、莫言、铁凝、王安忆等人的一些新历史小说,开始出现了一些尽管面目尚不够清晰鲜明却难能可贵的“个人”的身影,而李洱的《花腔》则以一种历史观上的反叛姿态,以鲜明的个人立场和视角进入历史书写,使近一个世纪以来众多的历史人物作为不可重复的独立个人重现于历史和文学舞台,同一历史时代的不同的“个人”在这样的历史书写中获得了复活与新生。
　　什么是历史?历史难道不是以千千万万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难道不是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人类的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个人无疑是任何人的各种分类学类别标准中的可见可视的也是不可再分再化约的实体,遮蔽和抹杀了作为人的实体的个人,也就是遮蔽和抹杀了具体的一个一个的个人进入历史的权利,这正是种种没有“个人”的冠冕堂皇的所谓民族、国家、政治党派阶级历史观的虚幻性与欺骗性之所在。严歌苓《第九个寡妇》的思想前沿性,正是基于个体本位的历史观而对那种虚假的也是荒谬的历史观的反叛,并由此而具备了当代文学难得的思想批判锋芒。她写到王葡萄看到院墙和电线杆上红红绿绿的政治标语;批斗会上吼叫着“打倒谁谁”的森林般举起的“胳膊们”,以及从她的场院走过的打着不同颜色的绑腿的“腿们”,意识到她所生存其间的历史,不过就是不断重复的“打过来打过去”“今天打倒这个”“明天又换一个来打打”的历史。人在这样的历史轮回中不再是“人”更不是“个人”,而是没有了自己独立的生命价值与尊严的面目模糊不清的历史脸谱和符号,如那些机器般遵从统一号令向上举起的“胳膊们”和向前移动的“腿们”。小说中多次出现的“胳膊们”与“腿们”这一历史画面,把女主人公王葡萄从没有生命活力的以人为工具符号的历史的遮蔽与压抑中超拔出来,成长为一个充满了生命活力生存智慧的人性化与个性化的具体的不可替代与重复的作为女人的“个人”,《第九个寡妇》也因此而成为有着新的历史观与生存哲学观的女性新历史小说中后来居上的翘楚之作。
　　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是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最重要的历史理念。这是因为“作为文类的‘历史’并不等同于事件的历史,而是话语的历史。事件的历史曾经存在,但并不应声而至,留下的乃是话语——对事件的叙述、记述或论述的记述”①。严歌苓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高校攻读研究生,受到这一历史理念的启发,才得以把自己的小说《第九个寡妇》看做是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经历过的那一段历史的一种新的文本,一种出于个人历史良知的“历史叙事文本”。王葡萄把自己奄奄一息的公爹孙怀清从屠杀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的刑场上救出来之后,小说描写了河滩刑场上的“丧葬”:“这天白天响了一天的锣,铁皮喇叭也叫喊了一天,没喊出一个人去河滩上认领尸体。周围村子和城里的死囚家属在白天都不愿和死囚有关系,谁也不想做‘敌人’的亲眷。夜里十二点之后,他们提着灯笼陆续来了。”“没有哭的,老的、少的、中壮年的都一声不吭地用灯笼在每一个脸上照。才一天,这些熟脸都隔了一百年似的,看着那样远,那样不近人情的冷漠。有年少的认出了父亲,刚要哭就被喝住。”“人们就在河滩上刨出几百个坑来,把使他们蒙受屈辱、并将要连累他们一生的亲人们草草埋葬了。”小说接着说:“假如有这么一个人恰恰在这天夜里上到坡头,看到了这个景观,那么这个灯火大殡葬就不会完全漏在史外。”②严歌苓在半个世纪之后,以她的女性新历史小说《第九个寡妇》使这个“假如”得以实现,几百名被无理剥夺了生命权利的冤魂由此而走进了历史叙事文本,长时期被排斥遮蔽在历史和文学之外的“个人”走进了历史叙述被读者们看到并由此而认识到历史的血腥和残忍。
　　小说写到“四清运动”中下放到农村“体验生活”的作家“朴同志”被分派到王葡萄家中,当他知道王葡萄把地主公爹孙怀清藏到红薯窖这么多年时吓坏了,好在他总算没有去村委会告发她,但为了避嫌他搬了出去,朴同志回城后写出了“一本关于农民过人民公社幸福生活的小说来。那里头全是折子故事。有一个折子就是写葡萄的,写她是个养猪模范,泼辣能干,一心为公社”。“那本书给了他更大的名望,更多的钱,还给了他一个漂亮年青的妻子”③。这个朴同志关于葡萄的历史叙述文本与严歌苓对同一个人王葡萄的历史叙述文本大异其趣。这具体说明了“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说明对同一段历史和历史中的同一个“个人”可以有不同的叙事文本,而不同文本的出现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的不同文化政治条件有关。这个“条件”,如今的学理性概念叫做“语境”,一定的历史语境决定了什么样的历史文本能够写出和出版而什么样的历史文本不能够写出和出版。朴同志写王葡萄的那本书在那个历史语境中只能是“王葡萄=养猪模范=泼辣能干、一心为公”。可真实的王葡萄就像当年那个夜晚堆积着的几百名无名无声的尸体和他们那些沉默的亲人们强忍着的被压抑的悲愤一样被那个叫做“历史”的庞然大物给吞没和埋葬了。再者,朴同志由那本书而得到的名声、金钱和美妻,说明政治权力这双无所不在的大手早已掌控了历史文本的书写,把书写者写什么和不写什么与他们的生存命运物质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使他们或者荣华富贵有钱有势有美妻美食或者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这也正是“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这一新历史主义历史观背后所隐藏的历史哲学与生存哲学内涵。就此而言,作家朴同志可谓那个时代的“识时务者”,而“识时务者”,乃“俊杰”也。
　　“大历史”中一个并不渺小和雷同的“个人”
　　这里的“大历史”是借用当前学界流行的“宏大历史”概念而将“宏大”改为“大”,意在表明只含有数量上的“多少”而不包含价值范畴的“高低贵贱”或“伟大渺小”之意。长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把“个人”在价值论上与一些类概念如“国家”、“民族”、“阶级”、“党派”二元对立起来,后者等于“神圣”、“伟大”而前者等于“微不足道”、“渺小”,并成为一种统治性的“绝对理念”而主导着社会舆论观念。例如把“个人”称为“小我”,把集合了无数个人而形成的种种“群体”、“集体”如“国家”、“民族”、“党派”、“阶级”、“人民”等称为“大我”。分类学上的大和小、多和少就这样于不知不觉中被偷换成了价值论上的高和低、伟大和渺小,从而在实质上重新张扬着“小我”(即“个人”)无条件服从“大我”(即各种群体、集体),并融化于“大我”和为“大我”而“牺牲”、“奉献”的道德教条①。
　　“大历史中一个并不渺小和雷同的个人”这个小标题便是对主流意识形态这种以数量上的多少而偷换为价值论上的等级制的高低贵贱的解构。关于以上各种群体的类概念与作为个体的“个人”概念的关系,马克思曾作过清晰的逻辑学上的辨析和梳理。他认为“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一个现实的、单个的存在物。”因此,作为个体的一个一个的特殊的个人,是形成人类历史上所有群体的最基本的单元,是所有群体概念得以成立的基础。例如王葡萄这个“女人”,就包含了三个逻辑层次:“人/女人/个人”。第一个层次是分类学中与其他“动物”相区分的“人”这个类别;第二个层次是以性别分类的与“男人”相区分的“女人”这个类别;而第三个层次的“个人”,才是王葡萄这个具体的有名有姓有个性的与众不同的实实在在的“人”和“女人”的可视可感的“实体”。马克思还以此把假借无数个体之名篡夺、偷换代表“个体”的人最基本的权利的集体称之为“虚幻的集体”,而把一些历史和现实中出现过的以个人基本权利即人的权利、人的主体性价值为本的集体称之为“真实的集体”或曰“自由人的联合体”。
　　这样的个体本位的历史观价值观体现在《第九个寡妇》的历史叙事结构上,便是以主人公王葡萄个人的生命和心路为中心,顺时针展开一系列的她以及和她处于同一历史时代的一个一个的个人都经历过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历史事件,其中除了1949年建国前的抗日战争后期和“国共两党”三年内战之外,就是当代史通常称之为“历次政治运动”或在“政治”前加上“革命”二字的“历次革命政治运动”。这些“革命政治运动”,曾经遍及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囊括了全中国不分男女老幼工农商学兵多数少数民族的8亿多人口。这些事件依次排列起来有一大长串,如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抗美援朝、镇压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派、农业合作化互助组初级社、大跃进大辩论、高级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城市公私合营和大炼钢铁大办食堂以及接踵而来的大饥荒年代、四清运动,一直到“文革”及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去世和粉碎“四人帮”。
　　这样的历史叙事结构的特点是:一、时间上贯穿了近40年现当代历史而空间上却基本限制在从7岁的王葡萄作为逃荒路上父母双亡的孤儿被孙怀清以童养媳收养到孙家所在的一个豫西小村庄史屯这一范围。大跨度的历史时间与小范围的空间结合的结构,具备了以小见大以局部见全局的叙事效应。二、作为贯穿全篇的具有时间连续性的历次政治大事件,只是小说人物尤其是主人公王葡萄的生存活动背景而不是小说情节本身。这些历史大事件与王葡萄的关系并不是对等的,有些有直接关系有些没有直接关系,并以此决定了作者的详略取舍和不同的叙述策略,如斗地主、辩论会、大炼钢铁、大饥荒等详写,而公私合营、人民公社、反右派等等则略写或一笔带过,或以当时流行在民间的儿歌、民谣、顺口溜等对当时的历史话语在价值观上予以翻转和消解,从而较好地体现了“大历史”与“个人”中以“个人”为中心表现“大历史中的个人”而不是以“大历史”取代、遮蔽“个人”的叙述策略。
　　在这样的历史叙事结构中,作者抓住了两个有关王葡萄的中心情节,这便是小说开篇叙述的“1944年夏天那个夜晚,史屯同时有了九个花样年华的寡妇”事件和王葡萄在土改时枪决地主的刑场上救出左胸中弹而没有死去的公爹孙怀清,并把他背回家在红薯窖里一直藏了20年的事。这是影响并决定了王葡萄一生命运的两件大事,正是围绕着这两个中心情节,严歌苓写出了王葡萄在这样的“历史”中怎样生存和她对自己所置身其中的“大历史”是怎样想怎样看怎样“活着”的,并在这样的真正个人化的叙事过程中,塑造了一个“大历史中并不渺小和雷同的个人”,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的没有被庞大专横的“大历史”所淹没遮蔽的聪明能干独立自主的女人,一个有着广泛而深刻思想内涵的人物形象。
　　陈思和教授认为《第九个寡妇》这个书名不妥,因为“与王葡萄的整体故事和意象都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从故事情节上说,构成寡妇的故事也是整个小说中最没有创意的”①。此论笔者不能苟同。一些相关的评论文章大多只字不提“第九个寡妇”这个标题和这个作为全书的中心情节之一的重要生活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此论的影响。
　　王葡萄作为史屯九个媳妇中的一个,被日本兵要求从被抓获的男人中认领自己的丈夫,她一步一步向丈夫铁脑走去,领他回到了家。而其他八个媳妇却在蔡琥珀的示范下在王葡萄之前各自认了一个“老八”作丈夫回家,从而搭救了八个八路军游击队员,而没人认领的八个媳妇的丈夫则相继被日军作为“八路”杀害了。意味深长的是,被王葡萄救出的丈夫——17岁的铁脑却在当晚就被“老八们”作为奸细打死了。这就是小说开篇所说的史屯同时有了九个寡妇这件事。小说以与众寡妇不同的王葡萄这个寡妇为主人公,标题也以“第九个寡妇”命名,不仅标志着王葡萄在“九个寡妇”这个小小的群体中不同寻常的独特性,也预示着这九个寡妇以此为起点之后各不相同的命运。这个新颖的标题不仅“与王葡萄的整体故事和意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是有创意的,为我们留下了相当大的解读空间。
　　在前面的八个媳妇在自己的男人面前“照面也不打就走了过去”却“扯上一个老八就走”之后的王葡萄为什么会认了自己的丈夫铁脑?这是我们认识王葡萄这个独特的女人的开始。从小说对王葡萄认夫的简略描写中我们知道,她也和前面几个媳妇一样恨过丈夫或公婆,像那个第一个认“老八”为夫的蔡琥珀,因为第一胎六个月的男孩流产第二胎生了个女孩,公婆就叫她拉磨,好把牲口省下,这其实是把她当牲口使唤。这在当时父权夫权统治下重男轻女的农村家庭是很普遍的。同样,轮到葡萄时,她迈出步子看见了蹲在第一排末尾的丈夫铁脑“两手捧着后脑勺,看上去活受罪。他看了葡萄一眼就低下头去。葡萄肯定解恨了,这么多年不理她,作弄她,种种的恨葡萄今天都能解了。她认个老八,从此出了气。连两个月前圆房,他都没好气给她”。“现在葡萄可要出气了”。可是紧接着葡萄的脚步慢起来,她一边走一边想,她想到自己是一个没有娘家的人,跟着一帮逃黄水的人逃荒,被公爹孙怀清买下做了他的三儿子铁脑的童养媳。她还想到“我葡萄和铁脑一锅里吃一坑里屙都七八年了”……想着想着就走到了铁脑面前了,她似乎是想都没想就停下来,对着铁脑说:“还不起来!”“叫你呢,铁脑!”葡萄上前一步扯起铁脑就走。葡萄像往常一样“跟铁脑错开一步,他走前,她在后”,没有像前面救下“老八”的那八个媳妇那样特意“手拉着手”作夫妻样。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农村夫妻走路的生活习俗使鬼子产生了怀疑,鬼子通过翻译问她“你是他的什么人”她说“媳妇”,问她“有证人没有”她说“俺村的人都能证明”。可村里的人就像后来在枪毙地主富农的刑场上不敢认领自己亲人一样不敢给吃过她和铁脑喜酒的这对真夫妻作证。鬼子说“小丫头你撒谎”,并提起刀尖削断了葡萄的羊角辫,却又突然垂下刀放过了她。这就是王葡萄认夫的惊险场面。
　　解读这个真正个人化的“九个媳妇真假认夫”事件,首先要看到九个媳妇在家里都曾受过丈夫和公婆的气,她们似乎由此而找到了一个出气和报复的机会。这事如果让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看来,也许会被作为一种对父权夫权的“反抗”而受到肯定。可是严歌苓却创造出一个“例外”,一个偏偏没有这样做的王葡萄来和其他的八个媳妇比较。对王葡萄来说,这是一种半是自觉半是混沌的选择,选择的理由很简单:不管怎么说他是我丈夫而任何一个“老八”都不是我丈夫。促使她做出这样的选择的背后,是她一以贯之的独特的性格——“一根筋”或曰“认死理”即接受并认同和承担既成事实:“我是铁脑的媳妇。”她当时才是一个14岁的女孩子,不可能懂得高深的大道理。可耐人寻味的是九个年轻媳妇各走各的路各有各的“命”。舍了自己丈夫的命认“老八”为“丈夫”的寡妇们,被授予“英雄寡妇”称号而享受到种种特殊权利:村里人给她们送麦送谷,政府给她们颁奖做媒找到“好人家”做丈夫;只有葡萄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例如“英雄寡妇”的带头人蔡琥珀,做了几年的秘密“老八”,后来由秘密转成公开,官位一路高升,由村干部到这个那个主任什么的,说话颐指气使叱咤风云,直到文革后还弄了个“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穿上了男式西装,依然高人一等官派十足。九个寡妇里“英雄寡妇”与“非英雄寡妇”在命运待遇上的差别,内含着尖锐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其背后是一个庞大而坚硬的一直沿袭至今的人物生命价值等级制的观念和体制。八个寡妇以牺牲自己丈夫为代价获得“英雄寡妇”的荣誉称号,称号后面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而“非英雄寡妇”王葡萄,却与这一切荣誉与利益无关。这难道不是意味着她们的“真丈夫”的生命价值低于“老八”们的生命价值,是理应被他们的妻子作为取得“英雄寡妇”称号的祭奠式“牺牲”的低贱的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并因其在时间上的不可复返而有巨大的价值,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取决于每一个拥有这一次性生命的人自己的承担和创造,而不取决于外于自己的任何个人或体制的恩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天赋人权”,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王葡萄在侵略者的刺刀和潜在的政治荣誉的诱惑面前能够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别人怎么做她也怎么做,这与她后来敢于独自承担救公爹藏公爹这一独特的也是勇敢的行为有着“必然的”不可割裂的联系。严歌苓赋予其中的“创意”,是我国新历史小说和女性新历史小说所缺乏的关于这一新的历史哲学与生命哲学的大问题和新思维,也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历史观价值观的一种批判,是应该加以肯定的可贵的思想“创意”。
　　日常生活:个人生存的土壤和空气
　　说到王葡萄作为历史风云变幻中一个血肉丰满的独特“个人”的成长,必须引入“日常生活”这个概念。日常生活是任何历史风云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任何历史风云都无法割断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它是活动于其间的帝王将相平民百姓男人女人得以生存的前提,是人类生活的底子和芯子,也是人性得以保存和成长的土壤。王葡萄之为王葡萄,正是因为她牢牢抓住了属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正如她在荡秋千时紧紧抓住手中的绳子一样,她在历史风云的摇摆跌宕中完成了只属于自己的人之为人的价值。日常生活是王葡萄生存成长的土壤,是须臾不可离开的空气和阳光。
　　什么是日常生活?简单地说,是每一个人生命过程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衣食住行一日三餐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总称。“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活动的总称”①。正是在“家庭”这一“天然共同体”、“寓所”的日常生活中,培育了人类最基本最丰富的亲情:父母儿女情、公婆爷孙情、兄弟姐妹情、夫妻妯娌叔伯情以及七大姑八大姨等家庭亲情。家庭伦理亲情关系应该是日常生活中以个人为本位的相互平等尊重关爱和谐亲密快乐的“自由人联合体”之间的人际伦理关系。而这样的“自由人联合体”,应该是属于人的“诗意栖居”的场所,是人之为人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归宿”。这里的“应该”,其含义是就日常生活的自在性、重复性、琐碎性和历史性这一本质属性而言,在有思维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个人的创造性活动中,日常生活理应达到由被动到主动,由自在到自为,由琐碎、重复到有秩序的而又自由舒畅和谐惬意的理想的境界。能否达到这个“应该的”也是“理想的”境界,取决于每个日常生活居所中人的选择和持久的创造性的活动。然而,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尤其是由于几千年来以男权为中心的家庭制度对女人和对子女的性别的与伦理的等级秩序的约束,这个“应该”,就总体而言基本上是人类的一种对理想境界的向往。女人作为女儿、妻子、婆母等是日常生活的主人,同时也是最辛苦最默默无闻的家务事儿女情的主要担当者。无论是现代家庭中身兼家庭与社会双重角色的职业女性,还是传统家庭中只有女儿、儿媳、妻子、母亲、婆母等家庭角色的女人,都是这样。王葡萄就是孙家的日常生活的自觉的承担者,她七岁作为童养媳来到这个家庭,把婆家当做自己的家,很快便学会与担当了各种农活和家务,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她样样拿得起放得下,遇事心细胆大敢作敢为主意正行动快,尤其是在公爹被藏在窖中20年不见天日的岁月,她更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和顶梁柱。她以一个女人的身躯,撑起了这破碎的家庭的不是“半边天”而是全部的“天”。《第九个寡妇》的一些评论文章中,习惯于把她说成是“地母之神”、“女神”、“母神”等。其实王葡萄是人不是神,她的能干、有主意以及宽容、悲悯、大度、关爱等健全的心理素质,都来自深厚肥沃的日常生活土壤,是她一年又一年地和家里的亲人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劳作睡觉,在同一个锅里吃饭的日常生活中滋养出来的亲情,在一个女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即女儿性/妻性/母性。它们均是属于人的,是女人作为人作为个人的人性的具体化。
　　王葡萄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在日本兵刺刀下如实认领丈夫铁脑和从尸体成堆的屠杀场上救出并掩藏不幸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专政对象”的清白无辜的公爹孙怀清,均出自这种日常生活中升华出来的坚忍执著宽厚的亲情。这种感情质朴而善良,坚忍而单纯。问她为什么不像别的女人那样认“老八”为夫而认欺侮过她的铁脑,她说:“铁脑是我的丈夫。”问她为什么要救被打成“恶霸地主”的孙怀清,她说:“孙怀清是我公爹,我不救他救谁?”为此,成为妇女主任的蔡琥珀和土改工作队女兵们说她是“阶级觉悟低的苦大仇深的喜儿”,一再启发她的“觉悟”,让她在辩论会诉苦会上以童养媳的身份控诉公爹压迫剥削她的苦像别人那样举起胳膊喊“打倒恶霸地主孙怀清”。然而她站在那里无动于衷,不说话也不举胳膊喊口号。她不知道什么是“觉悟”,什么是“阶级立场”,什么是“剥削压迫”,什么是“翻身”,什么是“集体”,什么叫“进步”,她只知道公爹是好人、“能人”,只知道公爹和她一样整天干活。孙怀清的二儿子上过军队医学院的知识分子孙少勇说她“觉悟低”,并为了显示自己的“进步”与亲爹“划清界限”。她说“爹攒那点现洋多费气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三百六十六天在干活儿”,并在后来知道了是孙少勇要求政府枪毙自己的亲爹后,就说什么也不肯承认他是她儿子“挺”的父亲。王葡萄从她的日常生活中得到自己的“不知道”和“知道”,她以个人性格的率真和质朴,轻而易举地解构了政治强权无理剥夺无数个像孙怀清这样的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和同样神圣不可剥夺的个人生命权利的“历史风云”的非法性、不合理性和荒诞性。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个被认为是懵懂无知不谙世事的王葡萄,却能够一语中的地说破几十年来变幻着花样却万变不离其宗的历史风云的奥秘?是因为她牢牢地站立在她天天都在过的“日常生活”的根基上,与五花八门的政治斗争漩涡拉开距离关紧自己的家门,并且时不时地趴在地上从“门缝”中自下往上看,才能看出外面的世界正在上演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和“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荒唐而又残酷的政治闹剧和悲剧,才能够在与政治疏离的边缘位置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思考的权利。这种退守到属于自己的日常生活空间与政治拉开一段距离的自我疏离与边缘化的生活态度,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一些思想敏锐的没有政治虚荣心的中国人刚刚找到的生活态度与生存智慧。现在,严歌芩把它赋予自己心爱的女主人公王葡萄了。正像她让王葡萄把儿子“挺”送到每年定期来到史屯附近的矮庙举行祭拜的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侏儒”们那里一样①,是一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思维。她明白作为一个中国农村的年轻寡妇,与丈夫铁脑的哥哥孙少勇生下一个孩子,会有多少双爱管别人私事的眼睛在盯着她。起名为“挺”的男孩就是再“挺起来”也难以在那样的现实中生存下去。她把孩子送给“比较宽容温顺”而且“母亲的地位最高”的侏儒们那里,挺果然在这里受到很好的抚养并顺利长大成人,小说结尾时挺已经是一个27岁的结婚生子的大人了。公爹孙怀清临终前还见到了挺的儿子他的重孙,他最后是没有遗憾地离世的。现实中无法圆满的,让文学来圆满,这也是严歌苓作为一个女人的慈悲心和人道主义理想在小说中的审美置换。
　　葡萄把公爹藏在窖里竟然没有被发现这个全书的中心情节,评论者一般只认同其传奇性,而不大注意葡萄面对这个日常生活中的突发事件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感动的日常的也是出色的生存智慧与能力。她先在深夜把公爹背到家里藏起来,第二天白天在林子里找一块地方堆一个坟头,前面放上公爹的照片,自己跪在那里放声大哭,以制造公爹和几百名被枪毙的地主一样已经死了的假象,然后再去修筑比较隐蔽的红薯窖的入口和居住环境。她一年365天20年如一日地准时下到地窖给公爹送饭,上来的时候捎带着把便桶带上来倒掉;她想尽办法为公爹买药洗伤、止血,等他好些了能够自己走动几步了才在深夜人不知鬼不觉地把他扶到红薯窖里一张铺好了的床上;为了不被发现,她悄悄用砖头砌高了她家的院墙,并且只在晚上各家都睡了才去送饭,万一碰上了人,就说她去窖里拿红薯;为了让公爹能吃饱饭,她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省出分给自己的口粮给公爹,自己吃糠面掺锅盔菜,到集市上用分给孙家的一亩半地里的农产品换回一只奶羊给公爹挤羊奶喝,有时候还能给公爹包点扁食(即饺子——笔者注)吃。到了历时三年多的大饥荒年代,由于葡萄在大炼钢铁时躺到锅里保住了自家做饭的锅,她才能用这口锅给自己和公爹煮榆树皮粉和没有玉米粒的玉米棒子吃,还向当年的另一个寡妇李秀梅学着做蜀黍皮糊糊……就这样,在大饥荒年代史屯饿死了不少人的情况下,她和公爹尽管也得了浮肿病,可总算是活了过来。正是葡萄和公爹孙怀清在几十年来相濡以沫生死与共的日常生活中所培植出来的亲情,使他们相互信任和体贴,把两代人的关系升华为真正的令人感动的人和人的亲密关系。孙怀清总是担心葡萄为了照顾他而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为了能够让葡萄趁年轻时“再嫁个人”,他不辞而别偷偷跑到陕西宝鸡去做零工养活自己;而葡萄为了让孙怀清的二儿子当了医生的孙少勇给公爹治病,不向双方明说对方的姓名而只说治病,从而使儿子治好了父亲的病而父亲也多少原谅了这个“逆子”对他的揭发批判,父子二人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总之,由于葡萄在日常生活和亲情关系中的生存能力和智慧,小说的中心情节——传奇性的红薯窖私藏“地主恶霸”事件,即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年代中,由日常生活的自在性提升为自为性,由独特而罕见的“传奇性”事件成为了日常的由可能的或然性转变为完全可以理解和相信的真实的必然性的生活事件。
　　“寡妇门前是非多”,可年轻漂亮的寡妇王葡萄却没有被这句话吓倒。作为女人,她敢于正视自己与生俱来的天然合理的性欲望,既没有为死去的丈夫铁脑去做以自我性压抑为前提的节妇贞女,也没有为满足自己的性欲望而放荡淫乱人尽可夫。她的公爹孙怀清担心她被“是非之舌”逼死,她说“谁也逼不死我王葡萄”。这同样也是需要一些相应的两性生活智慧的。在铁脑死后的30多年里,她的两性生活中相继出现了五个男人:琴师朱梅、孙少勇、史冬喜、史春喜、作家老朴。正是在与这五个男人的性关系中,王葡萄表现出自己开放的同时又是独立自主的和随遇而安的性爱观。她从不认同孙少勇以所谓的“我的女人”的名义对自己的人身占有,也不认同史春喜那样的由自身官位的砝码而取得的对自己的性特权。她坚信“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并且同时也认识到性关系的相互性,所以能够灵活地处理自我身体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在日常生活的两性关系方面,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每一个女人或男人作为“个人”都只能要求和决定自己作为主体是什么而不能要求和决定对方作为客体是什么,这就需要双方在同等地位上的理解、包容乃至一定限度的迁就。严歌苓在小说里以孙少勇的“成了干部”的妻子朱云雁与王葡萄对待性生活的态度的比较来说明两性关系的一些有待探讨的奥秘。少勇“慢慢发现成了干部的女人实际上不是女人”,因为她常常拒绝少勇的性要求,认为这“和落后农民有啥两样?少勇便靠敬着她过了一年又一年”。这种基本上没有“性”只有“敬”的夫妻生活,主要是由于一方的矜持傲慢和对“性”的偏见造成的,这种偏见在五四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得相当普遍。而严歌苓笔下的王葡萄这个农村寡妇,却以其真实的女性日常生活经验,勇敢地又是合理地突破了这种偏见。她对爱她或她爱或他爱她她也爱他的男人,不是故作姿态地压抑和扭曲自己,而是敢于正视自己身体的欲望,并使自己得到酣畅淋漓的性满足。这种主动的毫不忸怩的享受性快感的态度,反倒使自以为是地居高临下地糟蹋她的男人们如春喜等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她是唯一的一个女人,不把自己当成一个被男人糟蹋的东西。她不管他,只管她自己动她的,快活她的。可她快活自己他也就狂起来,最后他只想让她给毁掉。”这也正是在爱情或婚姻的两性关系中双方所给予对方的一种性快感的满足和相互之间情感的润泽和提升。“女性对自己的身体的认知是女性界定自己的身份、掌握自己的命运和自我赋权的一个重要途径和组成部分”①。王葡萄的“我的身体属于我”的自我赋权意识,帮助她真正突破了“我是某一个男人的”终身“奉献”的从一而终的身体观,初步建构了以情欲自主为前提的多元的我爱与互爱的两性关系,使她在与相关男人的相互性关系中享受到了她应该享受到的肉体的快乐。这种“情欲自主”,用小说中的话来说,就是“她身子喜欢就行”,这在有时候就是一定条件下的身心、灵肉并不那么统一的“性”:“我身子喜欢你,心还恼着你”,也就是并不终生只局限在一个男人的爱。她以一个农村寡妇的身份,突破了一夫一妻制度下女人只能从一而终的传统的爱情婚姻观,这是一种即使在21世纪也相当前卫的同时也是真正人性化的性观念。严歌苓把如此前卫的也是理想的性观念赋予她心爱的人物王葡萄,自然也是她对人类爱情婚姻观念与婚姻制度变革的一种期待与向往。
　　严歌苓对记者说过,《第九个寡妇》的故事是她在20多年前听她的前夫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说的,就发生在豫西西华县。她在写作前曾多次去河南农村采访,就住在李准家里,与李准的妻子她的前婆母董双有过多次倾心交谈。她很喜欢董双那宠辱不惊以不变应万变的性格和用河南方言所说的许多一语中的的话,王葡萄的那句“脚都满了啊”就出自董双之口。王葡萄身上就有董双的影子。在谈到她的小说《扶桑》、《第九个寡妇》、《谁家有女初长成》里的女主人们的思想内涵时,她说:“她们虽然是弱者中的弱者,但她们的心里却是很强的……她们最了不起的一点,是她们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并在接受命运的前提下,能够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最能够享受的东西,享受到极限。”从王葡萄身上我们看到,“举国皆狂的年代,一个农妇醒着。这个‘醒’却又不是屈原悲凉落寞的醒,也不是志士仁人热烈勇敢的醒,更不是小市民精明算计的醒。这个醒是透彻,是人与生俱来的朴与真,只不过我们中的大多数在成长的路途上,以革命的名义,或者以环境为借口,把它当包袱甩了,等到经历大灾大难、大是大非,才重新发现其价值,再历尽艰辛捡拾回来珍藏爱惜;而葡萄一把攥牢了就从未丢失。”这个保存了人性的朴与真、对人的日常性生存“一把攥牢了就从未丢失”的醒着的农妇王葡萄,留在我们心中的一个标志性形象,便是她在不得不参加的那些“今天打倒这个明天又打倒那个”的报告会、辩论会、诉苦会、批斗会上,总是拿着一个没有纳完的鞋底子坐在会场上,扯起麻绳一针一针地纳她的鞋底。会开完了,她的鞋底也纳得差不多了。在《第九个寡妇》中出现过多次的这个由日常生活细节塑造出来的形象,表达的是关于历史风云与个人命运的不可选择与可以选择,关于不自由与自由的人的生存哲学方面的道理。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历史命运,不能预知自己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代。但是人可以在已经遭遇到的历史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在这样别无选择的历史中应该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在别无选择中做出选择,人也就赢得了卢梭所说的“枷锁中的自由”,赢得了在纷纭变幻的历史风云中做自己所想做和应该做的事,过自己所想过的日子的自由。那些被政治权力掌控着的这样那样的“会”是不能不去的;可王葡萄作为有思维判断能力的人,又可以选择一边开会一边纳我的鞋底,开会与纳鞋底两不耽误。这个细节浓缩了王葡萄一生的人生智慧,也是这个“醒着”的农妇所告诉我们的关于接受与选择、不自由与自由的辩证法。她与众寡妇不同的认领自己真丈夫的决定,她勇敢而聪明的红薯窖里藏公爹的行为,和她以一个寡妇之身与几个她“身子喜欢”的男人的性关系,在她不过是自自然然来自她人性中的朴素与率真,可在当时的世态人心中,却真的是惊世骇俗。这对于生活在世纪之交所有渴望自由渴望拥有一个有尊严的和独立自主的而不是依附性奴性的,快乐的而不是痛苦和屈辱的人生的人们,不无启发意义。这也正是我把自己这篇解读《第九个寡妇》的论文的题目,定为《历史风云与个人命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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