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居民参与不足，不爱管闲事已成为制约基层民主发展的突出瓶颈。不少人把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称为闲事，如路上有人摔倒，公共场所有人做坏事等。“聪明”的中国人一般不爱管这样的闲事，因为不仅费时费精力，有时还会惹麻烦。民间也长期有劝人少管闲事的“智慧鸡汤”，如“人有热心肠，招揽是非多”“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等说法。其实，何止民间，传统社会的官场也长期盛行这种少管闲事的文化。历史学家唐德刚就讲过一个故事：20世纪初，安徽宿松一座基督教堂的门板被偷了且卖给了另一家天主教堂。牧师知道后找当事县知事，县知事表示自己无能为力，牧师嘲笑了知事一番后，就自己去找神甫，但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牧师一怒之下，告到安徽巡抚，但巡抚也不敢管这事，就上报朝廷，可当时的庄王、端王，包括慈禧太后都不愿碰这块门板，后来，牧师写了份万言书给美国驻华总领事……
　　中国人为什么不爱管闲事？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另一个原因则是社会的氛围问题。在不少人心里，管闲事似乎是一种不正常的行为方式。
　　其实人们忘了中国还有一种文化传统，那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所以，中国传统社会既有管闲事的道德，也有不管闲事的伦理，到底管不管闲事，取决于你的选择。
　　在当代发达国家，管闲事已成为一种文明的社会生态。有记者与一名剛到美国不久的中国商人聊天，他不停地抱怨憋坏了，原来他以为美国自由，但想不到到了美国后却处处受限，不到两个月，就被别人管了几回闲事，郁闷至极。当年，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访美时就提到了这个特点。比如，你在家里唱歌，虽然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但仍可能会有警察上门。有一个朋友驾车外出，不小心刮蹭了停在路边的一辆车。虽然当时四下无人，但还是将自己的车牌号和联系方式贴在那辆车的车窗上。原因在于爱管闲事的人太多了，如果一走了之，被哪个角落里的人记下车牌，一次普通的交通事故很可能会成为法律纠纷，并影响当事人的信誉。同样，在丹麦，如果扔垃圾时没按要求将报纸和玻璃瓶分类，会被人严厉指责。
　　这种管闲事的习惯也被一些老外带到了中国。网上有一张照片，北京大街上，一辆机动车驶入非机动车道，一个骑自行车的外国女士见状，用车挡住了它的去路。在发达国家，这样的“好事之徒”无所不在。而正是这样的人，大大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
　　这种爱管闲事的习惯延伸到官员身上，就成了公众的反腐倡廉。1995年，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迈克尔·布尔达上将胸前佩戴了两枚“V”字战斗铜质勋带徽章，引发新闻舆论的大量质疑。因为布尔达参加过越战、海湾战争，但他的荣誉证书中没有关于这两枚徽章的说明。虽然后来他摘下了徽章，但人们依然不依不饶，并开始追查他在海军服役期间的其他问题。1996年5月，布尔达自杀身亡并留下遗书：我违反了美国军官的荣誉准则，为了海军的荣誉，我今天选择死亡。举个近一点的例子，美国洛杉矶前市长维拉莱戈沙也被举报并受到公众批评，原因是他呼吁市民乘坐公交以减少交通拥堵和节省能源；可他自己却从不乘公交，司机每天开着名车接送他，即便他完全可以搭地铁去上班。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公民普遍爱管闲事？其实这与他们的责任意识有关。托克维尔曾指出，美国的责任意识代表着创造性、开拓性、积极进取精神以及不向权威屈服的精神。故在表面上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公众推崇的英雄多是凭借自己的双手奋斗成功的，他们大都自觉肩负着一种社会责任。这也就同时要求社会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让人们的正当权利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