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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作为中国战略依托的周边环境复杂性日增，一方面，不断强大的中国客观上增强了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同时，中国也在周边地区不断采取多予少取、以善意换取善意的“睦邻、安邻、富邻”外交政策。但是，不论是经济上的让利还是政治上的亲善，都无法消除冷战后一直萦绕在周边地区的“中国威胁论”阴影。近来美、日等大国在中国周边的积极介入和东盟的两面下注策略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复杂性，形成了制约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空间的“周边困境”。如何赢得周边地区的民心、破解这个困局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当务之急。
中国周边战略面临的
软实力挑战日益凸现
第一，中国实力的急剧上升在亚太给美日等大国造成了战略和心理压力，大国竞争加剧，使中国的周边环境趋向复杂化。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通过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在东亚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客观上对地区内的日本、东盟与全球范围内的美国构成了战略和心理压力，引起了复杂的反映。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强调美国所面临的中国挑战是“前所未有的”[1]，201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直接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并加紧应对中国崛起可能出现的战略力量扩张和与美国争夺在亚太的影响力在中国周边“投资布局”。日本2012年度、2013年度防卫白皮书都认为，中国的动向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新出台的《防卫计划大纲》概要将“应对中国”作为重点内容，并通过与美国、东盟加强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合作来牵制中国。同时，东盟也对中国地区影响力的不断增大及与中国的紧密经贸关系产生了隐忧，将对外战略从“分享中国经济繁荣”向“防范中国势力扩张”调整，并在关乎东盟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力争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这一趋势在南海争端上已初现端倪，中国与东南亚邻国之间的争端出现双边问题“东盟化”甚至“大国化”趋势。中国的周边环境有明显恶化之势，“中国在塑造自我形象的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便是在强势角色与弱势角色之间达到一种平衡。”[2]
第二，中国在周边花费的战略资源、精力很多，但中国的经济实力并没有完全转化为软实力，亚太国家对中国仍然缺乏信任。冷战后，为了获得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一直把周边外交放在对外战略的首位，并在多年的外交实践中形成了“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战略。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一直突出加强友好关系的“睦邻”，近来更加强调使周边邻国从中国发展中获益的“富邻”，突出多予少取、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以善意换取善意，亚太事务的相关议题甚至一度占用了中国相关部门60%的精力和时间。2009年中国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亚洲开发银行报告称，中国与东盟在经贸金融和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对东盟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虽然中国的周边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周边国家一边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益，却同时又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感到警觉和不安，并借助外部大国的力量制衡中国的影响。“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并没有消失，相反最近几年有明显抬头。据《环球时报》2013年12月7日发布的全球调查显示，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和预期都比远离中国的国家更消极。受访者更倾向于认为，未来十年与中国之间将会是竞争或对抗关系。[3] 2009年芝加哥大学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硬实力的上升并没有带来中国在周边国家软实力的提高”[4]，“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导致中国在硬实力提高的同时而软实力相对下降。”[5]
第三，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与周边国家的民族主义及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搅缠在一起，使中国在周边有处于孤立的可能，考验着中国的外交智慧。近来，亚洲以领土和领海主权纠纷为核心的民族主义高涨，使得人们对亚太区域安全深感忧虑，中国被视为这一波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在国内激发了近代以来长期被压抑的民族自信。“一雪百年国耻”的深切民族自豪感体现在与邻国领土、领海争端上强烈的民族主义，这不仅使政府面临着强大的国内舆论压力，在处理领海、领土争端时尤其是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回旋余地受到极大限制，也给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美国著名国际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就曾表达了对“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中国在亚太将被孤立”的担忧[6]。同时，由于在所有亚洲国家中，中国和周边国家历史遗留的领土和领海纠纷最多，中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急剧增长也刺激了周边国家国内的民族主义。日本因东海及钓鱼岛问题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行动日益激化，越南、菲律宾因为南中国海问题经常发生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活动。即使是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益良多的东盟也担心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资源民族主义不断抬头，并在安全上借助美国以抗衡中国，对华关系呈现出明显的“近而不亲”的特点。
第四，现有的一些对外战略政策思维和政策表达方式反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认知差异，影响着中国亚太战略的政策效果。其中，对外战略政策思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大国心态”的战略出发点，这种大国心态表现为 “以我为中心” 的战略分析思维，忽视了周边国家的感受。二是中国对外政策关注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层面和国有企业，对私有企业，社会组织关注的力度仍然不够。而美国、日本等国在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时，实施的是政府、企业、精英和草根等各个阶层之间的全方位交融。三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多从双边的角度思考，而当今无论是中国与大国的关系还是中国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都深受“第三方”因素掣肘，中国、其他地区大国、周边邻国之间已成为必须始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有机整体。对外战略中的另一个问题是战略表达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外交政策受传统文化内向型、整体性思维的影响，更倾向于通过向外说明自己不做什么的间接方式和宏观上的笼统方式来说明自己的主张，但具体、全面地直接表达自己的主张不足，“中国需要告诉亚洲乃至全球，想要塑造一个怎样的国家，想要在亚洲乃至全世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7]。二是在对外战略用语上，由于中国的老一辈外交工作者大多是军事工作者出身，习惯于用军事术语表达思想，这种表达习惯仍然影响着中国当前的外交战略表达，需要逐步改善这种习惯以增强亲和力。 中国提升“周边软实力”
挑战的对策
中国周边战略的政策内涵，不仅要考虑作为战略的“术”的一面，更重要的是探究它背后的“道”。软实力是一种作用于人的观念层面的能力，它的实现依靠对象的接受度。周边软实力，作为中国对周边国家影响力的体现，不仅体现在政府的层面上，更重要的是社会层面，因为随着现代国家治理水平的不断深化，国内社会对政府内外政策的影响力在不断提升，已经达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通过提升周边软实力，促进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各层次全方位与周边国家社会的互动，不仅可以传播中国发展理念的吸引力，体现中国外交战略的正确义利观，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还可以累积情感上的亲近，扩大社会民意基础，形成中国拓展周边外交战略空间的无形社会资本。
第一，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打造民心工程，夯实周边外交的民意基础，提升中国的周边软实力。互联互通建设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最大利益交汇点，不仅包括“硬件”上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软件”上的制度互联互通和人员交流。一方面，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经验、资金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急周边所急，通过互联互通解决东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带来区域经济发展动力，使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产业链整合、经贸往来和社会各层次人员往来交流更加便利、更加直接，改变目前亚洲地区公共产品整体供应不足的局面，提升东亚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在世界经济整体低迷的情况下，为东盟提供新的经济发展动力，让周边国家真切感受到中国发展带来的发展机遇和实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互联互通建设大多数属于地区公共产品，具有与建设国的社会直接、紧密联系的特点，直接受益者是普通社会民众。通过积极参与和推动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可以加深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客观认识。同时，互联互通建设过程还会与环保、移民等议题结合起来，不仅可以传递中国“要想富，先修路”的发展理念，还可以使中国企业、社会组织与周边国家的社会形成互动，使互联互通建设成为东南亚社会了解中国的载体，在周边社会积累越来越多的民意认同，带动周边国家参与到相关地区公共产品的集体行动中去，切实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周边支撑。
第二，通过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议，成为战略观念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提高中国在亚太地区合作议程设置中的主动性，构建中国“积极的”亚太战略角色。首先，通过一系列重大倡议可以完成中国向观念型国家的转变。“中国梦要实现中国从文明型国家向观念型国家转变”[8]。在亚太的国际舞台上，无论美国还是东盟，其主要影响力来源之一就是表现为地区事务议程设置上的主动权，而中国在大国成长的阶段上才刚刚进入“建设性的国际参与”，进行从议题的承接者向议题的倡导者转变。近年来的互联互通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重大合作倡议为这一进程开了个好头。其次，通过议程倡议的行动可以向亚太地区明确中国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大国，想要什么样的世界和一个什么样的地区秩序。从传统外交主张中强调“我不做什么”的内向型律己政策宣示思维转变为“我要做什么”的外向型正向政策宣示思维。最后，通过倡导“命运共同体”概念的进一步深化，使中国不断加深在周边的融入程度，构建亚太政治安全稳定的深层结构，突出强调将亚太地区的各种机制统合起来考虑，防止碎片化的主张。
第三，鼓励私人企业、非政府组织走出去，与政府、国企一起，从环保等低政治议题入手，在亚太地区承担社会责任，提升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整体国际形象。私人企业、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具有较强的可信度，承担着政府所不可替代的功能。中国在周边的国际形象尤其是负面形象一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媒体、非政府组织的选择性舆论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与中国企业、公民在国外的行为以及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缺位有关，而中国政府在这些方面的作用则有些力不从心。在今后的周边合作中，一是要利用现有的资源与合作渠道，鼓励私企和非政府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到中国与亚太周边国家的合作活动中来。二是鼓励“走出去”的各类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紧密结合当地的社会实际积极参与到环保等议题中，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三是推动企业尤其是非政府组织与周边国家非政府组织在相关议题上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为中国在当地的各类合作开展先导性的活动、调查研究和提供相关的建议。通过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广泛深入参与，使周边国家的当地社会直接了解到中国在周边活动的真实意图，改善中国在周边的国家形象。
第四，将周边乃至亚太地区中的主要行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通盘考虑，尝试构建地区经济政治安全合作机制，为亚太地区格局的尽快清晰化奠定基础。在当前亚太政治经济格局中，大国之间博弈竞争、牵制的一面超过了协调合作的一面。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没有包括中国，中国也有类似的地区合作没有将美国包括在内，这不仅消耗了大量战略资源，不利于消除敌意或者负面因素，也是当前亚太格局热点复燃、令人担忧的根源。“未来人类社会无非是三种选择：一是固守冷战思维；二是搞局部战争；三是走新路，构建各种形式的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谋求共同发展。”[9]作为多个热点的集中点，走共同发展之路显然符合亚太各方的利益，这就需要构建亲和、共享的合作型大国角色，尝试构建中国、区域大国、东盟等各方的整体合作协调机制，在与东盟升级关系时，特别注意中国、东盟、美国互动关系的升级，要在亚太地区加强与美国的协调，使亚太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验场”。大国协作管控好分歧，这很具指标性，也是亚太稳定性增强的本质所在。
（第一作者单位：北京建筑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第二作者单位：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Hillary Clinton， “American’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ns_pacific_century？ Wpisrc=obinsite.
[2]《中国道路：没有价值观的崛起》，载《领导文萃》，2013年第8期，第29页。
[3] 凌玉环、马晴燕、张宇洋：《世界看到“自信强大”的中国》，载《环球时报》，2013年12月10日。
[4] Christopher B. Whitney， Project Director， Soft Power in Asia： Resu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2009.
[5] 冯永利，方长平：《当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探析：侧重于软实力的视角》，载《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4期，第72页。
[6] 《专家：民族主义损害美中关系》，载《环球时报》，2013年3月14日。
[7] 王延春、鲍璟婷：《白石隆：中日经贸应放眼未来》，载《财经》，2014年第3期，第50页。
[8] 王义桅：《为中国正名，还原世界多元性》，载《环球时报》，2013年8月2日。
[9] 郑必坚：《在大变动中书写大文章》，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5日。
中国周边战略面临的
软实力挑战日益凸现
第一，中国实力的急剧上升在亚太给美日等大国造成了战略和心理压力，大国竞争加剧，使中国的周边环境趋向复杂化。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通过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在东亚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客观上对地区内的日本、东盟与全球范围内的美国构成了战略和心理压力，引起了复杂的反映。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强调美国所面临的中国挑战是“前所未有的”[1]，201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直接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并加紧应对中国崛起可能出现的战略力量扩张和与美国争夺在亚太的影响力在中国周边“投资布局”。日本2012年度、2013年度防卫白皮书都认为，中国的动向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新出台的《防卫计划大纲》概要将“应对中国”作为重点内容，并通过与美国、东盟加强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合作来牵制中国。同时，东盟也对中国地区影响力的不断增大及与中国的紧密经贸关系产生了隐忧，将对外战略从“分享中国经济繁荣”向“防范中国势力扩张”调整，并在关乎东盟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力争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这一趋势在南海争端上已初现端倪，中国与东南亚邻国之间的争端出现双边问题“东盟化”甚至“大国化”趋势。中国的周边环境有明显恶化之势，“中国在塑造自我形象的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便是在强势角色与弱势角色之间达到一种平衡。”[2]
第二，中国在周边花费的战略资源、精力很多，但中国的经济实力并没有完全转化为软实力，亚太国家对中国仍然缺乏信任。冷战后，为了获得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一直把周边外交放在对外战略的首位，并在多年的外交实践中形成了“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战略。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一直突出加强友好关系的“睦邻”，近来更加强调使周边邻国从中国发展中获益的“富邻”，突出多予少取、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以善意换取善意，亚太事务的相关议题甚至一度占用了中国相关部门60%的精力和时间。2009年中国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亚洲开发银行报告称，中国与东盟在经贸金融和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对东盟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虽然中国的周边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周边国家一边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益，却同时又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感到警觉和不安，并借助外部大国的力量制衡中国的影响。“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并没有消失，相反最近几年有明显抬头。据《环球时报》2013年12月7日发布的全球调查显示，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和预期都比远离中国的国家更消极。受访者更倾向于认为，未来十年与中国之间将会是竞争或对抗关系。[3] 2009年芝加哥大学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硬实力的上升并没有带来中国在周边国家软实力的提高”[4]，“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导致中国在硬实力提高的同时而软实力相对下降。”[5]
第三，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与周边国家的民族主义及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搅缠在一起，使中国在周边有处于孤立的可能，考验着中国的外交智慧。近来，亚洲以领土和领海主权纠纷为核心的民族主义高涨，使得人们对亚太区域安全深感忧虑，中国被视为这一波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在国内激发了近代以来长期被压抑的民族自信。“一雪百年国耻”的深切民族自豪感体现在与邻国领土、领海争端上强烈的民族主义，这不仅使政府面临着强大的国内舆论压力，在处理领海、领土争端时尤其是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回旋余地受到极大限制，也给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美国著名国际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就曾表达了对“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中国在亚太将被孤立”的担忧[6]。同时，由于在所有亚洲国家中，中国和周边国家历史遗留的领土和领海纠纷最多，中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急剧增长也刺激了周边国家国内的民族主义。日本因东海及钓鱼岛问题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行动日益激化，越南、菲律宾因为南中国海问题经常发生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活动。即使是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益良多的东盟也担心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资源民族主义不断抬头，并在安全上借助美国以抗衡中国，对华关系呈现出明显的“近而不亲”的特点。
第四，现有的一些对外战略政策思维和政策表达方式反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认知差异，影响着中国亚太战略的政策效果。其中，对外战略政策思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大国心态”的战略出发点，这种大国心态表现为 “以我为中心” 的战略分析思维，忽视了周边国家的感受。二是中国对外政策关注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层面和国有企业，对私有企业，社会组织关注的力度仍然不够。而美国、日本等国在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时，实施的是政府、企业、精英和草根等各个阶层之间的全方位交融。三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多从双边的角度思考，而当今无论是中国与大国的关系还是中国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都深受“第三方”因素掣肘，中国、其他地区大国、周边邻国之间已成为必须始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有机整体。对外战略中的另一个问题是战略表达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外交政策受传统文化内向型、整体性思维的影响，更倾向于通过向外说明自己不做什么的间接方式和宏观上的笼统方式来说明自己的主张，但具体、全面地直接表达自己的主张不足，“中国需要告诉亚洲乃至全球，想要塑造一个怎样的国家，想要在亚洲乃至全世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7]。二是在对外战略用语上，由于中国的老一辈外交工作者大多是军事工作者出身，习惯于用军事术语表达思想，这种表达习惯仍然影响着中国当前的外交战略表达，需要逐步改善这种习惯以增强亲和力。 中国提升“周边软实力”
挑战的对策
中国周边战略的政策内涵，不仅要考虑作为战略的“术”的一面，更重要的是探究它背后的“道”。软实力是一种作用于人的观念层面的能力，它的实现依靠对象的接受度。周边软实力，作为中国对周边国家影响力的体现，不仅体现在政府的层面上，更重要的是社会层面，因为随着现代国家治理水平的不断深化，国内社会对政府内外政策的影响力在不断提升，已经达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通过提升周边软实力，促进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各层次全方位与周边国家社会的互动，不仅可以传播中国发展理念的吸引力，体现中国外交战略的正确义利观，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还可以累积情感上的亲近，扩大社会民意基础，形成中国拓展周边外交战略空间的无形社会资本。
第一，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打造民心工程，夯实周边外交的民意基础，提升中国的周边软实力。互联互通建设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最大利益交汇点，不仅包括“硬件”上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软件”上的制度互联互通和人员交流。一方面，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经验、资金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急周边所急，通过互联互通解决东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带来区域经济发展动力，使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产业链整合、经贸往来和社会各层次人员往来交流更加便利、更加直接，改变目前亚洲地区公共产品整体供应不足的局面，提升东亚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在世界经济整体低迷的情况下，为东盟提供新的经济发展动力，让周边国家真切感受到中国发展带来的发展机遇和实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互联互通建设大多数属于地区公共产品，具有与建设国的社会直接、紧密联系的特点，直接受益者是普通社会民众。通过积极参与和推动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可以加深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客观认识。同时，互联互通建设过程还会与环保、移民等议题结合起来，不仅可以传递中国“要想富，先修路”的发展理念，还可以使中国企业、社会组织与周边国家的社会形成互动，使互联互通建设成为东南亚社会了解中国的载体，在周边社会积累越来越多的民意认同，带动周边国家参与到相关地区公共产品的集体行动中去，切实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周边支撑。
第二，通过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议，成为战略观念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提高中国在亚太地区合作议程设置中的主动性，构建中国“积极的”亚太战略角色。首先，通过一系列重大倡议可以完成中国向观念型国家的转变。“中国梦要实现中国从文明型国家向观念型国家转变”[8]。在亚太的国际舞台上，无论美国还是东盟，其主要影响力来源之一就是表现为地区事务议程设置上的主动权，而中国在大国成长的阶段上才刚刚进入“建设性的国际参与”，进行从议题的承接者向议题的倡导者转变。近年来的互联互通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重大合作倡议为这一进程开了个好头。其次，通过议程倡议的行动可以向亚太地区明确中国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大国，想要什么样的世界和一个什么样的地区秩序。从传统外交主张中强调“我不做什么”的内向型律己政策宣示思维转变为“我要做什么”的外向型正向政策宣示思维。最后，通过倡导“命运共同体”概念的进一步深化，使中国不断加深在周边的融入程度，构建亚太政治安全稳定的深层结构，突出强调将亚太地区的各种机制统合起来考虑，防止碎片化的主张。
第三，鼓励私人企业、非政府组织走出去，与政府、国企一起，从环保等低政治议题入手，在亚太地区承担社会责任，提升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整体国际形象。私人企业、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具有较强的可信度，承担着政府所不可替代的功能。中国在周边的国际形象尤其是负面形象一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媒体、非政府组织的选择性舆论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与中国企业、公民在国外的行为以及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缺位有关，而中国政府在这些方面的作用则有些力不从心。在今后的周边合作中，一是要利用现有的资源与合作渠道，鼓励私企和非政府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到中国与亚太周边国家的合作活动中来。二是鼓励“走出去”的各类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紧密结合当地的社会实际积极参与到环保等议题中，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三是推动企业尤其是非政府组织与周边国家非政府组织在相关议题上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为中国在当地的各类合作开展先导性的活动、调查研究和提供相关的建议。通过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广泛深入参与，使周边国家的当地社会直接了解到中国在周边活动的真实意图，改善中国在周边的国家形象。
第四，将周边乃至亚太地区中的主要行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通盘考虑，尝试构建地区经济政治安全合作机制，为亚太地区格局的尽快清晰化奠定基础。在当前亚太政治经济格局中，大国之间博弈竞争、牵制的一面超过了协调合作的一面。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没有包括中国，中国也有类似的地区合作没有将美国包括在内，这不仅消耗了大量战略资源，不利于消除敌意或者负面因素，也是当前亚太格局热点复燃、令人担忧的根源。“未来人类社会无非是三种选择：一是固守冷战思维；二是搞局部战争；三是走新路，构建各种形式的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谋求共同发展。”[9]作为多个热点的集中点，走共同发展之路显然符合亚太各方的利益，这就需要构建亲和、共享的合作型大国角色，尝试构建中国、区域大国、东盟等各方的整体合作协调机制，在与东盟升级关系时，特别注意中国、东盟、美国互动关系的升级，要在亚太地区加强与美国的协调，使亚太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验场”。大国协作管控好分歧，这很具指标性，也是亚太稳定性增强的本质所在。
（第一作者单位：北京建筑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第二作者单位：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Hillary Clinton， “American’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ns_pacific_century？ Wpisrc=obinsite.
[2]《中国道路：没有价值观的崛起》，载《领导文萃》，2013年第8期，第29页。
[3] 凌玉环、马晴燕、张宇洋：《世界看到“自信强大”的中国》，载《环球时报》，2013年12月10日。
[4] Christopher B. Whitney， Project Director， Soft Power in Asia： Resu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2009.
[5] 冯永利，方长平：《当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探析：侧重于软实力的视角》，载《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4期，第72页。
[6] 《专家：民族主义损害美中关系》，载《环球时报》，2013年3月14日。
[7] 王延春、鲍璟婷：《白石隆：中日经贸应放眼未来》，载《财经》，2014年第3期，第50页。
[8] 王义桅：《为中国正名，还原世界多元性》，载《环球时报》，2013年8月2日。
[9] 郑必坚：《在大变动中书写大文章》，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