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当局继续放宽了生育政策，一对夫妻可以生两个小孩了。这好像一下刺激了很多人的回忆，痛说计划生育是一项非常差的政策。还有一些投资劝诱者给出了《二胎投资名单（全）》，里边都是由二胎简单联想到的公司。比如，二胎政策让小孩变多，那么大家赶紧投资那些卖奶粉的公司吧。这些看法和投资建议真是不靠谱。
　　首先来说一下计划生育政策。现在看来，这个政策肯定是不完美的。在执行过程中，有的细节问题显得粗暴或者不人道。但就像很多的宏观政策的评价一样：它的确不够好，但其他的还不如它。总体来说，计划生育对于当时的中国（40到50年前）是个相对较优的选择。几十年前，中国所处的状态是这样的：一方面农业部门占据了经济的大部分权重，工业部门也相对低效；另一方面，新的医疗知识传播到了中国，在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下，基础医疗设施建设得以完善，婴儿出生死亡率大大降低，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也有了很大的延长。
　　一位叫洪若诗的英国医生记录了中国的这个变化过程，并把它收录在一本《扫除一切害人虫》（Away with all pests）的书里。书的封面是这个英国人骑着一头毛驴。在书里，洪若诗对自己骑毛驴做了解释，政府本来给他配了司机，但是他更喜欢cosplay“赤脚医生”这种形象。反正就是这样，人们过得挺辛苦，但活得更长了。政府在解决了不让人过早死去的问题之后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别让大家闲着，最好让能干活的人有活干。
　　由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中国实行的社会管理制度是每一个普通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理论上都会比较平均地得到一份社会资源：在适龄的时候有学上，再以后会有班上，然后会老有所养。在人们生存所需要的成本很大一部分是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在一个看不见的非市场体系中流转的。
　　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愿意更多的生育。因为养育下一代的成本多数由政府承担。在养老的问题上，多生育者由于赡养者更多而受惠。更多的生育和卫生条件改善都造成了人口的激增。而偏巧，当时的中国没有那么多的就业机会提供给适龄人群。
　　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施的。其实如果政府不转移支付家庭的生育成本，也就是把这种成本货币化，或者当时的经济发展效率已经可以让人们突破贫困均衡，就不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两点都没做到。
　　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生育让中国更快地摆脱了贫困，而且也降低了这一过程中的社会成本。如果你对比一下我们的好邻居印度的经济数据就可以看出这两点改变的幅度。
　　当然，计划生育也有副作用，那就是让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显得太快了。但是，现在人们更少生育的最重要原因其实并非计生政策，而是非常高的生育、养育与教育成本。房地产价格高涨和“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种过度竞争所产生的焦虑口号都让生一个小孩的付出比几十年前要多得多。在上海和北京这种超级城市，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数低于一，也就是说，很多人的生育指标是不用的。
　　另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越来越高，她们大多数不愿意为生育下一代付出太多的时间，而减少生活的社会性。即使二胎政策放开，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改变和生育成本问题，中国新生儿数量不会有很大水平的提高。而放开二胎政策对中国的经济现实来说，也只会形成微不足道的影响。
　　至于那些头脑简单而推荐奶粉公司的分析师—即使有允许“人们可以吃屎”的政策出台，他们也会出一份《吃屎政策影响下的投资机会（全）》，然后认为那些厕所和大粪场会面临好机会，却根本不管到底谁会去吃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