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状态中，极端环境会对人进行潜在的规训，而且高压状态也会内化为人对自我的约束。这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可能会将人形塑成一个更为封闭的主体。在邓一光的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版，以下引用本书文字仅标页码）中，主人公郁漱石是被置于大历史叙事中的小人物，虽有着“跨文化和跨血缘的身份设置”，但他无时不处在孤独之中，这样一个矛盾体，让我们能深深地感受到人之复杂和局限性。邓一光就是在小说的虚构和历史的真实之间通达了人的这种复杂，虚实交融的叙事伦理，让文本在跨越各种角色、身份、国籍与阶层的对比落差中深度触及人性肌理。尤其是在战争这一特殊场域里，人究竟能被还原为何种独特的个体？
　　 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发现邓一光并没有将郁漱石当作显性的英雄来写，战争的英雄主义叙事在此是被悬置的，它之所以被悬置，并不是因为宏大理想主义精神的失落，而是基于对历史中个体生命的尊重。当郁漱石的形象越发清晰时，我想到了邓一光的小说《我是我的神》中的乌力天扬，他们都经历过战争和特殊时代，乌力天扬更像是革命年代所塑造出的“英雄”，带有某种浪漫主义色彩，郁漱石身上则淡化了英雄情结，他的孤独、忧郁和浓郁的文学气质，包括他到日本留学时学习东亚文学，后来与萧红、张爱玲等现代作家的交往，皆折射出他身上人文主义的精神底色。文学给他带来了对人世和生命理解的高度，也为他提供了相对宽广的认知视野，所以，无论残酷的现实怎样试图摧毁他，他最后仍然选择回归爱与善良。这不完全由良知所决定，很大程度上还是自我修炼让他保持了基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小说在内容上以郁漱石的视角叙述了战争的残忍和战俘营的艰辛，在形式上，作家以他在自我辩护中所说的“来玩一个讲故事的游戏”，为其证词设定了一个前置条件，那就是故事的游戏性，它们同构于小说的方法论，而围绕着郁漱石出场的那些人物，可看作是故事和游戏的反衬。他们的言说和陈述，实际上都走向了自我辩护，包括郁漱石本人，整部小说都可以说是他的多声部人生记录，其中夹杂着各种博弈后的欲望对峙和权力倾轧。
　　 在《我是太阳》和《我是我的神》之后，邓一光一直书写深圳都市题材小说，而今又重新返回到自己熟悉的战争题材，这一次，他没有过多地书写大场面，而是聚焦于各种人在回忆中的立场、心境与人生启悟。除了身体遭受饥饿和摧残之外，人在精神上的压抑与恐惧是这部小说在描写人的处境时着墨最多之处。尽管郁漱石作为战俘，在“像一座巨大的坟场”（第129页）的战俘营中几乎丧失了必要的体面，但因为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仍然被各方利用，除了做传译员，也处理大量文书，这些事务性工作没有让他堕落，他始终坚守着一种理想和信念，并试图帮助更多的弱者。从某种意义上说，郁漱石是制度的反对者，但又是信念的拥护者，正是于信念的支撑下，他在参加香港保卫战的过程中被俘，又在D战俘营中经受了三年多地狱般的折磨，后来在身世纠结、爱情矛盾与家国情怀的冲突中逐渐靠近了人生的彼岸，这样的选择看似偶然，又何尝不是命中注定的程序设计。
　　 无论是通过自己的证词，还是由他人之口道出，郁漱石忧郁的性格中还是透出一种向上的力量。如其上司梅长治所说，“阿石能干，却不精明，不玩心计。”这从他与同事李明渊的多年交往得以证实，也从他参与冈崎小姬战俘调查研究工作中的坦诚可见一斑，就是这样一个近乎透明的人，却在战俘营中因为特殊身份被各方怀疑，到底是什么造成如此结果？不是人性的绝对善恶，而是极端环境中人性被扭曲后的疯狂。郁漱石的反省，一方面是對自我变节的警惕，另一方面，则是留存活着的希望。“对我来说，风暴也好，D营的生活也好，不过是证明我怎么成为生命的局外人”，（第450页）这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自我定位，郁漱石没有成为虚无的消极主义者，善的意志在不断强化他身上的道义感。在面临生死的未知中，一个人的忐忑与恐惧是难以言表的，“恐惧耗尽我对这个世界的感觉和知觉，在无力摆脱恐惧的困境前，我采取过多少种方式来战胜它？幻想，假设，置换角色，自我鼓励，麻木，甚至只是依赖选择性遗忘？”（第454页）这些追问叠加之后所指向的，却又是对恐惧的无能为力。在被剥夺了自由的环境中，所有精神的民主都不过是自欺欺人，所以郁漱石也知道：死亡有很多方法，活下去只有一种。对于处在极端境地的战俘来说，不管遭遇什么样的困苦，唯有活下去，方为正途。
　　 在很多人眼里，郁漱石是“D营不死的幽灵”，也许就因为他的智慧和懂得几国语言，成为了被利用的“中间人”，“在这个荒岛原始森林中，在所有人都失去人身自由时，我是一个拥有巨大价值的奴隶。”他对自己的形容，正是他“不死”的佐证。可D营中的不少战俘已经变成“活死人”，每一个人都是他人的镜像。郁漱石因为特殊的工作身份，可以自由穿行在营舍，“满眼都是我的同类，我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我自己，不管是不是能够克制住，他们全都在害怕，那些害怕是真实的，没有任何黑夜能将它遮掩住。”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投射在个体身上，就不仅是害怕，而是丧失自由和尊严的恐惧。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地狱，反观自我时会条件反射般地流露出对同类的拒斥。“因为他们的存在，我的害怕会成倍增长，我拥有的不光是自己的恐惧，而且是无数堆积起来的恐惧。”（第549页）战俘营的恐惧是由战争所激化出的人性恶的聚集，军官和士兵都可能是阴谋的制造者，他们在阴郁的氛围中互相伤害。郁漱石在这种怪异的空间里变得更加内敛，他是为了明哲保身吗？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他只是不愿违背自己的初衷，继续坚持内心的正义。
　　 或许就是内心的正义给予了战争中的良知者以活下去的理由，如同战俘营中最为乐观的亚伦对郁漱石的评价：在不可改变的环境中，他只好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他被他的国家抛弃了，也被他的同胞抛弃了”（第575页），他无力改变现状，只能“忍受”，荒诞和恐惧所要求他的唯一权利就是自证清白。他虽然被指证为“出卖灵魂”，但从个体在特殊环境中所遭遇的变故来看，这一罪名又是很外在的，审判者站在民族国家立场将个体的人生作了简化处理，而忽视了人在特殊压力下的心理真相。在经历香港保卫战之后，郁漱石的战俘生涯让他遭遇了一生中的至暗时刻，对营中弱势者的帮助于他来说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然而，与日本女友阿国加代子最为珍贵的爱情，又令他在个人承担和家国伦理问题上进退两难，这是小说另一层次的丰富性之所在。
　　 《人，或所有的士兵》虽为战争题材，但小说整体上依凭的是知识人的维度，回忆录式的辨词不完全是站在记录者的角度还原香港保卫战的现场，而是带有反思性质的精神对话录。“不管是否身处集中营，我们都是战争的囚徒。”（第655页）这几乎是对自我的一种阶段性定位，国家战争虽已结束，但个人内心的战争仍在继续，他只能在恐惧中沉默，并直面惨淡的人生。郁漱石在离开战俘营之后重又返回香港，参与对这座孤岛的重建，这看似另一种赎罪，他做得自觉而坦然，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没有罪的。但他内心的恐惧依然存在，“我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合时宜的，对我而言，光复后的香港不过是另一座D营，这个世界也是，更大一点罢了，如果我接受，我将继续生活在战俘营中。”（第719页）他好像已经适应了战俘营的极端生活，人生中的“例外状态”成了生活的常态，也就是说，恐惧无时无处不在继续规训着他，那是战争后遗症表征出的人之反应。作家借郁漱石的辩护律师冼宗白之口作了最后的反思：“战争的结局不是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了下来，也不是世界经过胜利者的分配拥有了全新的格局，它最大的结局是人性的改变。人性的改变潜伏在价值观下、政治主张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比任何建立在对世界重新瓜分诉求和修缮立法秩序上的愿望都要重大无数倍，它决定了未来的人类是什么样的人类，它比战争本身更加危险。”（第734页）这是战争激发的人性恶所带来的警世之言，也是小说主旨延展出的终极内涵。郁漱石以个体生命换来的代价，只是为了让世界远离战争，让每一个人都有免受恐惧的自由。
　　 郁漱石的人生经历唤醒的不仅是我们对战争的反思，更重要的是抵抗对历史的遗忘，因为遗忘意味的背叛。邓一光以《人，或所有的士兵》再度重现了一段被恐惧笼罩的历史，并赋予了这段历史以更具个性的独唱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