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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新一轮沿长江开发是江苏省委、省政府落实中央对江苏“两个率先”发展要求，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李源潮书记高度评价其“利在当代、泽及子孙”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显然，战略实施的对策选择至关重要。为此，本刊记者走访了该项目招标评审和成果鉴定的首席专家、江苏省社科院宋林飞院长。
记者：宋院长，沿江开发是江苏区域共同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育江苏经济新增长极、增强“两个率先”推动力的重要途径。加快推进沿江开发是当前江苏省委、省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如何实施这一战略?对策选择至关重要。您作为该课题招标评审和最终成果鉴定的首席专家，能否谈谈自己在对策选择方面的运筹和谋划?
宋院长：好吧。根据开发战略的具体内容和要求，结合自己的调查研究和思考，提出六点对策。这里重点谈谈前三点。首先是：
一、战略资源的优化配置
记者：沿江开发首先需要开发的是战略资源。您看主要有哪些可资开发的战略资源?
宋院长：有土地、水、港口、人力等几大资源。其中，土地、水、港口是长江岸线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目前，最受投资者青睐的是土地资源，最受政府部门重视与调控的是土地批租。因此，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沿江开发的关键环节之一。把握这个关键环节，一是沿江开发土地资源供应方式的创新问题。
土地作为沿江开发中的一个重要战略资源，由于它的不可再生性，对它的利用必须遵循节约、保护、高效等原则。当前，沿江开发区域农用地面积接近总面积的2／3，建设用地占1／5，未利用土地占1／6。地均GDP和地均工业产值比长江三角洲地区平均水平高出15％左右；每万元GDP的生态足迹0．8439km2，只有江苏省平均水平的1／2。这表明，沿江地区的工业化程度和经济效率较高。
记者：可是近10年来，沿江地区建设用地不断增多，土地供求矛盾日趋紧张。沿江开发区需要更多的建设用地，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沿江开发区土地扩大的供应方式创新，已势在必行。具体有哪些新思路呢?
宋院长：新思路之一：多渠道扩大土地供应。扩大土地供应的来源有四个：第一，未利用土地。沿江地区未利用土地42．1l万公顷(631．65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5．84％，主要是荒芜地。根据南京市开发1 0％未利用土地的规划，沿江地区将有4．2万公顷未利用土地可供开发。第二，非耕地农用地。沿江地区现有农用地172．73万公顷(2950．89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64．96％，其中耕地127．90万公顷(1918．4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48．12％。现有园地、林地、牧草地与其他农用地的5％调整为建设用地，则沿江地区约有2．2万公顷土地可供开发。第三，耕地。如果沿江地区10％的耕地资源转化为建设用地，则又增加13万公顷的土地可供开发。第四，建设用地。无论是原有城市建设用地，还是新批工业建设用地，都有一定的潜力。如果能够挖掘其中20％的潜力，则有10万多公顷土地可供使用了。
记者：能发掘出这么多土地资源，真是太好了!
宋院长：新思路之二：“向城镇化要土地”。目前，沿江地区的农民住宅分散，占地较多，并缺乏生活配套设施。建立相对集中的农民住宅区，通过“农民城镇化”的途径，可以达到节约耕地、适度规模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双重目的。通过农民宅基地复垦、新住房用地节约而调整扩大建设用地，有一定的潜力。
新思路之三：“向外来人口要土地”。沿江开发也是一个城市化过程。农民进城必然带来城市人居与产业等建设用地的扩张。所以可实行适度的“地跟人走”原则。即以农民“自留地”与“宅基地”的部分(1／5左右)，作为农民转移的“土地指标”，使用到流入地作为增加建设用地指标的依据。
记者：宋院长．这三个新思路是在供应方式上的创新，可谓扩大沿江开发土地资源的有效途径。
宋院长：二是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创新。
在沿江开发过程中，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创新需要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城乡居民的利益。城乡居民直接分享土地开发与利用而获得的利益，是沿江开发的“第一利益”。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都应将城乡居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需要达到的民生目标是“安居乐业”。但目前对于多数城市市民来说，房价收入比过高，严重影响市民住房条件的改善。联合国主张，房价收入比应在3：１的范围内。而我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往往达到10：１左右，甚至更高。不能仅仅把土地资源看作“城市经营”的生产要素，看作生财之道，而应首先是当地居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源与发展资源。
记者：宋院长，目前，房地产市场有不少问题需要探讨。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房价偏高，很多人用毕生的积蓄几乎也难以购买小康水平或比较宽裕的住房。我们的干部应该多一点杜甫情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关心普通市民住房的改善。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上，有哪些新见解?
宋院长：首先，改变单一的商业性土地储备的做法，建立商业性储备与公益性储备相结合的土地储备体系。通过商业性储备，为城市经营性用地及高档房地产需求提供土地供应，并积累财政资金；通过公益性储备，为城镇普通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建设以及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建设提供必要的土地供应，从而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和人文基础。实行公益性土地储备的做法，有利于解决低收入市民住房改善难的问题，我相信一定会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再有，城市化是农民的盛大节日，“失地”是他们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起点与标志。但部分农民实际的失地过程往往是痛苦的，原因主要是补偿不足，利益受损。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农民失地不失“权”，分享土地开发与利用的收益并长期化。关于土地利用的课题研究，建议创新土地金融手段。
记者：怎样具体理解土地金融手段的创新呢?
宋院长：土地金融手段创新的主要方式是积极推进土地证券化。在实施征地制度改革，推动农村非农建设用地流转的前提下，土地证券化无疑成为两者的有效辅助手段。土地证券化将实物土地转化为有价证券，农民成为这些土地证券的拥有者。当国家要征用农民集体土地时，首先应该从农民手中购买这些证券，然后转让给开发用地单位。在农村土地转化为其他具有更高投资收益的商业居住用地时，农民就可以凭借其对土地证券的所有权获取长期收益。这一设想，对于保护农民利益有现实意义。同时，尚需要对土地入股、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等问题进行探索与对策设 计，以解决当前土地开发与利用中的突出问题。
记者：这是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创新。战略资源的优化配置还有哪些途径呢?
宋院长：三是整合沿江港口资源。江苏沿江岸线分布着一批港口，充分发挥港口的作用，是沿江开发的重要支柱。有人主张着重发展“大进大出”的沿江运输体系，满足沿江工业大耗量、大耗水、大耗电的发展特点。我认为，应把重点放在“多进多出”上，提高长江水上运输的能力，使港口成为运输、储存、加工等物流中心，带动所在地与周边经济的发展。江苏沿江港口总的运力比较大，但过于分散，急需整合。
记者：具体应该怎样进行港口资源整合?
宋院长：借鉴国外实践经验，探索港口资源整合的理论依据，根据沿江各城市的产业发展规划，可以将沿江十个港口(或港口区)划分为三大港口群：第一个港口群包括南京港、镇江港和扬州港，区内拥有南京长江大桥、长江二桥及润扬大桥这三座跨江大桥；第二个港口群包括常州港、泰州港、江阴港和张家港港区，区内拥有江阴长江大桥；第三个港口群包括南通港、常熟港区和太仓港区，区内拥有正在建设中的苏通大桥。三大沿江港口群中，我认为，第一港口群应以南京港为核心，即为南京组合港；第二港口群应以张家港为核心，即为张家港组合港；第三港口群应以南通港为核心，即为南通组合港。
记者：宋院长，对“组建江苏沿江港口集团”的构想，您有何见地?
宋院长：通过资本手段实现沿江港口战略联盟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组建江苏沿江港口集团。可以市场为导向、资产为纽带、几个主要港口为主体，组建符合经济规律的半紧密型联合体。这种构想有决策参考价值，通过资本纽带形成组合港是可行的，应通过这个途径促进沿江港口投资多元化。港口资源应实行开放式管理，不能把港口办成货主码头。关于“港口私有化”的提法，当前不宜作为政策口号，强调港口企业化与投资主体多元化等，似乎更为妥善。
目前，张家港保税区已被国家批准为“区港联运”的试点。我们应抓住这一机遇，建立张家港组合港，使张家港保税区通过“区港联动”建成工贸结合、物流发达的自由贸易区，从而为沿江地区和江苏最大限度地分享国际贸易的利益，提供一个重要的平台。
记者：这是整合沿江港口资源，实现战略资源的优化配置。第四是沿江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宋院长：对。江苏沿江水资源主要是过境水资源，水量充沛，但废污水排放总量居全国第二，单位面积的排污水量居全国之首(2000年)，存在水环境污染较严重、水资源利用不充分、用水效率不够高等问题。
记者：沿江水资源对于我省抢抓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建设国际性制造业基地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存在一些实际问题。我们应采取怎样的发展模式以趋利避害呢?
宋院长：目前，在实施沿江开发战略过程中，沿江各市县几乎都采取了雷同的模式，即实施以港兴市、以重化工为主的城市发展战略。近几年，我从长江源头的省市到江苏的近邻安徽，作过一些实地调研与访谈，话题都是如何保护长江这一黄金水道。调研的结论是，长江水污染的主因是沿江许多工业企业不能做到达标排放。因此，必须全面实施企业排放污染物的有关政策法规．这只是“防”，还要“治”。我曾随省委常委王国生同志访问了日本福冈的循环经济试验基地，深受启发。发展循环型经济，是沿江开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有效途径。
记者：这是有关水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以上四种资源的优化配置都需要人来实现，所以……
宋院长：对，第五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难点与对策问题。这里因时间的关系，仅突出强调一点：
我在研究沿江开发问题时发现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相当突出。当前，沿江地区正在建设制造业基地。制造业振兴的标志是“精工制造”，制造业的基础是熟练技术工人。但我国高级技术操作人才短缺，眼下高级技工只占技工总数的4％，江苏约占6％，与发达国家40％左右的比例相差甚远。我省沿江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弱项之一，就是缺少高级技工。我省自主创业的各类先进制造业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跨国公司在江苏实施人才本土化战略，都需要大量高级技工。因此，培养更多的高级技工是构筑承接世界产业转移与内资集聚大平台的重要措施之一。建议省教育厅根据我省产业发展趋势，大力发展高级技工教育，调整高校专业设置、招生与毕业分配去向，为我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提供更多的适用人才。
记者：宋院长，确实如此，开发战略是由人来实现的。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应为对策选择的重中之重。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下面请重点谈谈资本资源问题。
二、投融资机制的创新
宋院长：好，下面我从四个方面谈谈投融资机制创新问题。
第一，应重视要素投入产出效果评估问题。
沿江开发是江苏培育经济增长极与新增长点的主要举措。科技部用就业人员劳动生产率(万元／人)、亿元投资新增GDP(亿元／亿元)和综合能耗产出率(元／千克)三项指标来综合考察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这一评估体系中，江苏省的强项是综合能耗产出率(第3位)，就业人员劳动生产率(第4位)；江苏的弱项是“亿元投资新增GDP”(第12位)。在综合排序中，江苏为第6位。 “亿元投资新增GDP”的排序，浙江、广东分别列第2、第4位，显然优于江苏。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格鲁特曼很重视“增量资本产出率”(每增加1亿元GDP所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从江苏1981－2004年上半年投入产出效果来看，“新增GDP／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这一指标的值，从1997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2003年出现回升迹象。这与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投资增加，投资结构变化有关，但低效投资增加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沿江开发中必须将提高投资效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
记者：资本要素的投入与其它要素的投入产出效果评估，是否应做综合分析?
宋院长：是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强劲的投资。新经济增长理论主张，决定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是劳动、资本、土地及其三者基础上的技术、管理等全要素。所以，第二要进行全要素投入产出效果评估。这个主张已经得到普遍地认可，各国的经济政策也体现了这一认识的转变。目前，国际上一般采用“索洛余值法”或“丹尼森增长核算法”，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或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评价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依据。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0％以上为集约型，达到70％以上为高度集约型，小于 30％为粗放型，30％～50％为准集约型。按照国际上的通用标准，目前，江苏经济总体上处于准集约型经济增长阶段。因而，把江苏经济称为粗放型的观点是没有依据的。
记者：确定为“准集约型”的具体评估指标体系是什么?
宋院长：我选择了6项一级指标、21项二级指标建构了一个指标体系，作为评价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技术手段。以此对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8个省市进行评估后的结论是：现阶段，江苏的经济增长动力比较强劲；“净出口贡献率”、“外贸依存度”、“百元固定资产产值”、“单位GDP电力消耗”等指标处于领先状态；“百元固定资产利税”、“科技进步贡献率”、“工业会员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处于中间状态；“教育投入／GDP”、“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 “就业人口中大专以上人数比重”、“治污投资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指标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2003年，江苏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问题是如何提高重化工业的科技含量与附加值，如何降低污染，保护长江水资源与沿江地区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同时，工业化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资源的短缺与生产要素的有限性，为中长期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严重的“瓶颈”制约，所以宏观调控应重在转变局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记者：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投资推动，怎样才能吸引大量投资?
宋院长：这就是第三：沿江开发中先导性资金投入机制创新问题。应考虑“供给引导型”金融发展思路，重视政府先导性资金投入，主张充分发挥先导性资金的作用。这在当前沿江开发中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过，“需求尾随型”金融思路也不必弃置不用。地方政府对金融的调控能力是有限的，这两种思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有一定的适用性。
记者：先导性资金的来源，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基金、地方建设债券、国债等。此外，还有什么新思路?
宋院长：由地方政府控股的公司出面，委托银行以信贷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我省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采用这种方式是成功的。同时，由政府独资的公司出面发行债券。这种债券以项目产生的收益作为还款资金，形式上是一种企业债券，实质上是一种地方政府债券。另外，也可以探索以国土资源这种“土地银行”为先导性投入融资，确保政府土地收益的稳定合理增长，加强土地有偿使用管理，防止土地资产的流失，同时要注意不能忽视失地农民的利益。
记者：在先导性资金投入的基础上，可否考虑投资主体多元化问题?
宋院长：这正是我所要谈的第四点：沿江开发中投资主体多元化机制创新问题。
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增加投资的必要途径。沿江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选择运用特许经营权、租赁融资、国际资本融资、社会资本融资等先进的融资与建设方式；支持“沿投公司”以现有的沿江基础设施项目(如桥梁或港口)为基础，创造条件上市融资。对沿江开发中的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生态高效农业、社会发展等项目进行“组合式捆绑申贷”，利用国债增加公共支出。这些对策构想，符合市场经济的需求。
特别需要我们重视的，是如何拓宽投融资渠道，将民间资金转化为沿江开发中的投资。
三、推进区域一体化的措施
记者：宋院长，对我省沿江开发“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有哪些对策思考?
宋院长：那就是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首先是建构沪苏通“金三角”。
沿江开发的难点。是苏中如何加快发展的问题。因此，沿江开发的关键，是推拉苏中地区快速崛起。苏中快速崛起的拉力是城市圈，推力是政策创新。这一“推拉理论”，应是沿江开发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持。
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大上海都市圈”的拉动作用。对于江苏来说，除了继续推进“西上海”建设、加快苏锡常地区经济发展之外，还有一次机遇，即“北上海”建设。我主张加快建设“北上海”。南通是“北上海”的核心城市，与上海有许多天然的、产业的联系。在地缘上，南通属于苏南地区。因为长期受长江阻隔，南通成了被人忽视的苏南地区的一个成员。国家已经立项建设苏通大桥、沪崇过江隧道。这两条跨江通道，将为江苏建设“北上海”奠定基础。未来上海对江苏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将表现为对“北上海”建设的推动。长期存在的“南通南不通”问题一旦解决，江苏的“北上海”建设就将迈出前所未有的步伐。
记者：我们建构沪苏通“金三角”，争取使之成为长江下游地区的第一“金三角”。上海提出，要把崇明建成“生态岛”，将在沪通之间的产业传递中形成空间上的断裂。这会不会成为上海向南通地区辐射的“防火墙”与“隔离带”?
宋院长：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建设跨江通道，使南通进入上海一小时都市圈，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可能性。南通有条件在长江北岸率先崛起，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上海经济的辐射与拉动。现在的关键，是南通地区要充分利用苏通大桥、崇启大桥、崇海大桥的预期效应，整体规划与启动“北上海”建设。泰州应积极参加“北上海”建设。
同时，以沪苏通“金三角”为龙头，建构锡常泰、宁镇扬“金三角”。发展跨江联动，首先是要启动苏州与南通、江阴与靖江、常州与泰州、镇江与扬州等城市的跨江合作。不要忙于跨江行政区划调整的筹划，因为那种思路仍然过于看重行政区划内部配置资源的作用，忽视了行政区之间协调与合作等体制创新的前景。
记者：建构沪苏通“金三角”的构想的确前景动人，能否谈谈与之相关的“长三角”问题?
宋院长：不同行政区划承载着不同的利益主体，利益的共同点又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对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规划和利益协调将面临困难。对于江苏来说，存在着沿江开发与上海发展战略关联性问题。近年来，上海实施《上海市出台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的若干意见》，意味着上海不只是要在金融、外贸等方面发挥中心作用，同样要成为长三角制造业基地。这一计划无疑是地区竞争的产物，可能导致周边地区资金、人才等优质生产要素大量流入上海，优秀企业向上海迁移，从而可能使江苏沿江地区和浙江杭州湾地区出现发展后劲不足、竞争力弱化等问题。
江苏实施新一轮沿江开发战略，应重视推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建立长三角整体性的产业政策体系，以区域共同利益最大化为取向，对主导产业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布局。但未来的主要任务并非简单地由政府调控去消除所谓“同构”，而是完善市场环境，鼓励公平竞争，促进专业分工，努力通过同类产业和企业的集群，形成聚集经济，从而 提升长三角作为一个整体联动的产业的竞争力。
记者：除了与上海圈的联动发展外，江苏沿江开发是否应更注意我省的区域联动?
宋院长：是的。下面我具体谈谈江苏沿江联动开发的方式与动力。
我省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江苏实现“两个率先”的主要障碍。克服这个障碍，实现区域共同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应是先发地区苏南加大对苏中、苏北地区的拉动。从经济整合角度，鼓励江南市、县在苏中地区建立联动开发区或园区，并赋予其相对独立的地位和职能。两岸联动开发区或园区在管理体制上实行一体化，在司法管理、口岸管理、金融分支机构设置等方面，可由苏南相关部门延伸过去，一些具体管理职能可由属地行使。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和要素快速聚集，通过开发区和园区项目、资本的扩张，促进宁镇扬、锡常泰和苏通三大经济板块的形成，使苏中地区经济整体上尽快融入苏南。
有人将当前苏南地区跨江开发的动力分为政府推动力、市场驱动力与文化驱动力，有一定的道理。近年来，江苏区域政策与全国区域政策相似，都是抓两头而忽视中间。苏南地区在保税区、出口加工区、重大项目、建设用地分配等方面得到较多的优惠。苏北地区在财政转移支持、重大项目扶持、社会事业资助等方面得到了倾斜。沿江开发既没有得到苏南那样的优惠，也没有得到苏北那样的扶持。沿江开发首先需要改变现有的区域政策，应将国家、省给予苏南地区的优惠政策延伸到长江北岸通、泰、扬地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跨江联动发展，使它们尽快融入苏南经济板块。
记者：那么与苏北的区域联动应该怎样实施呢?
宋院长：要增强沿江开发对苏北发展的推动作用。
沿江开发中，应打破地方壁垒，推进产业布局一体化，加快共同市场建设；加强统一规划，加强区际联合，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一体化。有人建议，可以按照国际上的区域开发银行模式，组建苏北地区开发银行，运用市场机制参与大型投资项目的融资。国际上的区域开发银行模式是值得注意的，但在江苏银行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建苏北银行不现实。同时，在沿江与东陇海构筑两大竞争高地、鼓励沿江开发主体到苏北创业、鼓励资金“北上”与鼓励人口“南下”并举等建议，都是可取的。
记者：宋院长，一口气谈了这么多，精彩极了!谢谢您为沿江开发战略付出的辛劳和智慧。其他的问题另约时间再向您请教。
[责任编辑：耕夫]
记者：宋院长，沿江开发是江苏区域共同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育江苏经济新增长极、增强“两个率先”推动力的重要途径。加快推进沿江开发是当前江苏省委、省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如何实施这一战略?对策选择至关重要。您作为该课题招标评审和最终成果鉴定的首席专家，能否谈谈自己在对策选择方面的运筹和谋划?
宋院长：好吧。根据开发战略的具体内容和要求，结合自己的调查研究和思考，提出六点对策。这里重点谈谈前三点。首先是：
一、战略资源的优化配置
记者：沿江开发首先需要开发的是战略资源。您看主要有哪些可资开发的战略资源?
宋院长：有土地、水、港口、人力等几大资源。其中，土地、水、港口是长江岸线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目前，最受投资者青睐的是土地资源，最受政府部门重视与调控的是土地批租。因此，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沿江开发的关键环节之一。把握这个关键环节，一是沿江开发土地资源供应方式的创新问题。
土地作为沿江开发中的一个重要战略资源，由于它的不可再生性，对它的利用必须遵循节约、保护、高效等原则。当前，沿江开发区域农用地面积接近总面积的2／3，建设用地占1／5，未利用土地占1／6。地均GDP和地均工业产值比长江三角洲地区平均水平高出15％左右；每万元GDP的生态足迹0．8439km2，只有江苏省平均水平的1／2。这表明，沿江地区的工业化程度和经济效率较高。
记者：可是近10年来，沿江地区建设用地不断增多，土地供求矛盾日趋紧张。沿江开发区需要更多的建设用地，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沿江开发区土地扩大的供应方式创新，已势在必行。具体有哪些新思路呢?
宋院长：新思路之一：多渠道扩大土地供应。扩大土地供应的来源有四个：第一，未利用土地。沿江地区未利用土地42．1l万公顷(631．65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5．84％，主要是荒芜地。根据南京市开发1 0％未利用土地的规划，沿江地区将有4．2万公顷未利用土地可供开发。第二，非耕地农用地。沿江地区现有农用地172．73万公顷(2950．89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64．96％，其中耕地127．90万公顷(1918．4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48．12％。现有园地、林地、牧草地与其他农用地的5％调整为建设用地，则沿江地区约有2．2万公顷土地可供开发。第三，耕地。如果沿江地区10％的耕地资源转化为建设用地，则又增加13万公顷的土地可供开发。第四，建设用地。无论是原有城市建设用地，还是新批工业建设用地，都有一定的潜力。如果能够挖掘其中20％的潜力，则有10万多公顷土地可供使用了。
记者：能发掘出这么多土地资源，真是太好了!
宋院长：新思路之二：“向城镇化要土地”。目前，沿江地区的农民住宅分散，占地较多，并缺乏生活配套设施。建立相对集中的农民住宅区，通过“农民城镇化”的途径，可以达到节约耕地、适度规模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双重目的。通过农民宅基地复垦、新住房用地节约而调整扩大建设用地，有一定的潜力。
新思路之三：“向外来人口要土地”。沿江开发也是一个城市化过程。农民进城必然带来城市人居与产业等建设用地的扩张。所以可实行适度的“地跟人走”原则。即以农民“自留地”与“宅基地”的部分(1／5左右)，作为农民转移的“土地指标”，使用到流入地作为增加建设用地指标的依据。
记者：宋院长．这三个新思路是在供应方式上的创新，可谓扩大沿江开发土地资源的有效途径。
宋院长：二是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创新。
在沿江开发过程中，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创新需要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城乡居民的利益。城乡居民直接分享土地开发与利用而获得的利益，是沿江开发的“第一利益”。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都应将城乡居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需要达到的民生目标是“安居乐业”。但目前对于多数城市市民来说，房价收入比过高，严重影响市民住房条件的改善。联合国主张，房价收入比应在3：１的范围内。而我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往往达到10：１左右，甚至更高。不能仅仅把土地资源看作“城市经营”的生产要素，看作生财之道，而应首先是当地居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源与发展资源。
记者：宋院长，目前，房地产市场有不少问题需要探讨。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房价偏高，很多人用毕生的积蓄几乎也难以购买小康水平或比较宽裕的住房。我们的干部应该多一点杜甫情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关心普通市民住房的改善。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上，有哪些新见解?
宋院长：首先，改变单一的商业性土地储备的做法，建立商业性储备与公益性储备相结合的土地储备体系。通过商业性储备，为城市经营性用地及高档房地产需求提供土地供应，并积累财政资金；通过公益性储备，为城镇普通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建设以及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建设提供必要的土地供应，从而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和人文基础。实行公益性土地储备的做法，有利于解决低收入市民住房改善难的问题，我相信一定会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再有，城市化是农民的盛大节日，“失地”是他们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起点与标志。但部分农民实际的失地过程往往是痛苦的，原因主要是补偿不足，利益受损。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农民失地不失“权”，分享土地开发与利用的收益并长期化。关于土地利用的课题研究，建议创新土地金融手段。
记者：怎样具体理解土地金融手段的创新呢?
宋院长：土地金融手段创新的主要方式是积极推进土地证券化。在实施征地制度改革，推动农村非农建设用地流转的前提下，土地证券化无疑成为两者的有效辅助手段。土地证券化将实物土地转化为有价证券，农民成为这些土地证券的拥有者。当国家要征用农民集体土地时，首先应该从农民手中购买这些证券，然后转让给开发用地单位。在农村土地转化为其他具有更高投资收益的商业居住用地时，农民就可以凭借其对土地证券的所有权获取长期收益。这一设想，对于保护农民利益有现实意义。同时，尚需要对土地入股、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等问题进行探索与对策设 计，以解决当前土地开发与利用中的突出问题。
记者：这是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创新。战略资源的优化配置还有哪些途径呢?
宋院长：三是整合沿江港口资源。江苏沿江岸线分布着一批港口，充分发挥港口的作用，是沿江开发的重要支柱。有人主张着重发展“大进大出”的沿江运输体系，满足沿江工业大耗量、大耗水、大耗电的发展特点。我认为，应把重点放在“多进多出”上，提高长江水上运输的能力，使港口成为运输、储存、加工等物流中心，带动所在地与周边经济的发展。江苏沿江港口总的运力比较大，但过于分散，急需整合。
记者：具体应该怎样进行港口资源整合?
宋院长：借鉴国外实践经验，探索港口资源整合的理论依据，根据沿江各城市的产业发展规划，可以将沿江十个港口(或港口区)划分为三大港口群：第一个港口群包括南京港、镇江港和扬州港，区内拥有南京长江大桥、长江二桥及润扬大桥这三座跨江大桥；第二个港口群包括常州港、泰州港、江阴港和张家港港区，区内拥有江阴长江大桥；第三个港口群包括南通港、常熟港区和太仓港区，区内拥有正在建设中的苏通大桥。三大沿江港口群中，我认为，第一港口群应以南京港为核心，即为南京组合港；第二港口群应以张家港为核心，即为张家港组合港；第三港口群应以南通港为核心，即为南通组合港。
记者：宋院长，对“组建江苏沿江港口集团”的构想，您有何见地?
宋院长：通过资本手段实现沿江港口战略联盟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组建江苏沿江港口集团。可以市场为导向、资产为纽带、几个主要港口为主体，组建符合经济规律的半紧密型联合体。这种构想有决策参考价值，通过资本纽带形成组合港是可行的，应通过这个途径促进沿江港口投资多元化。港口资源应实行开放式管理，不能把港口办成货主码头。关于“港口私有化”的提法，当前不宜作为政策口号，强调港口企业化与投资主体多元化等，似乎更为妥善。
目前，张家港保税区已被国家批准为“区港联运”的试点。我们应抓住这一机遇，建立张家港组合港，使张家港保税区通过“区港联动”建成工贸结合、物流发达的自由贸易区，从而为沿江地区和江苏最大限度地分享国际贸易的利益，提供一个重要的平台。
记者：这是整合沿江港口资源，实现战略资源的优化配置。第四是沿江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宋院长：对。江苏沿江水资源主要是过境水资源，水量充沛，但废污水排放总量居全国第二，单位面积的排污水量居全国之首(2000年)，存在水环境污染较严重、水资源利用不充分、用水效率不够高等问题。
记者：沿江水资源对于我省抢抓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建设国际性制造业基地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存在一些实际问题。我们应采取怎样的发展模式以趋利避害呢?
宋院长：目前，在实施沿江开发战略过程中，沿江各市县几乎都采取了雷同的模式，即实施以港兴市、以重化工为主的城市发展战略。近几年，我从长江源头的省市到江苏的近邻安徽，作过一些实地调研与访谈，话题都是如何保护长江这一黄金水道。调研的结论是，长江水污染的主因是沿江许多工业企业不能做到达标排放。因此，必须全面实施企业排放污染物的有关政策法规．这只是“防”，还要“治”。我曾随省委常委王国生同志访问了日本福冈的循环经济试验基地，深受启发。发展循环型经济，是沿江开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有效途径。
记者：这是有关水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以上四种资源的优化配置都需要人来实现，所以……
宋院长：对，第五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难点与对策问题。这里因时间的关系，仅突出强调一点：
我在研究沿江开发问题时发现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相当突出。当前，沿江地区正在建设制造业基地。制造业振兴的标志是“精工制造”，制造业的基础是熟练技术工人。但我国高级技术操作人才短缺，眼下高级技工只占技工总数的4％，江苏约占6％，与发达国家40％左右的比例相差甚远。我省沿江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弱项之一，就是缺少高级技工。我省自主创业的各类先进制造业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跨国公司在江苏实施人才本土化战略，都需要大量高级技工。因此，培养更多的高级技工是构筑承接世界产业转移与内资集聚大平台的重要措施之一。建议省教育厅根据我省产业发展趋势，大力发展高级技工教育，调整高校专业设置、招生与毕业分配去向，为我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提供更多的适用人才。
记者：宋院长，确实如此，开发战略是由人来实现的。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应为对策选择的重中之重。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下面请重点谈谈资本资源问题。
二、投融资机制的创新
宋院长：好，下面我从四个方面谈谈投融资机制创新问题。
第一，应重视要素投入产出效果评估问题。
沿江开发是江苏培育经济增长极与新增长点的主要举措。科技部用就业人员劳动生产率(万元／人)、亿元投资新增GDP(亿元／亿元)和综合能耗产出率(元／千克)三项指标来综合考察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这一评估体系中，江苏省的强项是综合能耗产出率(第3位)，就业人员劳动生产率(第4位)；江苏的弱项是“亿元投资新增GDP”(第12位)。在综合排序中，江苏为第6位。 “亿元投资新增GDP”的排序，浙江、广东分别列第2、第4位，显然优于江苏。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格鲁特曼很重视“增量资本产出率”(每增加1亿元GDP所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从江苏1981－2004年上半年投入产出效果来看，“新增GDP／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这一指标的值，从1997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2003年出现回升迹象。这与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投资增加，投资结构变化有关，但低效投资增加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沿江开发中必须将提高投资效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
记者：资本要素的投入与其它要素的投入产出效果评估，是否应做综合分析?
宋院长：是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强劲的投资。新经济增长理论主张，决定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是劳动、资本、土地及其三者基础上的技术、管理等全要素。所以，第二要进行全要素投入产出效果评估。这个主张已经得到普遍地认可，各国的经济政策也体现了这一认识的转变。目前，国际上一般采用“索洛余值法”或“丹尼森增长核算法”，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或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评价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依据。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0％以上为集约型，达到70％以上为高度集约型，小于 30％为粗放型，30％～50％为准集约型。按照国际上的通用标准，目前，江苏经济总体上处于准集约型经济增长阶段。因而，把江苏经济称为粗放型的观点是没有依据的。
记者：确定为“准集约型”的具体评估指标体系是什么?
宋院长：我选择了6项一级指标、21项二级指标建构了一个指标体系，作为评价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技术手段。以此对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8个省市进行评估后的结论是：现阶段，江苏的经济增长动力比较强劲；“净出口贡献率”、“外贸依存度”、“百元固定资产产值”、“单位GDP电力消耗”等指标处于领先状态；“百元固定资产利税”、“科技进步贡献率”、“工业会员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处于中间状态；“教育投入／GDP”、“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 “就业人口中大专以上人数比重”、“治污投资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指标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2003年，江苏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问题是如何提高重化工业的科技含量与附加值，如何降低污染，保护长江水资源与沿江地区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同时，工业化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资源的短缺与生产要素的有限性，为中长期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严重的“瓶颈”制约，所以宏观调控应重在转变局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记者：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投资推动，怎样才能吸引大量投资?
宋院长：这就是第三：沿江开发中先导性资金投入机制创新问题。应考虑“供给引导型”金融发展思路，重视政府先导性资金投入，主张充分发挥先导性资金的作用。这在当前沿江开发中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过，“需求尾随型”金融思路也不必弃置不用。地方政府对金融的调控能力是有限的，这两种思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有一定的适用性。
记者：先导性资金的来源，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基金、地方建设债券、国债等。此外，还有什么新思路?
宋院长：由地方政府控股的公司出面，委托银行以信贷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我省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采用这种方式是成功的。同时，由政府独资的公司出面发行债券。这种债券以项目产生的收益作为还款资金，形式上是一种企业债券，实质上是一种地方政府债券。另外，也可以探索以国土资源这种“土地银行”为先导性投入融资，确保政府土地收益的稳定合理增长，加强土地有偿使用管理，防止土地资产的流失，同时要注意不能忽视失地农民的利益。
记者：在先导性资金投入的基础上，可否考虑投资主体多元化问题?
宋院长：这正是我所要谈的第四点：沿江开发中投资主体多元化机制创新问题。
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增加投资的必要途径。沿江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选择运用特许经营权、租赁融资、国际资本融资、社会资本融资等先进的融资与建设方式；支持“沿投公司”以现有的沿江基础设施项目(如桥梁或港口)为基础，创造条件上市融资。对沿江开发中的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生态高效农业、社会发展等项目进行“组合式捆绑申贷”，利用国债增加公共支出。这些对策构想，符合市场经济的需求。
特别需要我们重视的，是如何拓宽投融资渠道，将民间资金转化为沿江开发中的投资。
三、推进区域一体化的措施
记者：宋院长，对我省沿江开发“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有哪些对策思考?
宋院长：那就是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首先是建构沪苏通“金三角”。
沿江开发的难点。是苏中如何加快发展的问题。因此，沿江开发的关键，是推拉苏中地区快速崛起。苏中快速崛起的拉力是城市圈，推力是政策创新。这一“推拉理论”，应是沿江开发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持。
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大上海都市圈”的拉动作用。对于江苏来说，除了继续推进“西上海”建设、加快苏锡常地区经济发展之外，还有一次机遇，即“北上海”建设。我主张加快建设“北上海”。南通是“北上海”的核心城市，与上海有许多天然的、产业的联系。在地缘上，南通属于苏南地区。因为长期受长江阻隔，南通成了被人忽视的苏南地区的一个成员。国家已经立项建设苏通大桥、沪崇过江隧道。这两条跨江通道，将为江苏建设“北上海”奠定基础。未来上海对江苏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将表现为对“北上海”建设的推动。长期存在的“南通南不通”问题一旦解决，江苏的“北上海”建设就将迈出前所未有的步伐。
记者：我们建构沪苏通“金三角”，争取使之成为长江下游地区的第一“金三角”。上海提出，要把崇明建成“生态岛”，将在沪通之间的产业传递中形成空间上的断裂。这会不会成为上海向南通地区辐射的“防火墙”与“隔离带”?
宋院长：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建设跨江通道，使南通进入上海一小时都市圈，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可能性。南通有条件在长江北岸率先崛起，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上海经济的辐射与拉动。现在的关键，是南通地区要充分利用苏通大桥、崇启大桥、崇海大桥的预期效应，整体规划与启动“北上海”建设。泰州应积极参加“北上海”建设。
同时，以沪苏通“金三角”为龙头，建构锡常泰、宁镇扬“金三角”。发展跨江联动，首先是要启动苏州与南通、江阴与靖江、常州与泰州、镇江与扬州等城市的跨江合作。不要忙于跨江行政区划调整的筹划，因为那种思路仍然过于看重行政区划内部配置资源的作用，忽视了行政区之间协调与合作等体制创新的前景。
记者：建构沪苏通“金三角”的构想的确前景动人，能否谈谈与之相关的“长三角”问题?
宋院长：不同行政区划承载着不同的利益主体，利益的共同点又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对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规划和利益协调将面临困难。对于江苏来说，存在着沿江开发与上海发展战略关联性问题。近年来，上海实施《上海市出台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的若干意见》，意味着上海不只是要在金融、外贸等方面发挥中心作用，同样要成为长三角制造业基地。这一计划无疑是地区竞争的产物，可能导致周边地区资金、人才等优质生产要素大量流入上海，优秀企业向上海迁移，从而可能使江苏沿江地区和浙江杭州湾地区出现发展后劲不足、竞争力弱化等问题。
江苏实施新一轮沿江开发战略，应重视推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建立长三角整体性的产业政策体系，以区域共同利益最大化为取向，对主导产业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布局。但未来的主要任务并非简单地由政府调控去消除所谓“同构”，而是完善市场环境，鼓励公平竞争，促进专业分工，努力通过同类产业和企业的集群，形成聚集经济，从而 提升长三角作为一个整体联动的产业的竞争力。
记者：除了与上海圈的联动发展外，江苏沿江开发是否应更注意我省的区域联动?
宋院长：是的。下面我具体谈谈江苏沿江联动开发的方式与动力。
我省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江苏实现“两个率先”的主要障碍。克服这个障碍，实现区域共同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应是先发地区苏南加大对苏中、苏北地区的拉动。从经济整合角度，鼓励江南市、县在苏中地区建立联动开发区或园区，并赋予其相对独立的地位和职能。两岸联动开发区或园区在管理体制上实行一体化，在司法管理、口岸管理、金融分支机构设置等方面，可由苏南相关部门延伸过去，一些具体管理职能可由属地行使。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和要素快速聚集，通过开发区和园区项目、资本的扩张，促进宁镇扬、锡常泰和苏通三大经济板块的形成，使苏中地区经济整体上尽快融入苏南。
有人将当前苏南地区跨江开发的动力分为政府推动力、市场驱动力与文化驱动力，有一定的道理。近年来，江苏区域政策与全国区域政策相似，都是抓两头而忽视中间。苏南地区在保税区、出口加工区、重大项目、建设用地分配等方面得到较多的优惠。苏北地区在财政转移支持、重大项目扶持、社会事业资助等方面得到了倾斜。沿江开发既没有得到苏南那样的优惠，也没有得到苏北那样的扶持。沿江开发首先需要改变现有的区域政策，应将国家、省给予苏南地区的优惠政策延伸到长江北岸通、泰、扬地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跨江联动发展，使它们尽快融入苏南经济板块。
记者：那么与苏北的区域联动应该怎样实施呢?
宋院长：要增强沿江开发对苏北发展的推动作用。
沿江开发中，应打破地方壁垒，推进产业布局一体化，加快共同市场建设；加强统一规划，加强区际联合，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一体化。有人建议，可以按照国际上的区域开发银行模式，组建苏北地区开发银行，运用市场机制参与大型投资项目的融资。国际上的区域开发银行模式是值得注意的，但在江苏银行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建苏北银行不现实。同时，在沿江与东陇海构筑两大竞争高地、鼓励沿江开发主体到苏北创业、鼓励资金“北上”与鼓励人口“南下”并举等建议，都是可取的。
记者：宋院长，一口气谈了这么多，精彩极了!谢谢您为沿江开发战略付出的辛劳和智慧。其他的问题另约时间再向您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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