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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维义是我的二舅，1921年生于山西省盂县北峪口乡黄树岩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于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3月任盂县抗日游击大队武工队队长，1945年8月调东阳曲县工作。1948年3月28日他在东阳曲县东山头村参加会议时，遭阎军包围，突围中壮烈牺牲。
投身革命
北峪口乡位于盂县县城东北部，距县城130多里，东临革命老区河北平山，北倚佛教圣地五台山。境内南北山峦叠翠、沟壑纵横，滹沱河由西向东流经全境。一条条山涧水源充足，常年川流不息。黄树岩村就在这崇山峻岭的怀抱中，崔维义就出生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其父崔兰保生四男一女：长子崔维仁，次子崔维义，三子崔维礼，四子崔维智，小女崔维英。
1938年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盂县时，17岁的崔维义就当上了儿童团团长，每天忙着站岗、放哨。1938年夏，崔维义参加了村民兵组织，带领群众坚壁清野，配合地方武装作战。由于崔维义每次都能够出色地完成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于1939年7月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3月，崔维义被选拔到县公安局警卫队工作，担负保卫盂县县委、县政府的安全和看守在押犯人的工作。1941年12月，盂县反动会道门道首谢嘉岱、阎二槐等在西烟镇、井沟村、阳曲县的井庄村和平定县的岔口村等地私密设堂，点传道徒，拼凑反动会道门组织“红枪会”，发展会员。在其势力逐步壮大后，就与日伪、汉奸相勾结，扬言“要和日军联合起来，跟八路军对着干”，大肆进行破坏抗日的活动，袭扰抗日军政机关和根据地群众。1942年5月24日，盂县、阳曲、平定三县政法部门，一举歼灭反动会道门“红枪会”，击毙了道首。时隔不久，崔维义带领队员去东阳曲县杨庄、石坡头附近公路上活动。夜深人静时，听见公路西边有脚步声。当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听见对方喊道：“干什么的？”崔维义听见问话，就低声让参加过日语培训的队员用日语回答说：“杨兴镇的太君。”那些人毫无戒备地向崔维义他们走来。到了跟前一看，对方只有三个人。崔维义和队员们一拥而上，把那些人捆绑起来带到石坡头村。经群众辨认，才知道是盂县“红枪会”中的“四大侦探”中的三个。“四大侦探”是日本侵略者网罗的社会渣滓，坏事做尽，老百姓恨之入骨。上次歼灭“红枪会”时，这三个人逃了出来，投降了日军。这次出来活动，正好被崔维义他们逮住。崔维义他们把这三个人押到一个窑洞里看押，准备第二天押回盂县召开群众大会后处决。不料，拂晓时其中一人将捆绑的绳子脱了下来，又把另外两个人的绳子解开，乘看守打盹的时候逃跑了。看守发觉后，急忙报告给崔维义。崔维义见天已大亮，料定这三个人一定往大盂或杨兴据点逃跑。于是不顾天亮后公路上很可能遭遇敌人的危险，带领队员分头向东、西方向追赶。这三个人跑到公路上见天已大亮，便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走去。往东的一个被崔维义派往东面的队员追上，抓住后拖到沟里枪毙了。往西的两个，走了不大工夫便烟瘾发作，进了附近的村公所，向村长要料面吸。村长出来找寻，正好碰上崔维义赶来，崔维义就到村公所将这罪恶累累的汉奸抓获，随即拉到沟里处决了。
1943年秋，盂阳县委敌工部部长李枝功，去距盂县县城一公里的小横沟时，同日军发生了战斗，受伤后的李枝功突围到南河村。在南河村伪村长家休息时，李枝功被叛徒出卖。第二天，李枝功被日军抓捕。日军把李枝功带到据点轮番审讯，用尽各种威逼利诱手段，要李供出盂阳县、区干部名单、活动范围和各村帮助共产党的群众名单。但李枝功一口咬定“不知道”。 1944年2月，日军将李枝功和12位抗日勇士杀害。
李枝功牺牲后，盂阳县领导下令：“不惜一切代价，铲除出卖李枝功部长的叛徒，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当时，在盂阳县县大队任武工队队长的崔维义接受了任务。崔维义通过各种关系追查这个叛徒，两三个月没着落，但崔维义没有泄气，最后终于了解到这个叛徒自从李枝功被日军杀害后，就逃到交城山区的一个村（这个村原属西阳曲县管辖，1940年划归交城县管辖）躲藏，后来通过亲戚关系介绍在交城一个日伪据点当特派员。随后，崔维义通过上级同交城县取得了联系。一天夜里，崔维义带领十几名队员到交城山区的一个村子同约定人接头。当时，正逢交城县一位领导在这里检查工作。崔维义在内线人员安排下见到了这位领导。这位领导在听完崔维义自我介绍和盂阳县的请求后，当即就答应全力配合，尽早完成除奸任务。在交城县配合下，第二天就完成了除奸任务，使叛徒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崔维义完成任务准备回盂阳县时，这位领导又亲自会见了他们，并送了近百粒子弹。此事过了很长时间，崔维义还经常提起这件事、这个人。这个人，中上等个子，圆脸，两眼有神，一口地道的交城方言，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听见跟随他的人员叫他“苏政委”。这件事，如果没有交城县配合，要完成这么难的任务是很困难的，所以要感谢这位姓苏的领导。
转战阳曲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冀晋区第二区委决定，从盂县选派30多名干部到东阳曲县工作。崔维义和路满和、王德荣等被选派到东阳曲县工作，崔维义被安排到东阳曲县三区任治安员。
崔维义来东阳曲县三区工作时间不长，就被提拔为区委宣传委员、县公安局第一股股长。1946年10月12日，东阳曲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安排部署补充兵员工作。会后，崔维义带领县、区、村干部逐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各村的青壮年参军参战。经过细致的工作，三区扩兵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一天就有120名青壮年参军入伍，补充革命队伍，在村民兵也纷纷要求发给武器打击敌人。崔维义又带领民兵制造各式各样的地雷对敌人进行袭扰，由铁雷发展到敌人工兵无法排除的石雷和杀伤力较大的硫酸雷，由单雷发展到子母雷、连环雷，由踩雷、拉雷发展到挂雷、锅底雷、暗雷和真假雷，使敌人起明雷则暗雷炸，起铁雷则石雷炸，起假雷则真雷炸，一雷爆炸，前后开花，真假难辨，一触即发。一次，敌人集中300多人合击汉湖，遭到三区武装的地雷打击，使敌人死37人、伤13人，灰溜溜逃回驻地。当晚，敌人又遭到三区武工队的袭扰，手榴弹、地雷同时并用，把敌人的警戒班打得乱跑乱窜，打死2人，打伤4人，缴获步枪2支。1947年2月，盂县敌“保警团”占据三区东黄龙头村后，经常出来抢粮抓人，东阳曲县游击大队决定消灭这股敌人。崔维义受命化装成阎军军官深入敌占区侦察敌情。一天晚上，他带领县游击大队包围了敌“保警团”，由于对敌兵力及部署情况了如指掌，所以很短的时间就结束了战斗。这次战斗全歼敌“保警团”，缴获步枪200余支、轻炮17门、轻机枪6挺、手枪6支。不久，阎军出动1600余人，分几路向三区进攻。崔维义带领区武工队配合县大队用地雷“接待”敌人。在阎军路经的两岭山、西山、伯乐寿山等地，埋设地雷数十颗，炸死敌38人。驻圈子头村的阎军203团向狼窝掌进犯时，踩响地雷，死伤5人。敌人到处挨炸，士气十分低落。
1947年春，崔维义被任命为东阳曲县公安局副局长，同时兼任三区宣传委员。由于县公安局局长因病休息，他成为主持工作的副局长。鉴于东阳曲县斗争环境险恶，阎锡山政权不断派遣特务潜入解放区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崔维义亲自制订了《东阳曲县过往解放区人员查验路条制度》《东阳曲县过往解放区人员住宿报告制度》和《东阳曲县过往解放区人员迁居制度》，这些制度的出台与执行，对于打击特务活动、安定社会秩序、保护群众利益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7年5月，东阳曲县政府把全县分为解放区、接敌边沿区和敌占区，并选派经验丰富的干部到敌占区工作，以加强敌占区的对敌斗争力量。四区属敌占区，崔维义作为四区区长人选提前进入四区开展对敌斗争。崔维义到四区后，一方面组建生产合作社，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另一方面以村扩建劳武结合的民兵中队，保护群众生产，保护群众转移。并借鉴三区对敌斗争经验，大力制造土制地雷、铁制地雷，利用地雷阵杀伤敌人。由于领导有方、措施得力，一个月时间，全区杀伤敌人50余人。《晋察冀日报》曾专门报道了崔维义领导下的韩二妮爆炸组在敌后飞行爆炸的模范事迹。崔维义领导的四区武工队也因杀敌成绩显著，受到邻近地区各级领导人的重视。
1948年2月的一天，西阳曲县游击大队得知阎军要到靠近东阳曲县四区的西阳曲县五区西庄、善姑一带抢粮。西阳曲县大队的苏政委连夜让通信员联系东阳曲县四区武工队领导，要求互相配合，尽最大力量消灭敌人。当天夜里，崔维义到一个村子去见苏政委。当崔维义进门一看，苏政委就是几年前在交城县见过的那位领导。而苏政委也认出了崔维义，很热情地问崔维义多大了、成家了没有，待崔维义一一答复后，便和崔维义研究作战部署。崔维义根据安排，组织民兵携带大量地雷，在西庄、善姑村附近埋设了地雷阵。翌日中午，200多名阎军带着50多头毛驴来抢粮。西阳曲县游击大队和东阳曲县四区武工队在苏政委的指挥下，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战果颇丰。阎军没有抢走一粒粮食，而是丢下多具尸体和50多头毛驴，狼狈逃窜。
壮烈牺牲
东山头村位于东阳曲县三区一个丘陵地带，是一个只有40余户、140余人的小山村。东山头村于1946年解放，1947年底完成了土地改革，是东阳曲县的“小延安”。为此，阎军在其周围村庄的东郭湫水驻扎了四十九师两个营的兵力，在马驼驻扎了四十九师一个营，与盂县第七区大、小方山的敌人相呼应。.
1948年3月24日，东阳曲县第三区委在东山头村召开区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直干部、第三区全体干部及各村的村长、贫农团长、民兵干部、妇女干部共130余人。大家白天聚在一起开会，晚上分散住在群众家里。崔维义和县实业科科长路满和、县民教科副科长王德荣等参加了会议。3月27日上午，内线传来情报：阎军正在集结，催要民伕、催要马车，准备出发抢粮。为了保证与会人员的安全，崔维义力主结束会议。可惜此建议未能得到采纳。
3月27日下午，驻黄寨、大盂川的阎军六十八师的二O二团、二O三团约两个营的兵力，从三区背后绕经黄寨大山无人区，半夜到达并包围了东山头村。同时，驻东黄水的阎军保安团警戒窑沟、汉湖一带，驻红沟子据点的阎军警戒河村、烟里一带。3月28日天明时分，阎军嚣张地叫喊要我县、区、村干部缴械投降。
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和轻重武器的强大压力，我方同志只好以各院落、房间中开会的人员组成战斗小组，与阎军展开激烈战斗。崔维义在危急关头，跳上房顶观察敌情，发现房屋四周已被阎军包围得水泄不通，就跳下来，对组织委员贡献说：“咱们已经被阎军包围了，赶快往外冲吧。”随之他拉响一枚手榴弹扔向敌人，并向敌人开枪射击。趁敌人混乱时，他连跳几个院子，将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崔维义边用手枪向敌人射击，边灵活地向外冲，当冲到最后一个院子时，阎军已将他团团围住。在这个院子里，他同敌人周旋了近一个小时，打死、打伤阎军多人。恼羞成怒的阎军，像一群疯狗似的扑上来围住院子，有的向院里投火，有的向院里投弹，崔维义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一边同敌人继续战斗，一边将随身携带的党员名册和文件烧毁，最后在子弹即将打光的情况下，高呼：“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将最后一颗子弹打向自己头部，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48年3月28日，东阳曲县三区东山头村发生了伤亡很大的惨案。参会人员牺牲18人、被捕40人。东阳曲县政府副县长张天槐带着县游击大队四连星夜赶到东山头村，安葬被害同志，慰问受害群众，慰问组用上好棺木安葬了死者。
不久，盂县政府又召开了崔维义的追悼会，邻村几千人参加了追悼会。
正在西阳曲县工作的苏政委得知崔维义遇难的消息，悲痛地说：崔维义同志是个好同志，思想好，作风硬，作战勇敢，他的牺牲是我党的一大损失，真可惜。1948年8月，东、西阳曲县合并为阳曲县，苏政委担任了中共阳曲主要领导。在一次县委召开扩大会上，苏政委说：我和崔维义同志见面不过几次，但崔维义同志良好的政治素质，胆大心细，团结同志，对敌斗争勇敢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崔维义同志连性命都可抛弃，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搞好团结呢？
时隔多年的1977年，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到盂县北峪口公社寻找崔维义的后人。据当时负责接待的盂县北峪口公社党委书记（后任盂县县委农工部部长）回忆说：人家来时带的是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由省、县领导陪同，直接就是找崔维义的儿子或女儿。这位书记当时讲，崔维义好像没有后人了，人家就走了。以后又来过两次，也没调查出什么。后来，在全国各地工作的崔维义的战友也经常来信了解崔维义的家庭情况。
年久忆远事，静坐常思亲。长久以来，我的母亲崔维英生前多次对我提起崔维义英勇牺牲的事迹。我想了解崔维义参加革命更多情况的愿望愈发强烈。终于，在2009年下半年，我通过相关渠道查找崔维义在阳曲县工作、战斗及牺牲的情况，并组织了身边的四个人于2010年清明节后，从北京三下山西太原、阳曲、盂县，行程近一万公里，深入到10多个山村以及事发地，走访了近百位知情人，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以及山西省、太原、阳泉、晋中、阳曲、盂县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充分的文字史料和相关人员的证明，我终于重现了崔维义参加革命以来不断成长进步而成为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智勇俱佳的指挥员的光辉形象，特别是他临危不惧、英勇献身的情景，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更使参与采访的同志得到一次心灵的洗礼和触及灵魂的震撼，油然而生出无限崇敬。
可敬可爱、可歌可泣的崔维义及无数的英烈们，安息吧。
（责编孟红）
投身革命
北峪口乡位于盂县县城东北部，距县城130多里，东临革命老区河北平山，北倚佛教圣地五台山。境内南北山峦叠翠、沟壑纵横，滹沱河由西向东流经全境。一条条山涧水源充足，常年川流不息。黄树岩村就在这崇山峻岭的怀抱中，崔维义就出生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其父崔兰保生四男一女：长子崔维仁，次子崔维义，三子崔维礼，四子崔维智，小女崔维英。
1938年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盂县时，17岁的崔维义就当上了儿童团团长，每天忙着站岗、放哨。1938年夏，崔维义参加了村民兵组织，带领群众坚壁清野，配合地方武装作战。由于崔维义每次都能够出色地完成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于1939年7月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3月，崔维义被选拔到县公安局警卫队工作，担负保卫盂县县委、县政府的安全和看守在押犯人的工作。1941年12月，盂县反动会道门道首谢嘉岱、阎二槐等在西烟镇、井沟村、阳曲县的井庄村和平定县的岔口村等地私密设堂，点传道徒，拼凑反动会道门组织“红枪会”，发展会员。在其势力逐步壮大后，就与日伪、汉奸相勾结，扬言“要和日军联合起来，跟八路军对着干”，大肆进行破坏抗日的活动，袭扰抗日军政机关和根据地群众。1942年5月24日，盂县、阳曲、平定三县政法部门，一举歼灭反动会道门“红枪会”，击毙了道首。时隔不久，崔维义带领队员去东阳曲县杨庄、石坡头附近公路上活动。夜深人静时，听见公路西边有脚步声。当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听见对方喊道：“干什么的？”崔维义听见问话，就低声让参加过日语培训的队员用日语回答说：“杨兴镇的太君。”那些人毫无戒备地向崔维义他们走来。到了跟前一看，对方只有三个人。崔维义和队员们一拥而上，把那些人捆绑起来带到石坡头村。经群众辨认，才知道是盂县“红枪会”中的“四大侦探”中的三个。“四大侦探”是日本侵略者网罗的社会渣滓，坏事做尽，老百姓恨之入骨。上次歼灭“红枪会”时，这三个人逃了出来，投降了日军。这次出来活动，正好被崔维义他们逮住。崔维义他们把这三个人押到一个窑洞里看押，准备第二天押回盂县召开群众大会后处决。不料，拂晓时其中一人将捆绑的绳子脱了下来，又把另外两个人的绳子解开，乘看守打盹的时候逃跑了。看守发觉后，急忙报告给崔维义。崔维义见天已大亮，料定这三个人一定往大盂或杨兴据点逃跑。于是不顾天亮后公路上很可能遭遇敌人的危险，带领队员分头向东、西方向追赶。这三个人跑到公路上见天已大亮，便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走去。往东的一个被崔维义派往东面的队员追上，抓住后拖到沟里枪毙了。往西的两个，走了不大工夫便烟瘾发作，进了附近的村公所，向村长要料面吸。村长出来找寻，正好碰上崔维义赶来，崔维义就到村公所将这罪恶累累的汉奸抓获，随即拉到沟里处决了。
1943年秋，盂阳县委敌工部部长李枝功，去距盂县县城一公里的小横沟时，同日军发生了战斗，受伤后的李枝功突围到南河村。在南河村伪村长家休息时，李枝功被叛徒出卖。第二天，李枝功被日军抓捕。日军把李枝功带到据点轮番审讯，用尽各种威逼利诱手段，要李供出盂阳县、区干部名单、活动范围和各村帮助共产党的群众名单。但李枝功一口咬定“不知道”。 1944年2月，日军将李枝功和12位抗日勇士杀害。
李枝功牺牲后，盂阳县领导下令：“不惜一切代价，铲除出卖李枝功部长的叛徒，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当时，在盂阳县县大队任武工队队长的崔维义接受了任务。崔维义通过各种关系追查这个叛徒，两三个月没着落，但崔维义没有泄气，最后终于了解到这个叛徒自从李枝功被日军杀害后，就逃到交城山区的一个村（这个村原属西阳曲县管辖，1940年划归交城县管辖）躲藏，后来通过亲戚关系介绍在交城一个日伪据点当特派员。随后，崔维义通过上级同交城县取得了联系。一天夜里，崔维义带领十几名队员到交城山区的一个村子同约定人接头。当时，正逢交城县一位领导在这里检查工作。崔维义在内线人员安排下见到了这位领导。这位领导在听完崔维义自我介绍和盂阳县的请求后，当即就答应全力配合，尽早完成除奸任务。在交城县配合下，第二天就完成了除奸任务，使叛徒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崔维义完成任务准备回盂阳县时，这位领导又亲自会见了他们，并送了近百粒子弹。此事过了很长时间，崔维义还经常提起这件事、这个人。这个人，中上等个子，圆脸，两眼有神，一口地道的交城方言，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听见跟随他的人员叫他“苏政委”。这件事，如果没有交城县配合，要完成这么难的任务是很困难的，所以要感谢这位姓苏的领导。
转战阳曲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冀晋区第二区委决定，从盂县选派30多名干部到东阳曲县工作。崔维义和路满和、王德荣等被选派到东阳曲县工作，崔维义被安排到东阳曲县三区任治安员。
崔维义来东阳曲县三区工作时间不长，就被提拔为区委宣传委员、县公安局第一股股长。1946年10月12日，东阳曲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安排部署补充兵员工作。会后，崔维义带领县、区、村干部逐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各村的青壮年参军参战。经过细致的工作，三区扩兵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一天就有120名青壮年参军入伍，补充革命队伍，在村民兵也纷纷要求发给武器打击敌人。崔维义又带领民兵制造各式各样的地雷对敌人进行袭扰，由铁雷发展到敌人工兵无法排除的石雷和杀伤力较大的硫酸雷，由单雷发展到子母雷、连环雷，由踩雷、拉雷发展到挂雷、锅底雷、暗雷和真假雷，使敌人起明雷则暗雷炸，起铁雷则石雷炸，起假雷则真雷炸，一雷爆炸，前后开花，真假难辨，一触即发。一次，敌人集中300多人合击汉湖，遭到三区武装的地雷打击，使敌人死37人、伤13人，灰溜溜逃回驻地。当晚，敌人又遭到三区武工队的袭扰，手榴弹、地雷同时并用，把敌人的警戒班打得乱跑乱窜，打死2人，打伤4人，缴获步枪2支。1947年2月，盂县敌“保警团”占据三区东黄龙头村后，经常出来抢粮抓人，东阳曲县游击大队决定消灭这股敌人。崔维义受命化装成阎军军官深入敌占区侦察敌情。一天晚上，他带领县游击大队包围了敌“保警团”，由于对敌兵力及部署情况了如指掌，所以很短的时间就结束了战斗。这次战斗全歼敌“保警团”，缴获步枪200余支、轻炮17门、轻机枪6挺、手枪6支。不久，阎军出动1600余人，分几路向三区进攻。崔维义带领区武工队配合县大队用地雷“接待”敌人。在阎军路经的两岭山、西山、伯乐寿山等地，埋设地雷数十颗，炸死敌38人。驻圈子头村的阎军203团向狼窝掌进犯时，踩响地雷，死伤5人。敌人到处挨炸，士气十分低落。
1947年春，崔维义被任命为东阳曲县公安局副局长，同时兼任三区宣传委员。由于县公安局局长因病休息，他成为主持工作的副局长。鉴于东阳曲县斗争环境险恶，阎锡山政权不断派遣特务潜入解放区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崔维义亲自制订了《东阳曲县过往解放区人员查验路条制度》《东阳曲县过往解放区人员住宿报告制度》和《东阳曲县过往解放区人员迁居制度》，这些制度的出台与执行，对于打击特务活动、安定社会秩序、保护群众利益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7年5月，东阳曲县政府把全县分为解放区、接敌边沿区和敌占区，并选派经验丰富的干部到敌占区工作，以加强敌占区的对敌斗争力量。四区属敌占区，崔维义作为四区区长人选提前进入四区开展对敌斗争。崔维义到四区后，一方面组建生产合作社，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另一方面以村扩建劳武结合的民兵中队，保护群众生产，保护群众转移。并借鉴三区对敌斗争经验，大力制造土制地雷、铁制地雷，利用地雷阵杀伤敌人。由于领导有方、措施得力，一个月时间，全区杀伤敌人50余人。《晋察冀日报》曾专门报道了崔维义领导下的韩二妮爆炸组在敌后飞行爆炸的模范事迹。崔维义领导的四区武工队也因杀敌成绩显著，受到邻近地区各级领导人的重视。
1948年2月的一天，西阳曲县游击大队得知阎军要到靠近东阳曲县四区的西阳曲县五区西庄、善姑一带抢粮。西阳曲县大队的苏政委连夜让通信员联系东阳曲县四区武工队领导，要求互相配合，尽最大力量消灭敌人。当天夜里，崔维义到一个村子去见苏政委。当崔维义进门一看，苏政委就是几年前在交城县见过的那位领导。而苏政委也认出了崔维义，很热情地问崔维义多大了、成家了没有，待崔维义一一答复后，便和崔维义研究作战部署。崔维义根据安排，组织民兵携带大量地雷，在西庄、善姑村附近埋设了地雷阵。翌日中午，200多名阎军带着50多头毛驴来抢粮。西阳曲县游击大队和东阳曲县四区武工队在苏政委的指挥下，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战果颇丰。阎军没有抢走一粒粮食，而是丢下多具尸体和50多头毛驴，狼狈逃窜。
壮烈牺牲
东山头村位于东阳曲县三区一个丘陵地带，是一个只有40余户、140余人的小山村。东山头村于1946年解放，1947年底完成了土地改革，是东阳曲县的“小延安”。为此，阎军在其周围村庄的东郭湫水驻扎了四十九师两个营的兵力，在马驼驻扎了四十九师一个营，与盂县第七区大、小方山的敌人相呼应。.
1948年3月24日，东阳曲县第三区委在东山头村召开区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直干部、第三区全体干部及各村的村长、贫农团长、民兵干部、妇女干部共130余人。大家白天聚在一起开会，晚上分散住在群众家里。崔维义和县实业科科长路满和、县民教科副科长王德荣等参加了会议。3月27日上午，内线传来情报：阎军正在集结，催要民伕、催要马车，准备出发抢粮。为了保证与会人员的安全，崔维义力主结束会议。可惜此建议未能得到采纳。
3月27日下午，驻黄寨、大盂川的阎军六十八师的二O二团、二O三团约两个营的兵力，从三区背后绕经黄寨大山无人区，半夜到达并包围了东山头村。同时，驻东黄水的阎军保安团警戒窑沟、汉湖一带，驻红沟子据点的阎军警戒河村、烟里一带。3月28日天明时分，阎军嚣张地叫喊要我县、区、村干部缴械投降。
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和轻重武器的强大压力，我方同志只好以各院落、房间中开会的人员组成战斗小组，与阎军展开激烈战斗。崔维义在危急关头，跳上房顶观察敌情，发现房屋四周已被阎军包围得水泄不通，就跳下来，对组织委员贡献说：“咱们已经被阎军包围了，赶快往外冲吧。”随之他拉响一枚手榴弹扔向敌人，并向敌人开枪射击。趁敌人混乱时，他连跳几个院子，将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崔维义边用手枪向敌人射击，边灵活地向外冲，当冲到最后一个院子时，阎军已将他团团围住。在这个院子里，他同敌人周旋了近一个小时，打死、打伤阎军多人。恼羞成怒的阎军，像一群疯狗似的扑上来围住院子，有的向院里投火，有的向院里投弹，崔维义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一边同敌人继续战斗，一边将随身携带的党员名册和文件烧毁，最后在子弹即将打光的情况下，高呼：“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将最后一颗子弹打向自己头部，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48年3月28日，东阳曲县三区东山头村发生了伤亡很大的惨案。参会人员牺牲18人、被捕40人。东阳曲县政府副县长张天槐带着县游击大队四连星夜赶到东山头村，安葬被害同志，慰问受害群众，慰问组用上好棺木安葬了死者。
不久，盂县政府又召开了崔维义的追悼会，邻村几千人参加了追悼会。
正在西阳曲县工作的苏政委得知崔维义遇难的消息，悲痛地说：崔维义同志是个好同志，思想好，作风硬，作战勇敢，他的牺牲是我党的一大损失，真可惜。1948年8月，东、西阳曲县合并为阳曲县，苏政委担任了中共阳曲主要领导。在一次县委召开扩大会上，苏政委说：我和崔维义同志见面不过几次，但崔维义同志良好的政治素质，胆大心细，团结同志，对敌斗争勇敢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崔维义同志连性命都可抛弃，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搞好团结呢？
时隔多年的1977年，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到盂县北峪口公社寻找崔维义的后人。据当时负责接待的盂县北峪口公社党委书记（后任盂县县委农工部部长）回忆说：人家来时带的是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由省、县领导陪同，直接就是找崔维义的儿子或女儿。这位书记当时讲，崔维义好像没有后人了，人家就走了。以后又来过两次，也没调查出什么。后来，在全国各地工作的崔维义的战友也经常来信了解崔维义的家庭情况。
年久忆远事，静坐常思亲。长久以来，我的母亲崔维英生前多次对我提起崔维义英勇牺牲的事迹。我想了解崔维义参加革命更多情况的愿望愈发强烈。终于，在2009年下半年，我通过相关渠道查找崔维义在阳曲县工作、战斗及牺牲的情况，并组织了身边的四个人于2010年清明节后，从北京三下山西太原、阳曲、盂县，行程近一万公里，深入到10多个山村以及事发地，走访了近百位知情人，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以及山西省、太原、阳泉、晋中、阳曲、盂县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充分的文字史料和相关人员的证明，我终于重现了崔维义参加革命以来不断成长进步而成为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智勇俱佳的指挥员的光辉形象，特别是他临危不惧、英勇献身的情景，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更使参与采访的同志得到一次心灵的洗礼和触及灵魂的震撼，油然而生出无限崇敬。
可敬可爱、可歌可泣的崔维义及无数的英烈们，安息吧。
（责编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