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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防范是长期性的战略任务
1998年，亚洲以致整个世界经济形势跌宕起伏的风云变幻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风险教育课。防范与规避国民经济运行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已成为任何经济决策最重要的出发点。
前几年，我们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是有所警惕的，并采取了很多防范与规避的对策。1996年，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软着陆”政策体系对“过热”导致的“泡沫”成份进行了进一步挤压；同年，在开放经常性项目下的外汇自由兑换过程中对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化进程坚持了审慎原则；与此同时，银行巨额不良债权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警惕，通过“破产兼并”化解企业不良债务的尝试曾在一定范围内引入实施；1997年，对股票、债市等资本市场的发展进行了力度较大的政策规范；1997年被宣布为“金融风险防范年”。进入1998年，整顿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以杜绝风险隐患、发行2700亿特种国债以充实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加强对外汇市场监管力度以及严厉打击走私活动等措施进一步出台。我国国民经济之所以在亚洲与世界性经济大幅动荡中仍能保持平稳运行而未受大的波及，正是得益于上述措施。
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态势证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成功，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运行风险出现的必然性、长期性都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
我们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防范与规避国民经济运行风险的长期性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运行风险并非是一时、偶发的现象。我们应从基本理论和现实结合的角度来论述经济风险产生与存在的原因及其必然性。
第一，风险来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工发展。
分工是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一方面，广泛分工意味着社会经济系统被分解和组合为一个不断延伸的再生产链条，这个链条上任一环节的断裂都可能造成整个社会再生产系统的中断；另一方面，分工发展使任何一个生产环节的外部依赖性和在投入与产出两端面临的不确定性都不断增大，从而风险增大。显然，分工不断发展过程必定是社会经济系统的风险累积过程。在原有计划体制下，由于各个社会再生产环节在投入与产出两端面临的不确定性很小，分工导致的国民经济运行风险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但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这种风险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近年来，由于对市场变化估计不足造成决策失误、以致许多重大项目投资无法收回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可以说，当前我国许多企业陷入困境的一个原因，在于强调企业要独立承担经济责任的同时，社会化的风险分散系统发展严重滞后。一些企业在生产中承担技术风险的同时还被迫承担起本不该完全由它们独立承担的投资回报风险、资金周转风险、流通过程风险和国内外市场价格变动风险等。实际上，当社会化的风险分散系统严重缺位、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风险被强制分解到一个个经济个体独立承担时，整个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风险程度不仅不能有效缩小，反而会更加增大。在规避风险问题上我们不能仅仅指望应急性、临时性的“严防死守”，而一定要有长期性、规范性的战略措施。
第二，风险来自商品二重性矛盾的外化与激烈对抗。
任何社会性因素导致发生风险的，背后必定有某种社会经济矛盾趋于激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下的任何社会经济矛盾都是商品二重性矛盾的外化与对抗形式。“泡沫成分”、金融危机是什么?不过是商品二重性这一内在矛盾高度外化与激烈对抗的产物。当资本本身成为一种“资本化”的商品，成为股市、债市、汇市、期市以致种种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对象时，这些市场上的经济活动已经与使用价值完全无关，只要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主观预期向好，市场需求几乎可以假定为无限大。“泡沫”与风险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国际投机资本所作的不过是在世界性资本过剩和信息技术与金融系统发展使资本集中的可能性大为提高的背景下，使市场固有的风险以极度夸张的形式显现出来而已。我们要实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矛盾的高度外化与趋于对抗就不可避免，风险累积与释放就不可避免。从中长期战略发展的角度看，我们要作的并非是预测国际投机资本能否来袭，而是从完善政策体系、规范市场过程、改善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等方面设置起有效的风险制衡体系。
第三，风险来自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一般规律。
当我们探索国民经济运行风险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时，有两个现象值得思考。一是我国重要基础产业中大中型企业对银行的巨额不良债务；二是韩国大型工业企业集团中不良资产的大量累积。人们通常把前一现象归结为“贷改投”等改革措施的不完善，把后一现象归咎于韩国政府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和韩国金融系统的内在缺陷。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从更深层次看，上述现象的出现与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一般规律密切相关。在工业化阶段，由于技术不断进步和竞争不断加剧，重要基础产业唯有不断把利润，以致超过利润的信贷资金追加到新一轮再生产过程中去，才能保持利润率不下降。就是说，重要基础产业发展过程存在着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或说需要连续不断地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趋势。但当基础产业走过上升阶段，市场趋于饱和时，这些产业的利润率通常会迅速下降到利息率以下。这时，扩大再生产投入中的信贷资金部分很容易沉淀为不良债务。这一工业化进程中的固有风险已经为各国的工业化史所反复证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在工业化阶段涌现过“钢铁大王”、“石油大王”或“巨人”企业，但在跨过工业化阶段后，这些基础产业的大型集团无一例外地走向了衰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都不能假定中国的厂长经理或韩国的资本家会在预期收益低于银行利息率的条件下决策进行技术改造或生产扩张。事实上，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流传甚广的“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的说法并非仅仅是对体制性缺陷的揭示，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反映的正是对这一基础产业发展过程固有规律的直观认识。我国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一定要对这一风险有足够的估计。根据国际经验，除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决策科学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改革投融资体制等措施外，规避这一风险的关键，在于在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一定要有协助资本从衰退产业解脱出来的产业撤出政策。
第四，风险来自个人金融资产不断增大条件下的社会经济预期。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民经济运行风险不仅来自客观因素，而且来自主观因素，来自社会公众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亚洲金融危机并非仅仅源于经济系统的内在缺陷，社会公众的信心动摇对局势恶化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信心危机对国民经济构成威胁的物质基础是个人金融资产的不断增大。在原有计划体制下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我国的个人金融资产很少，人们表达对未来经济前景悲观看法的唯一经济性方式是有限的抢购。这不难用配给制的方式解决。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私人外汇存款、国债和股市都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一旦出现公众性的信心动摇，分散决策下的个人金融行为已经足以构成对银行信用、财政信用以及汇市、债市、股市的致命威胁。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不仅个人金融资产的增大是必然趋势，而且通过利率调整人们的储蓄倾向已经成为调整供求关系的重要手段，通过资本市场将社会间接投资转换为直接投资已成为国企改革的基本思路之一。这就需要我们极为审慎地处理好社会经济预期可能给国民经济运行带来的风险。调整与改善社会经济预期是我国中长期发展战略与政策体系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我们不能立足于外汇强制兑换、冻结存款、关闭资本市场等非市场化的极端措施，不能仅仅依靠舆论宣传方面的“正面报道”。相反，规避这一风险的根本措施在于进一步提高经济决策的透明度，在于让公众对经济前景有更全面的了解，在于为人们的分散决策提供更充分的信息依据，在于使人们对政策的稳定性具有更大的信心；以及在于更灵活、更有针对性地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消费政策等。
第五，风险来自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变化。
就对经济安全的威胁程度说，国际市场上供求关系变化导致的风险丝毫不亚于金融风险。70年代初期的两次石油危机曾给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造成极为沉重的打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这一风险正在进一步累积。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另一深刻根源就在于，前期在“泡沫”成分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呈现为一种虚假繁荣，国际市场上需求的快速增长导致了许多国家国民经济的持续“过热”。我国的国民经济与产业发展已经明显受到这一风险的威胁。我国纺织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与前期国际市场上纺织品需求增长的诱导密切相关；当前许多重要基础产业的经济效益急剧下滑在很大程度上受害于国际市场上资源性产品、重化工业产品的供给过剩和价格大幅波动。规避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导致的风险，一方面要加大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扶持力度，尽快改善重要基础产业的资产质量；另一方面要通过资产重组实施上下游一体化的大集团战略。
六、市场化的根本战略措施在于调整社会利益结构
自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以来，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同时在新形势下又面临许多挑战。1996年，我们在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中曾试图用市场化的“破产兼并”为主的方式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债务负担。1997年，利用资本市场大规模扩容筹措扩大再生产资金和将社会间接投资转变为直接投资的思路付诸实施。1998年，“下岗”现象引起的社会矛盾使培育劳动力市场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变得格外突出，竞争择业、向市场化方向靠拢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和变行业统筹为地方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经普遍推行；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国家财政发行2700亿特种国债以充实银行资本金的措施出台并顺利实施；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减债增资、通过资产重组培育多元化投资主体方面的创新尝试受到多方面的政策鼓励；为确保国民经济当年增长速度目标和调整供求关系，宏观调控政策着力采取了与市场方式相适应的财政政策、信贷与货币政策及消费政策；家庭土地承包制继续延长30年不变的农村经济关系以稳定政策。
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汇率和国际市场价格大幅度波动导致的出口企业经营困难暴露出我国企业在规模、成本、风险承受能力、经营方式等方面尚存在严重缺陷；大量“下岗”职工仍停留在“再就业服务中心”这一体制身份的缓冲地带，两种劳动制度的并轨尚无明显战略安排；政府对农产品价格采取“顺价销售、封闭运行”的垄断性干预措施；资产重组以及“抓大放小”遇到资产难以实现市场价格定位的难题；资本运营的思路受阻于产权不清、债务难以用市场化方式解脱等矛盾等。199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明显特点是，一方面政府在保证增长、平衡供求、诱导投资、规范流通、启动消费、促进开放、规避风险、维护社会经济信心等方面力挽狂澜，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与负面影响暴露得远比优化配置、提高效率等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变成了政府的正面力量与市场的负面力量作斗争的过程，这不正常，也不可能持久。在中长期发展战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从更深层次上来判断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基础距市场经济究竟还有多远。
1.农村自然经济的改造仍任重而道远。新的“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制是符合我国农村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一方面，这一稳定农村基本经济关系的政策强化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内在经济联系，必将极大地促进农民对土地投入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80年代初期“联产计酬”方式的修正为土地集中经营、发展农业产业化以及促进专业化的经济作物种植(养殖)留下了较为宽松的体制余地。但无论如何，这一政策并未对农民“为自己生产”这一基本经济关系进行直接调整。由这一重大决策而来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国农业中的主体部分仍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道路仍很漫长。
2.劳动力要素的社会经济关系调整在体制“转轨”中严重滞后。尽管我们从80年代初期就开始推进打破“大锅饭”的改革，但那时的经济关系调整主要集中于“多劳多得”，8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的“劳动合同制”也仅仅在非常有限的就业岗位上实行，而且其实质内容更多地只具有市场属性的象征性意义。相反，“退休顶替”、企业为职工子弟就业兴办“三产”等方式却都曾大行其道。1997年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870万，而具有体制身份的“下岗”职工人数达1151万；从1997年年中起银行存款利率5次下调，而社会储蓄倾向几乎不为所动；住房商品化推行多年，但直到1998年，“停止福利分房”的期限仍不得不一再推延；政府机构改革中人员精简一半，实际上绝大部分都安置在了体制内；一些地方曾试图用“买断工龄”等方式一次性剥离人员的体制负担，但因种种原因都不得不中止，目前走得最远的也不过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提前退休”以及举办“人才交流中心”等固化体制身份的妥协方式。显然，与种种把物的要素从原有体制下解脱出来的改革进程相比，人的要素、劳动力要素的体制“转轨”严重滞后。商品价格全部由市场调节并不等于人就已经脱出计划体制的轨道，人们买了股票并不等于就已经认同了资本与自身的经济关系。有必要强调：资本主义的市场化进程是从剥离劳动力的一切超经济强制关系、使之成为自由劳动力开始的；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决不是人的经济关系停留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的市场经济。由此判断，未来一个时期内，我国的市场化战略要把构建人的市场化关系放在首位。培育劳动力市场、竞争择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都属于这一进程的具体内容。
3.资本市场发育仅仅是资本要素市场化的“初级阶段”。推进市场化，建立等价交换关系是基础，建立资本关系才是核心，是关键。这就要回答一个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建立资本关系吗?如果我们要求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殖，如果我们推进减员增效，如果我们承认“资本市场”、“资本运营”、“国有资本”等概念的合理性，那么资本关系存在的必然性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经济活动中投入一定量的价值并要求取得“增殖”效益是资本关系，劳动力走进市场是资本关系，利息、地租、股利等都是资本关系。事实上时至今日，发育资本市场已经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这意味着人们的两方面认同：一是生产资料，即或是公有的生产资料，是可以买卖和流通的；二是个人收入是可以而且应当有机会转换为资本并依此取得收益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确立资本关系方面的认识问题已经解决。把资本仅仅视为是一种国民财富的认识仍非常普遍，社会对“国有资产是否流失”的关注程度要远比对其利用效率的关注程度为高。实际上，资本要素市场化的本质标志是还其价值增殖的本质功能，而不仅仅是进入流通。资本在市场上价格定位的依据不是设备、厂房等资产的制造成本或重置价格，而是其带来价值增殖的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说，推进市场化进程的根本措施并非是“上市”，而是一切可以提高存量资产利用效率的各种经济关系调整。
4.政企分开并不能解决市场经济下政府行为合理化的全部问题。市场经济下，政府不仅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者，而且政府本身也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我们曾经把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合理化主要归结为政企分开，而且迄今政企分开的改革已经从“政府不直接管企业”深化为政府的所有者职能与社会经济秩序维护者职能分开。但从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看，政企分开所能调整的经济关系并不足以保证政府行为符合市场经济的规范要求。例如，有3方面严重的反市场化倾向值得注意。一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仍未理顺，地方利益已成为重复建设、阻遏资产重组、市场分割、甚至保护走私的渊源之一。二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甚至司法部门把权力市场化，乱摊派、乱收费、上路设卡、徇私舞弊等已经发展到民怨沸腾的程度。三是利用公共资源搞经营创收，不仅把公共福利转换为“政府”收益，而且严重破坏了市场的规范运作秩序。政府行为是市场行为的对立物，但政府不能成为市场原则的破坏者；政府是市场经济中的利益主体之一，但政府不能直接从市场经济活动中谋取利益。问题仍出在经济关系上：应当保证的政府利益未能建立起规范的来源渠道；不应当获取的经济利益缺乏监督、制约机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应当首先理顺的关系。
1998年，亚洲以致整个世界经济形势跌宕起伏的风云变幻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风险教育课。防范与规避国民经济运行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已成为任何经济决策最重要的出发点。
前几年，我们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是有所警惕的，并采取了很多防范与规避的对策。1996年，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软着陆”政策体系对“过热”导致的“泡沫”成份进行了进一步挤压；同年，在开放经常性项目下的外汇自由兑换过程中对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化进程坚持了审慎原则；与此同时，银行巨额不良债权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警惕，通过“破产兼并”化解企业不良债务的尝试曾在一定范围内引入实施；1997年，对股票、债市等资本市场的发展进行了力度较大的政策规范；1997年被宣布为“金融风险防范年”。进入1998年，整顿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以杜绝风险隐患、发行2700亿特种国债以充实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加强对外汇市场监管力度以及严厉打击走私活动等措施进一步出台。我国国民经济之所以在亚洲与世界性经济大幅动荡中仍能保持平稳运行而未受大的波及，正是得益于上述措施。
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态势证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成功，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运行风险出现的必然性、长期性都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
我们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防范与规避国民经济运行风险的长期性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运行风险并非是一时、偶发的现象。我们应从基本理论和现实结合的角度来论述经济风险产生与存在的原因及其必然性。
第一，风险来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工发展。
分工是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一方面，广泛分工意味着社会经济系统被分解和组合为一个不断延伸的再生产链条，这个链条上任一环节的断裂都可能造成整个社会再生产系统的中断；另一方面，分工发展使任何一个生产环节的外部依赖性和在投入与产出两端面临的不确定性都不断增大，从而风险增大。显然，分工不断发展过程必定是社会经济系统的风险累积过程。在原有计划体制下，由于各个社会再生产环节在投入与产出两端面临的不确定性很小，分工导致的国民经济运行风险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但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这种风险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近年来，由于对市场变化估计不足造成决策失误、以致许多重大项目投资无法收回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可以说，当前我国许多企业陷入困境的一个原因，在于强调企业要独立承担经济责任的同时，社会化的风险分散系统发展严重滞后。一些企业在生产中承担技术风险的同时还被迫承担起本不该完全由它们独立承担的投资回报风险、资金周转风险、流通过程风险和国内外市场价格变动风险等。实际上，当社会化的风险分散系统严重缺位、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风险被强制分解到一个个经济个体独立承担时，整个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风险程度不仅不能有效缩小，反而会更加增大。在规避风险问题上我们不能仅仅指望应急性、临时性的“严防死守”，而一定要有长期性、规范性的战略措施。
第二，风险来自商品二重性矛盾的外化与激烈对抗。
任何社会性因素导致发生风险的，背后必定有某种社会经济矛盾趋于激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下的任何社会经济矛盾都是商品二重性矛盾的外化与对抗形式。“泡沫成分”、金融危机是什么?不过是商品二重性这一内在矛盾高度外化与激烈对抗的产物。当资本本身成为一种“资本化”的商品，成为股市、债市、汇市、期市以致种种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对象时，这些市场上的经济活动已经与使用价值完全无关，只要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主观预期向好，市场需求几乎可以假定为无限大。“泡沫”与风险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国际投机资本所作的不过是在世界性资本过剩和信息技术与金融系统发展使资本集中的可能性大为提高的背景下，使市场固有的风险以极度夸张的形式显现出来而已。我们要实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矛盾的高度外化与趋于对抗就不可避免，风险累积与释放就不可避免。从中长期战略发展的角度看，我们要作的并非是预测国际投机资本能否来袭，而是从完善政策体系、规范市场过程、改善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等方面设置起有效的风险制衡体系。
第三，风险来自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一般规律。
当我们探索国民经济运行风险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时，有两个现象值得思考。一是我国重要基础产业中大中型企业对银行的巨额不良债务；二是韩国大型工业企业集团中不良资产的大量累积。人们通常把前一现象归结为“贷改投”等改革措施的不完善，把后一现象归咎于韩国政府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和韩国金融系统的内在缺陷。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从更深层次看，上述现象的出现与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一般规律密切相关。在工业化阶段，由于技术不断进步和竞争不断加剧，重要基础产业唯有不断把利润，以致超过利润的信贷资金追加到新一轮再生产过程中去，才能保持利润率不下降。就是说，重要基础产业发展过程存在着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或说需要连续不断地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趋势。但当基础产业走过上升阶段，市场趋于饱和时，这些产业的利润率通常会迅速下降到利息率以下。这时，扩大再生产投入中的信贷资金部分很容易沉淀为不良债务。这一工业化进程中的固有风险已经为各国的工业化史所反复证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在工业化阶段涌现过“钢铁大王”、“石油大王”或“巨人”企业，但在跨过工业化阶段后，这些基础产业的大型集团无一例外地走向了衰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都不能假定中国的厂长经理或韩国的资本家会在预期收益低于银行利息率的条件下决策进行技术改造或生产扩张。事实上，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流传甚广的“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的说法并非仅仅是对体制性缺陷的揭示，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反映的正是对这一基础产业发展过程固有规律的直观认识。我国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一定要对这一风险有足够的估计。根据国际经验，除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决策科学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改革投融资体制等措施外，规避这一风险的关键，在于在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一定要有协助资本从衰退产业解脱出来的产业撤出政策。
第四，风险来自个人金融资产不断增大条件下的社会经济预期。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民经济运行风险不仅来自客观因素，而且来自主观因素，来自社会公众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亚洲金融危机并非仅仅源于经济系统的内在缺陷，社会公众的信心动摇对局势恶化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信心危机对国民经济构成威胁的物质基础是个人金融资产的不断增大。在原有计划体制下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我国的个人金融资产很少，人们表达对未来经济前景悲观看法的唯一经济性方式是有限的抢购。这不难用配给制的方式解决。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私人外汇存款、国债和股市都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一旦出现公众性的信心动摇，分散决策下的个人金融行为已经足以构成对银行信用、财政信用以及汇市、债市、股市的致命威胁。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不仅个人金融资产的增大是必然趋势，而且通过利率调整人们的储蓄倾向已经成为调整供求关系的重要手段，通过资本市场将社会间接投资转换为直接投资已成为国企改革的基本思路之一。这就需要我们极为审慎地处理好社会经济预期可能给国民经济运行带来的风险。调整与改善社会经济预期是我国中长期发展战略与政策体系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我们不能立足于外汇强制兑换、冻结存款、关闭资本市场等非市场化的极端措施，不能仅仅依靠舆论宣传方面的“正面报道”。相反，规避这一风险的根本措施在于进一步提高经济决策的透明度，在于让公众对经济前景有更全面的了解，在于为人们的分散决策提供更充分的信息依据，在于使人们对政策的稳定性具有更大的信心；以及在于更灵活、更有针对性地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消费政策等。
第五，风险来自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变化。
就对经济安全的威胁程度说，国际市场上供求关系变化导致的风险丝毫不亚于金融风险。70年代初期的两次石油危机曾给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造成极为沉重的打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这一风险正在进一步累积。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另一深刻根源就在于，前期在“泡沫”成分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呈现为一种虚假繁荣，国际市场上需求的快速增长导致了许多国家国民经济的持续“过热”。我国的国民经济与产业发展已经明显受到这一风险的威胁。我国纺织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与前期国际市场上纺织品需求增长的诱导密切相关；当前许多重要基础产业的经济效益急剧下滑在很大程度上受害于国际市场上资源性产品、重化工业产品的供给过剩和价格大幅波动。规避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导致的风险，一方面要加大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扶持力度，尽快改善重要基础产业的资产质量；另一方面要通过资产重组实施上下游一体化的大集团战略。
六、市场化的根本战略措施在于调整社会利益结构
自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以来，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同时在新形势下又面临许多挑战。1996年，我们在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中曾试图用市场化的“破产兼并”为主的方式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债务负担。1997年，利用资本市场大规模扩容筹措扩大再生产资金和将社会间接投资转变为直接投资的思路付诸实施。1998年，“下岗”现象引起的社会矛盾使培育劳动力市场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变得格外突出，竞争择业、向市场化方向靠拢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和变行业统筹为地方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经普遍推行；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国家财政发行2700亿特种国债以充实银行资本金的措施出台并顺利实施；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减债增资、通过资产重组培育多元化投资主体方面的创新尝试受到多方面的政策鼓励；为确保国民经济当年增长速度目标和调整供求关系，宏观调控政策着力采取了与市场方式相适应的财政政策、信贷与货币政策及消费政策；家庭土地承包制继续延长30年不变的农村经济关系以稳定政策。
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汇率和国际市场价格大幅度波动导致的出口企业经营困难暴露出我国企业在规模、成本、风险承受能力、经营方式等方面尚存在严重缺陷；大量“下岗”职工仍停留在“再就业服务中心”这一体制身份的缓冲地带，两种劳动制度的并轨尚无明显战略安排；政府对农产品价格采取“顺价销售、封闭运行”的垄断性干预措施；资产重组以及“抓大放小”遇到资产难以实现市场价格定位的难题；资本运营的思路受阻于产权不清、债务难以用市场化方式解脱等矛盾等。199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明显特点是，一方面政府在保证增长、平衡供求、诱导投资、规范流通、启动消费、促进开放、规避风险、维护社会经济信心等方面力挽狂澜，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与负面影响暴露得远比优化配置、提高效率等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变成了政府的正面力量与市场的负面力量作斗争的过程，这不正常，也不可能持久。在中长期发展战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从更深层次上来判断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基础距市场经济究竟还有多远。
1.农村自然经济的改造仍任重而道远。新的“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制是符合我国农村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一方面，这一稳定农村基本经济关系的政策强化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内在经济联系，必将极大地促进农民对土地投入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80年代初期“联产计酬”方式的修正为土地集中经营、发展农业产业化以及促进专业化的经济作物种植(养殖)留下了较为宽松的体制余地。但无论如何，这一政策并未对农民“为自己生产”这一基本经济关系进行直接调整。由这一重大决策而来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国农业中的主体部分仍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道路仍很漫长。
2.劳动力要素的社会经济关系调整在体制“转轨”中严重滞后。尽管我们从80年代初期就开始推进打破“大锅饭”的改革，但那时的经济关系调整主要集中于“多劳多得”，8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的“劳动合同制”也仅仅在非常有限的就业岗位上实行，而且其实质内容更多地只具有市场属性的象征性意义。相反，“退休顶替”、企业为职工子弟就业兴办“三产”等方式却都曾大行其道。1997年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870万，而具有体制身份的“下岗”职工人数达1151万；从1997年年中起银行存款利率5次下调，而社会储蓄倾向几乎不为所动；住房商品化推行多年，但直到1998年，“停止福利分房”的期限仍不得不一再推延；政府机构改革中人员精简一半，实际上绝大部分都安置在了体制内；一些地方曾试图用“买断工龄”等方式一次性剥离人员的体制负担，但因种种原因都不得不中止，目前走得最远的也不过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提前退休”以及举办“人才交流中心”等固化体制身份的妥协方式。显然，与种种把物的要素从原有体制下解脱出来的改革进程相比，人的要素、劳动力要素的体制“转轨”严重滞后。商品价格全部由市场调节并不等于人就已经脱出计划体制的轨道，人们买了股票并不等于就已经认同了资本与自身的经济关系。有必要强调：资本主义的市场化进程是从剥离劳动力的一切超经济强制关系、使之成为自由劳动力开始的；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决不是人的经济关系停留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的市场经济。由此判断，未来一个时期内，我国的市场化战略要把构建人的市场化关系放在首位。培育劳动力市场、竞争择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都属于这一进程的具体内容。
3.资本市场发育仅仅是资本要素市场化的“初级阶段”。推进市场化，建立等价交换关系是基础，建立资本关系才是核心，是关键。这就要回答一个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建立资本关系吗?如果我们要求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殖，如果我们推进减员增效，如果我们承认“资本市场”、“资本运营”、“国有资本”等概念的合理性，那么资本关系存在的必然性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经济活动中投入一定量的价值并要求取得“增殖”效益是资本关系，劳动力走进市场是资本关系，利息、地租、股利等都是资本关系。事实上时至今日，发育资本市场已经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这意味着人们的两方面认同：一是生产资料，即或是公有的生产资料，是可以买卖和流通的；二是个人收入是可以而且应当有机会转换为资本并依此取得收益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确立资本关系方面的认识问题已经解决。把资本仅仅视为是一种国民财富的认识仍非常普遍，社会对“国有资产是否流失”的关注程度要远比对其利用效率的关注程度为高。实际上，资本要素市场化的本质标志是还其价值增殖的本质功能，而不仅仅是进入流通。资本在市场上价格定位的依据不是设备、厂房等资产的制造成本或重置价格，而是其带来价值增殖的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说，推进市场化进程的根本措施并非是“上市”，而是一切可以提高存量资产利用效率的各种经济关系调整。
4.政企分开并不能解决市场经济下政府行为合理化的全部问题。市场经济下，政府不仅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者，而且政府本身也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我们曾经把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合理化主要归结为政企分开，而且迄今政企分开的改革已经从“政府不直接管企业”深化为政府的所有者职能与社会经济秩序维护者职能分开。但从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看，政企分开所能调整的经济关系并不足以保证政府行为符合市场经济的规范要求。例如，有3方面严重的反市场化倾向值得注意。一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仍未理顺，地方利益已成为重复建设、阻遏资产重组、市场分割、甚至保护走私的渊源之一。二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甚至司法部门把权力市场化，乱摊派、乱收费、上路设卡、徇私舞弊等已经发展到民怨沸腾的程度。三是利用公共资源搞经营创收，不仅把公共福利转换为“政府”收益，而且严重破坏了市场的规范运作秩序。政府行为是市场行为的对立物，但政府不能成为市场原则的破坏者；政府是市场经济中的利益主体之一，但政府不能直接从市场经济活动中谋取利益。问题仍出在经济关系上：应当保证的政府利益未能建立起规范的来源渠道；不应当获取的经济利益缺乏监督、制约机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应当首先理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