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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4年的浙江省十三届五次全会曾提出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定。美好生活需要一个积极健康的文化心理、积极心理和生态心理为基础，需要满足社会心理需要的保障机制、公平效率机制和公共服务体系，社会融合、人们生活美好随着让个体从内到外，从个体到对他人的健康的情感、意识和行为的增长而上升，并扩展到整个社会福祉。
【关键词】社会心理 积极 生态 培育
在浙江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通过的《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定》中指出：“美丽浙江是美丽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体现为生产集约高效、生活宣居适度、生态山清水秀，也体现为百姓生活富足、人文精神彰显、社会和谐稳定，这些都包含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中。”早在201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其就职讲话中更对“美好生活”做出过描述：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美好生活的实现，有助于培育和增强人们的自豪感、幸福感、归属感、认同感，而美好生活的创造同样需要每一个公民在其人生历程中积极构建健康心理基础，积极达成平衡中正的心态，也需要社会创建一个美好的心理生活环境和体制保障，由此才能呈现出物质和精神状态的多样性、丰盛性和生态性。
一、积极健康心理的历史性挑战
（一）社会心理失衡问题的挑战
从心理学角度讲，美好生活更多的被界定为幸福、快乐或者生活满意度等。幸福被表征为幸福感，包括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以及社会幸福感。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的幸福感水平并非同步增长，出现所谓“幸福悖论”现象。“幸福悖论”现象的提出者经济学家伊斯特林和其合作者2012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刊上的对中国1990年到2010年长达20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收入增长了，幸福感却下降了。有数据分析发现，1990年，收入最高的1/3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3人群的生活满意度分别是68%和65%，相差还不是太大；但到2007年，高收入人群的生活满意度达到71%，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满意度直降至42%。与收入问题相伴的还有社会不公、贫富差距、阶层分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与社会和谐、人们幸福感相关的直接因素一一社会心理失衡现象。
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人体的认知功能有两个基本特征：组织和适应。组织是把直觉和认知的信息系统化到认知结构模式中去的倾向；适应是个体利用己形成的认知结构产生调节环境的倾向，两者密不可分，个体通过对认知的不断平衡实现对环境的适应。”显然如果一个人认知不能帮助其实现对环境的适应就极易导致心理失衡。国内学者吴锡改就认为“心理失衡是指个体的愿望、需求得不到满足或遭受挫折、经历失败时，产生的一种心理上的不平衡，甚至紊乱的状态”。
平衡和失衡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保持心理状态永远处于平衡状态，甚至“无我”状态是困难的，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一直处于心理失衡状态，无法适应和调适，就如同温水煮青蛙，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个人身心疾病。
到目前为止，分析心理失衡的原因还是非常复杂和多元的。时代变迁，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心态嬗变，一般来说，利益相关越直接，越接近或超过社会成员的心理承受能力，一种心态的形成和扩散就越快。改革开放，中国迎来市场经济的大踏步发展，商业市场经济本身是以对人的经济利益刺激为动力的一种经济形式，使得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体的经济消费欲望不断增长甚至膨胀，持续的消费攀比背后是欲望的攀比，是未满足期望的进一步冲击，是失落、受挫、恐惧和愤怒情绪的唤起，带来消极、非理性心态的快速形成和扩散。同时，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邓晓芒认为中西文化心理最根本的区别可以归结到个体意识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如果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各种法律体制、保障体制并未获得进一步完善，由于个体意识的独立性所需要的心理承受力以及反脆弱力还未完成，一旦这样的社会心态形成，人们不得不卷入一种激烈竞争的高节奏的生活方式，巨大的身心压力极易导致社会心理失衡现象的存在。
另一方面，全球数字化时代不可遏制的加速到来，快速而碎片化的信息不断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原本的生活状态因为信息和记忆不断地被激活而受到侵占和扰动，人们的时间和空间变得致密而茫然。在情感上，虚拟化的数字网络让人们可以在时空上比以往更依赖同时也更陌生。
处于心理失衡的危机状态并非一日形成，也非一日被识别，更非一日可改善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从容和安定状态。一旦人们遇到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时，心理失衡更易表现出严重身心应激状态。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提供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专家认为这些人群中大部分是以焦虑和抑郁为主的心境障碍。而妇女、老人、自然或人为灾害的受灾群体等特定人群的精神和心理障碍问题也在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二）生活质量问题的挑战
生活质量概念广泛，对其的概念界定也存在很大差异，无法达成相对统一的共识。这也是基于客观存在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价值观选择的差异性。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生活质量与生理健康、心理状态、独立程度、社会关系、个人信仰和环境中的显著特征有着复杂的相关关系，它将生活质量界定为“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于他们的目标、期望、标准以及所关心的事情和有关生存状况的体验”。美国社会学家坎贝尔将生活质量定义为“生活幸福的总体感觉”。由此看来，评价生活质量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所谓客观主要是指依靠生活状况的一些指标，比如收入、安全、教育和健康状况等；主观则是指人们对于收入、安全、教育和健康等状况的个人感受。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对生活环境、日常生活还是精神生活等的满意度程度自然不可能达到完全和十分，是否满足本身也不容易判断，但往往个体生活微观层面的生活满意程度和内在感受更容易影响到其总体生活质量感觉，只要一个人在其某一方面存在较大的不满就会导致生活满意度感受的降低，当然反之亦然。 1985年，美国社会学家林南教授和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合作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和环境三方面因素对个体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其中职业性的工作是影响人们对生活态度和评价的最重要因素，“是测量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性指标”。时隔近二十年过去，国内学者郭强在2013年对中国社会公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调查和研究中得出结果认为中国公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还处在初级阶段。在报告中认为其中经济因素对精神状态产生影响比较大，在月平均收入在1000至1499元的收入群体中，42.8%的受访者觉得生活压力很大，而这一数据在月平均收入4000至4999元的收入群体中为32.2%。显然，人们不仅非常需要一份工作，还需要工作所带来的可以跑过日益增长的物价指数的收入增长。
由于中国文化心理的特征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不仅是血缘还有裙带关系，反映在生活质量的认知和感受上便是受到自我认知与他人认知的社会比较，并且一直被动的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在互联网时代，这样的社会比较超出时空距离，变得更为无边界化和去合理化，个体极易形成“相对剥夺感”体验。R.K.Merton认为相对剥夺感是一种来自对自身利益得失的判断和评价的主观心理感受，是一种社会比较的结果。不当的、随时的社会比较的主动或被动关注，造成人们时常处在一种可能降临到自己身上的利益损失和成功机会剥夺的危机焦虑中，这样的危机焦虑往往是无意识和泛化的，对生活的影响就更大。
（三）心理需要满足程度的挑战
早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需求层次理论，他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安全、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其中生理需要是推动人们行动最首要的动力。马斯洛认为只有这些最基本的需要满足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程度后，其他的需要才能成为新的激励因素，从而这些已相对满足的需要也就不再成为激励因素了。国内学者罗劲、赵旭东在谈到中国人的生存焦虑原因分析时认为“中国长期贫困的农业生活方式中，人们形成了一种泛化的、对其基本生活需要是否能够被满足的深切的担忧与焦虑”。
安全需要是人们仅次于生理需要的第二层次的需要，包括对安全、稳定、依赖的需要，对体制、秩序、法律、界限的需要，以及对免受惊吓、焦躁和混乱折磨的需要等，这种安全需要更重要的是心理环境的安全。对食品、交通等基本生理需要风险隐患和不确定性的担忧，对未来的安全预期缺乏，对变化的心理准备不足，对多元化的心理认同不够等，使人们普遍感到缺失安全感，产生大量的焦虑、恐惧、迷茫心理。虽然风险和不确定是绝对的，安全是相对的，社会只能提供有限的安全，但一个社会发展的目的不就是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心理需要，创造人们美好生活的目标更必须包含对社会需求满足程度的绩效考量以及关于满足问题得到解决程度的问责考量。这关乎人的终极发展，关乎国家和人民的持续繁荣。
二、社会心理产生基础的多元化视角
（一）心理的文化观视角
从某种角度说，社会心理现象和过程是只能通过将其放在历史文化的背景中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和解释。人的大脑本身存在意义空洞性，也就是说一个人追寻生活意义，是需要在社会实践中进行认知加工并获得某种理解的心理表征，这样的“意义”是有意识作用的。社会表征理论认为社会文化以表征形式进入到人们对各种现实问题的共识中，这些社会共识对人们日常行为产生内在规范作用。心理表征和社会表征具有一种双向循环，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不断内化来自外在的社会文化规范，构成个体心理表征的组成部分。因此个体的心理与整个社会与文化之间是紧密联系和相互依赖的。
通常文化被界定为信念、准则和价值观的共同遗产或体系，并且体现在过程中的实践以及借助表征的表达。近二三十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文化差异，使用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相对性观点观察和解释人的心理和行为，承认各种文化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而不是以一种文化中的概念和社会表征来生硬说明另一个文化中的对应概念。2001年时任美国卫生部部长大卫.撒切尔提到“文化考量”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的某些方面可能构成文化关联症状的基础。常见的情形是，文化甚至影响到人们是否首先寻求帮助，寻求什么样的帮助，他们有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以及他们会多大程度上将污名与心理疾病挂钩。”
文化差异大到国与国之间，东方和西方之间，也可以表现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省份、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微差异，比如浙江有沿海的海洋文化，也有广阔的山区文化，有城市文化，也有乡村文化等，也可以表现在同一个区域不同的时代文化微差异上。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父母将自己的所有（希望、期待和所得）都放在孩子身上，以此作为自己的幸福和生活追求，而“不再有他人之外的更加抽象的自己跟自己的较量”，随着新生代的成长，他们在传承助人为乐以及乡土观念之外，逐渐开始强化个人权利和意识，追求个人实现的新价值观。
这样的心理文化观促使人们把对自己和他人的理解放在一个动态化、成因化的文化背景下，有助于在城市建设和区域发展中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因为彼此谅解、理解、包容而形成一种心理融合，增强社会认同感，有助于允许不同背景的文化表达，更好倾听、接纳和传承积极乐观的内在信念和规范。
（二）心理的生态观视角
西方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对早期的心理学产生过很长时间影响，之后随着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存在主义思想兴起，产生了将整体论贯穿于心理学的格式塔心理学，强调“人总是在关系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和达到人生超越”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等。受当时社会思想和理论背景的影响，传统心理学更多关注个体或者群体内在机制，并未能审视人与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心理学在生态环境危机中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后，心理学家开始关注生态危机问题，提出生态心理和可持续发展心理思想。心理学家温特认为“从精神分析的观点看，人类受到潜意识中本能欲望的驱使，因此人认识不到或不愿认识人自身正在破坏自然。在这过程中，有一系列防御机制在其作用。”生态心理学家罗杰克提出人类的“生态无意识”观点，生态无意识是人的心理最深层的与自然、与宇宙相联系的部分，可追溯到遥远的时间史的初始条件。而人类“对生态无意识的压抑则是工业社会中共谋的疯狂的深层根源”（Roszak，1992）。 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认可人类生态无意识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如同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的阴影。因此罗杰克认为首先需要建立生态自我，即人类个体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我。我国传统文化儒释道所努力提倡的“万物共生”“相生相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也同样表达一种生态自我思想。但是，要构建一个生态自我，最关键也是最痛苦的过程是人们要允许自己体验深层的内在焦虑和恐惧原型，只要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人与地球、与自然万物的情感联系，才能体会内在的“诚敬”，才能在提升和超越的生态觉醒之中，有能力、真正从内心接纳包括人、自然、宇宙在内的整个生命观，实现所有生命的爱的连接。
（四）心理的积极观视角
上世纪90年代末，心理学开始集中对心理问题的反思，认识到心理学应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强调恢复它本来应有的功能和使命，即“所有人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并生活幸福”。最后，这场反思运动不仅开创了积极心理学，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理学本体价值的回归。心理的积极观并非否定、忽视问题的存在，而是学习在消极和积极之间寻找关联，从而创造条件促使消极向积极转化，从消极中寻找到某些积极意义，增强人们的信心和自尊，并且产生一种对待将来的积极体验——乐观和希望。
中国处在转型期，所谓转型期是指社会形态转换时经济政治结构、文化形态、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心理机构、价值观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一定会存在制度性风险、阶层分化风险、社会信任危机和道德危机等各种社会问题，人人面对社会问题，就自然会有不同的面对问题的应对方式、应对状态。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感概念，即“个体应对普遍任务的一般能力信念”。自我效能感影响个体对周围环境、行为方式的选择以及面对问题时的思维、态度和情感反应，对个体面对问题、解决和适应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具有良好自我效能感的个体能更好提高对环境的控制感，在面对困难情境时往往采取问题定向的解决方式，能自我寻找正性情绪，缓解焦虑，对自我起到保护和支持作用，从而提高生活满意度。心理学家麦达克斯认为高自我效能感还能增加健康行为，影响与良好身体健康相关的多种生理过程，提高身体免疫功能。
感恩与其他情绪体验或对社会规范的简单意识不同，感恩有助于促进人们亲社会行为的产生。积极心理学研究认为感恩具有三种特殊的道德功能：道德晴雨表、道德动机和道德强化物。由此，人们的感恩行为一方面是潜在的互惠、利他行为的一种动力机制，另一方面它也是对道德行为的情绪体验，成为社会道德行为、亲社会行为的助推器。
心理的积极观基础能让人们理解他人的行为和需要，因为这样的理解和帮助他人而对自己产生好的感觉，不仅能注意到他们自己的利己需要，而且保持和他人相处愉快、尊重他人。积极心理倡导在爱、工作和休闲中运用更多的利他、感恩和宽恕行为，从而让人们生活更美好。
三、培育和优化积极健康心理的对策思考
（一）构建积极健康心理培育和优化所需要的制度基础
1、建立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
转型期影响人们社会心理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社会不公，所谓不公是人们对利益分配不合理和经济政治社会权益不平等的一种价值判断，表现在权利的不平等，利益分配的不合理，机会的不均等、司法的不公正等，既包括过程的不公平也包括结果的不公平。国内学者杨继绳认为，“社会不公首先是指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和改革成果的享受者错位，即承担改革成本多的社会群体享受到的改革成果少，承担改革成本少的社会群体享受改革的成果多”。因此政府需要从制度上建立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兼顾效率和公平，特别是再分配的公平性；其次，对较低学历和低收入人群，创造就业机会，保障他们的工作和收入。
一个政府首先是人民的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应充分体现在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建设上，让老百姓不再为择学、择医、择业所困，不再为“拼爹”所烦，不再为“老无所依”所忧，不再为基本生理需要所愁。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切实考虑人们的基本需要和心理需要，考虑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考虑贫富差距，考虑社会经济风险性和各种可能的不确定性，建立合理可行的运行机制和联动机制。没有什么比一个地区的健康保障、教育保障和医疗保障更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地区人们的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
2、统筹协调不同区域、不同人口结构的动态规划和资源配置
由于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家庭成长背景等都是影响人的心理发展和心理状态的因素。比如，有研究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对生活的期望值越高，因此在相同的物质条件下，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比受教育水平低的人更渴望享受更高的生活质量，一旦期望值变化，心理生活质量也低于受教育水平低的人；同时高学历者更容易受到社会的关注，能得到更多的社会发展机会、更受人尊重，进而又能有利于获得积极的生活情感，更积极的处理好学习、工作与休闲的关系。从这些研究中发现，不同人有相通部分，也有非常大的差异性、可变性。
因此，需要基于人口学的研究和规划，共同协调配置社会资源，合理开展社会心理管理。通过对儿童、青少年、成年、老年人定期进行系统调查，在研究和调查基础上开展关于人格发展、身心健康、心理调适与预防等不同领域的促进和规划，发展人的终极生活意义和目标，使得资源在各水平的社会公共服务中最大程度地获得科学配置。
3、完善和扩展以家、组织、社区、社会不同层面、彼此互动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
从小到大我们总会遇到人生的各种挫折期、转折期或者低谷期，面临各种各样的心理分离、生活危机，如果始终有一个健康温暖的社会支持网络在我们的身边，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度过这些脆弱时期。中国文化，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家庭”基础上，除了家庭之外，现代社会要提倡一种来自学校、社区等各个社会群体支持网络。有研究表明，在成长过程中，那些与同伴关系密切的同伴，或对同伴关系较为满意的人往往具有较高水平的自我价值感，而那些没有形成亲密同伴关系或遭到同伴拒绝的人其自我价值感水平往往较低。 从幼儿园、小学到大学，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以孩子的心理发展和人格优势发展为目标，培育儿童和青少年的感恩、乐观、宽恕的心理素质和心理能力，从小培养一种社会支持感，社会认同感和社会参与感。进入工作阶段之后，企业党委、工会等要以员工身心健康和心理关怀为组织发展目标，建立以健康、责任、关爱为中心的组织支持网络。进一步帮助员工识别和发展出人格优势，提升心理能量。进入退休之后，社区、各个社会养老机构营造温暖和谐的社区氛围，建设社会支持的网络体系和互动平台，引导人们增加彼此的交流和互动，排除各种心理隐患，在健身怡情、因地制宜的活动中促进社会支持网络的进一步充实。
（二）完善积极健康心理所需要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一个社会公共物品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这个社会民众的生活质量，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国际经验表明，公共服务体系对保障经济平稳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基础性作用。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基本民生方面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保障性住房、基础设施，也包括公共安全方面的社会安全、消费安全、生产安全、生态安全，还包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体育休闲和心理健康等。在以往的公共服务体系中，人们的心理健康服务产品并没有获得很大的重视，公共服务中积极心理健康的服务功能和管理功能存在严重缺位。
过去政府更多成为公共服务的唯一或主要供给者，对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型政府来说难免所制定的决策依据是从经济发展出发。现在作为服务型政府要从民生出发，从创造老百姓美好生活出发，从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归属感出发，依据发生改变，公共服务的各种供给内容、供给模式、供给投入也需要相应改变。一个高质量的生活不仅仅只是健康的身体和丰富的物质，还包括健康的心理。美国20世纪50年代就成立了国家心理健康委员会，每年都对国民生活幸福度和生活满意度进行调查，并将这些调查数据作为制定各种公共服务政策的重要依据。
具有健康心理的个体是一个社会和谐的重要标示，在不可预测和灾难性生活事件面前他们更能保持心理和生活和谐。因此，建立心理健康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实施心理健康的供给政策，提高供给水平，同时实现公民平等享有心理健康服务的社会权利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现在，社会还有很多特殊人群，比如至少有200万失独老人不仅面临社会保障问题，还面临很难熬过的巨大而长久的心理痛苦，这个数字以每年新增7.6万个的速度提升，庞大的人群还远未能获得专业的社会心理公共服务支持。
其次，政府应吸纳社会组织参与，让它们成为心理健康公共管理的新主体，发挥它们的专业性、有效性，支持第三方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产品和组织的健康发展，加强监督与管理，促进沟通与协调，保证投入资源的公平性和效率性。
一个健康心理的个体不仅关心他们所生活的世界，而且能够理解在其周围发生的事情。能对自己抱有切实的期望，也能展望到他们是社会发展的潜在受益者，心理健康的公共服务体系要使这样的个体变成越来越多的群体，互相支持、共同成长。
（三）树立和形成共识的社会价值观取向
有学者在综合分析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时，指出了在以下心理因素：价值观、理想、期望值等的影响下，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心理状态，或者即使面对相同的现实生活境遇不同的人也会产生不同的主观生活感受。一个人心理价值判断总是在对自己生活所体现的价值、获得的价值认同去评判，当自己生活所体现的价值与获得的价值认同出现较大偏差时，人会表现出对生活质量的评价低。所以，一个人自我价值观的正向培养会影响一生的幸福感。社会价值观是对个体自我价值观的一种社会共识。由复杂多样的价值观进行长期反复的整合和消解，最终就形成了体现一个社会价值理念的价值体系。
2012年6月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浙江精神，积极倡导以“务实、守信、崇学、向善”为内涵的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八个字的共同价值观既具有个人生活目标，导向个人生活意义，又倡导与他人的积极关系，提倡关怀、信任和尊重的社会关系。积极的价值观有助于个体采取更为有效的应对策略，从而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积极促使自己拥有过一个生活美好而有意义的愿望和行动。
价值观的形成不是短时间培养，首先需要家庭、社会的共识，需要在日常生活和点滴习惯中培育，需要人们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再体验，再内化。其次要充分发挥新媒体、数字媒体的影响力、渗透力和互动性，通过舆论的扩散和传播强化社会价值观，形成一批模范人物、代表人物、文艺作品、社会风尚、社会热点话题；第三，要积极开展价值观行动，价值观的树立需要行动支持，因为只有当积极价值观所倡导的行为和结果相结合时，积极的情绪情感才被唤起。当一个人将体悟和内化以日常行动展现，行动代表的则是最高等的道德品行。
（四）倡导文明、健康、积极和科学的生活方式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健康长寿的影响指数中，遗传占15%、社会占10%、医疗占8%、气候占7%，自我保健占60%。自我保健很大部分来自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医疗的作用仅占8%，国家大量的医疗资源因为不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理念被浪费。
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形式，它反应人的素质，同时也潜移默化影响人的生活品质和生活心态，影响着人的生活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在临床上将心脑血管病（高血压、脑卒中、冠心病）、恶性肿瘤、糖尿病、精神疾患、意外伤害等症状因为它们的发生与个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有密切关系，而又被称为“生活方式病”。从某种角度看，疾病反映的正是过去某个时空中我们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的结果。
健康的生活方式，首先是乐观积极的生活心念，一个对一切事物存有感恩、乐观积极感知的人会驱动向内观照的动机，反思生命的价值，从而更加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原本的生态内在节律；其次，运动、冥想、拥抱等能增强免疫功能，减少紧张，可降低抑郁水平，提高身体自尊水平，降低自卑感，提高认知功能；第三，把改变放在接纳自己和肯定自己能完成的每一个小事，这是一种心理生态观和积极观思想的体现，它符合人性的真善美，促进内在情绪的释放，与人“本然所是”共存的微小行为改变往往会带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身心的回归平衡。
（五）形成整合身心健康的心理服务管理体系
目前从国家到省市，心理健康的服务规范体系、行政管理体系、培训体系、监管体系、资金投入体系都还亟待健全。由于缺乏这一系列服务体系，直接导致心理从业人员比例严重不足，专业技术成熟发展缓慢，专业人员素质偏低、人员繁杂，行业管理和行政管理相互冲突、资源配置浪费。为了更好满足人们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需要形成一套完善的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国民文化的心理服务管理模式和服务管理体系。从源头上规范，从预防上着眼，从服务网络建设上入手，以整合健康为目标，形成一套心理服务运行网络体系和管理机制，引导人们正确的心理健康理念，促进人们心理成长和健康生活，推动整个社会的心理生活质量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社会心理 积极 生态 培育
在浙江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通过的《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定》中指出：“美丽浙江是美丽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体现为生产集约高效、生活宣居适度、生态山清水秀，也体现为百姓生活富足、人文精神彰显、社会和谐稳定，这些都包含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中。”早在201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其就职讲话中更对“美好生活”做出过描述：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美好生活的实现，有助于培育和增强人们的自豪感、幸福感、归属感、认同感，而美好生活的创造同样需要每一个公民在其人生历程中积极构建健康心理基础，积极达成平衡中正的心态，也需要社会创建一个美好的心理生活环境和体制保障，由此才能呈现出物质和精神状态的多样性、丰盛性和生态性。
一、积极健康心理的历史性挑战
（一）社会心理失衡问题的挑战
从心理学角度讲，美好生活更多的被界定为幸福、快乐或者生活满意度等。幸福被表征为幸福感，包括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以及社会幸福感。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的幸福感水平并非同步增长，出现所谓“幸福悖论”现象。“幸福悖论”现象的提出者经济学家伊斯特林和其合作者2012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刊上的对中国1990年到2010年长达20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收入增长了，幸福感却下降了。有数据分析发现，1990年，收入最高的1/3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3人群的生活满意度分别是68%和65%，相差还不是太大；但到2007年，高收入人群的生活满意度达到71%，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满意度直降至42%。与收入问题相伴的还有社会不公、贫富差距、阶层分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与社会和谐、人们幸福感相关的直接因素一一社会心理失衡现象。
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人体的认知功能有两个基本特征：组织和适应。组织是把直觉和认知的信息系统化到认知结构模式中去的倾向；适应是个体利用己形成的认知结构产生调节环境的倾向，两者密不可分，个体通过对认知的不断平衡实现对环境的适应。”显然如果一个人认知不能帮助其实现对环境的适应就极易导致心理失衡。国内学者吴锡改就认为“心理失衡是指个体的愿望、需求得不到满足或遭受挫折、经历失败时，产生的一种心理上的不平衡，甚至紊乱的状态”。
平衡和失衡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保持心理状态永远处于平衡状态，甚至“无我”状态是困难的，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一直处于心理失衡状态，无法适应和调适，就如同温水煮青蛙，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个人身心疾病。
到目前为止，分析心理失衡的原因还是非常复杂和多元的。时代变迁，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心态嬗变，一般来说，利益相关越直接，越接近或超过社会成员的心理承受能力，一种心态的形成和扩散就越快。改革开放，中国迎来市场经济的大踏步发展，商业市场经济本身是以对人的经济利益刺激为动力的一种经济形式，使得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体的经济消费欲望不断增长甚至膨胀，持续的消费攀比背后是欲望的攀比，是未满足期望的进一步冲击，是失落、受挫、恐惧和愤怒情绪的唤起，带来消极、非理性心态的快速形成和扩散。同时，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邓晓芒认为中西文化心理最根本的区别可以归结到个体意识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如果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各种法律体制、保障体制并未获得进一步完善，由于个体意识的独立性所需要的心理承受力以及反脆弱力还未完成，一旦这样的社会心态形成，人们不得不卷入一种激烈竞争的高节奏的生活方式，巨大的身心压力极易导致社会心理失衡现象的存在。
另一方面，全球数字化时代不可遏制的加速到来，快速而碎片化的信息不断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原本的生活状态因为信息和记忆不断地被激活而受到侵占和扰动，人们的时间和空间变得致密而茫然。在情感上，虚拟化的数字网络让人们可以在时空上比以往更依赖同时也更陌生。
处于心理失衡的危机状态并非一日形成，也非一日被识别，更非一日可改善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从容和安定状态。一旦人们遇到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时，心理失衡更易表现出严重身心应激状态。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提供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专家认为这些人群中大部分是以焦虑和抑郁为主的心境障碍。而妇女、老人、自然或人为灾害的受灾群体等特定人群的精神和心理障碍问题也在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二）生活质量问题的挑战
生活质量概念广泛，对其的概念界定也存在很大差异，无法达成相对统一的共识。这也是基于客观存在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价值观选择的差异性。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生活质量与生理健康、心理状态、独立程度、社会关系、个人信仰和环境中的显著特征有着复杂的相关关系，它将生活质量界定为“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于他们的目标、期望、标准以及所关心的事情和有关生存状况的体验”。美国社会学家坎贝尔将生活质量定义为“生活幸福的总体感觉”。由此看来，评价生活质量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所谓客观主要是指依靠生活状况的一些指标，比如收入、安全、教育和健康状况等；主观则是指人们对于收入、安全、教育和健康等状况的个人感受。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对生活环境、日常生活还是精神生活等的满意度程度自然不可能达到完全和十分，是否满足本身也不容易判断，但往往个体生活微观层面的生活满意程度和内在感受更容易影响到其总体生活质量感觉，只要一个人在其某一方面存在较大的不满就会导致生活满意度感受的降低，当然反之亦然。 1985年，美国社会学家林南教授和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合作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和环境三方面因素对个体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其中职业性的工作是影响人们对生活态度和评价的最重要因素，“是测量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性指标”。时隔近二十年过去，国内学者郭强在2013年对中国社会公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调查和研究中得出结果认为中国公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还处在初级阶段。在报告中认为其中经济因素对精神状态产生影响比较大，在月平均收入在1000至1499元的收入群体中，42.8%的受访者觉得生活压力很大，而这一数据在月平均收入4000至4999元的收入群体中为32.2%。显然，人们不仅非常需要一份工作，还需要工作所带来的可以跑过日益增长的物价指数的收入增长。
由于中国文化心理的特征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不仅是血缘还有裙带关系，反映在生活质量的认知和感受上便是受到自我认知与他人认知的社会比较，并且一直被动的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在互联网时代，这样的社会比较超出时空距离，变得更为无边界化和去合理化，个体极易形成“相对剥夺感”体验。R.K.Merton认为相对剥夺感是一种来自对自身利益得失的判断和评价的主观心理感受，是一种社会比较的结果。不当的、随时的社会比较的主动或被动关注，造成人们时常处在一种可能降临到自己身上的利益损失和成功机会剥夺的危机焦虑中，这样的危机焦虑往往是无意识和泛化的，对生活的影响就更大。
（三）心理需要满足程度的挑战
早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需求层次理论，他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安全、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其中生理需要是推动人们行动最首要的动力。马斯洛认为只有这些最基本的需要满足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程度后，其他的需要才能成为新的激励因素，从而这些已相对满足的需要也就不再成为激励因素了。国内学者罗劲、赵旭东在谈到中国人的生存焦虑原因分析时认为“中国长期贫困的农业生活方式中，人们形成了一种泛化的、对其基本生活需要是否能够被满足的深切的担忧与焦虑”。
安全需要是人们仅次于生理需要的第二层次的需要，包括对安全、稳定、依赖的需要，对体制、秩序、法律、界限的需要，以及对免受惊吓、焦躁和混乱折磨的需要等，这种安全需要更重要的是心理环境的安全。对食品、交通等基本生理需要风险隐患和不确定性的担忧，对未来的安全预期缺乏，对变化的心理准备不足，对多元化的心理认同不够等，使人们普遍感到缺失安全感，产生大量的焦虑、恐惧、迷茫心理。虽然风险和不确定是绝对的，安全是相对的，社会只能提供有限的安全，但一个社会发展的目的不就是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心理需要，创造人们美好生活的目标更必须包含对社会需求满足程度的绩效考量以及关于满足问题得到解决程度的问责考量。这关乎人的终极发展，关乎国家和人民的持续繁荣。
二、社会心理产生基础的多元化视角
（一）心理的文化观视角
从某种角度说，社会心理现象和过程是只能通过将其放在历史文化的背景中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和解释。人的大脑本身存在意义空洞性，也就是说一个人追寻生活意义，是需要在社会实践中进行认知加工并获得某种理解的心理表征，这样的“意义”是有意识作用的。社会表征理论认为社会文化以表征形式进入到人们对各种现实问题的共识中，这些社会共识对人们日常行为产生内在规范作用。心理表征和社会表征具有一种双向循环，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不断内化来自外在的社会文化规范，构成个体心理表征的组成部分。因此个体的心理与整个社会与文化之间是紧密联系和相互依赖的。
通常文化被界定为信念、准则和价值观的共同遗产或体系，并且体现在过程中的实践以及借助表征的表达。近二三十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文化差异，使用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相对性观点观察和解释人的心理和行为，承认各种文化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而不是以一种文化中的概念和社会表征来生硬说明另一个文化中的对应概念。2001年时任美国卫生部部长大卫.撒切尔提到“文化考量”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的某些方面可能构成文化关联症状的基础。常见的情形是，文化甚至影响到人们是否首先寻求帮助，寻求什么样的帮助，他们有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以及他们会多大程度上将污名与心理疾病挂钩。”
文化差异大到国与国之间，东方和西方之间，也可以表现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省份、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微差异，比如浙江有沿海的海洋文化，也有广阔的山区文化，有城市文化，也有乡村文化等，也可以表现在同一个区域不同的时代文化微差异上。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父母将自己的所有（希望、期待和所得）都放在孩子身上，以此作为自己的幸福和生活追求，而“不再有他人之外的更加抽象的自己跟自己的较量”，随着新生代的成长，他们在传承助人为乐以及乡土观念之外，逐渐开始强化个人权利和意识，追求个人实现的新价值观。
这样的心理文化观促使人们把对自己和他人的理解放在一个动态化、成因化的文化背景下，有助于在城市建设和区域发展中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因为彼此谅解、理解、包容而形成一种心理融合，增强社会认同感，有助于允许不同背景的文化表达，更好倾听、接纳和传承积极乐观的内在信念和规范。
（二）心理的生态观视角
西方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对早期的心理学产生过很长时间影响，之后随着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存在主义思想兴起，产生了将整体论贯穿于心理学的格式塔心理学，强调“人总是在关系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和达到人生超越”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等。受当时社会思想和理论背景的影响，传统心理学更多关注个体或者群体内在机制，并未能审视人与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心理学在生态环境危机中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后，心理学家开始关注生态危机问题，提出生态心理和可持续发展心理思想。心理学家温特认为“从精神分析的观点看，人类受到潜意识中本能欲望的驱使，因此人认识不到或不愿认识人自身正在破坏自然。在这过程中，有一系列防御机制在其作用。”生态心理学家罗杰克提出人类的“生态无意识”观点，生态无意识是人的心理最深层的与自然、与宇宙相联系的部分，可追溯到遥远的时间史的初始条件。而人类“对生态无意识的压抑则是工业社会中共谋的疯狂的深层根源”（Roszak，1992）。 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认可人类生态无意识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如同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的阴影。因此罗杰克认为首先需要建立生态自我，即人类个体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我。我国传统文化儒释道所努力提倡的“万物共生”“相生相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也同样表达一种生态自我思想。但是，要构建一个生态自我，最关键也是最痛苦的过程是人们要允许自己体验深层的内在焦虑和恐惧原型，只要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人与地球、与自然万物的情感联系，才能体会内在的“诚敬”，才能在提升和超越的生态觉醒之中，有能力、真正从内心接纳包括人、自然、宇宙在内的整个生命观，实现所有生命的爱的连接。
（四）心理的积极观视角
上世纪90年代末，心理学开始集中对心理问题的反思，认识到心理学应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强调恢复它本来应有的功能和使命，即“所有人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并生活幸福”。最后，这场反思运动不仅开创了积极心理学，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理学本体价值的回归。心理的积极观并非否定、忽视问题的存在，而是学习在消极和积极之间寻找关联，从而创造条件促使消极向积极转化，从消极中寻找到某些积极意义，增强人们的信心和自尊，并且产生一种对待将来的积极体验——乐观和希望。
中国处在转型期，所谓转型期是指社会形态转换时经济政治结构、文化形态、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心理机构、价值观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一定会存在制度性风险、阶层分化风险、社会信任危机和道德危机等各种社会问题，人人面对社会问题，就自然会有不同的面对问题的应对方式、应对状态。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感概念，即“个体应对普遍任务的一般能力信念”。自我效能感影响个体对周围环境、行为方式的选择以及面对问题时的思维、态度和情感反应，对个体面对问题、解决和适应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具有良好自我效能感的个体能更好提高对环境的控制感，在面对困难情境时往往采取问题定向的解决方式，能自我寻找正性情绪，缓解焦虑，对自我起到保护和支持作用，从而提高生活满意度。心理学家麦达克斯认为高自我效能感还能增加健康行为，影响与良好身体健康相关的多种生理过程，提高身体免疫功能。
感恩与其他情绪体验或对社会规范的简单意识不同，感恩有助于促进人们亲社会行为的产生。积极心理学研究认为感恩具有三种特殊的道德功能：道德晴雨表、道德动机和道德强化物。由此，人们的感恩行为一方面是潜在的互惠、利他行为的一种动力机制，另一方面它也是对道德行为的情绪体验，成为社会道德行为、亲社会行为的助推器。
心理的积极观基础能让人们理解他人的行为和需要，因为这样的理解和帮助他人而对自己产生好的感觉，不仅能注意到他们自己的利己需要，而且保持和他人相处愉快、尊重他人。积极心理倡导在爱、工作和休闲中运用更多的利他、感恩和宽恕行为，从而让人们生活更美好。
三、培育和优化积极健康心理的对策思考
（一）构建积极健康心理培育和优化所需要的制度基础
1、建立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
转型期影响人们社会心理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社会不公，所谓不公是人们对利益分配不合理和经济政治社会权益不平等的一种价值判断，表现在权利的不平等，利益分配的不合理，机会的不均等、司法的不公正等，既包括过程的不公平也包括结果的不公平。国内学者杨继绳认为，“社会不公首先是指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和改革成果的享受者错位，即承担改革成本多的社会群体享受到的改革成果少，承担改革成本少的社会群体享受改革的成果多”。因此政府需要从制度上建立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兼顾效率和公平，特别是再分配的公平性；其次，对较低学历和低收入人群，创造就业机会，保障他们的工作和收入。
一个政府首先是人民的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应充分体现在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建设上，让老百姓不再为择学、择医、择业所困，不再为“拼爹”所烦，不再为“老无所依”所忧，不再为基本生理需要所愁。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切实考虑人们的基本需要和心理需要，考虑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考虑贫富差距，考虑社会经济风险性和各种可能的不确定性，建立合理可行的运行机制和联动机制。没有什么比一个地区的健康保障、教育保障和医疗保障更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地区人们的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
2、统筹协调不同区域、不同人口结构的动态规划和资源配置
由于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家庭成长背景等都是影响人的心理发展和心理状态的因素。比如，有研究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对生活的期望值越高，因此在相同的物质条件下，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比受教育水平低的人更渴望享受更高的生活质量，一旦期望值变化，心理生活质量也低于受教育水平低的人；同时高学历者更容易受到社会的关注，能得到更多的社会发展机会、更受人尊重，进而又能有利于获得积极的生活情感，更积极的处理好学习、工作与休闲的关系。从这些研究中发现，不同人有相通部分，也有非常大的差异性、可变性。
因此，需要基于人口学的研究和规划，共同协调配置社会资源，合理开展社会心理管理。通过对儿童、青少年、成年、老年人定期进行系统调查，在研究和调查基础上开展关于人格发展、身心健康、心理调适与预防等不同领域的促进和规划，发展人的终极生活意义和目标，使得资源在各水平的社会公共服务中最大程度地获得科学配置。
3、完善和扩展以家、组织、社区、社会不同层面、彼此互动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
从小到大我们总会遇到人生的各种挫折期、转折期或者低谷期，面临各种各样的心理分离、生活危机，如果始终有一个健康温暖的社会支持网络在我们的身边，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度过这些脆弱时期。中国文化，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家庭”基础上，除了家庭之外，现代社会要提倡一种来自学校、社区等各个社会群体支持网络。有研究表明，在成长过程中，那些与同伴关系密切的同伴，或对同伴关系较为满意的人往往具有较高水平的自我价值感，而那些没有形成亲密同伴关系或遭到同伴拒绝的人其自我价值感水平往往较低。 从幼儿园、小学到大学，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以孩子的心理发展和人格优势发展为目标，培育儿童和青少年的感恩、乐观、宽恕的心理素质和心理能力，从小培养一种社会支持感，社会认同感和社会参与感。进入工作阶段之后，企业党委、工会等要以员工身心健康和心理关怀为组织发展目标，建立以健康、责任、关爱为中心的组织支持网络。进一步帮助员工识别和发展出人格优势，提升心理能量。进入退休之后，社区、各个社会养老机构营造温暖和谐的社区氛围，建设社会支持的网络体系和互动平台，引导人们增加彼此的交流和互动，排除各种心理隐患，在健身怡情、因地制宜的活动中促进社会支持网络的进一步充实。
（二）完善积极健康心理所需要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一个社会公共物品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这个社会民众的生活质量，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国际经验表明，公共服务体系对保障经济平稳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基础性作用。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基本民生方面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保障性住房、基础设施，也包括公共安全方面的社会安全、消费安全、生产安全、生态安全，还包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体育休闲和心理健康等。在以往的公共服务体系中，人们的心理健康服务产品并没有获得很大的重视，公共服务中积极心理健康的服务功能和管理功能存在严重缺位。
过去政府更多成为公共服务的唯一或主要供给者，对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型政府来说难免所制定的决策依据是从经济发展出发。现在作为服务型政府要从民生出发，从创造老百姓美好生活出发，从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归属感出发，依据发生改变，公共服务的各种供给内容、供给模式、供给投入也需要相应改变。一个高质量的生活不仅仅只是健康的身体和丰富的物质，还包括健康的心理。美国20世纪50年代就成立了国家心理健康委员会，每年都对国民生活幸福度和生活满意度进行调查，并将这些调查数据作为制定各种公共服务政策的重要依据。
具有健康心理的个体是一个社会和谐的重要标示，在不可预测和灾难性生活事件面前他们更能保持心理和生活和谐。因此，建立心理健康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实施心理健康的供给政策，提高供给水平，同时实现公民平等享有心理健康服务的社会权利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现在，社会还有很多特殊人群，比如至少有200万失独老人不仅面临社会保障问题，还面临很难熬过的巨大而长久的心理痛苦，这个数字以每年新增7.6万个的速度提升，庞大的人群还远未能获得专业的社会心理公共服务支持。
其次，政府应吸纳社会组织参与，让它们成为心理健康公共管理的新主体，发挥它们的专业性、有效性，支持第三方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产品和组织的健康发展，加强监督与管理，促进沟通与协调，保证投入资源的公平性和效率性。
一个健康心理的个体不仅关心他们所生活的世界，而且能够理解在其周围发生的事情。能对自己抱有切实的期望，也能展望到他们是社会发展的潜在受益者，心理健康的公共服务体系要使这样的个体变成越来越多的群体，互相支持、共同成长。
（三）树立和形成共识的社会价值观取向
有学者在综合分析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时，指出了在以下心理因素：价值观、理想、期望值等的影响下，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心理状态，或者即使面对相同的现实生活境遇不同的人也会产生不同的主观生活感受。一个人心理价值判断总是在对自己生活所体现的价值、获得的价值认同去评判，当自己生活所体现的价值与获得的价值认同出现较大偏差时，人会表现出对生活质量的评价低。所以，一个人自我价值观的正向培养会影响一生的幸福感。社会价值观是对个体自我价值观的一种社会共识。由复杂多样的价值观进行长期反复的整合和消解，最终就形成了体现一个社会价值理念的价值体系。
2012年6月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浙江精神，积极倡导以“务实、守信、崇学、向善”为内涵的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八个字的共同价值观既具有个人生活目标，导向个人生活意义，又倡导与他人的积极关系，提倡关怀、信任和尊重的社会关系。积极的价值观有助于个体采取更为有效的应对策略，从而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积极促使自己拥有过一个生活美好而有意义的愿望和行动。
价值观的形成不是短时间培养，首先需要家庭、社会的共识，需要在日常生活和点滴习惯中培育，需要人们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再体验，再内化。其次要充分发挥新媒体、数字媒体的影响力、渗透力和互动性，通过舆论的扩散和传播强化社会价值观，形成一批模范人物、代表人物、文艺作品、社会风尚、社会热点话题；第三，要积极开展价值观行动，价值观的树立需要行动支持，因为只有当积极价值观所倡导的行为和结果相结合时，积极的情绪情感才被唤起。当一个人将体悟和内化以日常行动展现，行动代表的则是最高等的道德品行。
（四）倡导文明、健康、积极和科学的生活方式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健康长寿的影响指数中，遗传占15%、社会占10%、医疗占8%、气候占7%，自我保健占60%。自我保健很大部分来自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医疗的作用仅占8%，国家大量的医疗资源因为不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理念被浪费。
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形式，它反应人的素质，同时也潜移默化影响人的生活品质和生活心态，影响着人的生活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在临床上将心脑血管病（高血压、脑卒中、冠心病）、恶性肿瘤、糖尿病、精神疾患、意外伤害等症状因为它们的发生与个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有密切关系，而又被称为“生活方式病”。从某种角度看，疾病反映的正是过去某个时空中我们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的结果。
健康的生活方式，首先是乐观积极的生活心念，一个对一切事物存有感恩、乐观积极感知的人会驱动向内观照的动机，反思生命的价值，从而更加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原本的生态内在节律；其次，运动、冥想、拥抱等能增强免疫功能，减少紧张，可降低抑郁水平，提高身体自尊水平，降低自卑感，提高认知功能；第三，把改变放在接纳自己和肯定自己能完成的每一个小事，这是一种心理生态观和积极观思想的体现，它符合人性的真善美，促进内在情绪的释放，与人“本然所是”共存的微小行为改变往往会带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身心的回归平衡。
（五）形成整合身心健康的心理服务管理体系
目前从国家到省市，心理健康的服务规范体系、行政管理体系、培训体系、监管体系、资金投入体系都还亟待健全。由于缺乏这一系列服务体系，直接导致心理从业人员比例严重不足，专业技术成熟发展缓慢，专业人员素质偏低、人员繁杂，行业管理和行政管理相互冲突、资源配置浪费。为了更好满足人们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需要形成一套完善的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国民文化的心理服务管理模式和服务管理体系。从源头上规范，从预防上着眼，从服务网络建设上入手，以整合健康为目标，形成一套心理服务运行网络体系和管理机制，引导人们正确的心理健康理念，促进人们心理成长和健康生活，推动整个社会的心理生活质量向更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