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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放开的二孩政策，在为无数家庭带来添丁加口的喜悦同时，也让本就紧张的医疗教育等孕产妇和新生儿服务资源更加雪上加霜，首当其冲的医疗资源更是捉襟见肘。于是，在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的一年时间里，医院产检的队伍越排越长、知名医生坐诊的门诊一号难求、有些医院的床位甚至都摆上了走廊……
二孩时代带给每一个育龄家庭的思考不仅仅是对家庭生活的重新解读，还有那横亘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沉重的生活压力。每一个新生命的降生，不只是对父母的考验，也是对一座城市资源承受能力的考验。
连续两天的产检奔波路
2016年12月26日，星期一，凌晨4点半，在珠海这座沿海城市还尚在睡梦中的时候，怀孕已经7个月的黎萍已经在医院附近的酒店客房中起身，为每个月一次的例行产检做准备。隆起的小腹在带给她准妈妈喜悦的同时，也给行动带来了许多不便。昨天下午，黎萍就是拖着这样沉重的身子，从斗门的公司宿舍坐两个小时的通勤车来到市区，再转一班公交车来到现在的酒店，在酒店安顿下之后，已是夜色如墨。为了排队争抢那相对众多病人少得可怜的专家门诊挂号，要尽早地赶到珠海妇幼保健院，这个尽早，被黎萍定义为凌晨5点之前。
4点50分，城市未醒、夜幕未散，黎萍已经赶到了妇幼保健院的挂号窗口前，这里已经有更早赶到的人自发排成的长队，当她到来时，前面已经有十多个人在排队等待。她不知道在她前面的队伍中有多少是和她一样等待产检的孕妇，因为在妇科门诊前的长龙中，大部分是代替家人前来排队的男士。这种焦灼和担心会一直陪伴她，直到上午7点30分，妇产科门诊的挂号窗口打开。
黎萍今天很幸运，她拿到了预约医生的最后一个问诊号码，排队、问诊、开具各种各样的检查单据，然后在一楼到三楼的空间里上下奔波、在每一个检查项目前排队……早已熟悉的流程，区别只是每次像赌博一样的挂号号码，稍靠后一些，可能就意味着“明天请更早点来”。
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上个月来产检的时候，因为贪睡晚到了一会，等黎萍排上队做完前面的检查项目，匆匆赶到抽血窗口的时候，窗口已经结束抽血。为了保证检查结果的可靠性，血样抽取仅在每天上午进行，要求孕妇空腹检查。无奈之下的黎萍只能电话请假，第二天继续剩下的检查，她的产检假期只有半天。
尽自己所能，给孩子最好的
黎萍是格力电器在西区一家分公司的员工，与现在的先生也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本想稍晚些等双方都稳定之后再考虑结婚的事宜，奈何经不住父母的多番催促，2016年5月份，和同在西区工作的先生喜结连理。新婚的喜悦还没散去，父母就开始催着她早点怀孕生子了，在父母看来，这个年纪结婚已经有些晚了，要赶紧生儿育女了。婚后两个多月的时候，黎萍发现自己怀孕了，“总算是有了交代，至少不用再听母亲隔三差五的电话唠叨了”。
在怀孕后的第三个月，黎萍开始准备选择医院建立孕妇健康档案进行第一次产检，虽然附近有斗门医院等几家二级医院，但黎萍还是选择了离公司有两个小时车程的珠海妇幼保健院。
“没办法，有条件的话还是想选择大型的医院，不是对二级医院不放心，有条件更好的选择当然希望能选最好的，图个心里踏实，再说当时觉得每个月才一次产检，辛苦一下也没什么。”说起当时选择在市区医院建卡产检，黎萍的表情很是复杂，首胎生产的她没有意识到随着预产期的临近，产检的频率只会越来越高；更没有想到她所认为的辛苦一下，意味着少则一天多则两天的连续奔波。
先生繁忙的工作只有到周末才有片刻歇息时间陪伴她们，黎萍预约的医生只有在每周一周二和周四三天接诊。更多的时候，黎萍只能自己提前一天乘坐公司的通勤车辗转三个多小时去到医院附近的酒店住下，或者干脆借宿在亲戚朋友家中。黎萍也曾经想过直接住在市区或者换个相对好点的环境免去奔波之苦，但双方父母都不在身边，夫妻二人又都要工作，实在无能为力。现实条件所限，她也无法像红姐那样直接放弃工作，去医疗条件相对更好的香港检查、分娩。
黎萍口中的红姐是曾经的同事，预产期比她早五个多月，就在喝完黎萍的结婚喜酒之后不久，红姐就辞去了工作，迁往香港安心休养待产，红姐的丈夫则在香港与内地之间两边奔走，但基本上回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孩子出生后则干脆全家都定居在了香港，準备等孩子大一点之后再回内地。
黎萍身边像红姐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有的选择去香港、澳门待产，有的干脆移民去了国外。
“尽自己所能，给孩子自己能给的最好环境吧！”黎萍用这样一句话概括这些朋友的想法，这也是她自己在这将为人母的时刻，最朴素的母性信仰。
重压下导致不敢生
黎萍挂号的王丽娟（化名）医生是一位有20多年经验的产科医生，许多病人都会特意排队挂她的专家门诊，也是她建议黎萍可以考虑选择就近医院生产。从2016年开始，第一批二胎孕妇开始集中加入到产检的人群中来，给本就紧张的产科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二孩孕产妇比例明显增长，已占到接诊总数的20%以上，并且还在继续增长中，圣诞节的当夜，王丽娟就接诊了10多名临产孕妇，其中初产孕妇仅为一例。
自从9月份开始，王丽娟已经连续几个月没有休息日了，随着二胎产妇的增加，高龄、高危产妇的比例也在增长，她只能拿出比平时更多的精力和细心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除了日常的坐诊加班，还有随时可能到来的急救出诊。
王丽娟与同为医生的丈夫都是独生子女，即使按照全面开放前的二孩政策，夫妻二人依然可以选择再生育一个孩子，但夫妻二人很有默契地选择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一方面是出于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更现实的工作问题。她知道，自己的职业不同于普通的工作，她要对自己的病人负责，从“单独二孩”刚开放时的打算过两年再看，就这样一直拖了下去。转眼间，孩子都已经读书上学，自己也过了最佳生育年龄，也就索性就不再考虑再生育的问题，把精力全部放在了工作上。事实上，越发繁忙的工作也让她再也没有精力去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今年自己科室的几名医护人员也相继怀孕，人员的缺口更让王丽娟和同事感觉忙得有些喘不过气。 这个春节，王丽娟和丈夫都有值班任务，对于王丽娟来说，这样的生活早已习惯，只是今年注定会更加忙碌，陪伴家人的时间更少。
想让孩子有个玩伴儿
黎萍还在为春节后更密集的检查和床位烦恼；王丽娟也依然在继续着夜以继日的繁忙工作，而这一切，对于住在唐家的杨家惠来说，都已经算是过去式了，她的二胎奋斗路程在12月底生下宝宝之后，总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本就育有一个宝宝的全职妈妈杨家惠，和先生都属于“非独”子女，在原有政策下，本来已经放弃了再生育孩子的想法，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看到身边朋友分享两个孩子之间的玩闹，杨家惠也开始有了再生育一个的念头。
“开始的时候确实也有过犹豫，毕竟我年龄也不小了，近40岁的年纪虽然不算是高危产妇但也算得上是高龄了，坦白来说还是有一些担心的，但看到身边许多双独家庭的子女能有兄弟姐妹陪伴，就怕自己的孩子太孤单，就希望她能有个弟弟妹妹，也好做个伴儿。”
念头一旦萌生起来，杨家惠就开始留意政策的变化，全面二孩的政策开放以后，杨家惠也和许多期待已久的家庭一样，为了第二个孩子的出生开始做起了前期准备工作：孕前检查、调整饮食；还报名参加了一个瑜伽课程。连番折腾下来，总算在3月份怀上了第二个宝宝，杨家惠也为此高兴了许久。
依照自己第一次生产时候的经验，杨家惠在怀孕第11周多的时候才来到家附近的中大五院准备建卡产检，然后就遇到了和黎萍同样的情况：人满为患的产检窗口。近9点钟才在家里出发的杨家惠来到医院的时候，挂号处已经没有了号码，当天所有的产科医生挂号都被排满，已经开放的预约挂号也早已经被预约完毕。
“可能是一直没有关注这边的情况，第一次来的时候确实傻掉了。本以为建卡产检是很轻松的事情，结果到了医院之后却发现所有的门诊号都挂满了，记得生第一胎的时候还没这么多人。”
每次产检都像是一场战役
杨家惠的女儿也是在中大五院出生的，不过那已经是3年前的事儿了，结婚较晚的杨家惠在34岁才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今年女儿已经三岁多了。当时的产检相对现在的紧张情况来说，好很多了，至少一般都能挂上号，无非是等待时间的长短。按照以往经验前来医院的杨家惠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而且这样的情况还在持续，从孕期11周开始预约挂号，直到第12周马上结束时候才如愿排上队。中间杨家惠的先生更是网上预约未果后第二天早早赶到医院排队挂号，却发现仍然有比他更早到达的父亲已经在门口排起了长龙。
第一次产检的奔波让杨家惠多了个心眼，后续的每次产检都提前早早地安排预约挂号，也发动身边的人脉寻找医疗系统的朋友希望能够“走个后门”，但得到的答复都是早已排满，无奈之下的杨家惠只能继续这种争分夺秒抢挂号、然后急急忙忙安排产检、回来后又开始准备预约下一次产检的循环。用杨家惠自己的话说就是：每次产检都像是经历一次战役。
在怀孕第8个月的时候，特意从家乡赶来陪护的杨家惠父母希望她能够转去市中心的妇幼保健院生产。了解之后发现，不但是妇幼保健院，连同杨家惠建卡产检的中大五院在内的市区几乎所有的三甲医院产科床位都非常紧张，甚至有的医院加开的床位都排到了医院的走廊上，原则上早已经不再接收非本院建卡孕妇。
在待产的那段时间里，杨家惠的父母对此一直惴惴不安，认为有条件就应该选择更好的医院生产。幸而，今年12月底，杨家惠在中大五院产下了一个7斤多重的男孩，母子健康平安，杨家惠父母心中的大石才算终于落下。
背负，源自新生的重量
现在，杨家惠已经在唐家的家中努力适应着自己的新角色：两个孩子的母亲。而黎萍还要为自己孩子的出生奔波，1月底，黎萍还要再做春节前的最后一次产检，然后陪同先生去东莞的公婆家过年。春节回来之后，孩子就已经35周大。随着预产期的临近，医生建议每周都要到医院做一次例行产检；同时，医院紧张的床位问题也摆在了她的面前。对此，黎萍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實在不行就只能就近选择医院分娩了。”
黎萍打算中的二级医院床位，也并非她想象中那样宽松，人民医院高栏港分院的余立波副院长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数据：12张产科床位使用率100%；同比去年，今年接诊的产检人数也增长了40%、住院人数增长了65%、分娩人数增长了30%、其中二胎分娩人数增长了25%。接诊人数在全面增长中，但相对应的床位和医护人员却没有增加。
接诊人数增加、医护人员的减少，让本就匮乏的医疗人才资源更加雪上加霜。对此，人民医院高栏港分院的余立波副院长对此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她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更多的政策，引导鼓励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珠海医疗尤其是妇产科中来；在资源和奖励方面向一线的妇产科医护人员倾斜，为现有的产科医护人员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
珠海市政府也出台了新的医疗资源规划，在规划中，南屏妇幼保健院、金湾中心医院等一批大型医院将在未来3-5年内投入使用，缓解目前紧张的医疗资源缺乏现状。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晰地认识到，建立一所医院仅需几年时间，而一个合格的医生则需要十几乃至二十年的培养周期，职业的特殊性注定了医疗人才的补充将是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珠海产科医护人才和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还将持续下去。而医疗，只是这个庞大社会机器中的一个链条，人口增长的压力还会在这个链条上继续向下传递，这种源自新生的重量，我们还要继续背负下去。
二孩时代带给每一个育龄家庭的思考不仅仅是对家庭生活的重新解读，还有那横亘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沉重的生活压力。每一个新生命的降生，不只是对父母的考验，也是对一座城市资源承受能力的考验。
连续两天的产检奔波路
2016年12月26日，星期一，凌晨4点半，在珠海这座沿海城市还尚在睡梦中的时候，怀孕已经7个月的黎萍已经在医院附近的酒店客房中起身，为每个月一次的例行产检做准备。隆起的小腹在带给她准妈妈喜悦的同时，也给行动带来了许多不便。昨天下午，黎萍就是拖着这样沉重的身子，从斗门的公司宿舍坐两个小时的通勤车来到市区，再转一班公交车来到现在的酒店，在酒店安顿下之后，已是夜色如墨。为了排队争抢那相对众多病人少得可怜的专家门诊挂号，要尽早地赶到珠海妇幼保健院，这个尽早，被黎萍定义为凌晨5点之前。
4点50分，城市未醒、夜幕未散，黎萍已经赶到了妇幼保健院的挂号窗口前，这里已经有更早赶到的人自发排成的长队，当她到来时，前面已经有十多个人在排队等待。她不知道在她前面的队伍中有多少是和她一样等待产检的孕妇，因为在妇科门诊前的长龙中，大部分是代替家人前来排队的男士。这种焦灼和担心会一直陪伴她，直到上午7点30分，妇产科门诊的挂号窗口打开。
黎萍今天很幸运，她拿到了预约医生的最后一个问诊号码，排队、问诊、开具各种各样的检查单据，然后在一楼到三楼的空间里上下奔波、在每一个检查项目前排队……早已熟悉的流程，区别只是每次像赌博一样的挂号号码，稍靠后一些，可能就意味着“明天请更早点来”。
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上个月来产检的时候，因为贪睡晚到了一会，等黎萍排上队做完前面的检查项目，匆匆赶到抽血窗口的时候，窗口已经结束抽血。为了保证检查结果的可靠性，血样抽取仅在每天上午进行，要求孕妇空腹检查。无奈之下的黎萍只能电话请假，第二天继续剩下的检查，她的产检假期只有半天。
尽自己所能，给孩子最好的
黎萍是格力电器在西区一家分公司的员工，与现在的先生也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本想稍晚些等双方都稳定之后再考虑结婚的事宜，奈何经不住父母的多番催促，2016年5月份，和同在西区工作的先生喜结连理。新婚的喜悦还没散去，父母就开始催着她早点怀孕生子了，在父母看来，这个年纪结婚已经有些晚了，要赶紧生儿育女了。婚后两个多月的时候，黎萍发现自己怀孕了，“总算是有了交代，至少不用再听母亲隔三差五的电话唠叨了”。
在怀孕后的第三个月，黎萍开始准备选择医院建立孕妇健康档案进行第一次产检，虽然附近有斗门医院等几家二级医院，但黎萍还是选择了离公司有两个小时车程的珠海妇幼保健院。
“没办法，有条件的话还是想选择大型的医院，不是对二级医院不放心，有条件更好的选择当然希望能选最好的，图个心里踏实，再说当时觉得每个月才一次产检，辛苦一下也没什么。”说起当时选择在市区医院建卡产检，黎萍的表情很是复杂，首胎生产的她没有意识到随着预产期的临近，产检的频率只会越来越高；更没有想到她所认为的辛苦一下，意味着少则一天多则两天的连续奔波。
先生繁忙的工作只有到周末才有片刻歇息时间陪伴她们，黎萍预约的医生只有在每周一周二和周四三天接诊。更多的时候，黎萍只能自己提前一天乘坐公司的通勤车辗转三个多小时去到医院附近的酒店住下，或者干脆借宿在亲戚朋友家中。黎萍也曾经想过直接住在市区或者换个相对好点的环境免去奔波之苦，但双方父母都不在身边，夫妻二人又都要工作，实在无能为力。现实条件所限，她也无法像红姐那样直接放弃工作，去医疗条件相对更好的香港检查、分娩。
黎萍口中的红姐是曾经的同事，预产期比她早五个多月，就在喝完黎萍的结婚喜酒之后不久，红姐就辞去了工作，迁往香港安心休养待产，红姐的丈夫则在香港与内地之间两边奔走，但基本上回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孩子出生后则干脆全家都定居在了香港，準备等孩子大一点之后再回内地。
黎萍身边像红姐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有的选择去香港、澳门待产，有的干脆移民去了国外。
“尽自己所能，给孩子自己能给的最好环境吧！”黎萍用这样一句话概括这些朋友的想法，这也是她自己在这将为人母的时刻，最朴素的母性信仰。
重压下导致不敢生
黎萍挂号的王丽娟（化名）医生是一位有20多年经验的产科医生，许多病人都会特意排队挂她的专家门诊，也是她建议黎萍可以考虑选择就近医院生产。从2016年开始，第一批二胎孕妇开始集中加入到产检的人群中来，给本就紧张的产科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二孩孕产妇比例明显增长，已占到接诊总数的20%以上，并且还在继续增长中，圣诞节的当夜，王丽娟就接诊了10多名临产孕妇，其中初产孕妇仅为一例。
自从9月份开始，王丽娟已经连续几个月没有休息日了，随着二胎产妇的增加，高龄、高危产妇的比例也在增长，她只能拿出比平时更多的精力和细心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除了日常的坐诊加班，还有随时可能到来的急救出诊。
王丽娟与同为医生的丈夫都是独生子女，即使按照全面开放前的二孩政策，夫妻二人依然可以选择再生育一个孩子，但夫妻二人很有默契地选择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一方面是出于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更现实的工作问题。她知道，自己的职业不同于普通的工作，她要对自己的病人负责，从“单独二孩”刚开放时的打算过两年再看，就这样一直拖了下去。转眼间，孩子都已经读书上学，自己也过了最佳生育年龄，也就索性就不再考虑再生育的问题，把精力全部放在了工作上。事实上，越发繁忙的工作也让她再也没有精力去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今年自己科室的几名医护人员也相继怀孕，人员的缺口更让王丽娟和同事感觉忙得有些喘不过气。 这个春节，王丽娟和丈夫都有值班任务，对于王丽娟来说，这样的生活早已习惯，只是今年注定会更加忙碌，陪伴家人的时间更少。
想让孩子有个玩伴儿
黎萍还在为春节后更密集的检查和床位烦恼；王丽娟也依然在继续着夜以继日的繁忙工作，而这一切，对于住在唐家的杨家惠来说，都已经算是过去式了，她的二胎奋斗路程在12月底生下宝宝之后，总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本就育有一个宝宝的全职妈妈杨家惠，和先生都属于“非独”子女，在原有政策下，本来已经放弃了再生育孩子的想法，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看到身边朋友分享两个孩子之间的玩闹，杨家惠也开始有了再生育一个的念头。
“开始的时候确实也有过犹豫，毕竟我年龄也不小了，近40岁的年纪虽然不算是高危产妇但也算得上是高龄了，坦白来说还是有一些担心的，但看到身边许多双独家庭的子女能有兄弟姐妹陪伴，就怕自己的孩子太孤单，就希望她能有个弟弟妹妹，也好做个伴儿。”
念头一旦萌生起来，杨家惠就开始留意政策的变化，全面二孩的政策开放以后，杨家惠也和许多期待已久的家庭一样，为了第二个孩子的出生开始做起了前期准备工作：孕前检查、调整饮食；还报名参加了一个瑜伽课程。连番折腾下来，总算在3月份怀上了第二个宝宝，杨家惠也为此高兴了许久。
依照自己第一次生产时候的经验，杨家惠在怀孕第11周多的时候才来到家附近的中大五院准备建卡产检，然后就遇到了和黎萍同样的情况：人满为患的产检窗口。近9点钟才在家里出发的杨家惠来到医院的时候，挂号处已经没有了号码，当天所有的产科医生挂号都被排满，已经开放的预约挂号也早已经被预约完毕。
“可能是一直没有关注这边的情况，第一次来的时候确实傻掉了。本以为建卡产检是很轻松的事情，结果到了医院之后却发现所有的门诊号都挂满了，记得生第一胎的时候还没这么多人。”
每次产检都像是一场战役
杨家惠的女儿也是在中大五院出生的，不过那已经是3年前的事儿了，结婚较晚的杨家惠在34岁才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今年女儿已经三岁多了。当时的产检相对现在的紧张情况来说，好很多了，至少一般都能挂上号，无非是等待时间的长短。按照以往经验前来医院的杨家惠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而且这样的情况还在持续，从孕期11周开始预约挂号，直到第12周马上结束时候才如愿排上队。中间杨家惠的先生更是网上预约未果后第二天早早赶到医院排队挂号，却发现仍然有比他更早到达的父亲已经在门口排起了长龙。
第一次产检的奔波让杨家惠多了个心眼，后续的每次产检都提前早早地安排预约挂号，也发动身边的人脉寻找医疗系统的朋友希望能够“走个后门”，但得到的答复都是早已排满，无奈之下的杨家惠只能继续这种争分夺秒抢挂号、然后急急忙忙安排产检、回来后又开始准备预约下一次产检的循环。用杨家惠自己的话说就是：每次产检都像是经历一次战役。
在怀孕第8个月的时候，特意从家乡赶来陪护的杨家惠父母希望她能够转去市中心的妇幼保健院生产。了解之后发现，不但是妇幼保健院，连同杨家惠建卡产检的中大五院在内的市区几乎所有的三甲医院产科床位都非常紧张，甚至有的医院加开的床位都排到了医院的走廊上，原则上早已经不再接收非本院建卡孕妇。
在待产的那段时间里，杨家惠的父母对此一直惴惴不安，认为有条件就应该选择更好的医院生产。幸而，今年12月底，杨家惠在中大五院产下了一个7斤多重的男孩，母子健康平安，杨家惠父母心中的大石才算终于落下。
背负，源自新生的重量
现在，杨家惠已经在唐家的家中努力适应着自己的新角色：两个孩子的母亲。而黎萍还要为自己孩子的出生奔波，1月底，黎萍还要再做春节前的最后一次产检，然后陪同先生去东莞的公婆家过年。春节回来之后，孩子就已经35周大。随着预产期的临近，医生建议每周都要到医院做一次例行产检；同时，医院紧张的床位问题也摆在了她的面前。对此，黎萍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實在不行就只能就近选择医院分娩了。”
黎萍打算中的二级医院床位，也并非她想象中那样宽松，人民医院高栏港分院的余立波副院长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数据：12张产科床位使用率100%；同比去年，今年接诊的产检人数也增长了40%、住院人数增长了65%、分娩人数增长了30%、其中二胎分娩人数增长了25%。接诊人数在全面增长中，但相对应的床位和医护人员却没有增加。
接诊人数增加、医护人员的减少，让本就匮乏的医疗人才资源更加雪上加霜。对此，人民医院高栏港分院的余立波副院长对此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她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更多的政策，引导鼓励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珠海医疗尤其是妇产科中来；在资源和奖励方面向一线的妇产科医护人员倾斜，为现有的产科医护人员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
珠海市政府也出台了新的医疗资源规划，在规划中，南屏妇幼保健院、金湾中心医院等一批大型医院将在未来3-5年内投入使用，缓解目前紧张的医疗资源缺乏现状。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晰地认识到，建立一所医院仅需几年时间，而一个合格的医生则需要十几乃至二十年的培养周期，职业的特殊性注定了医疗人才的补充将是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珠海产科医护人才和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还将持续下去。而医疗，只是这个庞大社会机器中的一个链条，人口增长的压力还会在这个链条上继续向下传递，这种源自新生的重量，我们还要继续背负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