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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振勇(1967-),男，山西太原人，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以政治学和管理学为主要研究方向。摘要：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不安的欧洲社会党人选择了在党的宗旨和主张上的策略之变以迎合形势之需，于是衍生出了“第三条道路”，竟然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到一时鼎盛。然而，伴随着社会民主党人的执政届满，居然悄声遁迹，“第三条道路”的由来何去，对其进行解读与梳理,或许能够从中发现些许积极的理念，或许能够使我们重温和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理念，这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不无裨益，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道路的自信不无积极意义。
关键词：“第三条道路”；理论主张；分析评价一、当代西方的“第三条道路”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折中主义或机会主义者频频使用“第三条道路”的概念，曾经出现过诸多类型的“第三条道路”，如主张吸取社会主义某些长处，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西方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第三世界国家在民族革命运动过程中提出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介于科学社会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而当代西方的“第三条道路”则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美国民主党率先提出，英国工党大力倡导推进，德国社会民主党、荷兰工党等纷纷响应的当代欧美社会民主党人推崇的“第三条道路”。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旧的左派教条已陈旧不堪，新的右派思想苍白无力，“第三条道路”才真正代表了社会民主的凤凰涅槃。[1]当然，对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界定可谓众说纷纭，原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认为，“‘第三条道路’就是当代西方中左翼政党‘新世纪的新政治’,是现代社会民主重新得到恢复并取得成功的道路。它决不仅仅是在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条妥协之路,而是寻求采纳中间和中左道路的基本价值观念,并使其适用于全世界根本的社会和经济的变革,是不受过时意识形态束缚的最好道路。”[2]布氏对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界定得到了学界较为普遍的认可。
二、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源流及其理论基础
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就其起源而言，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鲍勃•霍克领导的澳大利亚工党就曾主张私有化和非国家干预，澳大利亚工党就是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先驱；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领导的“新民主党”的新政，是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先行卒，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等欧洲社会民主党，不过是效仿美国民主党，重构政治学说，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第三条道路而已。
兴盛于西方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可以上溯至19世纪中叶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别理论，其理论基础，既有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社会主义，也有供应学派和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委实是多元思想理论的炖烩与调和，只不过其最基本的理论支柱是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而已，这充分地反映了社会民主党人长期奉行的多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想传统。
三、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主张与原则
当代西方的“第三条道路”,其理论主张主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政策、对外关系、国家作用几个方面，[3]是在坚持现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对国际社会中间存在和盛行的或左或右思想和主张的执端取中，把新自由主义强调的效率和活力与传统左派关注的平等与凝聚力结合起来，这充分反映出“第三条道路”折中主义的态度和价值取向。
1、政治上模糊阶级界限，强调国家干预与放任的结合
它抛弃阶级政治,追求跨阶级的合作；反对极端化的自由主义,力主个人自由依赖于集体的发展；认为政府本不是自由的敌人，而自由发展和扩散的必要支持是好政府；强调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的调节作用，在市场问题上主张政府要有为又有所不为；在政治思维上主张破除对立思维，争取中间势力及其力量，以利于政策包容或者涵盖社会中更多的利益集团。
2、经济上倡导混合经济，强调经济决策与运行的广泛参与
(1)在经济决策的制定上，倡议建立全员参与机制，让每一个成员都有参与决策制定的机会，防止少数人在经济决策上的独断。(2)在就业问题上，主张政府加大教育和培训的投资力度，以高质量的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作为失业问题破除的根本手段，开拓就业的新思路、新领域，以缩短员工工作时间的简单方法来变相地扩大就业，实现对公民工作权利的保证。(3)主张良好的政府应该而且必须担当制造新混合经济体的责任，认为经济的自由和繁荣不可缺少政府的管制功能。(4)在经济运行上提出了一个理想模式:即公司社会+民主企业，推崇和推进混合经济的构建。而公司社会是指经济成果为成员创造，成员的利益当然应该受到保障；消除自由无序的竞争及其伴生的紧张和破坏是民主企业应有的责任。(5)鼓吹资本的社会化，主张职工投资入股，参与公司的民主决策，提高效率，扩大公平，减轻国家的福利负担。
3、在社会福利政策上，主张和寻求化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
在社会的福利政策制度上，它强调责任和权益的一致性，不承担责任就不应享有权利，主张改变消极的福利政策为积极的福利政策，促使个体、机构与国家一样担当对福利实现和创造的责任，其行动的主旨是变直接的福利补偿为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从而实现福利国家向社会投资国家的转向。而在效率和公平上,极力主张经济增长至上,以社会经济的增长作为社会公平实现的基础和条件。
4、在国际关系方面，主张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
认为全球化要求削弱民族国家的某些权利，民族国家的权力一方面上交跨国机构，一方面权力下移，实行全民公决和直接民主。主张民族身份世界化，主张政府治理不以国家为界，倡导治理世界，保持民族主义，推崇世界主义、多元主义。倡导有效的国际合作，促进国家间的政策协调，促进全球的协调发展。
5、在政府作用上，主张整体型政府，反对小政府
认为，在新的混合经济中，国家能够实现管制与解除管制和经济生活与非经济生活的平衡，反对自由主义的“最小国家”的极端主张。主张建立政府、雇主、工会之间的伙伴关系，避免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认为市场是中性的，有效的，不是万能的，国家的作用是有限的，必要的，市场和国家要结合起来。主张机构协调合作的整体型政府，反对“最小国家”。
四、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喧嚣与流变
当代西方的“第三条道路”是对早期伯恩斯坦社会民主主义的继承，其实质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向右翼新自由主义的靠拢，是一种温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第三条道路”是对欧美曾经推行的“凯恩斯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的批判继承，以谋求资本主义的长期稳定、繁荣和发展，并且在此基础上以实现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一体化，可谓不折不扣的社会改良主义。它从解决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入手，通过调整一些生产关系，塑造新经济，构建新福利，推行新政策，以便建立新的资本模式，推动资本主义的再发展。
1、“第三条道路”滋生的时空条件
(1)经济环境
欧美国家当时经济运行状况总体态势较好,利于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从而为“第三条道路”的推行和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
(2)政治空间
当时左、右翼政党的理论政策出现趋同性，而“第三条道路”所倡导的中间路线，恰好适应与吻合了所谓的左派不左、右派不右的政治环境，使其具有较宽松的政治发展空间。
(3)社会基础
教育的普及以及中产阶级的扩大，以及广大选民对左、右翼党派之争已经厌倦，“第三条道路”中间政治的务实政策的选择,在解决现实社会以及经济问题上比较中听，由此而得到了当时大多数选民的肯定和支持。
(4)国际环境
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因素被淡化，世界局势总体趋向缓和，合作与对话取代了政治对抗，这使得“第三条道路”能够取向中间路线而进行发展，这当然得益于当时平和的时局或环境氛围。
2、“第三条道路”的昙花一现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和推进，曾带来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1998年甚至出现过欧盟15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皆由社会民主党单独或联合执政的“粉红色欧洲”的盛况。然而，由于没有能够有效地解决西方各国当时存在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在欧洲的大选之年，则出现了各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纷纷被下野的情况。这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事实上已经被西方国家的人民所拒绝”。[4]就“第三条道路”的竭力践行者布莱尔、施罗德等人而言，在其执政的后期已经耻于提及“第三条道路”或是“新中间”。20世纪80年代，一大堆各种各样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理论突然冒了出来，而在欧洲这些理论都是短命的。[5]随着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的卸任，轰轰烈烈的“第三条道路”维系了10年的光景也就偃旗息鼓了。[6]虽然这条“新路”未能走的更远，但是其探索还是有着一定的意义和价值，毕竟每一个政府采纳并倡导的政治理论,不仅会在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一抹印记,而且也在有意无意或强或弱地型塑着未来的政治架构。
五、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兴衰的评析
盛极一时的西方“第三条道路”，随着社会民主党的下野而惨淡退场，尽管如此，一种政治思潮的登台与谢幕尽管持续的时间不长，毕竟在政治学说史上留下了一抹印记，寻其来由去往的必然，我们可能不仅会受到某些启迪，而且必定也会更加坚守某些信仰和理念。
1、“第三条道路”的缺陷
在政府陷入困境、面临危机和失去支持时，“第三条道路”借助于一系列熟悉的理论和价值观以及一种能够使得政党、媒体和社会公众理解的范式进行鼓惑或叙事，原本就缺少坚实而系统的理论支撑，东挪西借形成的理论拼凑也就难于铸就一以贯之的理论信仰与理念，至于中间的政治与路线因为社会发展的动态性决定了其只能为了选票取悦选民于一时而不是长久；经济决策的理想化、政策的权宜性以及对民意的强制，决定了其政党与政府必然为民众认可的勉强性；其分摊社会福利责任的企图，在西方民众业已成型的政府责任观下必然受到抵触和拒斥；而其在国际观上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必然导致摩擦和冲突的持续不断；至于其整体型政府的构想，在自由主义传统依然盛行的西方社会必定非常的差强人意。
“第三条道路”说到底依然是资本主义道路，不过是在价值观上奉行了折中取向的实用主义而已，在社会实践上奉行换汤不换药的保守的改良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进行调整、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而已。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何种程度上以及用什么方式来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规治而已。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马格努斯•莱纳认为，20世纪90年代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实质上是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并按此进行金融和社会保障改革,但是这些改革没有带来欧洲的经济增长,没有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第三条道路”的危机。[7]
2、“第三条道路”衰败的定数
(1)“第三条道路”的模糊性，招致质疑和嘲讽不断。纽约大学雷马克学院院长托尼•于特说:“在西欧,关于第一条道路(小政府)和第二条道路(大政府)的辩论早就失去了意义。自由市场和激进主义的大政府之间某种形式的妥协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地的正常生活经历。”[8]“第三条道路”只不过是给旧选举策略贴上一个新的标签，以期在各种主张和选民中利用三角关系，实现在短期内捞到最大好处的道路，是“具有人道面孔的机会主义”。
(2)社会民主党向右转，难于为党内左翼群体所接受，必然遭到党内左翼集团的反对,在思想认识难于统一的前提下，其任何理论与决策都存在较大变数，必然加大“第三条道路”的执行难度和流变速度。
(3)“第三条道路”宣扬阶级调和以及抽象的人道主义，而现实社会中的阶级基础公然存在，阶级对抗依然存在，其试图打造的境界也就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而任何政党路线的调整都意味着社会权利的重新分配，但是，工会和工人不满社会福利的减少，当然富人也不愿意和工人秋色平分地共享财富资源。因此，“第三条道路”纵然就是一条更好的资本主义道路，必定也会受到一些资本家的抵触和阻挠。
(4)“第三条道路”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促进和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时期，在经济趋势难以预料的态势下，西方国家经济是增长还是衰退的变数难于预料，必然增加了“第三条道路”流变的定数。
批评者认为，“第三条道路”理论不过是人为地消除作为民主基础的、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冲突和物质冲突。因此，若从理论对政治活动以及对公众信念和行为影响的视角看，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兴衰流变可以归因为缺乏严密而完美理论的支撑和引领。但是，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流变，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任何修补、调和、改良的企图只能奏效于一时而不能持续长久。显而易见，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判断和预见并没有过时，资本主义的灭亡是由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任何修缮或改良，充其量不过是缓解资本主义灭亡前的痛苦挣扎而已，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趋势终究是不可改变的。当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陈林、林德山.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变革[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5
[3]匡萃坚.当代西方政治思潮.[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92-300
[4]周穗明,马志良.全球化的矛盾与“第三条道路”的失败[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3）:72-78
[5]伊万•塞勒尼.诸种第三条道路[J].吕鹏译.开放时代，2011(9):72-79
[6]韩冬雪、王幼英.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兴与衰[J].长白学刊，2007（6）：56-58
[7]马格努斯•莱纳.“第三条道路”的讣告:金融危机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J].杨望平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5):44-48
[8]托尼•于特.第三条道路不是通往天堂之路[N].参考消息,1998-10-12
关键词：“第三条道路”；理论主张；分析评价一、当代西方的“第三条道路”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折中主义或机会主义者频频使用“第三条道路”的概念，曾经出现过诸多类型的“第三条道路”，如主张吸取社会主义某些长处，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西方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第三世界国家在民族革命运动过程中提出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介于科学社会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而当代西方的“第三条道路”则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美国民主党率先提出，英国工党大力倡导推进，德国社会民主党、荷兰工党等纷纷响应的当代欧美社会民主党人推崇的“第三条道路”。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旧的左派教条已陈旧不堪，新的右派思想苍白无力，“第三条道路”才真正代表了社会民主的凤凰涅槃。[1]当然，对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界定可谓众说纷纭，原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认为，“‘第三条道路’就是当代西方中左翼政党‘新世纪的新政治’,是现代社会民主重新得到恢复并取得成功的道路。它决不仅仅是在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条妥协之路,而是寻求采纳中间和中左道路的基本价值观念,并使其适用于全世界根本的社会和经济的变革,是不受过时意识形态束缚的最好道路。”[2]布氏对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界定得到了学界较为普遍的认可。
二、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源流及其理论基础
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就其起源而言，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鲍勃•霍克领导的澳大利亚工党就曾主张私有化和非国家干预，澳大利亚工党就是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先驱；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领导的“新民主党”的新政，是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先行卒，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等欧洲社会民主党，不过是效仿美国民主党，重构政治学说，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第三条道路而已。
兴盛于西方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可以上溯至19世纪中叶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别理论，其理论基础，既有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社会主义，也有供应学派和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委实是多元思想理论的炖烩与调和，只不过其最基本的理论支柱是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而已，这充分地反映了社会民主党人长期奉行的多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想传统。
三、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主张与原则
当代西方的“第三条道路”,其理论主张主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政策、对外关系、国家作用几个方面，[3]是在坚持现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对国际社会中间存在和盛行的或左或右思想和主张的执端取中，把新自由主义强调的效率和活力与传统左派关注的平等与凝聚力结合起来，这充分反映出“第三条道路”折中主义的态度和价值取向。
1、政治上模糊阶级界限，强调国家干预与放任的结合
它抛弃阶级政治,追求跨阶级的合作；反对极端化的自由主义,力主个人自由依赖于集体的发展；认为政府本不是自由的敌人，而自由发展和扩散的必要支持是好政府；强调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的调节作用，在市场问题上主张政府要有为又有所不为；在政治思维上主张破除对立思维，争取中间势力及其力量，以利于政策包容或者涵盖社会中更多的利益集团。
2、经济上倡导混合经济，强调经济决策与运行的广泛参与
(1)在经济决策的制定上，倡议建立全员参与机制，让每一个成员都有参与决策制定的机会，防止少数人在经济决策上的独断。(2)在就业问题上，主张政府加大教育和培训的投资力度，以高质量的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作为失业问题破除的根本手段，开拓就业的新思路、新领域，以缩短员工工作时间的简单方法来变相地扩大就业，实现对公民工作权利的保证。(3)主张良好的政府应该而且必须担当制造新混合经济体的责任，认为经济的自由和繁荣不可缺少政府的管制功能。(4)在经济运行上提出了一个理想模式:即公司社会+民主企业，推崇和推进混合经济的构建。而公司社会是指经济成果为成员创造，成员的利益当然应该受到保障；消除自由无序的竞争及其伴生的紧张和破坏是民主企业应有的责任。(5)鼓吹资本的社会化，主张职工投资入股，参与公司的民主决策，提高效率，扩大公平，减轻国家的福利负担。
3、在社会福利政策上，主张和寻求化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
在社会的福利政策制度上，它强调责任和权益的一致性，不承担责任就不应享有权利，主张改变消极的福利政策为积极的福利政策，促使个体、机构与国家一样担当对福利实现和创造的责任，其行动的主旨是变直接的福利补偿为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从而实现福利国家向社会投资国家的转向。而在效率和公平上,极力主张经济增长至上,以社会经济的增长作为社会公平实现的基础和条件。
4、在国际关系方面，主张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
认为全球化要求削弱民族国家的某些权利，民族国家的权力一方面上交跨国机构，一方面权力下移，实行全民公决和直接民主。主张民族身份世界化，主张政府治理不以国家为界，倡导治理世界，保持民族主义，推崇世界主义、多元主义。倡导有效的国际合作，促进国家间的政策协调，促进全球的协调发展。
5、在政府作用上，主张整体型政府，反对小政府
认为，在新的混合经济中，国家能够实现管制与解除管制和经济生活与非经济生活的平衡，反对自由主义的“最小国家”的极端主张。主张建立政府、雇主、工会之间的伙伴关系，避免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认为市场是中性的，有效的，不是万能的，国家的作用是有限的，必要的，市场和国家要结合起来。主张机构协调合作的整体型政府，反对“最小国家”。
四、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喧嚣与流变
当代西方的“第三条道路”是对早期伯恩斯坦社会民主主义的继承，其实质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向右翼新自由主义的靠拢，是一种温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第三条道路”是对欧美曾经推行的“凯恩斯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的批判继承，以谋求资本主义的长期稳定、繁荣和发展，并且在此基础上以实现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一体化，可谓不折不扣的社会改良主义。它从解决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入手，通过调整一些生产关系，塑造新经济，构建新福利，推行新政策，以便建立新的资本模式，推动资本主义的再发展。
1、“第三条道路”滋生的时空条件
(1)经济环境
欧美国家当时经济运行状况总体态势较好,利于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从而为“第三条道路”的推行和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
(2)政治空间
当时左、右翼政党的理论政策出现趋同性，而“第三条道路”所倡导的中间路线，恰好适应与吻合了所谓的左派不左、右派不右的政治环境，使其具有较宽松的政治发展空间。
(3)社会基础
教育的普及以及中产阶级的扩大，以及广大选民对左、右翼党派之争已经厌倦，“第三条道路”中间政治的务实政策的选择,在解决现实社会以及经济问题上比较中听，由此而得到了当时大多数选民的肯定和支持。
(4)国际环境
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因素被淡化，世界局势总体趋向缓和，合作与对话取代了政治对抗，这使得“第三条道路”能够取向中间路线而进行发展，这当然得益于当时平和的时局或环境氛围。
2、“第三条道路”的昙花一现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和推进，曾带来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1998年甚至出现过欧盟15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皆由社会民主党单独或联合执政的“粉红色欧洲”的盛况。然而，由于没有能够有效地解决西方各国当时存在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在欧洲的大选之年，则出现了各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纷纷被下野的情况。这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事实上已经被西方国家的人民所拒绝”。[4]就“第三条道路”的竭力践行者布莱尔、施罗德等人而言，在其执政的后期已经耻于提及“第三条道路”或是“新中间”。20世纪80年代，一大堆各种各样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理论突然冒了出来，而在欧洲这些理论都是短命的。[5]随着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的卸任，轰轰烈烈的“第三条道路”维系了10年的光景也就偃旗息鼓了。[6]虽然这条“新路”未能走的更远，但是其探索还是有着一定的意义和价值，毕竟每一个政府采纳并倡导的政治理论,不仅会在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一抹印记,而且也在有意无意或强或弱地型塑着未来的政治架构。
五、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兴衰的评析
盛极一时的西方“第三条道路”，随着社会民主党的下野而惨淡退场，尽管如此，一种政治思潮的登台与谢幕尽管持续的时间不长，毕竟在政治学说史上留下了一抹印记，寻其来由去往的必然，我们可能不仅会受到某些启迪，而且必定也会更加坚守某些信仰和理念。
1、“第三条道路”的缺陷
在政府陷入困境、面临危机和失去支持时，“第三条道路”借助于一系列熟悉的理论和价值观以及一种能够使得政党、媒体和社会公众理解的范式进行鼓惑或叙事，原本就缺少坚实而系统的理论支撑，东挪西借形成的理论拼凑也就难于铸就一以贯之的理论信仰与理念，至于中间的政治与路线因为社会发展的动态性决定了其只能为了选票取悦选民于一时而不是长久；经济决策的理想化、政策的权宜性以及对民意的强制，决定了其政党与政府必然为民众认可的勉强性；其分摊社会福利责任的企图，在西方民众业已成型的政府责任观下必然受到抵触和拒斥；而其在国际观上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必然导致摩擦和冲突的持续不断；至于其整体型政府的构想，在自由主义传统依然盛行的西方社会必定非常的差强人意。
“第三条道路”说到底依然是资本主义道路，不过是在价值观上奉行了折中取向的实用主义而已，在社会实践上奉行换汤不换药的保守的改良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进行调整、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而已。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何种程度上以及用什么方式来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规治而已。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马格努斯•莱纳认为，20世纪90年代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实质上是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并按此进行金融和社会保障改革,但是这些改革没有带来欧洲的经济增长,没有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第三条道路”的危机。[7]
2、“第三条道路”衰败的定数
(1)“第三条道路”的模糊性，招致质疑和嘲讽不断。纽约大学雷马克学院院长托尼•于特说:“在西欧,关于第一条道路(小政府)和第二条道路(大政府)的辩论早就失去了意义。自由市场和激进主义的大政府之间某种形式的妥协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地的正常生活经历。”[8]“第三条道路”只不过是给旧选举策略贴上一个新的标签，以期在各种主张和选民中利用三角关系，实现在短期内捞到最大好处的道路，是“具有人道面孔的机会主义”。
(2)社会民主党向右转，难于为党内左翼群体所接受，必然遭到党内左翼集团的反对,在思想认识难于统一的前提下，其任何理论与决策都存在较大变数，必然加大“第三条道路”的执行难度和流变速度。
(3)“第三条道路”宣扬阶级调和以及抽象的人道主义，而现实社会中的阶级基础公然存在，阶级对抗依然存在，其试图打造的境界也就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而任何政党路线的调整都意味着社会权利的重新分配，但是，工会和工人不满社会福利的减少，当然富人也不愿意和工人秋色平分地共享财富资源。因此，“第三条道路”纵然就是一条更好的资本主义道路，必定也会受到一些资本家的抵触和阻挠。
(4)“第三条道路”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促进和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时期，在经济趋势难以预料的态势下，西方国家经济是增长还是衰退的变数难于预料，必然增加了“第三条道路”流变的定数。
批评者认为，“第三条道路”理论不过是人为地消除作为民主基础的、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冲突和物质冲突。因此，若从理论对政治活动以及对公众信念和行为影响的视角看，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兴衰流变可以归因为缺乏严密而完美理论的支撑和引领。但是，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流变，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任何修补、调和、改良的企图只能奏效于一时而不能持续长久。显而易见，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判断和预见并没有过时，资本主义的灭亡是由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任何修缮或改良，充其量不过是缓解资本主义灭亡前的痛苦挣扎而已，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趋势终究是不可改变的。当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陈林、林德山.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变革[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5
[3]匡萃坚.当代西方政治思潮.[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92-300
[4]周穗明,马志良.全球化的矛盾与“第三条道路”的失败[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3）:72-78
[5]伊万•塞勒尼.诸种第三条道路[J].吕鹏译.开放时代，2011(9):72-79
[6]韩冬雪、王幼英.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兴与衰[J].长白学刊，2007（6）：56-58
[7]马格努斯•莱纳.“第三条道路”的讣告:金融危机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J].杨望平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5):44-48
[8]托尼•于特.第三条道路不是通往天堂之路[N].参考消息,1998-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