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社会空间，城中村，大街上，工业区，火车站广场，农村里……时常会看到一些失意者。
　　以往的一个失误是：很多人把群体性事件看成了社会要“乱”的征兆，而不是它还远着的证据。
　　失意者冲击的不是国家所强有力地控制的秩序。或者说，冲击这一秩序的，并不是失意者—既然如此，他们会干些什么？
　　一次次的公交纵火案、爆炸案、杀人案已经以血的教训作出了回答：有的失意者会危害公共安全，“报复”他们根据自己有限的智力模式和心理模式所理解的“社会”—那些离他们的生活并不太远，处境和他们差不多或略好于他们，不具备防御伤害能力的人。这些人几乎都处于中下层社会。

谁是失意者？

　　“失意者”同时是一个社会学、心理学概念。面对庞大的社会人群，必须先问一下：谁是失意者？谁不是？
　　毫无疑问，在成都街头拿刀追砍市民的凶徒李年勇，在厦门、杭州的公交车上纵火的陈水总、包来旭，以及在广州公交纵火爆炸的欧长生，都是典型的失意者。
　　在社会利益食物链上，这些凶徒都有一个很差的位置，社会经济地位低下。
　　李年勇，出身于四川农村，农民工，40多岁，一身病（非常可能有性功能障碍），并且还有一屁股债；陈水总，城市贫民，50多岁，数十年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包来旭，出身西北农村，30多岁，农民工；欧长生，出身于湖南农村，25岁，农民工。
　　按照成功学—或权力—资本意识形态—的“标准”，以上几个凶徒都是失败者，屌丝中的屌丝。
　　但失败者并不就是失意者。还有很多人也处于社会下层，在世俗眼光中也混得比较惨，比如老一代农民工、“90后”的农民工、仍然在农村里靠天吃饭的人、很多城市贫民。他们并不是失意者。原因在于，虽然在社会利益食物链，和社会价值排序上他们都处于低端，但他们已经认命，或者仍然感觉未来在向自己打开。认命和有希望，都不是失意者的风格。
　　很多大学生也感觉失意，频频抱怨没爹可拼，甚至一些中产人士、官员都牢骚满腹，他们是不是失意者？回答是否定的。他们的制度地位和市场地位，以及社会地位并不算低，在世俗眼光中并不被视为“失败”。同时，他们的抱怨只是在排解情绪，一种心理上的“语言疗法”，而不是因自身低下的社会位置，产生对这个世界的怨恨。这帮人在没有学历、没有权力、没有高薪的人面前，还是很有心理上的优越感的，这是事实。
　　就是说，失意的情绪谁都可能有，也许还一直有，但是，失意者和一般人不一样，他们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动物和心理动物。他们的失意不仅是从自己的处境，从社会主流的眼光，而且是从自己的整个存在里产生。
　　一个有失意情绪的人，和一个失意者，在心理结构上完全不同。前者心理受挫，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希望，失意情绪起到的是对他们的心理的保护作用，是在疗伤，避免因为压抑而进一步畸形，但对于后者来说，他们内心深处已感觉自我败坏得一塌糊涂，无力改变，而又极不甘心，失意情绪从心理功能上说，不是疗伤，恰恰是更加让他们体验到已败坏的自我。这会严重威胁他们的心理生存。因此，要进行心理保护，在智力模式和心理模式上，他们必须修改自己和世界（社会）的关系。他们会心理很不平衡，会认为这个世界欠他们的，并对抽象的社会产生怨恨—所有的失意者，都有一颗失衡和怨恨的心。
　　失意者的涌现，同时是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所生产出来的，缺一不可。失败必须加上独特的心理保护机制，才可能完成一个人从处于底层的失败者向失意者的转变。
　　印度，还有古代中国，社会底层也相当庞大，但由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可以合理化一个人的处境，并没有那么多的失意者。中国历史上，也爆发过无数次农民起义，但这些人是绝望者，而不是失意者。
　　失意者不必然是现代性的产物，在现实中并不平等的现代社会，却最容易产生失意者，因为人们最容易心理不平衡。

为什么怨恨？

　　一个人成为失意者，就会像李年勇、陈水总、包来旭、欧长生那样在大街上、公交上“报复社会”吗？并不尽然。
　　前面说过，当失意者面带怨恨地走来，并不是去反抗强者，冲击国家权力强有力控制的秩序，而是“报复社会”。但是，存在着两种“报复社会”的方式，它们并不一样。
　　先说一下，为什么失意者不会去反抗强者—这一点恰是很多也有失意情绪、也有不满的人所期待的，但不好意思，只能落空。
　　原因很简单。失意者是一群在心理上感觉到无力的人，唯一让他们感觉到有力量的，就是他们的心理不平衡和怨恨。他们的心理生存就靠这些心理能量撑着。但是，他们是高度原子化，而且相互有心理防御的个体，碰到强大的秩序，这些心理能量的冲击力不值一提。反抗强者会让他们有更可怕的失败和无力感，心理上还有危险，而这正是他们努力摆脱的。
　　所以，失意者当然不会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中心人物”。他们只对群体性事件能够让他们有机会发泄和打砸感兴趣。
　　很清楚，失意者的第一种“报复社会”，是心理上、精神上对社会的攻击，以及参与道德沦丧、破坏社会合作的运动。也许他们还等待某一天的到来，但能不能到来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能做的，就是在精神上搞“自杀性袭击”，以败坏自我为代价，让这个社会的运行付出更大的成本。
　　如果可以，我们不妨把这一种“报复社会”，称之为当一个社会在阶层结构、财富分配、价值观念上出现问题时，它的“自我报复”。社会机制和人的心理机制配合，生产出了个别在心理上比较特殊的人，然后他们反过来破坏社会。
　　还有另一种“报复社会”，也就是通常我们所理解的“报复社会”，就是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危害公共安全。 　　这种“报复社会”，除了前面所说的失意者的社会和心理特征（混得惨和心理失衡），还需要另一个心理上的条件：性格有问题。
　　从心理分析的理论上说，这些失意者的性格都属于“自卑型”，自卑，极端，孤僻。他们无法和世界，和他人在心理上建立正常的情感联系，在心理保护下，往往压抑、隐藏自己。不仅如此，为了克服无力状态，他们必须强迫自己对世界有恨（恨有巨大的心理能量，自己是主体，世界是客体，力的方向由自己指向世界，在心理上就是一种力量）。这样，一边隐身于黑暗之中，一边对世界有恨，随时可以跳出来朝世界进行致命一击，这种心理上的关系，才能让他们找到心理优势。
　　一个人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的失意者，是一个不短的心理过程，他破坏性的心理能量早已蓄积，直至引爆。而很多人对为什么会这样一无所知。
　　不得不说，失意者越感觉挫败，性格就会越扭曲。而一个社会越是给人感觉挫败，性格扭曲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他们对公共安全的威胁，也越来越大。

什么样的行为逻辑？

　　为什么李年勇、陈水总、包来旭、欧长生这些性格扭曲的失意者，“报复”的竟然全是从没有伤害过他们的无辜者，而且是中下层社会？这是一个从头脑上无法理解的问题。
　　而头脑上无法解释的东西，一定可以在心理上得到解释。事实上，行为的逻辑背后就是心理的逻辑。
　　我们可以痛苦地停留一下，看中国社会在当下具有什么特征。
　　很多。但大概有这个特征：在国家权力强有力地控制社会秩序，使失意者只能“报复社会”的情况下，强者通吃导致的，并不是强者和弱者的不可调和的社会冲突；恰恰相反，是弱者和弱者之间的相互冲突、敌视或“报复”。
　　很荒诞是不是？
　　原因之一，前面已经作了分析。还需要补充的是以下几点：
　　强者具有规避风险和伤害的能力。他们可以不坐公交，不坐地铁，不在大街上行走，在高墙大院里住着，可以有保安，可以不吃市场上卖的食物，换言之，他们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和这个社会隔离开，形成阶层的区隔。在秩序不可能被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弱者的怨恨，还不能伤害到强者。
　　另外，弱者之间本身就在相互伤害。几乎在大多数社会里，社会底层总是屈从于中上层的审美和价值偏好，今天的中国更是如此。不仅强者鄙视弱者，弱者自己也按有利于强者的价值观念来思考，来建立和别人的关系。比如，大家都鄙视“失败者”，都看不起穷人和混得惨的人。如果说，弱者在社会利益食物链上被强者吃的话，那么，他们在心理食物链上，同时要被强者和弱者吃。
　　所以弱者对弱者的恨，实际上远大于对强者的恨。因为他们讨厌那个失败、窝囊的自我，而和自己差不多处境的人的出现，让他们认出了最想忘掉的自己。但对于强者，他们的羡慕要远大于恨。这种对比，决定了失意者要掐死弱者的心理动力，远大于要去反抗、伤害强者。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失意者的智力模式和心理模式，只会让他们把“报复”的对象，指向和他们的生活有交集的人，即坐公交地铁出行，行走在大街上，出现在工业区里的人。
　　一方面，他们不能去区分到底要“报复”谁。如果要寻找一个报复对象，那么，这就挫败了他们把恨指向社会的意图，因为“报复”并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将发现根本不能报复。所以，他们必须把恨指向抽象的社会。所有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在心理上，无论报复到了谁，都是在报复社会。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失意者，他们对社会的认知和心理反应，不会超出经验范畴。因此，其智力模式和心理模式的指向，只能是他们并不陌生的社会人群和社会空间。
　　当然，李年勇、陈水总、包来旭、欧长生等失意者在大街上砍人、纵火烧公交车、搞爆炸，并不只是为杀人而杀人。他们从黑暗中一跃而起，露出诡异的一笑，正是要找到一直没有找到的存在感。性格扭曲的失意者之所以成为公共安全的威胁，恰恰就在于，他们在心理不平衡和无力感中，总幻想着有一天能够通过对社会的杀伤，震慑人们，使自己体验到对社会的心理优势，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选择在大街上、公交上等场所下手，恰恰在于，事件的发生对社会秩序具有强烈的冲击性，而且直击人们心理上的软肋：安全。很容易想象，在下手的时候，心理上，他们不再是被甩离到社会结构边缘的失意者，而是成了占据舆论舞台中心的演员，在幻想着有无数人在观看自己的精彩表演。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要防御性格扭曲的失意者对公共安全的威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并没有把字写在脸上，一直处在黑暗之中，不具备识别性。谁会危害公共安全，谁不会，都具有不确定性。即使只是在公交地铁等公共场所加强安保，防御升级，社会成本、技术难度也相当大。
　　“治标”的方案，更多让人们感受到安全。“治本”则要难得多。失意者对社会的报复，是多种社会和心理问题综合的结果，而消除这一隐患，则必须消除失意者得以产生的社会土壤和心理土壤。换言之，是一个社会的根本性变化。
　　对此，每个人显然都有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