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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新时期最具争议的女性作家之一的戴厚英，以一部充滿人道主义精神的《人啊！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随后发表了一系列如《悬空的十字路口》《空中的足音》《诗人之死》等饱含哲理性的作品，奠定了戴厚英在新时期女性作家的地位。从“文革”时期的“文艺哨兵”的身份，到新时期的“人道主义者”以及艰难的“业余作家”，戴厚英身份的复杂性导致了其作品中女性身份的复杂性。本文分别从政治的媚俗者、迷惘的思考者以及孤独的寻爱者三个方面分析其作品中不同类型的女性身份，揭示其作品在浓厚的文革记忆中女性身份书写的独特性，以及在这些女性身份之下所彰显出来的作者独特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戴厚英；女性身份；文革记忆；女性意识
一、女性身份的多重演绎
（一）政治的媚俗者
戴厚英的作品大多以“文革”作为叙述背景，而她作为“文革”时期的“文艺哨兵”的身份亲历了十年动乱，“文革”期间曾以狂热的政治热情参与到了各种政治运动之中，失去了判断力和理性的决断，成为了一个“政治媚俗者”。
《人啊！人》中的孙悦在学生时代，就对理想有着热烈的追求和美好的憧憬，大学期间，她对艰苦朴素、品德高尚的长者奚流无比崇敬，在奚流的一次的“教导”中，孙悦在全系的学生大会上对自己头脑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做了一次深刻的自我批判，毕业后孙悦留了校，成了C城大学中文系教师。但是文革开始不久她就因“保”党委书记奚流而被造反派当作“铁杆老保”揪斗，在这期间，她的丈夫赵振环与她离了婚，在后来的回忆中孙悦感叹道：“我沉醉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而不关心你的现实的、合理的要求……在天际流连忘返，好言好语地劝你等待组织的安排。”虽然这是孙悦在经历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对自己过去状态的一种清醒的认识，但是也正是这种反思透露出了“文革”时期其政治媚俗者的身份。
（二）迷惘的思考者
戴厚英的作品中时时充斥着对社会历史以及人性的思考，而思考这些问题的就包括其笔下软弱而又敏感的女性知识分子。政治权利话语、自身的软弱与依附性等特点造成了她们思想的愚昧与麻木，然而知识分子自身特有的自省性与敏锐性，又使得她们迅速地感受到了社会的荒谬与精神的背离。其中云嘉洛、彭玉泽等的经历体现了女性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所表现出来的迷惘中的痛苦与自我反思。
云嘉洛是小说《空中的足音》中的女主人公，因为“不想把所剩不多的时间和经历消耗在无聊的争斗里。”便离开了省城，回到了故乡宁城，一面从事教学，一面继续进行她的理论研究和写作。但是，人事关系网的阴影总是无时无刻笼罩着她，使得身为单身女子的她几乎寸步难行，她像一只带线的风筝，“飞高飞低，收放由人不由己”。就连她与自己当年的老师孟跃如的一段爱情纠葛，也因世俗的压力而酿成了悲剧。这一切的明争暗斗使得云嘉洛感到无比的困惑和厌倦.在种种的压力之下，云嘉洛反思自身，坚持要洗刷以前做他人之矛、之盾，而“惟独没有做过自己的头脑和灵魂”的羞愧，“要把矛和盾掌握在自己手里，用自己的灵魂去统帅它们”，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孤独的寻爱者
戴厚英作品中的女性大多都是经历了婚变的单身女人，她们在孤独中追寻着纯粹的或者灵与肉统一的理想的爱情。一方面，她们因积极思考着社会历史以及人性等的问题而无时无刻不对生活以及充斥于内心的爱情感到困惑与迷茫，甚至想要去逃避自己，掩饰才华；另一方面，社会的纷纭变幻以及人生的短暂凄凉又使得她们不愿意错过任何得到幸福的机会，一个轻微的承诺便能让她们奋不顾身。
《脑裂》中的华丽是智慧和魅力兼具的女作家，为了逃避写小说给她招致的“许多敌意的目光和口舌”，她弃文从医，“她希望用一把单面镜，只探照别人的心灵，将自己的心灵遮盖起来。”于是她几乎屏绝了一切交往，过着深居简出的“寓公”生活，可是，当公羊做出了要跨越他们之间“三道河”的承诺时，华丽毅然的放下了多年积蓄在心里的无数羁绊投入了公羊的怀抱。而公羊的妻子官宁，一直被大家认为有特异功能，她能预见丈夫的行踪，他一直认为丈夫的脑袋裂了一道缝，可以塞进一个拳头，作者通过荒诞的手法表现了官宁对丈夫近乎变态的关心。
二、“文革”记忆中的女性身份
（一）时代记忆中的自我投射
戴厚英作品中丰富的“文革”记忆来源于其“文艺哨兵”的人生经历，而这段经历也成为了作者此后不断反省和忏悔的根源。不得不说，戴厚英坎坷多难的人生经历以及对社会历史的思索、剖析，对自我的反省都深刻的表现在其文本中，而作者笔下的女性也无不带有了作者自身体验的印记。如《诗人之死》中的向南与余子欺的爱情故事就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叙写；《空中的足音》中云嘉洛的艰难处境也是戴厚英在“文革”后自身生活困境的真实反映；《人啊！人》中孙悦对于历史的反思，对自己“曾经把精神枷锁当作美丽的项圈”的深刻的自我批判，这些都是作者对现实社会和自我存在进行批判和反省的映射。这些小说饱含着作家个体生命的遭遇，透过这些经验的书写让读者进一步认识到历史的荒谬和个人命运的不可捉摸。戴厚英对“文革”记忆的大量书写，丰富了作品的历史内涵，为我们展现了一部充满荒谬感的时代之下女性生存的历史。
（二）作者自身身份的复杂性
戴厚英从“文革”时期的“文艺哨兵”到新时期的“人道主义宣扬者”，再到艰难的“业余作家”，这期间其身份表现出了明显的不确定性，而作者自身身份的这种复杂性直接影响到了作品中女性身份的叙写。从“文艺哨兵”的政治身份到新时期初不被认同的空白期身份，再到作品发表之后的作家身份的确认，戴厚英一直处在其敏锐身份所带来的责难之中。但是戴厚英却一直不放弃融入新秩序的决心，她笔耕不辍，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书写了大量关于“文革”记忆的作品，对社会历史和自我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省，最终她作为体制内的作家的身份终于得到了认可。戴厚英这种身份的复杂性表现在其作品中，则是其笔下不断感到迷惘而又不断反思人生，不断寻求精神信仰的众多女性，不管是曾作为政治媚俗者的孙悦，还是奔跑在情感人生中的彭玉泽，或是坚持真理的云嘉洛等她们都不断在迷惘中反思，在反思中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时代的风云变幻带给她们的是无尽的漂泊和孤独，不断的逃离反而让她们无处可逃，这些女性坎坷的事业与生活都来源于作者几经变幻的身份所带来的精神的迷惘与不断的追寻。 三、身份之下女性意识的彰顯
（一）“弱男强女”的人物模式
戴厚英的作品中常常表现出一女多男的叙述模式，女性身边经常会出现多个不同类型的男性追求者，而这些追求者在女主人公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又常常是忏悔和卑微的状态，如《人啊！人》中赵振环对孙悦的忏悔，何荆夫对孙悦的苦恋以及许恒忠对孙悦的依赖，如果说何荆夫与赵振环是勇于直接表达自己情感的追求者，那么《空中的足音》中环绕在云嘉洛身边的男性则连自己的感情也不敢直接呈现，东门望柳写给云嘉洛的情书不敢署名，而孟跃如在儿子强行看了云嘉洛给他的信后，他见到云嘉洛时目光就飘忽不定充满惊惧。东门望柳曾在喝醉后吐露了自己卑微的心声“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大哥我粗鲁，庸俗！你有文化，高贵！你前途无量！你大哥我这一辈子算完了。我只配打杂！只配给你提鞋！我跟你站在一起，谁会相信我们是同学呢？更不会有人相信我还追求过你。”而孟跃如也向云嘉洛表达了类似的思想“无论是在生活面前还是在你面前，我都感到自卑。我像《巴黎圣母院》里的那个卡西摩多，能够认识美、欣赏美、崇拜美，却不敢奢望得到美。”因此，戴厚英作品中“弱男强女”人物模式的表现深刻凸显了其女性本位的性别观。
（二）人道主义与女性觉醒
作为新时期高举人道主义大旗的女性作家，戴厚英也深知在当今中国应先取得做人的基本权利之后，才是男人和女人的分别，因此她自觉的在自己的作品中把政治生活与情感生活的描写相互交织，并且以“人的觉醒”启迪着“女性的觉醒”，正如著名女性研究学者乔以刚所说“没有女性的解放，人的解放就只能是空谈；没有人的意识的觉醒，也就谈不到女性意识的真正高扬。”因此戴厚英作品女性身份主体的确立以及回归都与“人”密切相关，如《人啊！人》中的孙悦所经历的一场信仰危机：关于自己“曾经把精神枷锁当作美丽的项圈”的痛苦的思想斗争；《空中的足音》中云嘉洛所坚守的“文学是人学”，她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伴随着孙悦和云嘉洛等的“人的觉醒”而来的是《诗人之死》中向南的“女性的觉醒”：恋爱之前的向南不会打扮自己，当然作为党员的她也不爱打扮自己，但是当她第一次以爱人的身份进入余子期的家门时，“她还是尽量把自己修饰了一下”。由此可见，爱情的滋润使得向南在原来漠视性别、全心全意投入阶级斗争的狂热中发现了“人”，发现了自己作为“女人”的自然性别身份。戴厚英曾在《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一文中说：“我的作品中的女人都比男人可爱不是我的偏见，而是社会生活使然。我表现这样的现实，与其说是对男人的责备，不如说是女人的幽怨和自怜。”至此，戴厚英女性主义的人道主义情怀便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四、结语
戴厚英以其丰富的人生经历，把“文革”记忆纳入到作品之中，为我们展现了女性身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的不同演绎。无论是作为政治中被游戏的媚俗者，还是时刻处在迷惘中的知识分子，以及精神上孤独的旅行者，她们都是时代潮流中的一粒尘土，只能随风而行，对历史的反思与现实的苦闷在心中流淌。“文革”之后，作者以最真诚的姿态把自己的心理剖析给世人：“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我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想来想去，找不到合适的‘帽子’，只能借捷克作家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一书里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了：政治媚俗。是了，我不是英雄，也不能算是懦夫，我只是一个政治媚俗者。”因此，作者以自己亲身体验为写作题材，以最深层的“文革”记忆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时代的伤痕与印记，作者最终以一个人道主义者的身份重新定位了自己，并且为“人的觉醒”以及“女人的觉醒”做出了自己最真诚的努力。
注释：
戴厚英.自传·书信[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5.
乔以刚.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118.
戴厚英.自传·书信[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157.
参考文献：
[1]戴厚英.人啊！人[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2]戴厚英.诗人之死[M].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3]戴厚英.空中的足音[M].花城出版社，1986.
[4]戴厚英.悬空的十字路口[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5]戴厚英. 脑裂[M]. 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
[6]乔以刚. 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7]徐鹏. 论戴厚英创作中的女性意识[J].浙江大学，2007.
[8]林珊. 戴厚英笔下知识分子形象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2008.
[9]蒋晓雪.戴厚英文学创作中的“文革”记忆[J].西南大学，2013.
关键词：戴厚英；女性身份；文革记忆；女性意识
一、女性身份的多重演绎
（一）政治的媚俗者
戴厚英的作品大多以“文革”作为叙述背景，而她作为“文革”时期的“文艺哨兵”的身份亲历了十年动乱，“文革”期间曾以狂热的政治热情参与到了各种政治运动之中，失去了判断力和理性的决断，成为了一个“政治媚俗者”。
《人啊！人》中的孙悦在学生时代，就对理想有着热烈的追求和美好的憧憬，大学期间，她对艰苦朴素、品德高尚的长者奚流无比崇敬，在奚流的一次的“教导”中，孙悦在全系的学生大会上对自己头脑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做了一次深刻的自我批判，毕业后孙悦留了校，成了C城大学中文系教师。但是文革开始不久她就因“保”党委书记奚流而被造反派当作“铁杆老保”揪斗，在这期间，她的丈夫赵振环与她离了婚，在后来的回忆中孙悦感叹道：“我沉醉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而不关心你的现实的、合理的要求……在天际流连忘返，好言好语地劝你等待组织的安排。”虽然这是孙悦在经历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对自己过去状态的一种清醒的认识，但是也正是这种反思透露出了“文革”时期其政治媚俗者的身份。
（二）迷惘的思考者
戴厚英的作品中时时充斥着对社会历史以及人性的思考，而思考这些问题的就包括其笔下软弱而又敏感的女性知识分子。政治权利话语、自身的软弱与依附性等特点造成了她们思想的愚昧与麻木，然而知识分子自身特有的自省性与敏锐性，又使得她们迅速地感受到了社会的荒谬与精神的背离。其中云嘉洛、彭玉泽等的经历体现了女性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所表现出来的迷惘中的痛苦与自我反思。
云嘉洛是小说《空中的足音》中的女主人公，因为“不想把所剩不多的时间和经历消耗在无聊的争斗里。”便离开了省城，回到了故乡宁城，一面从事教学，一面继续进行她的理论研究和写作。但是，人事关系网的阴影总是无时无刻笼罩着她，使得身为单身女子的她几乎寸步难行，她像一只带线的风筝，“飞高飞低，收放由人不由己”。就连她与自己当年的老师孟跃如的一段爱情纠葛，也因世俗的压力而酿成了悲剧。这一切的明争暗斗使得云嘉洛感到无比的困惑和厌倦.在种种的压力之下，云嘉洛反思自身，坚持要洗刷以前做他人之矛、之盾，而“惟独没有做过自己的头脑和灵魂”的羞愧，“要把矛和盾掌握在自己手里，用自己的灵魂去统帅它们”，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孤独的寻爱者
戴厚英作品中的女性大多都是经历了婚变的单身女人，她们在孤独中追寻着纯粹的或者灵与肉统一的理想的爱情。一方面，她们因积极思考着社会历史以及人性等的问题而无时无刻不对生活以及充斥于内心的爱情感到困惑与迷茫，甚至想要去逃避自己，掩饰才华；另一方面，社会的纷纭变幻以及人生的短暂凄凉又使得她们不愿意错过任何得到幸福的机会，一个轻微的承诺便能让她们奋不顾身。
《脑裂》中的华丽是智慧和魅力兼具的女作家，为了逃避写小说给她招致的“许多敌意的目光和口舌”，她弃文从医，“她希望用一把单面镜，只探照别人的心灵，将自己的心灵遮盖起来。”于是她几乎屏绝了一切交往，过着深居简出的“寓公”生活，可是，当公羊做出了要跨越他们之间“三道河”的承诺时，华丽毅然的放下了多年积蓄在心里的无数羁绊投入了公羊的怀抱。而公羊的妻子官宁，一直被大家认为有特异功能，她能预见丈夫的行踪，他一直认为丈夫的脑袋裂了一道缝，可以塞进一个拳头，作者通过荒诞的手法表现了官宁对丈夫近乎变态的关心。
二、“文革”记忆中的女性身份
（一）时代记忆中的自我投射
戴厚英作品中丰富的“文革”记忆来源于其“文艺哨兵”的人生经历，而这段经历也成为了作者此后不断反省和忏悔的根源。不得不说，戴厚英坎坷多难的人生经历以及对社会历史的思索、剖析，对自我的反省都深刻的表现在其文本中，而作者笔下的女性也无不带有了作者自身体验的印记。如《诗人之死》中的向南与余子欺的爱情故事就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叙写；《空中的足音》中云嘉洛的艰难处境也是戴厚英在“文革”后自身生活困境的真实反映；《人啊！人》中孙悦对于历史的反思，对自己“曾经把精神枷锁当作美丽的项圈”的深刻的自我批判，这些都是作者对现实社会和自我存在进行批判和反省的映射。这些小说饱含着作家个体生命的遭遇，透过这些经验的书写让读者进一步认识到历史的荒谬和个人命运的不可捉摸。戴厚英对“文革”记忆的大量书写，丰富了作品的历史内涵，为我们展现了一部充满荒谬感的时代之下女性生存的历史。
（二）作者自身身份的复杂性
戴厚英从“文革”时期的“文艺哨兵”到新时期的“人道主义宣扬者”，再到艰难的“业余作家”，这期间其身份表现出了明显的不确定性，而作者自身身份的这种复杂性直接影响到了作品中女性身份的叙写。从“文艺哨兵”的政治身份到新时期初不被认同的空白期身份，再到作品发表之后的作家身份的确认，戴厚英一直处在其敏锐身份所带来的责难之中。但是戴厚英却一直不放弃融入新秩序的决心，她笔耕不辍，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书写了大量关于“文革”记忆的作品，对社会历史和自我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省，最终她作为体制内的作家的身份终于得到了认可。戴厚英这种身份的复杂性表现在其作品中，则是其笔下不断感到迷惘而又不断反思人生，不断寻求精神信仰的众多女性，不管是曾作为政治媚俗者的孙悦，还是奔跑在情感人生中的彭玉泽，或是坚持真理的云嘉洛等她们都不断在迷惘中反思，在反思中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时代的风云变幻带给她们的是无尽的漂泊和孤独，不断的逃离反而让她们无处可逃，这些女性坎坷的事业与生活都来源于作者几经变幻的身份所带来的精神的迷惘与不断的追寻。 三、身份之下女性意识的彰顯
（一）“弱男强女”的人物模式
戴厚英的作品中常常表现出一女多男的叙述模式，女性身边经常会出现多个不同类型的男性追求者，而这些追求者在女主人公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又常常是忏悔和卑微的状态，如《人啊！人》中赵振环对孙悦的忏悔，何荆夫对孙悦的苦恋以及许恒忠对孙悦的依赖，如果说何荆夫与赵振环是勇于直接表达自己情感的追求者，那么《空中的足音》中环绕在云嘉洛身边的男性则连自己的感情也不敢直接呈现，东门望柳写给云嘉洛的情书不敢署名，而孟跃如在儿子强行看了云嘉洛给他的信后，他见到云嘉洛时目光就飘忽不定充满惊惧。东门望柳曾在喝醉后吐露了自己卑微的心声“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大哥我粗鲁，庸俗！你有文化，高贵！你前途无量！你大哥我这一辈子算完了。我只配打杂！只配给你提鞋！我跟你站在一起，谁会相信我们是同学呢？更不会有人相信我还追求过你。”而孟跃如也向云嘉洛表达了类似的思想“无论是在生活面前还是在你面前，我都感到自卑。我像《巴黎圣母院》里的那个卡西摩多，能够认识美、欣赏美、崇拜美，却不敢奢望得到美。”因此，戴厚英作品中“弱男强女”人物模式的表现深刻凸显了其女性本位的性别观。
（二）人道主义与女性觉醒
作为新时期高举人道主义大旗的女性作家，戴厚英也深知在当今中国应先取得做人的基本权利之后，才是男人和女人的分别，因此她自觉的在自己的作品中把政治生活与情感生活的描写相互交织，并且以“人的觉醒”启迪着“女性的觉醒”，正如著名女性研究学者乔以刚所说“没有女性的解放，人的解放就只能是空谈；没有人的意识的觉醒，也就谈不到女性意识的真正高扬。”因此戴厚英作品女性身份主体的确立以及回归都与“人”密切相关，如《人啊！人》中的孙悦所经历的一场信仰危机：关于自己“曾经把精神枷锁当作美丽的项圈”的痛苦的思想斗争；《空中的足音》中云嘉洛所坚守的“文学是人学”，她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伴随着孙悦和云嘉洛等的“人的觉醒”而来的是《诗人之死》中向南的“女性的觉醒”：恋爱之前的向南不会打扮自己，当然作为党员的她也不爱打扮自己，但是当她第一次以爱人的身份进入余子期的家门时，“她还是尽量把自己修饰了一下”。由此可见，爱情的滋润使得向南在原来漠视性别、全心全意投入阶级斗争的狂热中发现了“人”，发现了自己作为“女人”的自然性别身份。戴厚英曾在《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一文中说：“我的作品中的女人都比男人可爱不是我的偏见，而是社会生活使然。我表现这样的现实，与其说是对男人的责备，不如说是女人的幽怨和自怜。”至此，戴厚英女性主义的人道主义情怀便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四、结语
戴厚英以其丰富的人生经历，把“文革”记忆纳入到作品之中，为我们展现了女性身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的不同演绎。无论是作为政治中被游戏的媚俗者，还是时刻处在迷惘中的知识分子，以及精神上孤独的旅行者，她们都是时代潮流中的一粒尘土，只能随风而行，对历史的反思与现实的苦闷在心中流淌。“文革”之后，作者以最真诚的姿态把自己的心理剖析给世人：“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我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想来想去，找不到合适的‘帽子’，只能借捷克作家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一书里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了：政治媚俗。是了，我不是英雄，也不能算是懦夫，我只是一个政治媚俗者。”因此，作者以自己亲身体验为写作题材，以最深层的“文革”记忆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时代的伤痕与印记，作者最终以一个人道主义者的身份重新定位了自己，并且为“人的觉醒”以及“女人的觉醒”做出了自己最真诚的努力。
注释：
戴厚英.自传·书信[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5.
乔以刚.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118.
戴厚英.自传·书信[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157.
参考文献：
[1]戴厚英.人啊！人[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2]戴厚英.诗人之死[M].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3]戴厚英.空中的足音[M].花城出版社，1986.
[4]戴厚英.悬空的十字路口[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5]戴厚英. 脑裂[M]. 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
[6]乔以刚. 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7]徐鹏. 论戴厚英创作中的女性意识[J].浙江大学，2007.
[8]林珊. 戴厚英笔下知识分子形象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2008.
[9]蒋晓雪.戴厚英文学创作中的“文革”记忆[J].西南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