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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用了一连串“最”形容农民工：“拿着最低的工资，干着最重、最苦、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同时，“穿最廉价的衣服，用最廉价的商品，吃最廉价的食物，住最廉价的房子”。2003年底，温家宝总理为农妇熊德明讨薪一事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而这只是掀开了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的冰山一角。作为弱势群体，维权难早已成为他们中许多人的心头之痛。
2006年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在其网站上公布的《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简称“调查”)揭示出农民工权益受侵犯集中在四大“关节点”上：
“关节点”一：克扣、拖欠报酬问题依然存在。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被克扣过报酬的占被调查总数的两成，其中经常被克扣的占被克扣过报酬农民工的18．81％，偶尔被克扣的占81．19％。在被克扣过报酬的人中，有59．81％的农民工被克扣的属工资收入，23．36％的农民工被克扣的属其它补助、津贴、奖金等，还有16．83％的农民工被克扣的属加班报酬。
同时，被拖欠过报酬的也约占被调查总数的两成，经常被拖欠的占被拖欠过报酬农民工的13．60％，偶尔被拖欠的占86．40％。在被拖欠过报酬的人中，有72．62％的农民工被拖欠报酬属工资收入，13．93％的农民工被拖欠报酬属于其它补助、津贴、奖金等，13．45％的农民工被拖欠报酬属加班报酬。
农民工被拖欠报酬时间最短1个月，最长达8年，平均拖欠4个月。被拖欠过半年以下的农民工占被拖欠总人数的90．49％。
以工资为例，上述报告显示：被调查农民工月工资均比较低，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元~500元的占29．26％，500元~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2004年，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780元，平均全年节余3000元左右。农民工群体每年带回家的数以千亿计的现金，成为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和改善生活条件的重要来源。
尽管低廉的工资是农民工一家的生活之源，但拿不到加班费，工资常被拖欠的现象依然严重。据最近河南、四川和湖南三个农民工输出大省的抽样调查，农民工月工资只是城镇职工的60％，如按小时工资计算则更低。工资前清后欠的现象仍然存在。
山西省总工会2005年11月发布的《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障状况调查报告》则显示：矿山采掘业和建筑建材业，工资领取和兑现的情况相对最差，“每月领取一次”者分别只占5．21％和24．75％。也就是说，在这两个行业中分别有约95％和75％的农民工不能按月领取工资收入，其劳动报酬获取权利处于严重受侵犯的状态。其它领取时间间隔情况，“每三个月和半年领一次工资”者合计占40．95％，“一年和半年以上才能领到工资”者合计占2．94％。
“关节点”二：劳动保护不健全，安全隐患依然存在。51．47％的农民工反映其工作岗位的安全防护措施有一些，但不够严密：有13．86％的农民工反映单位(或雇主)未能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
农民工平均每天和每周工作时间分别比城镇单位就业人员长，其中有11．79％的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甚至超过12小时，但能得到加班费的农民工仅占49．87％，而另外50．13％的农民工属于无偿加班。
“关节点”三：社会保障程度低。七成以上农民工未参加任何保险，其中有73．37％、73．77％、84．65％和67．46％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
“关节点”四：生活质量差。受工资水平低限制，大部分农民工的月消费几乎全部用于住宿和食品消费。每月的文化娱乐支出很少，主要靠睡觉、闲聊和看电视打发工余时光。生病时只有少数人会选择去正规医院，其他人大都选择自己买药治疗或去个体诊所。有些农民工因为费用问题(包括其家人)，在需要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却没有去，在需要住院治疗的时候却没有去住院治疗。
调查表明，近40％的农民工居住在工棚或集体宿舍里，地方狭窄拥挤，室内肮脏凌乱。特别是近几年，由于居住成本逐年增加，农民工大多选择居住在城郊结合部，几个人或全家人居住在20~30平方米的房子内，周边环境差，安全没保证。
农民工子女在城里就学所遭遇的最大困难是学费高、负担重，其次是没城市户口，分别占了35．95％和27．62％，还有16．15％的农民工认为是受歧视、经常转学等。
近一半农民工没有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68．75％的农民工没有任何专业技术。农民工之所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主要原因是培训费用过高。
除此之外，社会对农民工权益受侵害呈现出一定的麻木性。不少人对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熟视无睹。对于农民工的歧视观念已渗入相当一部分人潜意识中，短期很难改变。
有报道显示，在政府部门打工的农民工有的工资也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此外，相当多农民工素质不高对自身权益认识不足，态度消极，也是麻木性的重要表现。
让维权之路不再漫长
怎样帮助农民工主动、科学、有效维权，让其维权之路不再漫长?
近些年，中央和国务院为农民工问题发布了相关文件，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工会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探索。
首先，规范用工体系。最新官方数据公布：近四成农民工未与单位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或协议。《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则显示，有一半的农民工拿不到加班补贴，57％的农民工得不到工伤补偿，近八成的农民工不能带薪休假，90％以上的农民工没有享受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还有八成的女职工无法享受带薪休产假制度。就是签订了合同的农民工，也还有12．1％的人不太清楚合同内容，无法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有些农民工而言，有活干、有钱挣就行了，签不签合同关系不大，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目前整体劳动力供过于求，不少企业为求高额利润，趁机压低工资，拒签合同，甚至随意拖欠工资，无故辞退员工且拒付违约金。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必须采取宏观调控规范用工制度，构建公平公正的就业保障体系，保证农民工及所有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其次，把更多的农民工吸收到工会组织中来，通过工会组织，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农民工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面对欠薪、劳动条件差等问题，他们个体维权力量薄弱。因此吸纳他们加入工会，通过工会力量来协调劳动关系。在对合同约定及工资待遇不满时，农民工应首先找企业工会或基层工会出面，通过工会与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协商解决。
作为基层工会组织，应认真落实全国总工会提出的“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方针和“农民工有困难找工会”的口号，积极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工会要指导农民工签好劳动合同，并代表他们通过集体谈判改善工资报酬和待遇，帮助他们维护其合法权益。
最后，走社会化维权之路。2005年浙江义乌市的职工维权社会化模式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同时也给了我们新的启示：农民工维权仅靠工会或者某个政府部门很难真正实现，需要将全社会的力量都动员起来，走社会化维权之路。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吴亚平教授在其《关于农民工“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农民工维权最根本是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来实现。
理论和实践的先导都证明农民工维权需要社会各部门多管齐下：除了工会帮助农民工依法维权之外，政府部门要主动行政。欠薪行为违反《劳动法》，政府部门有责任主动对拖欠农民工的责任人进行行政处罚。司法机关要以民为本，尽量降低费用、简化程序、执行有力、服务到位，才能让欠薪者知道欠债难逃，给农民工以信心。传媒要引导社会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农民工的极端做法，很多是走投无路的结果，应多反思社会责任，拷问道德和社会良知，消除歧视观念。
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属于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怎样在制度层面推进农民工权益保护，将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社会课题。而这一切需要的是全社会的合力。
正如《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的作者在报告最后所提出的：“农民工权利保障问题绝不仅仅是工作层面问题，即使花大力气解决了当前欠薪问题，如果不对制度进行改革，还将继续产生严重的欠薪现象。所以当前迫切需要的就是对制度进行改革。”
也许只有这样，才能使更多农民工在流血流汗之后不再因维权难而流泪。
2006年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在其网站上公布的《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简称“调查”)揭示出农民工权益受侵犯集中在四大“关节点”上：
“关节点”一：克扣、拖欠报酬问题依然存在。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被克扣过报酬的占被调查总数的两成，其中经常被克扣的占被克扣过报酬农民工的18．81％，偶尔被克扣的占81．19％。在被克扣过报酬的人中，有59．81％的农民工被克扣的属工资收入，23．36％的农民工被克扣的属其它补助、津贴、奖金等，还有16．83％的农民工被克扣的属加班报酬。
同时，被拖欠过报酬的也约占被调查总数的两成，经常被拖欠的占被拖欠过报酬农民工的13．60％，偶尔被拖欠的占86．40％。在被拖欠过报酬的人中，有72．62％的农民工被拖欠报酬属工资收入，13．93％的农民工被拖欠报酬属于其它补助、津贴、奖金等，13．45％的农民工被拖欠报酬属加班报酬。
农民工被拖欠报酬时间最短1个月，最长达8年，平均拖欠4个月。被拖欠过半年以下的农民工占被拖欠总人数的90．49％。
以工资为例，上述报告显示：被调查农民工月工资均比较低，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元~500元的占29．26％，500元~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2004年，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780元，平均全年节余3000元左右。农民工群体每年带回家的数以千亿计的现金，成为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和改善生活条件的重要来源。
尽管低廉的工资是农民工一家的生活之源，但拿不到加班费，工资常被拖欠的现象依然严重。据最近河南、四川和湖南三个农民工输出大省的抽样调查，农民工月工资只是城镇职工的60％，如按小时工资计算则更低。工资前清后欠的现象仍然存在。
山西省总工会2005年11月发布的《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障状况调查报告》则显示：矿山采掘业和建筑建材业，工资领取和兑现的情况相对最差，“每月领取一次”者分别只占5．21％和24．75％。也就是说，在这两个行业中分别有约95％和75％的农民工不能按月领取工资收入，其劳动报酬获取权利处于严重受侵犯的状态。其它领取时间间隔情况，“每三个月和半年领一次工资”者合计占40．95％，“一年和半年以上才能领到工资”者合计占2．94％。
“关节点”二：劳动保护不健全，安全隐患依然存在。51．47％的农民工反映其工作岗位的安全防护措施有一些，但不够严密：有13．86％的农民工反映单位(或雇主)未能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
农民工平均每天和每周工作时间分别比城镇单位就业人员长，其中有11．79％的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甚至超过12小时，但能得到加班费的农民工仅占49．87％，而另外50．13％的农民工属于无偿加班。
“关节点”三：社会保障程度低。七成以上农民工未参加任何保险，其中有73．37％、73．77％、84．65％和67．46％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
“关节点”四：生活质量差。受工资水平低限制，大部分农民工的月消费几乎全部用于住宿和食品消费。每月的文化娱乐支出很少，主要靠睡觉、闲聊和看电视打发工余时光。生病时只有少数人会选择去正规医院，其他人大都选择自己买药治疗或去个体诊所。有些农民工因为费用问题(包括其家人)，在需要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却没有去，在需要住院治疗的时候却没有去住院治疗。
调查表明，近40％的农民工居住在工棚或集体宿舍里，地方狭窄拥挤，室内肮脏凌乱。特别是近几年，由于居住成本逐年增加，农民工大多选择居住在城郊结合部，几个人或全家人居住在20~30平方米的房子内，周边环境差，安全没保证。
农民工子女在城里就学所遭遇的最大困难是学费高、负担重，其次是没城市户口，分别占了35．95％和27．62％，还有16．15％的农民工认为是受歧视、经常转学等。
近一半农民工没有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68．75％的农民工没有任何专业技术。农民工之所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主要原因是培训费用过高。
除此之外，社会对农民工权益受侵害呈现出一定的麻木性。不少人对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熟视无睹。对于农民工的歧视观念已渗入相当一部分人潜意识中，短期很难改变。
有报道显示，在政府部门打工的农民工有的工资也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此外，相当多农民工素质不高对自身权益认识不足，态度消极，也是麻木性的重要表现。
让维权之路不再漫长
怎样帮助农民工主动、科学、有效维权，让其维权之路不再漫长?
近些年，中央和国务院为农民工问题发布了相关文件，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工会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探索。
首先，规范用工体系。最新官方数据公布：近四成农民工未与单位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或协议。《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则显示，有一半的农民工拿不到加班补贴，57％的农民工得不到工伤补偿，近八成的农民工不能带薪休假，90％以上的农民工没有享受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还有八成的女职工无法享受带薪休产假制度。就是签订了合同的农民工，也还有12．1％的人不太清楚合同内容，无法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有些农民工而言，有活干、有钱挣就行了，签不签合同关系不大，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目前整体劳动力供过于求，不少企业为求高额利润，趁机压低工资，拒签合同，甚至随意拖欠工资，无故辞退员工且拒付违约金。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必须采取宏观调控规范用工制度，构建公平公正的就业保障体系，保证农民工及所有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其次，把更多的农民工吸收到工会组织中来，通过工会组织，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农民工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面对欠薪、劳动条件差等问题，他们个体维权力量薄弱。因此吸纳他们加入工会，通过工会力量来协调劳动关系。在对合同约定及工资待遇不满时，农民工应首先找企业工会或基层工会出面，通过工会与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协商解决。
作为基层工会组织，应认真落实全国总工会提出的“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方针和“农民工有困难找工会”的口号，积极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工会要指导农民工签好劳动合同，并代表他们通过集体谈判改善工资报酬和待遇，帮助他们维护其合法权益。
最后，走社会化维权之路。2005年浙江义乌市的职工维权社会化模式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同时也给了我们新的启示：农民工维权仅靠工会或者某个政府部门很难真正实现，需要将全社会的力量都动员起来，走社会化维权之路。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吴亚平教授在其《关于农民工“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农民工维权最根本是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来实现。
理论和实践的先导都证明农民工维权需要社会各部门多管齐下：除了工会帮助农民工依法维权之外，政府部门要主动行政。欠薪行为违反《劳动法》，政府部门有责任主动对拖欠农民工的责任人进行行政处罚。司法机关要以民为本，尽量降低费用、简化程序、执行有力、服务到位，才能让欠薪者知道欠债难逃，给农民工以信心。传媒要引导社会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农民工的极端做法，很多是走投无路的结果，应多反思社会责任，拷问道德和社会良知，消除歧视观念。
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属于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怎样在制度层面推进农民工权益保护，将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社会课题。而这一切需要的是全社会的合力。
正如《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的作者在报告最后所提出的：“农民工权利保障问题绝不仅仅是工作层面问题，即使花大力气解决了当前欠薪问题，如果不对制度进行改革，还将继续产生严重的欠薪现象。所以当前迫切需要的就是对制度进行改革。”
也许只有这样，才能使更多农民工在流血流汗之后不再因维权难而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