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提到科研，人们先想到的都是“枯燥”。“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做实验是根植于人心的“科学家的日常”。然而，果真这些科学工作者都是天生的苦行僧吗？等你仔细读过一本正经的科学家传记之后，你当然就知道这种印象是多么肤浅刻板。事实上，他们的工作简直诱人，因为前方那个兴奋的、不期而遇的时刻，在百无聊赖之下是随时可能萌发灵感的。
　　之前读过一位人类学博士的著作《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记录了作者在喀麦隆北部山区部落做田野调查的经历。内中的种种常常让人哭笑不得，许多时候你会同情这个来自伦敦的科学工作者的遭遇：他磕掉两颗门牙，费尽千辛万苦进到医院补牙，结果被一个医生手下拔下两颗好牙，而且，他被要求付拔四颗牙的钱！没完的是，最后他的假牙绿油油的……至于被勒索财物、病到担心客死他乡也都不在话下。更惨痛的是，他费尽辛苦还没得到自己想要的资料。然而，他却一次又一次重返这个随时可能爆发瘟疫的地方。他好奇，觉得这个异文化“有趣”， “想去看看”，不顾艰难险阻地想去看看。科研是用来满足好奇心的，这决定了人类在这条道路上是停不下来的，“勤奋刻苦”孜孜以求完全在情理之中。
　　再说一位人类学家的故事，这是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中国人类学家，获得过国际人类学的最高学术荣誉奖赫胥黎奖章的费孝通先生，1935年，费先生从清华研究生院毕业，被推荐公费前往伦敦留学，去英国前，费先生和曾经同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求学的同学王同惠结为夫妇。与王同惠热恋的那段日子，被费孝通认为是“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我独占着清华生物楼二楼东边的实验室作为我个人的工作室，特别幽静，可供我们边工作边谈笑”。他们合作翻译了英文著作《社会变迁》和法文著作《甘肃土人的婚姻》，王同惠那时问费孝通：“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
　　结婚几天后，费孝通和王同惠去广西瑶山做社会调查，在探访瑶寨的途中，向导失引，误入竹林迷了路，费孝通不小心落入当地猎人为捕野兽布的陷阱，王同惠奋力移开压在费孝通腿上的大石后，连夜下山求救，却在途中落水遭遇不幸。当时，费孝通25岁，王同惠24岁。费孝通事后称这段经历是“打不醒的噩梦”，他甚至几次轻生，被村民救起。
　　然而，有些东西是死亡也带不走的，费孝通说，“牵着我们的那条线似乎比乡间新郎拉着新娘走向洞房的红绸更结实，生离死别都没有扯断。”
　　大瑶山的这段经历对费孝通一生影响深远，后来他又四次去到那里进行调研，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的端倪也在那之后确立。此后，费孝通“以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最终成就不凡事业。
　　我一直觉得这个故事不只是爱情故事，也不只是一个有志青年在痛苦中发奋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费孝通说的那根“生离死别都没有扯断”的线的故事，兴趣和好奇心驱人心甘情愿忍受重复、无聊以及种种不适，这是科研的一种魅力，而给人希望、力量，勇敢战胜科研之外的挫折，这是科研的另一种魅力，是理想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