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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也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和苏区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以下撷取的是他革命生涯中几则实事求是和情系民生的典型事例，优秀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尽现其中。
实事求是
1945年夏秋，随着日军的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反动派为抢夺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大量运兵到各抗日战场，抢占城市、交通线和军事要地，积极准备大举进攻解放区。华中解放区乃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更是他们进攻的重点。当时形势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非常严峻。
为此中共中央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华中局北移山东，与山东分局合并，组成华东局，华中另组分局。9月20日，中央電示华中局提出将来华中分局的领导名单，对谁主持华中分局工作的问题作出明确方案。
关于主持华中分局工作的人选，华中局在与山东分局合并前已有考虑，进行充分酝酿后，决定由邓子恢任书记来负总责。
邓子恢历来对党分配的工作，从未推辞过。这次，他实事求是地想了又想，掂量了又掂量，颇感华中局面实在太大，深恐难以胜任，再三慎重考虑后于10月21日向中共中央发去一份电报称：
今天华中局决定要我任华中分局书记兼政委，我实不敢负责。我自己知道很清楚，我对军事不熟悉，工作缺乏计划性，缺点很多。我仍主张谭为书记，我为副书记，最好张鼎承同志来任书记，谭为副政委，我为副书记。事关今后华中局面，不是我客气，望中央慎重考虑。
这份电报是华中局决定让邓子恢主持华中分局工作当晚发出的。关于谁主持华中分局，在此之前酝酿时，邓子恢力主由谭震林出任书记，所以电报中有“我仍主张谭为书记”一语。
邓子恢的这份电报，完全以大局为重，毫无私心，光明磊落，出以至诚。
但最后中共中央始终认为邓子恢是负责华中分局的恰当人选，仍然确定由邓子恢主持组织华中分局。
邓子恢的三儿子、现任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的邓淮生回忆说，父亲邓子恢给自己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实事求是，讲真话。因此曾受到过批评。
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当时苏区只有300万人，要发展30万人的军队，10个人养活一个人，怎么养得起？邓子恢的观点是，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农民都会跑光了。结果有人批评邓子恢，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同情农民。
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农村合作社的事情上，邓子恢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邓子恢认为，办合作社是一件好事情，但是需要循序渐进，需要在农民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的基础上去办。可是，当时急于求成的思想占了上风，想在两年内就办好农村合作社。这就脱离了农民的实际情况，给农民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极大地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全国农业生产力的下降。这一次，有人又批评邓子恢，说他代表富裕农民的思想。
这让邓子恢的妻子陈兰非常想不通，她因此“埋怨”邓子恢说：“你就不能不说真话，或者少说真话？”
邓子恢没有丝毫的犹豫，率直地回答说：“中央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要听我对这个事情的意见。我讲了真实的情况，听不听是中央的决策，讲不讲是我的责任。我必须如实地把我看到的情况汇报给中央。”
邓子恢的以上表现，让邓淮生对父亲愈发钦佩，邓淮生颇有感慨地说：“他就是这样，哪怕受到批评，也要坚持讲真话。”
情系民生
1951年11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扩大会议精神，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界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作为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邓子恢不遗余力地履行起自己的职责，领导全区人民大张旗鼓地投入到这一运动中去。在这年的11月30日，邓子恢主持召开了中南直属机关干部大会，要求直属机关干部响应党中央增产节约的号召，全面动员、订好计划、互相检查、严惩贪污浪费。并决定成立中南增产节约委员会，统一领导这一运动。
在12月中旬，邓子恢又主持召开了中南局紧急会议，他指出：“三反运动”是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思想界限的伟大运动，要求各级领导要带头示范，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同时，应当组织一只强大的反贪污斗争队伍，务求斗争取得彻底胜利，并就具体部署给党中央、毛泽东作了报告。中央很快将报告批转给了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批示说：“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有分析，有决心，有周详的办法，其中许多足以补充中央过去指示的不足。”
邓子恢在领导中南地区这项运动中，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总是事必躬亲。他每天到增产节约委员会，亲自听汇报，检查各部、各地运动，发现问题，及时设法解决。
除了亲自接待群众来访之外，为了充分发扬民主，防止可能产生的打击报复、包庇袒护等行为，1952年1月，邓子恢在武汉市邮政局特别设置了“一七零信箱”，接受全区人民群众的检举或控告。当时的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就此专门发布消息，凡属需要直接向邓子恢检举问题的，可以投书“一七零信箱”。信箱从1月22日启用之后，常常收到各地群众寄来的揭发材料。
按照以往的惯例，信件材料应先转到时任邓子恢秘书的鲁亚夫手里，一般的问题交给有关部门办理，特别重大的才交由邓子恢批阅。然而，这一次邓子恢特别秘密交代说，每件必须转给他，而且要编号存档。
这样，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邓子恢就更加忙碌了，有时吃饭时间到了，看他还在批阅信件，秘书只好叫公务员把饭菜端到办公桌前。那一段时间，邓子恢的办公室经常彻夜通明，秘书劝他早些休息，他却说：“看到群众的来信反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运用党的政策，挽救干部，把握好运动的脉搏，宝贵啊！” 由于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过度的辛劳，这期间，邓子恢患上了肺炎、肝炎。医生曾建议他暂时停止工作，易地疗养，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仍带病坚持工作。无奈，秘书只好将每天必吃的药物放到他的办公桌上，即便如此，繁重的事务常常使他忘了服药，秘书只能不时加以提醒、催促，直至看到他吃完药后才去忙自己的工作。
难能可贵的是，邓子恢还亲笔给检举人回信，以示鼓励和感谢。
有时，邓子恢身体实在坚持不住了，有几封给群众的回信，就是他躺在藤椅子上口授给秘书写成的。他曾对秘书这样讲：“群众来信反映问题，是对我们党的信任和支持，绝不能有丝毫的怠慢。”
不仅如此，而且邓子恢还在办公室亲切会见了检举奸商和贪污分子的举报人李环珍，详细向她询问和了解中南局行政处会计与奸商相勾结盗窃国家资产的问题，并亲自打电话指示有关部门立即调查处理。他赞扬李环珍爱护国家财产的举动，鼓励她继续与不法分子作斗争。
“一七零”这个专用信箱，延用了很长时间，是邓子恢为了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联系而架设的一座心连心的“桥梁” 和一条重要渠道，对于邓子恢指导中南地区“三反”“五反”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赏，而且在以后的司法运动改革中，都起到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邓子恢为照顾农民吃菜等特殊需要，支持社员根据自己的意愿保留一部分土地，自己经营，其收入归其个人所有，不参加集体分配，这就是“自留地”。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邓子恢主持修订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规定：“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者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并规定“每口人所留的土地至多不能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的平均数的百分之五”。但是，后来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取消自留地的做法，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产生了不良影响。鉴于此，邓子恢建议恢复“自留地”。1959年6月16日，邓子恢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时遇到了毛泽东，在了解了毛泽东关于自留地允许各地因地制宜的意见后，邓子恢趁热打铁，一回到家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邓子恢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保留自留地及“百分之五”比例的必要性。他认为，保留自留地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满足农民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还有利于活跃市场。他在信中说：“按5%留自留地是适当的。全国现有耕地16亿亩，按5%留自留地计算，总共不过8000万亩。花这8000万亩地，可以解决5亿多农民的蔬菜供应。可以发展私人养猪、养鸡、养鸭。这样做的好处，至少可以使5亿多农民不再向市场来争购副食品，有的农民还可以挤出一些副食品来供应市场。我认为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他举例指出，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方地少人多，每人分地只有1亩，甚至七八分，似乎留5%会影响集体生产。事实上，这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自留地是按百分比留的，不是机械规定，每人或每户留几分地，分地少的地方，自留地当然也就少。他还以自身的经历指出，革命前我家庭的实际情况，大小6口人，每年种植菜园总是3分地左右。这3分地菜园经营得好，除了种蔬菜自给自足外，还可以种些地瓜、大薯、毛芋等作为养猪饲料之用。所以，按每人分地5%留自留地是适当的。只要把5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他进而指出，“农民留一点自留地，农民就有可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不致全部生活来源都掌握在干部手里，这对防止强迫命令也有很大作用”。
邓子恢的这封信，数字与事例并有、宏观与微观兼顾，对农业问题了然于胸的分析，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自留地就此保留了下来，并且发挥了它灵活经营、必要补充的巨大优势和收到了很大的效益。
邓子恢从1964年11月起参加“四清”工作近两年。此处所言的是，他奉命在广西临桂县武通镇搞“四清”工作时隐姓埋名为民造桥的一段佳话。
在武通镇，长期以来有条河将一个村庄隔在另一边。村民外出都要排着队等着从那唯一的一座用竹竿搭建的小桥过河，由于年久失修，好几次都有人险些跌落水中。由于那时的经济条件所限，虽然竹桥已经破旧不堪，时常需要修理，尤其是每逢雨季来临河水上涨的非常时期，全村人就只能眼巴巴望水兴叹或徒步几十里路从另一座桥上费劲耗时绕道而行。特别是若遇上村民谁家有人患了急病，心急如焚却也不敢冒险上桥走过去，时常因无法过河而耽误了救治。
邓子恢听说后，悄然来到江边，他目测了江的宽度，用脚踏了踏江岸的土地，用手抓了一把岸边的红土，用力地攥了又攥，默然离去。一路上，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他那想百姓所想、急群众所急、解乡亲所难的一贯思想作风，紧紧地牵动着他那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弦。
回到住地之后，邓子恢在桌前沉思良久后聚精会神写起一封信来，信中他详尽地陈述了此地的困难和广大农民的急切愿望。写完后，他将信封好，在信封上写下了国家计委转财政部某某人親启的字样，随后就将信交给秘书寄了出去。
不久，一笔为数不多的钱款拨了过来，指定是用于修桥的专用款项。在深秋时节的一天上午，县里领导来到了江边，高兴地向村民们宣布：“我们要在这里修建一座水泥桥，今后不必再小心翼翼的踏着竹桥过河了。”前来开会的民众们都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上学的孩子们更是兴奋地又唱又跳，欢声笑语一片。
到了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宽达4米的新桥就建好了：水泥的桥面光洁平滑，两岸的桥墩粗大坚实。在众人的欢呼声中，一辆拖拉机平稳而缓慢地驶过新桥，向所有人正式宣告：那些踩着简陋的竹桥揪着心过河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在这万众欢腾的时刻，邓子恢却被一封突然而至的电报紧急召回了北京。原来，他已经被安排到全国政协工作了，所以他是凭借自己在财政部的旧日关系才申请到了这笔为数不多的专项资金。这应该是他动用自己的关系为当地老百姓办的最后一件实事了。因为他回京是去参加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
后来，邓子恢从此再没有来过这片热土，但那座桥却一直留在老百姓心中。刚开始有一段时间，他们不知修桥的前因后果，更不知晓那位年过六旬的“老李同志”（邓子恢当时化名“李建中”）来自何方，但他们知道是共产党的干部为他们修建的这座桥。
（责编 孟红）
实事求是
1945年夏秋，随着日军的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反动派为抢夺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大量运兵到各抗日战场，抢占城市、交通线和军事要地，积极准备大举进攻解放区。华中解放区乃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更是他们进攻的重点。当时形势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非常严峻。
为此中共中央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华中局北移山东，与山东分局合并，组成华东局，华中另组分局。9月20日，中央電示华中局提出将来华中分局的领导名单，对谁主持华中分局工作的问题作出明确方案。
关于主持华中分局工作的人选，华中局在与山东分局合并前已有考虑，进行充分酝酿后，决定由邓子恢任书记来负总责。
邓子恢历来对党分配的工作，从未推辞过。这次，他实事求是地想了又想，掂量了又掂量，颇感华中局面实在太大，深恐难以胜任，再三慎重考虑后于10月21日向中共中央发去一份电报称：
今天华中局决定要我任华中分局书记兼政委，我实不敢负责。我自己知道很清楚，我对军事不熟悉，工作缺乏计划性，缺点很多。我仍主张谭为书记，我为副书记，最好张鼎承同志来任书记，谭为副政委，我为副书记。事关今后华中局面，不是我客气，望中央慎重考虑。
这份电报是华中局决定让邓子恢主持华中分局工作当晚发出的。关于谁主持华中分局，在此之前酝酿时，邓子恢力主由谭震林出任书记，所以电报中有“我仍主张谭为书记”一语。
邓子恢的这份电报，完全以大局为重，毫无私心，光明磊落，出以至诚。
但最后中共中央始终认为邓子恢是负责华中分局的恰当人选，仍然确定由邓子恢主持组织华中分局。
邓子恢的三儿子、现任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的邓淮生回忆说，父亲邓子恢给自己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实事求是，讲真话。因此曾受到过批评。
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当时苏区只有300万人，要发展30万人的军队，10个人养活一个人，怎么养得起？邓子恢的观点是，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农民都会跑光了。结果有人批评邓子恢，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同情农民。
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农村合作社的事情上，邓子恢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邓子恢认为，办合作社是一件好事情，但是需要循序渐进，需要在农民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的基础上去办。可是，当时急于求成的思想占了上风，想在两年内就办好农村合作社。这就脱离了农民的实际情况，给农民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极大地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全国农业生产力的下降。这一次，有人又批评邓子恢，说他代表富裕农民的思想。
这让邓子恢的妻子陈兰非常想不通，她因此“埋怨”邓子恢说：“你就不能不说真话，或者少说真话？”
邓子恢没有丝毫的犹豫，率直地回答说：“中央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要听我对这个事情的意见。我讲了真实的情况，听不听是中央的决策，讲不讲是我的责任。我必须如实地把我看到的情况汇报给中央。”
邓子恢的以上表现，让邓淮生对父亲愈发钦佩，邓淮生颇有感慨地说：“他就是这样，哪怕受到批评，也要坚持讲真话。”
情系民生
1951年11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扩大会议精神，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界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作为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邓子恢不遗余力地履行起自己的职责，领导全区人民大张旗鼓地投入到这一运动中去。在这年的11月30日，邓子恢主持召开了中南直属机关干部大会，要求直属机关干部响应党中央增产节约的号召，全面动员、订好计划、互相检查、严惩贪污浪费。并决定成立中南增产节约委员会，统一领导这一运动。
在12月中旬，邓子恢又主持召开了中南局紧急会议，他指出：“三反运动”是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思想界限的伟大运动，要求各级领导要带头示范，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同时，应当组织一只强大的反贪污斗争队伍，务求斗争取得彻底胜利，并就具体部署给党中央、毛泽东作了报告。中央很快将报告批转给了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批示说：“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有分析，有决心，有周详的办法，其中许多足以补充中央过去指示的不足。”
邓子恢在领导中南地区这项运动中，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总是事必躬亲。他每天到增产节约委员会，亲自听汇报，检查各部、各地运动，发现问题，及时设法解决。
除了亲自接待群众来访之外，为了充分发扬民主，防止可能产生的打击报复、包庇袒护等行为，1952年1月，邓子恢在武汉市邮政局特别设置了“一七零信箱”，接受全区人民群众的检举或控告。当时的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就此专门发布消息，凡属需要直接向邓子恢检举问题的，可以投书“一七零信箱”。信箱从1月22日启用之后，常常收到各地群众寄来的揭发材料。
按照以往的惯例，信件材料应先转到时任邓子恢秘书的鲁亚夫手里，一般的问题交给有关部门办理，特别重大的才交由邓子恢批阅。然而，这一次邓子恢特别秘密交代说，每件必须转给他，而且要编号存档。
这样，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邓子恢就更加忙碌了，有时吃饭时间到了，看他还在批阅信件，秘书只好叫公务员把饭菜端到办公桌前。那一段时间，邓子恢的办公室经常彻夜通明，秘书劝他早些休息，他却说：“看到群众的来信反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运用党的政策，挽救干部，把握好运动的脉搏，宝贵啊！” 由于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过度的辛劳，这期间，邓子恢患上了肺炎、肝炎。医生曾建议他暂时停止工作，易地疗养，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仍带病坚持工作。无奈，秘书只好将每天必吃的药物放到他的办公桌上，即便如此，繁重的事务常常使他忘了服药，秘书只能不时加以提醒、催促，直至看到他吃完药后才去忙自己的工作。
难能可贵的是，邓子恢还亲笔给检举人回信，以示鼓励和感谢。
有时，邓子恢身体实在坚持不住了，有几封给群众的回信，就是他躺在藤椅子上口授给秘书写成的。他曾对秘书这样讲：“群众来信反映问题，是对我们党的信任和支持，绝不能有丝毫的怠慢。”
不仅如此，而且邓子恢还在办公室亲切会见了检举奸商和贪污分子的举报人李环珍，详细向她询问和了解中南局行政处会计与奸商相勾结盗窃国家资产的问题，并亲自打电话指示有关部门立即调查处理。他赞扬李环珍爱护国家财产的举动，鼓励她继续与不法分子作斗争。
“一七零”这个专用信箱，延用了很长时间，是邓子恢为了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联系而架设的一座心连心的“桥梁” 和一条重要渠道，对于邓子恢指导中南地区“三反”“五反”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赏，而且在以后的司法运动改革中，都起到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邓子恢为照顾农民吃菜等特殊需要，支持社员根据自己的意愿保留一部分土地，自己经营，其收入归其个人所有，不参加集体分配，这就是“自留地”。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邓子恢主持修订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规定：“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者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并规定“每口人所留的土地至多不能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的平均数的百分之五”。但是，后来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取消自留地的做法，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产生了不良影响。鉴于此，邓子恢建议恢复“自留地”。1959年6月16日，邓子恢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时遇到了毛泽东，在了解了毛泽东关于自留地允许各地因地制宜的意见后，邓子恢趁热打铁，一回到家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邓子恢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保留自留地及“百分之五”比例的必要性。他认为，保留自留地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满足农民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还有利于活跃市场。他在信中说：“按5%留自留地是适当的。全国现有耕地16亿亩，按5%留自留地计算，总共不过8000万亩。花这8000万亩地，可以解决5亿多农民的蔬菜供应。可以发展私人养猪、养鸡、养鸭。这样做的好处，至少可以使5亿多农民不再向市场来争购副食品，有的农民还可以挤出一些副食品来供应市场。我认为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他举例指出，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方地少人多，每人分地只有1亩，甚至七八分，似乎留5%会影响集体生产。事实上，这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自留地是按百分比留的，不是机械规定，每人或每户留几分地，分地少的地方，自留地当然也就少。他还以自身的经历指出，革命前我家庭的实际情况，大小6口人，每年种植菜园总是3分地左右。这3分地菜园经营得好，除了种蔬菜自给自足外，还可以种些地瓜、大薯、毛芋等作为养猪饲料之用。所以，按每人分地5%留自留地是适当的。只要把5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他进而指出，“农民留一点自留地，农民就有可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不致全部生活来源都掌握在干部手里，这对防止强迫命令也有很大作用”。
邓子恢的这封信，数字与事例并有、宏观与微观兼顾，对农业问题了然于胸的分析，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自留地就此保留了下来，并且发挥了它灵活经营、必要补充的巨大优势和收到了很大的效益。
邓子恢从1964年11月起参加“四清”工作近两年。此处所言的是，他奉命在广西临桂县武通镇搞“四清”工作时隐姓埋名为民造桥的一段佳话。
在武通镇，长期以来有条河将一个村庄隔在另一边。村民外出都要排着队等着从那唯一的一座用竹竿搭建的小桥过河，由于年久失修，好几次都有人险些跌落水中。由于那时的经济条件所限，虽然竹桥已经破旧不堪，时常需要修理，尤其是每逢雨季来临河水上涨的非常时期，全村人就只能眼巴巴望水兴叹或徒步几十里路从另一座桥上费劲耗时绕道而行。特别是若遇上村民谁家有人患了急病，心急如焚却也不敢冒险上桥走过去，时常因无法过河而耽误了救治。
邓子恢听说后，悄然来到江边，他目测了江的宽度，用脚踏了踏江岸的土地，用手抓了一把岸边的红土，用力地攥了又攥，默然离去。一路上，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他那想百姓所想、急群众所急、解乡亲所难的一贯思想作风，紧紧地牵动着他那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弦。
回到住地之后，邓子恢在桌前沉思良久后聚精会神写起一封信来，信中他详尽地陈述了此地的困难和广大农民的急切愿望。写完后，他将信封好，在信封上写下了国家计委转财政部某某人親启的字样，随后就将信交给秘书寄了出去。
不久，一笔为数不多的钱款拨了过来，指定是用于修桥的专用款项。在深秋时节的一天上午，县里领导来到了江边，高兴地向村民们宣布：“我们要在这里修建一座水泥桥，今后不必再小心翼翼的踏着竹桥过河了。”前来开会的民众们都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上学的孩子们更是兴奋地又唱又跳，欢声笑语一片。
到了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宽达4米的新桥就建好了：水泥的桥面光洁平滑，两岸的桥墩粗大坚实。在众人的欢呼声中，一辆拖拉机平稳而缓慢地驶过新桥，向所有人正式宣告：那些踩着简陋的竹桥揪着心过河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在这万众欢腾的时刻，邓子恢却被一封突然而至的电报紧急召回了北京。原来，他已经被安排到全国政协工作了，所以他是凭借自己在财政部的旧日关系才申请到了这笔为数不多的专项资金。这应该是他动用自己的关系为当地老百姓办的最后一件实事了。因为他回京是去参加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
后来，邓子恢从此再没有来过这片热土，但那座桥却一直留在老百姓心中。刚开始有一段时间，他们不知修桥的前因后果，更不知晓那位年过六旬的“老李同志”（邓子恢当时化名“李建中”）来自何方，但他们知道是共产党的干部为他们修建的这座桥。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