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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匈奴是先秦、两汉时期我国北方的主要少数民族，从战国时期开始北方各诸侯国都有同匈奴和东胡等的交流记录。秦末匈奴开始控制整个漠北草原，尤其在冒顿单于以后的匈奴更加强大，当时的匈奴帝国基本控制了从东北到河西乃至西域的广大地区，引弓之民三十多万，实现了北方草原地区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匈奴在其发展灭亡的过程中始终通过不同方式和中原王朝保持有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史学界对汉匈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也有许多成果，这也是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关键词：匈奴；两汉；经济；文化；民族关系
引言
近年来国内关于历史上的汉匈关系史的研究蓬勃发展，很多从建国以来就致力于民族史研究的老一辈专家学者以及新时期里出现的年轻学者里的佼佼者都积极地参与到这一课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匈系史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民族关系是贯穿整个古代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民族存在就必须会同其周边的其他民族发生关系。
一、汉匈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
匈奴是秦汉时期北方草原地区的强大游牧民族，秦汉之冒顿单于击败东胡之后再漠北草原建立了强大奴隶制政权，从此匈奴民族开始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匈奴在冒顿和其后几代单于的领导下完全统一了漠北草原地区的所有分散的众多游牧部族，并且向西控制了河西走廊和天上北部地区。当时在天山南部和西域地区的所谓的“西域三十六国”也都是在匈奴的管辖之下，基本都听命于匈奴单于，并向单于庭进贡。
二、国内研究综述
（一）经济交流的
（1）海伦在《蒙古国境内匈奴贵族墓葬出土遗物的汉文化因素研究》[1] 一文中通过蒙古国境内匈奴贵族墓葬出土的汉文化物件的分析和对汉匈文化交流的讨论提出了匈奴同汉朝经济交流的几大主要方式：1、边塞互市。2、供奉。3、战争掠夺。这也即使汉匈经济交往的特点。（2）翟国强在《匈奴秦汉经济文化交流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2] 一文中提出，秦汉以来匈奴地区的中原地区就有经济交流的记录。《史记》中就有秦始皇时期将在匈奴和秦国之间做畜牧、狩猎产品和农耕交易的乌氏倮封君的记载。亥下之役后刘邦本准备建都洛阳，张良等也是通过各种厉害关系来说服刘邦建都关中，其中有一条就是“北有胡园之利”。所以秦汉时期虽然也常有战事，但匈奴地区和中原地区却形成了很稳固的经济互补关系，并且一直影响到后来。（3）刘运动在《论西汉对匈奴和西域诸国的经济文化渗透》中论述了汉王朝无论是前期出于抗击匈奴的需要和西域诸国保持的“朝贡”关系之下的经济交往或者是后期出于对南匈奴的同化需要的“朝贡”关系之下的经济贸易，都是汉王朝和周边民族之间经济交流的重要表现。（4）王庆宪在《匈奴与西汉关系史研究》一文第三节“匈奴与中原之间的经济物资交流与风俗文化影响”中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和对现代考古出土物的研究概括、总结出了汉匈经济交流的几大特征：①民间贸易交换是以物易物，互惠互利。这种经济交换活动广泛存在于双方的民间。这种经济物资交换活动虽然颇受西汉政权建立后政治及军事形势的影响，但它本身在当时却并不具有多少政治或军事意义。②民间物资交换往往被障塞关卡所阻，但这种活动却始终顽强地存在于双方的民间，这既是当时匈汉民族友好，互相长期交往的基础，又是双方经济物资交流的主要途径之一。③纳贡求和存在于双方的统治集团之间.但这种交换不同于民间的物资交换，这种交换仅是双方物资与承诺的交换，是经济物资单方向的流动。④双方关市贸易一中西汉方面既是由官方调控，则匈奴普通民众在所需物资的种类及数量上，总要受到限制。所以当官方纳贡求和以及双方关市正在进行的同时，双方民间的物资交换也仍在被迫犯禁私下进行。⑤匈汉双方民间的物资交换贸易繁盛于战国时期，被阻禁于汉兴以降；而纳贡求和以及互通关市则出现于平城之役以后.⑥西汉朝廷对于呼韩邪政权的经济物资扶持，主观上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的经济手段，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方便甚至是促进了当时匈汉双方的经济物资交流。
（二）文化交流
（1）翟晓兰在《匈奴帝國建立前后的文化分布与传播》中对匈奴冒顿建国前后的匈奴文化的传播形式和地域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建国前的匈奴文化虽未开始大规模的传入中原，在北方草原地区仍然具有主导地位，很多北方草原小部族甚至秦汉的边疆地带深受影响。进入匈奴帝国时期以后，匈奴人重夺河南故地，对西域地区也实现了统治，其文化开始更大程度的外传，影响到当时中原和西域的广阔地区，还例举广西等地出土的多出南越墓葬里的匈奴风格的牌饰和铜扣来说明了匈奴和南越的文化交流。文章最主要是指出在以往的有关汉匈文化间的交流问题的研究中，一味强调大汉对匈奴的影响、匈奴在诸多方面对汉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仰赖，而完全忽略匈奴文化的强大的生命力和基于游牧经济而产生的快速广阔的传播和渗透力，忽视了匈奴文化在强盛时期对汉和其他民族所造成的巨大影响，这可能会造成对这一民族极其鲜明的文化特色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的认识的不足。（2）海伦在《蒙古国境内匈奴贵族墓葬出土遗物的汉文化因素研究》一文中指出，先前在蒙古国发现的大量匈奴墓葬中都发现有来自汉朝的物件和文化因素，且关于匈奴文化习俗的记载文本也大多汉文文献，所以很过时候都会产生单一片面的结论，如：匈奴文化深受汉文化影响。其实不然，因为这些墓葬都是匈奴贵族上层的墓葬，他们可以通过同汉朝的朝贡贸易或者战争掠夺获得大量的汉朝的东西，但匈奴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根本不会有这种条件。所以说，仅仅通过匈奴贵族墓葬出土大量汉朝的物件而判断匈奴深受汉文化影响是不科学的。还提出，根据史料的记载汉朝和匈奴在边境的贸易和战争中匈奴文化对汉朝的影响，如：学习和借鉴匈奴的畜牧和战略方法。（3）翟国强在《匈奴秦汉经济文化交流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中通过对在《史记》、《汉书》等书中记载的在汉匈战争期间的人口流动的内容的引用和讨论，指出人口的北往南流，必然将其原来生活地区的用具物资、风俗习惯等等，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携至进入地区。当时的匈奴社会中，就存在着数量非常巨大的中原物资产品。这从漠南地区出土的匈奴墓葬陪葬品就可以看出。汉匈战争对两地人民来说都是苦难，但这也在和大程度上促进了汉匈文化的接触和交流。
三、对国内研究综述分析
综上对国内研究文献的综述，可以得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在国内对汉匈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的成果基本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史学研究尤其是对民族史和古代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更是出现了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一个趋势，匈奴作为北方草原地区第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匈奴史和汉匈关系史在我国古代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研究复苏发展的新时代里，汉匈关系史，特别是汉匈经济、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也走上了繁荣发展的道路。二是在这诸多的研究成果中，都清楚的提出了汉匈在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互相的影响关系，所有人都在经过系统的研究和考古调查后得出的结论都是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国内正统史学一直都认为的汉匈经济、文化交流中匈奴的完全单方向的接受地位，这是认识上的突破，也是史学研究新的发现和导向，证明我们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开始走上了正规史学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海伦，内蒙古大学，D，2015.05.05。
[2] 翟国强，《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J，2008年第6期（总第107期）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730030）
关键词：匈奴；两汉；经济；文化；民族关系
引言
近年来国内关于历史上的汉匈关系史的研究蓬勃发展，很多从建国以来就致力于民族史研究的老一辈专家学者以及新时期里出现的年轻学者里的佼佼者都积极地参与到这一课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匈系史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民族关系是贯穿整个古代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民族存在就必须会同其周边的其他民族发生关系。
一、汉匈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
匈奴是秦汉时期北方草原地区的强大游牧民族，秦汉之冒顿单于击败东胡之后再漠北草原建立了强大奴隶制政权，从此匈奴民族开始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匈奴在冒顿和其后几代单于的领导下完全统一了漠北草原地区的所有分散的众多游牧部族，并且向西控制了河西走廊和天上北部地区。当时在天山南部和西域地区的所谓的“西域三十六国”也都是在匈奴的管辖之下，基本都听命于匈奴单于，并向单于庭进贡。
二、国内研究综述
（一）经济交流的
（1）海伦在《蒙古国境内匈奴贵族墓葬出土遗物的汉文化因素研究》[1] 一文中通过蒙古国境内匈奴贵族墓葬出土的汉文化物件的分析和对汉匈文化交流的讨论提出了匈奴同汉朝经济交流的几大主要方式：1、边塞互市。2、供奉。3、战争掠夺。这也即使汉匈经济交往的特点。（2）翟国强在《匈奴秦汉经济文化交流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2] 一文中提出，秦汉以来匈奴地区的中原地区就有经济交流的记录。《史记》中就有秦始皇时期将在匈奴和秦国之间做畜牧、狩猎产品和农耕交易的乌氏倮封君的记载。亥下之役后刘邦本准备建都洛阳，张良等也是通过各种厉害关系来说服刘邦建都关中，其中有一条就是“北有胡园之利”。所以秦汉时期虽然也常有战事，但匈奴地区和中原地区却形成了很稳固的经济互补关系，并且一直影响到后来。（3）刘运动在《论西汉对匈奴和西域诸国的经济文化渗透》中论述了汉王朝无论是前期出于抗击匈奴的需要和西域诸国保持的“朝贡”关系之下的经济交往或者是后期出于对南匈奴的同化需要的“朝贡”关系之下的经济贸易，都是汉王朝和周边民族之间经济交流的重要表现。（4）王庆宪在《匈奴与西汉关系史研究》一文第三节“匈奴与中原之间的经济物资交流与风俗文化影响”中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和对现代考古出土物的研究概括、总结出了汉匈经济交流的几大特征：①民间贸易交换是以物易物，互惠互利。这种经济交换活动广泛存在于双方的民间。这种经济物资交换活动虽然颇受西汉政权建立后政治及军事形势的影响，但它本身在当时却并不具有多少政治或军事意义。②民间物资交换往往被障塞关卡所阻，但这种活动却始终顽强地存在于双方的民间，这既是当时匈汉民族友好，互相长期交往的基础，又是双方经济物资交流的主要途径之一。③纳贡求和存在于双方的统治集团之间.但这种交换不同于民间的物资交换，这种交换仅是双方物资与承诺的交换，是经济物资单方向的流动。④双方关市贸易一中西汉方面既是由官方调控，则匈奴普通民众在所需物资的种类及数量上，总要受到限制。所以当官方纳贡求和以及双方关市正在进行的同时，双方民间的物资交换也仍在被迫犯禁私下进行。⑤匈汉双方民间的物资交换贸易繁盛于战国时期，被阻禁于汉兴以降；而纳贡求和以及互通关市则出现于平城之役以后.⑥西汉朝廷对于呼韩邪政权的经济物资扶持，主观上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的经济手段，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方便甚至是促进了当时匈汉双方的经济物资交流。
（二）文化交流
（1）翟晓兰在《匈奴帝國建立前后的文化分布与传播》中对匈奴冒顿建国前后的匈奴文化的传播形式和地域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建国前的匈奴文化虽未开始大规模的传入中原，在北方草原地区仍然具有主导地位，很多北方草原小部族甚至秦汉的边疆地带深受影响。进入匈奴帝国时期以后，匈奴人重夺河南故地，对西域地区也实现了统治，其文化开始更大程度的外传，影响到当时中原和西域的广阔地区，还例举广西等地出土的多出南越墓葬里的匈奴风格的牌饰和铜扣来说明了匈奴和南越的文化交流。文章最主要是指出在以往的有关汉匈文化间的交流问题的研究中，一味强调大汉对匈奴的影响、匈奴在诸多方面对汉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仰赖，而完全忽略匈奴文化的强大的生命力和基于游牧经济而产生的快速广阔的传播和渗透力，忽视了匈奴文化在强盛时期对汉和其他民族所造成的巨大影响，这可能会造成对这一民族极其鲜明的文化特色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的认识的不足。（2）海伦在《蒙古国境内匈奴贵族墓葬出土遗物的汉文化因素研究》一文中指出，先前在蒙古国发现的大量匈奴墓葬中都发现有来自汉朝的物件和文化因素，且关于匈奴文化习俗的记载文本也大多汉文文献，所以很过时候都会产生单一片面的结论，如：匈奴文化深受汉文化影响。其实不然，因为这些墓葬都是匈奴贵族上层的墓葬，他们可以通过同汉朝的朝贡贸易或者战争掠夺获得大量的汉朝的东西，但匈奴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根本不会有这种条件。所以说，仅仅通过匈奴贵族墓葬出土大量汉朝的物件而判断匈奴深受汉文化影响是不科学的。还提出，根据史料的记载汉朝和匈奴在边境的贸易和战争中匈奴文化对汉朝的影响，如：学习和借鉴匈奴的畜牧和战略方法。（3）翟国强在《匈奴秦汉经济文化交流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中通过对在《史记》、《汉书》等书中记载的在汉匈战争期间的人口流动的内容的引用和讨论，指出人口的北往南流，必然将其原来生活地区的用具物资、风俗习惯等等，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携至进入地区。当时的匈奴社会中，就存在着数量非常巨大的中原物资产品。这从漠南地区出土的匈奴墓葬陪葬品就可以看出。汉匈战争对两地人民来说都是苦难，但这也在和大程度上促进了汉匈文化的接触和交流。
三、对国内研究综述分析
综上对国内研究文献的综述，可以得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在国内对汉匈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的成果基本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史学研究尤其是对民族史和古代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更是出现了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一个趋势，匈奴作为北方草原地区第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匈奴史和汉匈关系史在我国古代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研究复苏发展的新时代里，汉匈关系史，特别是汉匈经济、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也走上了繁荣发展的道路。二是在这诸多的研究成果中，都清楚的提出了汉匈在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互相的影响关系，所有人都在经过系统的研究和考古调查后得出的结论都是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国内正统史学一直都认为的汉匈经济、文化交流中匈奴的完全单方向的接受地位，这是认识上的突破，也是史学研究新的发现和导向，证明我们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开始走上了正规史学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海伦，内蒙古大学，D，2015.05.05。
[2] 翟国强，《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J，2008年第6期（总第107期）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73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