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就存在，并在二次大战后形成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子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一般认为，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苏联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产生的自我政变”。
　　前苏联还有一绝，即老人政治特色，从斯大林开始，这一特点就开始显现，斯大林至死都掌握着国家政权。此后，除了赫鲁晓夫是被赶下台的，其他领导人都是在任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勃列日涅夫晚年在几次中风和心脏病发作后，反应已迟钝，若无人相扶，几乎不能行走，但为了维持国家政治仪式中的惯例，他在去世前3天，还强撑病体在红场阅兵。
　　随后更是一蟹不如一蟹，接班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使苏联的老人病夫政治达到顶峰：两人均以高龄多病之身成为最高领导人，前者68岁上台，执政15个月;后者72岁上台，执政13个月。安德罗波夫只作了半年，就大病不起;至于契尔年科，不必说作，连说话和呼吸都很困难。同样是为了维持国家政治仪式，助手们把离去世还有半个月的契尔年科从病床上架起来，在电视镜头前亮相做秀。这简直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但为了道统和统治，还得把戏演下去。当年50多岁的戈尔巴乔夫在见到去世前的契尔年科时，心生疑问和感慨：“究竟是什么阻碍他辞去作以便关注自己的健康？是什么迫使他肩负起领导国家这副力不从心的重担？”
　　韦君宜：对领袖像傻笑
　　1966年8月，作家韦君宜在做自我批判时，第一句话是：“亲爱的党啊，你难道不要你的女儿了吗？”韦君宜被造反派拉着游街后，神志就不清了，别人问她话，她答不上来，只是直愣愣地瞪着对方;抄起一个铝锅就扣在头上，说要去游街;她还将厕所里用过的卫生纸捡起来叠好，说这是她的交代材料。韦君宜每天语无伦次，只知道对着伟大领袖像傻笑，喃喃自语：“毛主席不要我了，不要我了。”
　　江青：喜欢上海小调
　　1972年8月2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宾翰顿大学中国史教授维特克，会谈中江青说：“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的，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中国的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我可不背，我自己要怎样就怎样做。明天和后天我会详细地对你讲，今晚我讲点小故事吧。我最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那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我还唱呢，唱给你听听。”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不舍不得离……”
　　张国焘：少看到悲剧才好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有人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国焘。张国焘长叹：“我们都年华消逝，我像毛泽东一样，是个总归要死的人，而死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张国焘晚年特别爱听中文广播，他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悲剧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