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十二公民》这样的表现是否符合你之前的预期？
　　CH：《十二公民》首映结束时，观众的掌声给予了这部影片真挚的肯定，媒体场放映后，记者们起立鼓掌的现象，在电影节期间是少见的。《十二公民》的良好表现基本符合我的预期。这是导演徐昂、制片人王鲁娜等首次制作的电影，能来到这样一个国际性的平台，和众多优秀的世界级导演、电影共同竞争，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高的肯定。可以举一个例子，首映时，在《十二公民》剧组之前走过红地毯的是《被遗忘的时光》剧组，导演是获过多次奥斯卡奖的奥伦·穆弗门，主演是理查·基尔。而在《十二公民》剧组之后，红毯上是《失乐园》剧组，导演是安德里亚·迪·斯戴法诺，主演是本尼西奥·托罗和乔什·哈切森。可见，《十二公民》可以与这些优秀的电影和剧组同时亮相，本身就是很高的肯定。同时，我也十分赞赏这几位年轻电影工作者们对待“电影”和“职业”的态度。
　　BQ：当初为何会选中《十二公民》参加罗马电影节？尤其是有着1957年美国版《十二怒汉》金玉在前，《十二公民》有何优势？
　　CH：我个人认为，这部电影结合了西方戏剧和中国群口相声两种艺术形式，在两种形式之下，电影中讲述者和聆听者身份时有转变，从而促使了观众观看影片时身份的转换，形成了讲述者、聆听者、观众三者之间观影感受的综合结构。观众是以此特殊的方式从影片中提取情感共鸣，这种手法在国产电影中比较少见，值得推荐。我看重这部作品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其实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里，对于人性的探究已经相对透彻；而在电影中，受限于行为准则，大部分影片所探讨的是相对简单的社会关系，如家庭、婚姻等，较少涉及人性与法律的关系。不论是从电影类型角度还是市场考虑，这样的作品不可多得。《十二公民》讲述的是在中国学校里面设立一个虚拟陪审团，与现实中深圳某区正在试行的陪审团制度不谋而合。在社会规范实践的探索中，一部电影走在了前列。因此，这样的作品需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产生积极的思考，从而推动社会法制的进步。
　　BQ：这些年作为欧洲电影节的选片人，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CH：我从2004年开始在法国国家艺术中心的真实电影节首次担任选片人，后来去了南特与威尼斯电影节做华语选片顾问，到现在的罗马电影节，同时也一直在给北京电影节做全球选片。纵观下来，我最大的感触是，十年来电影工业技术有了很大革新，从电影胶片到数字电影，从3D、IMAX到网络电影，每一项新技术都会带来新的商业模式。但是电影的魅力就是，无论技术如何革新，它作为表达情感的方式和记录生活的方法却一直没有被改变过，它关心的是人本身。
　　十年作为电影节选片人，我看到过许多优秀的中国电影工作者站在国际电影节领奖台上。在我所挑选的影片范围内，有多位导演获得终身成就奖或者最佳导演等。相反地，也目睹过很多失望和无奈，每当我看到他们这样的眼神时，我也会难过，感觉到中国电影正在被国际电影市场所忽视。当然，高兴的时候还是占多数的。我印象最深的还是2006年，贾樟柯导演的《三峡好人》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那一次。当时的背景是，2004年以来，中国电影在海外的发行量越来越低，许多国际同行对中国电影十分悲观，但《三峡好人》带来的胜利，瞬间使中国电影在海外的市场瞬间复燃。记得获奖当晚，贾樟柯导演、我及剧组的其他同事，我们手捧着奖杯，边走路边唱歌，一路接受素不相识的外国电影友人的道贺。很快，我们几个男人不能满足心情止于言语的表达，在路上开始像孩子般互相追逐打闹。其中，我开心的一拳使得贾樟柯蹲在地上许久才站起来，后想起此事，甚觉内疚，怪当时用力过猛。可当时脑子里就一个想法：坏了，这可是刚拿了“金狮”的导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