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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雪到血
从天空落下的不一定都是雪。比冷更冷的，也不一定是冬天。冬天过去了，春天不一定立刻到来。
雪，落着，落在中国的大地上。这雪已经落了整整一个冬季。世间万物都已被雪覆盖——多么奇妙：没有比雪更轻更柔、更易消融的事物，然而再高大、坚硬的物体，再广阔无边的大地，都不免被这轻柔的雪花所覆盖。我睡在雪里头，不知道睡了多久。周围空无一人，野旷天低树，乌鸦贴着冰河，溯流而飞。
被一壶美酒灌倒后，我被纪纲带到了野外。这个锦衣卫指挥使好久没有对我这么客气了，他甚至拍着我的肩膀，与我称兄道弟——鉴于我已经好久没有沾过酒了，我没有将他的脏手，从我肩上拿开。他是什么东西！配与我称兄道弟？我在内阁供职的时候，从来没有正眼瞧过他一眼，当年这厮为了求我一副字，请托过不少人，但我从未给他写过。
我扑倒在雪里，便什么也不记得了。如果不是一阵浓浓的酒意，不，确切地说，是一条红红的带子从我的身体里爬出来，一直爬到了冰河边，我不会醒来。也许我压根儿不打算醒来，“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这话说得一点没错。但我还是醒了。我看见我倒在雪地里，鲜血流到了冰河——也许流了大半夜，血已经凝固发黑了。我的身上插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刀柄上烙印着锦衣卫的徽记。
我知道我被干掉了。现在我看到我的尸首抛在荒郊野外，无人收拾，不禁放声恸哭。
不可避免，我被下到了监狱。也许从我登科那一天起，就应该意识到终有那么一天。只是那时，我被及第的喜悦冲昏了头脑，从不曾对心中掠过的这丝阴影做丁点儿停留。我的后辈，万历年间状元焦竑说，“解缙之才，有类东方朔，然远见卓识，朔不及也”。他说我的才华在东方朔之上，我虽嘴上不承认，心里还是很受用的。我五岁能作诗，某日祖父抱我在膝盖上，问道：“小儿何所爱？”我应声作四绝句：“小儿何所爱，夜梦笔生花。花根在何处，丹府是我家。”全场顿时雷倒。他们猛烈地夸我神童、奇才。我十九岁举进士，入翰林，为皇上起草诏书，动辄上万字，从不打草稿—— 一挥而就，笔走龙蛇，挥洒如雨，才名煊赫，倾动海内。
我被称为吉州的读书种子，但现在却被埋在北国的雪里，等待腐败、溃烂，直至不知所终。我真是一颗不幸的种子，我情愿一直以来是个布衣，可以埋首乡土。什么才子、神童，可真不是什么好事，树大招风，才人遭妒。你们要吸取我的教训，不要落到我这样的下场。纪纲那浑球真不是什么好东西，阴险毒辣，察言观色，在揣摩圣上的意图方面可是个高手。永乐十三年——那时，我已经在监狱里呆了三年了，某天，这小子向皇上递交犯人名单，曾经极度宠幸我的主子朱棣，用慵懒然而犀利的目光，草草地在这几页纸上扫了一下，便放在案几上，鬼使神差，在听纪纲啰啰嗦嗦地汇报时，仿佛出于无聊，他又从案上拿起名单——“解缙”——我的名字在被他多看了一眼后，跳了出来。
他半是揶揄半是嘲讽地说：“缙犹在耶？”
只這多看的一眼，便带来我的杀身之祸。
永乐皇帝——那时，他还只是燕王，当年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发动“靖难之役”，要去篡位，要去夺权。临行前，道衍和尚（姚广孝）——朱棣的谋士，突然跪下，向燕王密语，说有一事相托。
燕王问：“什么事？”
道衍说：“江南有个才子叫方孝孺，学问操守第一。你攻下南京，他一定不会投降，但请你千万不要杀他。如果杀了，那么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绝了。”
道衍神色凄恻、隐晦，同时不安。这张蜡黄而沟壑纵横的老脸，仿佛被一片黑云投下一抹阴影—— 一丝不祥的预感从他心里闪过。方孝孺何等忠烈之人，至死不肯降服，以至于被朱棣破纪录地“诛十族”都不为所动，最后慷慨就义。
作为建文旧臣之一，我当年没有选择方孝孺的道路，而是选择了“叩马迎驸”。我的人生污点始于此。一个以才学和道德为职业的人，总是会在人生的关口遇到两难的选择。譬如方孝孺，朱棣将建文帝赶下台，自己当皇帝，对于这样的不义，方孝孺选择以死抗拒，宁死不为朱棣所用；不仅如此，他还披麻戴孝，在宫殿哭号；更有甚者，他当面在朱棣面前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大字。他真是忠烈！我有时想，我们书生的命运——在有皇权以来，如何争取自由，如何争取人格——在历史上不乏其人，但是，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这样的机会从来没有出现过。
也许有部分幸运者，遇到了所谓明君，宅心仁厚，敢于纳谏，宽怀大量，书生们的日子好过一些，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在皇帝面前直起他们的膝盖——不知有谁思量过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四海之内，无论归于刘家、李家、赵家，只有一个人可以安然地坐在龙椅上，而天下人则要齐刷刷地跪拜下去，接受来自最高权力的叱责或抚慰。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成为与生俱来的真理。
因而历史上那些方孝孺辈，其结局故惨烈，其人生亦悲壮。
我想我现在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雪纷纷落着，而这纷扬的情景却愈益显现出一种静穆，一种死亡的气息。这纷扬的大雪，来自上天——不是他悲悯的眼泪，也不是他烂漫飞扬的情思，而是带有某种结局和宿命的暗示。一种包藏。一种无辜的残忍毁灭。也许这个时候，我应该心平气和地来欣赏这雪景。东晋时，右将军王羲之之子王凝之，有个才学美貌并重的妻子谢道韫，考虑到她的父亲是名士谢安谢太傅，你就不应该对这王谢之家表示嫉妒，而应该是称羡。谢道韫还是个小娃的时候，父亲带着孩子们看雪花。父亲问：“白雪纷纷何所似？”兄长说：“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其机智和慧心足见矣。也许此刻，我应该抱着欣赏春天柳絮的心态，来欣赏这雪景。
而我终究不能。
我目见自己被杀死在雪地里。而我的死因，却在当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那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缘故。直到清朝时我的死因才陆续被一些学者考证出来，因而我对乾嘉学派的敬意是有的。在当时，一些学者，比如陈建，在《皇明资治通纪》永乐十三年正月条里只记下这样一句：“前交趾参议解缙死于锦衣卫狱，徙其家于边。”雷礼在《国朝列卿纪》里只写“下诏狱卒”。连焦竑《国朝献征录》所收无名氏《学士解公缙传》，对我的死也只轻描淡写地有一句“死狱中，年四十七”。对于我是怎么死的，似乎都唯恐避之不及。 我想我的死因，不外乎以下三种：
一、我是被锦衣卫纪纲干掉的。我身上带着长缨的刀子依然像一杆耻辱的经幡一样，招摇在雪地里。确实，他有权力这么做，作为锦衣卫总管，他可以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踩死我。只要他愿意。况且，平素里我对他非常看不起，用语言激怒、辱骂过他。他早已怀恨在心。因而他乘机与我喝酒，然后推脱说我是嗜酒死于雪地里，也是可能的。
二、我是被皇帝朱棣给除掉的。虽然，我曾一度得到他的宠幸，他应该不会忘记，在他发动“靖难之役”兵逼南京时，我顺应潮流，和夏元吉、杨荣、金幼孜等人开城迎接他。当年他对我的信任使我铭记在心，我和杨士奇、胡广、杨荣、金幼孜等人进入文渊阁，参与机务，成为明朝第一批内阁大学士。越是接近权力高峰，越是危险的。我的优长皇帝自然看得清楚，通常情况下，他认为是合情合理的，甚至视而不见。但是我忤逆圣上的时候，却不可避免地被他紧紧揪住，对于一个内心阴暗、毒辣的君王来说，他无法克服这局限。我就像睡在一只随时会翻身扑咬我的猛虎身边。最后，我还是被它给咬死了。
三、我是被我自己给杀死了。关于这一点，勿需我多言，我已经说得够多了，这正是我遭难的缘由。如果我不说，我或许可免一死，但这不合乎我的本性，也不合乎一个朝中重臣的本分。对于不合理、不应该的，我必须说出来，所谓“进言者无所畏”。因而，我或许死于自己的嘴，也未可知。
雪的另一种形式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那种对既往知识的全部占有，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还有技艺，全部囊括在内，以与大明王朝的广阔疆域相媲美，朱棣对编辑《永乐大典》的企图，不啻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梦想之一。虽然残忍、阴险，但我依然要对我的主子表达另一种敬意：是他，将皇都迁往北京；也是他，命令郑和下西洋，开启了皇朝对外展示天威这个我们时代最具挑战性的行动。
從我担任《永乐大典》总纂修那一刻始，我就知道，我的名字足以载入史册，永垂不朽——甚至后人们，都不尽然知道永乐皇帝的名字，但我必定因为这部百科全书，而流芳百世。这是人类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部书，它动用了朝野上下2169人编写，全书缮写成22877卷，光目录就有60卷，成书11095册，3亿7千万字。
当我和我的同僚们彻夜不休地在烛火辉煌的屋内忙活的时候，不是出于对权力的恐惧，而是一种对梦想的渴求在鞭策我们、催促我们，像促织一样，在黑夜里制造了尖锐而喜悦的鸣声。成船成船的连史纸，从江西沿信江运来，仿佛成吨的白雪运入宫中。对于产自我江右的优质纸张，人们很容易用“白雪”来形容它的颜色。而这些从无数坊间精挑细选出来的“白雪”，远非谢道韫眼中的“柳絮”——那是一个小姑娘天真而浅薄的想象。那从南方而来的“雪片”，将从时间和空间上，将中国既有的知识全部覆盖！
文士们夜以继日地在宫中编辑、抄录，墨水的清香足以刺激他们昏昏沉沉的脑袋。我坐在桌子后面，仿佛一个局外人一样，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在短暂地感觉到一种荒诞感之后——因为，有一瞬间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是枉然的，我们的企图有些像做梦——但很快，我便涌起一种深刻的自责，为我荒诞不经的想法而感到荒谬。这样的时刻，总是容易让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洪武二十一年春，我和长兄解纶、妹夫黄金华一道同登进士，成为京城的美谈。那时我将及弱冠，而已然瞩目于朝野。我知道，对于功名的渴求，来自于每个读书人内心最深切的渴望。更让我愉悦的，不是功名利禄的诱惑，而是成功的快感——无论是写出一首好诗，还是写出一副好字——那种轻捷、晕眩、轻飘的感觉，能让人死而无憾。我承认，我是个狂放的有些傲气的人，这多少给我的命运添加了一把不幸的柴火。才子，这是我一生的别名，我因此而荣，也因此而毁。
怎么说呢，才人总是一开始便崭露头角。如果说人们从小将我当作神童来看待，多少出于一种文过饰非的褒奖，和对于一个官宦理学之家的尊敬的话。当我和兄长、妹夫在省试中分列第一、第二、第三名的时候，不仅对我的家族，更主要对我，人们便不惜用世上最美妙的词句，往我身上贴——如“资禀清粹、气度高远”“子真天下第一人也”之类。我承认我很喜欢成功的感觉，但远非出于对仕途的贪恋。我并不爱做官，我的浪漫、自负、心直口快、嫉恶如仇的性情，为官场的大忌。晚于我之后的才子李梦阳，曾经与我有着相似的感受，他眼中的官场人，都是一副吞吞吐吐、老于世故的样子，性格从来不鲜明，说话从来都曲里拐弯。这简直成为绝大部分官员的共通形象。也许当初他们作为一个年轻进士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官场这块看起来很美但带刺的草地，让他们学会了轻手轻脚、小心翼翼、三缄其口。
太祖对我非常宠幸，他曾经对我说，你我如同父子，你可以对朕知无不言。我信以为真，连上《大庖西封事》和《太平十策》，对刑罚、赋税、学术、社会风气等针砭时弊、慷慨陈词。太祖嘴上虽然称善，但是三年后却打发我回江西吉水老家去了，让我好好读书。他给出的理由是：大器者晚成，十年后再重用我。
我承认，在乡间闭门读书的几年磨炼了我。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寂寞和冷遇，对我来说不是坏事。我不仅不记恨太祖，反而感激他。新出炉的剑固然崭新、锋利，但也容易折断，非得经过岁月的打磨才能成为一把好剑。太祖以收敛我的锋芒的方式保护了我。那几年是我的幸福时光，我可以不用为了应付科考，纯粹出于兴趣，对性命道德、诸子百家，乃至于佛老方技之书，自由涉猎，读到痛快处还手舞足蹈，无人视为狂悖。乡里贤者常与我诗酒唱酬、促膝砥砺，这样的日子是官场生活所不能比拟的。
我在乡间几年，朝廷发生了大变故。先是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薨；接着洪武三十一年太祖殡天，长皇孙朱允炆即位。闻太祖崩讯，父亲命我和兄长赴京临丧。我想我的名声并不全然是我的保护色，在某种情况下会成为其反面。譬如这次，我怀着哀痛之心来到京城，却被妒忌我的人弹劾，说我归学未满十年，属于“赴临非诏旨”，甚而说我母丧未葬、父亲年已九十，却跑到京城临丧，属于非礼。结果把我贬为甘肃河州卫吏。我的命运，可说是一落千丈，“一尊时碎黄花下，万事不醒江波流”，“十年后重用”的承诺不仅化为泡影，还背上了“违背遗诏”的罪名。 西北甘肃，冰天雪地之国，远非故乡四季如春。当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行走在冰雪皑皑的路上，我的心里落满了雪花。雪花飞舞，我的眼前白茫茫一片，仿佛无尽的苦役。恍惚间，我被推醒了，我的桌案上堆满了高叠数尺的稿子，同为太子少傅的姚广孝正笑眯眯地对我说：“春雨兄，睡得可好？”
哦，我在往事中走远了，以至于走到梦境里去了。
我听见公鸡的打鸣声，穿过晨曦的暗影、杏树的枝杈，以及宫殿的琉璃瓦顶，也穿过宿卫手中冰冷的长矛，嘴里呵出的雾气，护城河边湿漉漉的码头以及船工瞥见货物时倦怠的眼神，烟花巷里突然变得丑陋不堪的灯笼、窗棂和匾额而来。那鸣声听起来像孩子的哭声，也像孤魂野鬼的叫声，显得突兀、尖刻和怪异。我的勤勉的下属，有的还在奋笔抄写，但字迹显然有些模糊不清；有的握着书卷假装思考，但眼皮无可奈何地闭上了；有的不顾一切地趴在桌上，手臂压倒了搁在笔架上的狼毫，将眼前刚刚誊清的册页涂抹上了几朵乌黑的梅花。
圣上朱棣，这个篡位起家的皇帝，不乏大手笔。当我闻知朱棣要编写《永乐大典》，不，当时叫作《文献集成》，《永乐大典》是修撰完成后文士们拍马屁想出的一个响亮的书名，我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用手按住胸口怦怦乱跳的心脏，发现里面沉睡着一个好大喜功的梦想家，原来我们每个中国人潜意识里都沉睡着一个这样的猛兽。我连呼万岁，首先表态：皇上的圣旨属于旷世伟略、万代佳构。我听见山呼万岁的声音在大殿里持久地、震耳欲聋地响彻着。
当我授命接过总纂修的时候，我的脑袋里一片空白。虽然自负，我相信我的能力超出当朝任何一个文人，我的知识的体量和思维敏捷的程度无人能及。但是，面对人类浩瀚的知识，如同在雪地里用水盆装雪一样，属于枉然。我深知，知识的生成、传播和转化，有着它自身的规律，人的主观和强制性的干预会适得其反。何况，世界之大，除我中华之外，还有数不清的我们看不见的、远在地平线以远的蛮夷之族，他们有着无穷尽的怪异的文字、野兽般的语言，和使人容易魔怔的奇技淫巧。好在，这些东西都不入我们的法眼，因而，我要做的，就是率领两千多号人，对我华夏的文明进行整合、編辑，以利于子孙万代共享。我想我也是梦想家。如同我们对皇帝的崇拜来自于天性，我对专制暴君的仇恨一点不比别人少，但是，我们虚伪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小皇帝。我们内心深处的阴暗、专横、暴戾，并不比真正的皇帝少。这恐怕也是我们的文化使然。
我们组建了纂修机构。无疑，皇帝是总顾问，下面成立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以及分门别类的纂修小组。作为首席监修，我和太子少傅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领衔监修，蒋用文、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陈济为都总裁。圣上将南京文渊阁的所有藏书供我们翻阅、参用。
这项浩瀚的工程，消耗了我一生大半的精力。自此以后我的眼睛无可奈何地坏了——虽然没有到瞎的程度，但离瞎也不远了。我的头发全白。这些都是恪尽职守的明证。虽然我从接到任务的那一刻起，便知道我注定会被载入史册。但我也知道，我是“人因书传”。无论如何，这部巨著不是我个人的独立著作，只是对前人知识的归纳、整合而已。我更看中自己的作品留世。令我欣慰的是，我做到了。我为我不只是一个编辑家被后人记住而自豪。
据说，这部当时唯一的《永乐大典》完工后，被圣上放在文渊阁，此后命运多舛，这是我预料到的，但是它离奇的后事还是超乎了我的想象。世宗酷爱这部书，他只恨这项伟大的工程被他的先祖捷足先登了，否则他也会组织人马来实施——曾经，他想过要另起炉灶，编写一部超过《永乐大典》的大百科全书，规模是这部书的两部——据看过这部书的大学士严嵩等人推断，这部书有不少硬伤，纰漏之处不计其数。嘉靖皇帝听后，不仅不为他伟大先祖的佳构受到非议而感到愤怒，反而异常高兴，由此萌发了修纂一部超过《大典》的全书的想法，为此激动得几个星期吃不下饭。可惜的是，由于他身体多病，精力主要放在炼丹、打醮之类的道家方术上——他从来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皇帝，再加上王朝发展到他那时，臣子和文人一日不如一日，已不能和太祖开基时君强臣也强的局面相比，因而由谁来担纲成为一个大问题，虽然我知道，严嵩是垂涎于这个职位的。更主要的还是，世宗生性多疑，权欲又太重，虽然他常年不临朝，但是对于朝中风吹草动都敏感不已，因而要组织这么一个庞大的机构来纂修一部浩大的工程，无异于给严嵩辈青史留名的机会，这是他嫉妒的心断然不能接受的，因而他自己这一关就过不了。
但是对于梦想的追逐，却像缭绕的苍蝇一样挥之不去。有一天，那已经过了很久，他突然命令大臣组织人马，将这部大书重抄一份。给这本独一无二的书备个份，不能不说是这个昏聩的皇帝做的一件清醒的事。可惜的是，直到他死，这部书都没有抄完。这两部书，正、副本在北京、南京各一套。然而到了志大才雄的清朝乾隆手中时，只剩下不到八千册。有人说，正本已经被嘉靖皇帝殉葬了，留给乾隆的八千册，是未抄完的那部。果真如此，依据后人发明的遥感探测技术，嘉靖皇帝的坟墓永陵，已经积满了水。也就是说，这部书已经毁于黑暗的泥穴中。这同雪花的命运相似——从水到水，终究毁灭于无形。
而那未抄完的八千册，同样遭遇许多不测：清乾隆年间的八千册，真正到皇帝手上的，已散失了千余册，为此乾隆不无痛心地说“菁华已裁，糟粕可捐”。咸丰间，蛮夷的八国联军打入京城，对我中华进行烧杀洗劫，这些毁灭文明的举止足以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遭唾弃！洋鬼子们从翰林院盗走了大量《大典》。光绪年间，翰林院再遭劫难，义和团拳民毁坏《大典》数百册，加上那个以洋务运动为口号的文廷式监守自盗，又盗走上百册，最后，《大典》从翰林院移交到京师大学堂时，只剩下可怜的六十四册。
如果当初知道这部书的命运会是如此，就是杀头，我也不接这个活（只是没有当初，我也没有预料后世的本事）。想到此，我不禁放声痛哭，比看到自己被锦衣卫杀死在雪地里，哭得更加伤心、更加难看。
积雪凝寒：对王右军的致敬
东晋升平四年之后的某个冬日，奇寒无比，为五十年所未见。王羲之给老友——益州刺史周抚，写去一份暖意融融的信：“计与足下别廿六年，于今虽时书问，不解阔怀。省足下先后二书，但增叹慨。顷积雪凝寒，五十年中所无。想顷如常，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这便是我案上的《积雪凝寒帖》。六行，六十四字。家父解开善于笔札，于王右军书法尤为宝爱。然而，在历史上以书家名世的，却不是他，而是我。这篇《积雪凝寒帖》，便是家父指令我学书的法帖之一。那时，我尚年幼，从七八岁开始学书，这篇名帖我临摹不下千万遍。至今透过发黄的纸张，尚能感觉到东晋升平年间居于山阴的王右军对于那份奇寒的感受，似乎透露出别一种况味。他与周抚上次见面，还是在二十六年前，那时他任江州刺史，周抚为豫章太守，此后王羲之任会稽内史，与周抚一别经年。我相信，此后他们再未相见了，直到右军死，他们都未曾再谋面。 晚年，王羲之在山阴虽然写下千古流传的天下第一名书《兰亭序》，但生活上并非称意。前任会稽内史王述，与右军素来不和，而此公现在转任扬州刺史，成为右军的上司。书上说，“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王述非常看重右军对自己的感受，而右军对他的极度厌恶，可见一斑。刘义庆在《世说新语》里，对王述的个性，也有过极其生动的刻画：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
抛开王右军与王述之间个人恩怨，我觉得王述这个人还挺有趣，至少比那些假正经的官僚和假道学的文人们可爱得多。但王右军给周抚写信说凝冻天气五十年未有，恐怕也是对当时政治气候的一种喟叹吧。我想，我对王羲之的取法，不仅仅来自于书法本身，对其身世、时代的理解，恐怕下的功夫更深。这也正是我解缙能以书法家名世的原因之一。王右军一贯清真、高洁，而仇敌王述做了他的上司后，对他的压迫和刁难不胜枚举，以至于永和十一年，右军率领儿孙们来到父母墓前立誓：永远不再出仕！此后他便辞官，“游遍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右军辞官，引起的震动可谓不小。鉴于琅琊王氏，作为门阀士族，历来以事君行道为己任，儒家积极用世主张为立身之本，辞官，在王氏家族中没有先例。但王羲之对身处的政治环境之体会，如同“积雪凝寒”，冷彻肺腑。他在“誓愿”中说：“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
对于古之辞世者，王右军有深刻认识，他说隐者生活何其艰辛，要么佯狂装疯，要么藏污纳垢，而自己能够坐而获逸，了却心愿，实是天赐！我想，这也是天佑羲之，使其善终，而我却并不那么幸运。但我对右军并不妒忌，相反，觉得他辞官退隐，实在出于一种极高的智慧。而如我这样汲汲于功名的人，虽然也是以“才子”“名士”风动海内，但却死得很惨。
唯有雪是无辜的。仿佛从东晋一直落到大明，静若处子，每一片雪都像是造物的第一片雪。
“比者悠悠，如何可言？”那是右军对漫长山居岁月的感受，对友情的咏叹和反刍，可印证他心境的悠缓和沉静，从他写给周抚的一系列信札中——后人将其命名为《十七帖》，便可知。而我感受到的却是一种紧张、不安、时不我待的情绪，这反映在我的草书中。与右军的草书，比如《十七帖》之雍容、舒缓、不激不厉不同，我的草书给人的面目是风卷残云、笔走龙蛇、满地狼藉。因而后世对我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褒我者说。解缙书法，“笔法精丽，深得晋人风致”。他们看出我对王羲之的学习，深入了精髓。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便教我书法。我的母亲高妙莹，也是我最初的老师，她“善小楷，严正森密”，手把手教会我握笔、描红，我的童子功来自于她。王羲之的《黄庭经》《乐毅论》，是我初入右军堂奥的阶石。在我对右军小楷、行书有了大的把握后，我深入到他的草书《十七帖》，日摹上千字。右军书法，风神奕奕，我曾说，右军之书“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鱼鬣鸟翅，油然粲然。各止其所。纵横曲折，无不如意，毫发之间，直无遗憾”。然而，我是以背叛王羲之的方式继承他，并向他致意。如果我亦步亦趋地学他，照猫画虎，如灯取影，我觉得是对艺术最大的亵渎！我想，与其多一位拾人之牙慧之徒，不如多一位富有个性的书家。因而我从“二王”走向“颠张狂素”，不是偶然的。东晋那种充满幻灭感、三教合流的时代氛围一去不复返了，所谓放浪形骸、清淡玄远的“魏晋风度”，与今天的隔膜可谓深矣。经过赵宋王朝理学家的努力，士人们越来越循规蹈矩，须臾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我朝太祖以来，社会政治风气愈加严酷，文人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只有夹着尾巴做人。宋代文人，尚有议论国是、与君共治的勇气，而我朝文人，则对国是尽量回避，所发议论多切于己身。颓靡之风久矣。因而，我的放达、直言，显得不合时宜，最终带来了杀身之祸！
我从右军走向张旭、怀素，是因为性情使然。我的气质更贴合后者。所谓侧锋取妍、正鋒取劲——我自认，我草书的特点是：行笔迅疾，圆滑纯熟，果断大胆，曲折多变。如果你能真正从法度来看，我的面貌相去王羲之甚远的书法，其实与右军殊途同归——就如阴柔阳刚本为气之两面，白昼与黑夜分属日之两极一样。我从相反的方向打进，最后接近王右军。你们不要以为我真是王右军的叛徒，我须臾未离开书圣开辟出的书之大道。
相比书写，我每天用大量时间读帖。有好几年，我将《积雪凝寒帖》放在床头，成为每日入睡前的功课，有几次，我因外出，晚上无法目见这法帖而彻夜不眠。这六十四个字，我烂熟于心。我想我从中读出了六百四十个字，六千四百个字。更多的意味，更多的哀乐，在这文字之外，如同看到大洋上的雪峰，寒冷的意味并不在洋面之上。读山，读水，读风云，读日月，这是每个士人必修的课程，一个士大夫的养成并非全靠读书而来。当我读帖读到入神处，不觉身上微微发烫，汗流浃背，仿佛对面的雪融化，流淌到我身上来了。
那真正懂我的人，是能够看出我书法的妙处的。他们用“翰墨奔放，意向谨严”来形容。这体现在我的代表作《自书诗卷》《游七星岩诗》等作品中。后人认为我这些草书代表了我书法的高度，认为其“圆笔用绞，方笔用翻。圆笔不痿，方笔不滞”，又有评者说，“落笔数千百言，倚马可待”。我的草书真正体现了书写的速度感，若漫天飞雪，弥漫萧飒，奕奕有风致。我因书法在文才之外，赢得了更大的名声，索求者充斥巷道。如果你们认为我有自夸的嫌疑，不妨引用当世文人王直的话予以印证：
当时公卿大夫以至甲胄之士，市井之人，莫不仰慕。每休暇之日，持纸素来求者，足相踵于其门，先生随宜应之，得之者不啻若南金拱璧。故散在人间尤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自古皆然。从羲之献之父子，到张旭怀素，再到赵松雪，莫不如此。我对书写工具的要求也很高，非陆颖笔不可——陆颖本农家，而善缚笔，其子也能缚笔，朴茂可喜。他们农隙时读书，农忙时耕作，有古者风，今天已不多见了。不像那些求利的笔商，身上无一丝文气。 比较《自书诗卷》和《游七星岩诗》，虽都是草书，都能代表我书法的高度，但是二者风格上的微妙差别，还是很能看出我的心境。先说《自书诗卷》。永樂五年，我因反对朱棣出兵交趾，便贬两广，此卷书于永乐八年，我回京述职之时。书写的是南迁两广时作的七首诗：《广西感旧》《过三合驿》《交趾市桥》《谢友人惠黄柑》《过梧州作》《过藤县》《归乡偶作》。此卷正是用陆颖笔所作，行笔迅速，劲健爽利，虽有细弱游丝但丝毫不怯弱，竖画拉长，悬针出锋。初为行书，渐作行草，最后狂草，节奏越来越快，仿佛倾盆大雨，从天而至，又如山崩海啸，不可遏止。通篇七十五行，一行多则七八字，少则一字，无一字相同。字小者寸余，字大者七八寸。纵情恣肆，神气完足。可谓“适符天巧，奇妙出焉”。此作可见我心情的愉悦和放松——因我终于熬完了苦差事，回京奏事，南蛮之乡的瘴气（连同体内的晦气）一扫而光，等待朱棣对我的褒奖。然而事与愿违，我满心的期待不仅落空，反而因为此而遭致下狱之祸，真是世事叵测，难以预知啊！此事后表。
再说《游七星岩诗》。此卷写于永乐五年，正是我贬于两广之年，我心中的怨气、委屈、不安，都在这幅作品中得到体现。此卷属于小草书，书自作诗四首，虽依然连绵起伏，书写雍容，但不似前者如“驰毫骤墨列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怀素语），而是规矩有法度，书写时的不安、犹疑、愤懑见于毫端。从极度宠幸的爱卿，到我因出言直谏阻止发兵交趾——当然，不止于此，永乐对我的宠信日渐稀薄，以至于听信谗言——礼部郎中李志刚说我对贬职两广心怀不满，最后朱棣索性将我打发交趾参议，去化州监督军饷。《游七星岩诗》不像《自书试卷》那么舒张、放达——虽其隐含着命运的转折，但不自知，这正是悲剧的戏剧化表现，后者写得紧密——字距行距都很紧，我内心的紧张跃然纸上。与我的狂放不羁不同，这幅作品倒是显得谨严，甚至太谨严了！
贬我者说，“如镇宅符”“纵荡无法”。果真如此，那么“我从结发工书癖，二十年来厌陈迹”便成为了一种笑话。事实并非如此。而贬我者，正是将王羲之作为参照。比如，他们认为《积雪凝寒帖》，用笔方圆皆备，方处锋棱可截铁，圆处婉转若飘带，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所谓“表里莹润，骨肉和畅，有法有致”。而我的书法如狂风暴雨，左右盘旋，上下牵连，满纸缠绕，仿如“一纸秋蛇春蚓”，不可卒读。我的个性过于纵情狂放，这是我遭致非议的原因之一。如杨慎说我草书“如镇宅之符”，王世贞虽没用这么恶毒的词，但也评价不高，“狂草名一时，然纵荡无法，又多恶笔”。我已说过，我的性情更接近“颠张狂素”。右军无疑是高峰，可以断言的是，历史上就无人能够超越，我之前数百上千年无人能及，我之后几千上万年，也只能望其项背。我的性格浓烈狂放，而右军清真玄远，二者相差不知几十万里。因而拿右军来参照我，有些不公平。而拿张旭、怀素来作比较，似乎更合乎情理些。我曾作《草书歌》：
君不见张旭号张颠，饮酒饮三盏，醺来草圣传；又不见李白号谪仙，饮酒饮一斗，吟诗一百篇。我本江南一狂客，非白亦非颠，饮酒饮一石，吟诗吟一千。不信邀我到酒池边，朝饮复暮饮，挥毫落纸满云烟。
你们是不是看出我的诗有太白遗风？而王世贞在跋《祝兆京静园亭卷》中，影射我“过则牛鬼蛇神”，显然并非我的知己。我深知，我的书法并非都是精品，相当一部分是为应对求索者，率意书写，难免参差不齐，对此我是清醒的。你们知道，我的书风，与我的工作也不无关系。作为内阁近臣，常要起草朝廷奏疏、记录圣谕，形成了我书写迅疾的风格，用后来人的话说，这是“速记”，而照顾到一点一划之精细、清晰，几无可能。在匆匆无暇、难以清晰地照顾到所有点画时，我往往借助笔画的缠绕来弥补毛笔书写客观上的限制，难免不少“游丝字”，而这类作品，所受的非议最大。另外，我弱冠即成名，之后声誉日隆，市井间好事者托名造假的伪作亦不少。蔡羽、詹景凤、施闰章等后人对此多有辨识。我朝世风日下，为牟利而造假泛滥，已然成为风气，可谓人心大坏矣！
我想我无须对那些造假的“伪作”负责，至于后世一些对我书法的贬抑的说法，则任由其说去。但我必须指出，我的书法在后世之所以有这种评价，也和我的政治处境相关，当我被当作政治犯下狱进而被处决后，因文网森严，藏我书者怕受牵连，因而毁匿者不少，也减少了我书法的流传。——我必须将这个因素告知读者，以正视听。
棋局：雪裹刀
相对于书法这一极私人化的技术而言，为官，则是高度公众化和风险化的活儿。我们的先哲确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非走上仕途不足以“达”，兼济天下，只有通过为官才可以实现。我想，这正是一代代学子冒着哪怕掉头的危险，也要奔赴仕途的原因吧。不可避免，我们这些官员，不仅承担着公共治理的责任，也担负着教化民众的角色，某种程度上还是道德典范的化身。我们的身份，如同一只单身多头的怪兽。父母、牧师、贤者——我们像川剧中变脸的艺人，哪一个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或者，三者都不是？又或者，哪一个都只是五官中的某一种？
我并不因此而感到尴尬、不适，相反，我，以及我们，非常适应这个角色。在神■缺席的天空，我的身影偶尔模糊地出现在公众的头顶。当然，我非常后怕地看到，很多年以后，出现在公众头顶上那个巨大的“神像”，却不是来自于神本身。无疑，皇帝也是我们的神。某种程度上，权力正是信仰的一部分。在没有信仰的公众里，它甚至是信仰的核心部分。
信仰，如同雪花，开在若有若无之间。而权力，却是锋利无比的刀刃，无处不在。
有时，我在乡间看到游神的队伍从阡陌上走过，红男绿女，鼓瑟吹笙，僧尼善众，彼此混淆，就感到深深的迷惑。那乡土之上的神，被塑造得模样滑稽，经幡绫帐掩映其间，显得神秘而笨拙。相比匹夫匹妇们祈求“五谷丰登”“呈祥纳吉”——我们这些读书人，却怀着“弘道”的决心——但，哪一个更真实？
何为“道”？又如何“弘”？当我意识到：弘道却有杀头的危险，是继续向前，还是退缩？比如，在“立太子”事件上，我是站在“道”的立场上去谏言的，却带来了个人的灾难。 成祖朱棣有三个儿子：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他们的生母都是徐皇后（即我朝开国元勋徐达之女），没有嫡庶之分，按“立嫡以长”的原则，朱高炽应是皇儲的不二人选。但朱棣喜欢的却是次子朱高煦——因与其相像，都骁勇好战，跟随他南征北战屡有功绩。朱棣曾许诺次子，将来立他为皇太子。
当皇帝私下里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很坦率地支持长子朱高炽，认为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我进一步对皇帝说，朱高炽之子朱瞻基是好圣孙——我没有历史的预见性，我只是从“道”的原则，说出应说的话。历史正是如此。永乐皇帝驾崩后，继位的朱高炽（仁宗皇帝），之后的朱瞻基（宣宗皇帝），合力缔造了我朝一个太平盛世——被史家称誉的“仁宣之治”。
当永乐皇帝私下征询我的意见时，我知道我的回答必须十万分的谨慎，这是一道难解的政治题，而答案只有一个。皇帝对长子和次子的态度，满朝皆知。我知道永乐皇帝，不是唐太宗，绝不会虚心纳谏。但我决心要做魏征。无他——君子“弘道”而已。
因而，我对皇帝说了上面这番话。果然，朱棣听我说完后，满脸阴沉，一言不发地走开了。皇帝一心想立次子为皇储，但又找不出“坏规矩”的理由。无奈，于永乐二年，册封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次子朱高煦为汉王，三子朱高燧为赵王。但皇帝却对皇太子比较冷漠，对汉王却日益恩宠，在朝野造成两个“皇储”的假象，即，一个名义上的，一个事实上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汉王朱高煦，用别人的话说是“狙诈多智，以武材自负”；而皇太子则心地良善，加上体弱多病，处境不妙。鉴于此，我对皇帝规谏，劝他对次子的礼仪待遇不能超过太子，这样会开启争端。
朱棣震怒。他没有像上次那样把怒火压在心里，他终于爆发。他也许早就想揪我的辫子了——他怒斥我是离间他们骨肉关系。加上当时朝廷正在议论发兵征讨交趾，我的意见与众人相左——反对出兵。于是，我从皇上信任的爱卿，开始被晾在一边。汉王朱高煦进一步对我发动攻势，诬陷我泄露宫禁秘密，又说我廷试阅卷不公，我终于被朱棣贬为交趾参议。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去往交趾。与我年轻时首度受挫、被贬甘肃不同——那时，我骄傲的心经受不了挫折，而现在，我已足够成熟，我的心中装得下整个天地。去往交趾那个湿热难耐、蚊虻成群的瘴疠之地，对我来说，不是世界末日。
一路向西南。风景与北方多有不同。离开京城，我的视线顿时开阔许多，内阁外表看似光鲜，实则疲惫、压抑的生活，于我暂告一段落。丹霞地貌和棕榈、芭蕉植物直扑眼前，贩夫走卒、迁客流民、商贾道士、村夫野老，一路上各色人等，他们的表情和举止，勾起我心间浓烈的哀愁。造物如此多情，雕塑这万种风情的世界，让人心生悲悯，也满怀贪恋。这天造地设的世界，哪怕破旧与凶险，哪怕愚昧与不堪，都显得那么生气勃勃，都像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让人满心欢欣。而那远在天边的帝王宫殿，那金铺玉砌、紫霞萦绕的大殿，却看起来像是纸上的画图，了无生机，毫无情趣。
这一路行走，一路观察，我没有理由不写诗。与其说，我的诗是用笔写出来的，莫如说是从我胸中流淌出来的：
虬髯白舄绣衣郎，骢马南巡古越裳。
城郭新开秦郡县，山河元是汉金汤。
千家竹屋临沙觜，万斛江船下石头。
伏枕梦回霄汉远，珮声犹在凤凰楼。
——《送刘绣衣按交》
苍梧城北系龙洲，水接南天日夕流。
冰井鳄池春草合，火山蛟室夜光浮。
天连铜柱蛮烟黑，地接朱崖海气黄。
莫说炎荒冰雪少，须令六月见飞霜。
——《苍梧即事》
然而古越交趾毕竟不是我真正的归宿。我想我的才气和志向还在庙堂。因而永乐八年，当我南迁的使命完成后，便怀揣激动、不安和欣喜的心情踏上回京之路。我并不知道，当我开始被贬交趾时，我已踏上一条不归路。不是皇帝，而是命运，将我按在漩涡之中，不得翻身。因而后面发生的一切，看起来虽像巧合，实则指向一个必然——死亡。我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指向这唯一的结局——为我抱不平的后来者说，明朝第一任内阁大学士七人中，解缙才气最高，又最忠诚，然而却是唯一被杀头的，其他六人都得善终，实在可惜。
我感谢他们对我的抬举，但并不自我哀怜。你们说我才子也好，诤臣也好，君臣遇合，自古为难，我并不为我的结局感到痛心。哪怕日后被逮入狱，我依然在监狱里，写下忠心耿耿的诗歌：“孤臣泪尽忠心在，一似扶桑晓日红。”你们也许觉得这诗歌，看起来是那么的面熟。是的，它和我的庐陵老乡——南宋末年状元宰相文天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诗句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许就是我们庐陵人的命运。忠烈，是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没法剔除。那块土地的颜色是红的，和我们身体里流淌的血液相仿。
仿佛按照命运的指使，我被动地在一盘事先设定好的棋局里挪动着麻木的双腿。
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带给皇帝的自鸣钟和其他高度精密的机器，让我看到人心的机巧可以细密如此，便知道世风的淳厚已一去不返了。
当郑和从南洋带回一整箱宝石、香料、象牙，这些仿佛还带着热带阳光的奢侈品，带给皇帝的不是震惊（以及对那遥远的蛮夷之国的兴趣），而是一种妒忌、羡慕，并夹杂着一丝因陌生而恐惧的表情，便知道在世界这盘更大的棋局里，帝国的旌旗开始黯淡了。
我心情复杂地回到京城，仿佛面对一座虚空的城市。当我准备面向皇帝述职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亲率军队北征了。于是，我迈动仿佛装着机械、自行运动的双脚，来到皇储的东宫，向临时“监国”的皇太子朱高炽——我曾经是他的老师——汇报工作。
这一切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却隐含着凶险——那就是，我的敌人，将我的一举一动都盯得紧紧的，我稍有闪失便会命丧黄泉。
然而，哪怕再给我一个脑子，我也不会想到，我向皇太子汇报工作会是怎样一步险棋。
汉王朱高煦——我忽视了他的智商，也低估了他的阴险——至此，我豁然明白，与其说我是被皇帝朱棣杀死的，不如说是被汉王朱高煦杀死的。他向朱棣挑拨，说我窥伺皇上外出之机私自觐见太子，不等皇上返回径自离京，全无人臣之礼。朱棣气疯了，抓起金盏狠狠砸向地毯，下令将我关进锦衣卫镇抚司诏狱。
大雪落下来，盖在一具叫“命运”的棋盘上。当我抓起毛笔在洁白的绢素上写字时，乌黑的墨汁仿如黑夜一般侵吞了白纸——白昼渐渐涂黑，光线在黑夜的涂鸦中像融化的的雪线，消融于太阳的毒汁。而纷纷扬扬的大雪，湮没了我在黑暗的牢狱中记忆的来路，也湮没我无法通往明天的去路。愤怒和欢欣，都已远我而去。此刻，我获得了平静。黑夜又一次来临。我在诏狱里，已分不清白昼和黑夜。我是凭着太阳收敛的轻微的脚步来辨别的。这已成为我的一种乐趣。而这份乐趣，与世间的其他乐趣，并无本质的差别。
从天空落下的不一定都是雪。比冷更冷的，也不一定是冬天。冬天过去了，春天不一定立刻到来。
雪，落着，落在中国的大地上。这雪已经落了整整一个冬季。世间万物都已被雪覆盖——多么奇妙：没有比雪更轻更柔、更易消融的事物，然而再高大、坚硬的物体，再广阔无边的大地，都不免被这轻柔的雪花所覆盖。我睡在雪里头，不知道睡了多久。周围空无一人，野旷天低树，乌鸦贴着冰河，溯流而飞。
被一壶美酒灌倒后，我被纪纲带到了野外。这个锦衣卫指挥使好久没有对我这么客气了，他甚至拍着我的肩膀，与我称兄道弟——鉴于我已经好久没有沾过酒了，我没有将他的脏手，从我肩上拿开。他是什么东西！配与我称兄道弟？我在内阁供职的时候，从来没有正眼瞧过他一眼，当年这厮为了求我一副字，请托过不少人，但我从未给他写过。
我扑倒在雪里，便什么也不记得了。如果不是一阵浓浓的酒意，不，确切地说，是一条红红的带子从我的身体里爬出来，一直爬到了冰河边，我不会醒来。也许我压根儿不打算醒来，“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这话说得一点没错。但我还是醒了。我看见我倒在雪地里，鲜血流到了冰河——也许流了大半夜，血已经凝固发黑了。我的身上插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刀柄上烙印着锦衣卫的徽记。
我知道我被干掉了。现在我看到我的尸首抛在荒郊野外，无人收拾，不禁放声恸哭。
不可避免，我被下到了监狱。也许从我登科那一天起，就应该意识到终有那么一天。只是那时，我被及第的喜悦冲昏了头脑，从不曾对心中掠过的这丝阴影做丁点儿停留。我的后辈，万历年间状元焦竑说，“解缙之才，有类东方朔，然远见卓识，朔不及也”。他说我的才华在东方朔之上，我虽嘴上不承认，心里还是很受用的。我五岁能作诗，某日祖父抱我在膝盖上，问道：“小儿何所爱？”我应声作四绝句：“小儿何所爱，夜梦笔生花。花根在何处，丹府是我家。”全场顿时雷倒。他们猛烈地夸我神童、奇才。我十九岁举进士，入翰林，为皇上起草诏书，动辄上万字，从不打草稿—— 一挥而就，笔走龙蛇，挥洒如雨，才名煊赫，倾动海内。
我被称为吉州的读书种子，但现在却被埋在北国的雪里，等待腐败、溃烂，直至不知所终。我真是一颗不幸的种子，我情愿一直以来是个布衣，可以埋首乡土。什么才子、神童，可真不是什么好事，树大招风，才人遭妒。你们要吸取我的教训，不要落到我这样的下场。纪纲那浑球真不是什么好东西，阴险毒辣，察言观色，在揣摩圣上的意图方面可是个高手。永乐十三年——那时，我已经在监狱里呆了三年了，某天，这小子向皇上递交犯人名单，曾经极度宠幸我的主子朱棣，用慵懒然而犀利的目光，草草地在这几页纸上扫了一下，便放在案几上，鬼使神差，在听纪纲啰啰嗦嗦地汇报时，仿佛出于无聊，他又从案上拿起名单——“解缙”——我的名字在被他多看了一眼后，跳了出来。
他半是揶揄半是嘲讽地说：“缙犹在耶？”
只這多看的一眼，便带来我的杀身之祸。
永乐皇帝——那时，他还只是燕王，当年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发动“靖难之役”，要去篡位，要去夺权。临行前，道衍和尚（姚广孝）——朱棣的谋士，突然跪下，向燕王密语，说有一事相托。
燕王问：“什么事？”
道衍说：“江南有个才子叫方孝孺，学问操守第一。你攻下南京，他一定不会投降，但请你千万不要杀他。如果杀了，那么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绝了。”
道衍神色凄恻、隐晦，同时不安。这张蜡黄而沟壑纵横的老脸，仿佛被一片黑云投下一抹阴影—— 一丝不祥的预感从他心里闪过。方孝孺何等忠烈之人，至死不肯降服，以至于被朱棣破纪录地“诛十族”都不为所动，最后慷慨就义。
作为建文旧臣之一，我当年没有选择方孝孺的道路，而是选择了“叩马迎驸”。我的人生污点始于此。一个以才学和道德为职业的人，总是会在人生的关口遇到两难的选择。譬如方孝孺，朱棣将建文帝赶下台，自己当皇帝，对于这样的不义，方孝孺选择以死抗拒，宁死不为朱棣所用；不仅如此，他还披麻戴孝，在宫殿哭号；更有甚者，他当面在朱棣面前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大字。他真是忠烈！我有时想，我们书生的命运——在有皇权以来，如何争取自由，如何争取人格——在历史上不乏其人，但是，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这样的机会从来没有出现过。
也许有部分幸运者，遇到了所谓明君，宅心仁厚，敢于纳谏，宽怀大量，书生们的日子好过一些，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在皇帝面前直起他们的膝盖——不知有谁思量过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四海之内，无论归于刘家、李家、赵家，只有一个人可以安然地坐在龙椅上，而天下人则要齐刷刷地跪拜下去，接受来自最高权力的叱责或抚慰。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成为与生俱来的真理。
因而历史上那些方孝孺辈，其结局故惨烈，其人生亦悲壮。
我想我现在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雪纷纷落着，而这纷扬的情景却愈益显现出一种静穆，一种死亡的气息。这纷扬的大雪，来自上天——不是他悲悯的眼泪，也不是他烂漫飞扬的情思，而是带有某种结局和宿命的暗示。一种包藏。一种无辜的残忍毁灭。也许这个时候，我应该心平气和地来欣赏这雪景。东晋时，右将军王羲之之子王凝之，有个才学美貌并重的妻子谢道韫，考虑到她的父亲是名士谢安谢太傅，你就不应该对这王谢之家表示嫉妒，而应该是称羡。谢道韫还是个小娃的时候，父亲带着孩子们看雪花。父亲问：“白雪纷纷何所似？”兄长说：“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其机智和慧心足见矣。也许此刻，我应该抱着欣赏春天柳絮的心态，来欣赏这雪景。
而我终究不能。
我目见自己被杀死在雪地里。而我的死因，却在当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那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缘故。直到清朝时我的死因才陆续被一些学者考证出来，因而我对乾嘉学派的敬意是有的。在当时，一些学者，比如陈建，在《皇明资治通纪》永乐十三年正月条里只记下这样一句：“前交趾参议解缙死于锦衣卫狱，徙其家于边。”雷礼在《国朝列卿纪》里只写“下诏狱卒”。连焦竑《国朝献征录》所收无名氏《学士解公缙传》，对我的死也只轻描淡写地有一句“死狱中，年四十七”。对于我是怎么死的，似乎都唯恐避之不及。 我想我的死因，不外乎以下三种：
一、我是被锦衣卫纪纲干掉的。我身上带着长缨的刀子依然像一杆耻辱的经幡一样，招摇在雪地里。确实，他有权力这么做，作为锦衣卫总管，他可以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踩死我。只要他愿意。况且，平素里我对他非常看不起，用语言激怒、辱骂过他。他早已怀恨在心。因而他乘机与我喝酒，然后推脱说我是嗜酒死于雪地里，也是可能的。
二、我是被皇帝朱棣给除掉的。虽然，我曾一度得到他的宠幸，他应该不会忘记，在他发动“靖难之役”兵逼南京时，我顺应潮流，和夏元吉、杨荣、金幼孜等人开城迎接他。当年他对我的信任使我铭记在心，我和杨士奇、胡广、杨荣、金幼孜等人进入文渊阁，参与机务，成为明朝第一批内阁大学士。越是接近权力高峰，越是危险的。我的优长皇帝自然看得清楚，通常情况下，他认为是合情合理的，甚至视而不见。但是我忤逆圣上的时候，却不可避免地被他紧紧揪住，对于一个内心阴暗、毒辣的君王来说，他无法克服这局限。我就像睡在一只随时会翻身扑咬我的猛虎身边。最后，我还是被它给咬死了。
三、我是被我自己给杀死了。关于这一点，勿需我多言，我已经说得够多了，这正是我遭难的缘由。如果我不说，我或许可免一死，但这不合乎我的本性，也不合乎一个朝中重臣的本分。对于不合理、不应该的，我必须说出来，所谓“进言者无所畏”。因而，我或许死于自己的嘴，也未可知。
雪的另一种形式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那种对既往知识的全部占有，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还有技艺，全部囊括在内，以与大明王朝的广阔疆域相媲美，朱棣对编辑《永乐大典》的企图，不啻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梦想之一。虽然残忍、阴险，但我依然要对我的主子表达另一种敬意：是他，将皇都迁往北京；也是他，命令郑和下西洋，开启了皇朝对外展示天威这个我们时代最具挑战性的行动。
從我担任《永乐大典》总纂修那一刻始，我就知道，我的名字足以载入史册，永垂不朽——甚至后人们，都不尽然知道永乐皇帝的名字，但我必定因为这部百科全书，而流芳百世。这是人类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部书，它动用了朝野上下2169人编写，全书缮写成22877卷，光目录就有60卷，成书11095册，3亿7千万字。
当我和我的同僚们彻夜不休地在烛火辉煌的屋内忙活的时候，不是出于对权力的恐惧，而是一种对梦想的渴求在鞭策我们、催促我们，像促织一样，在黑夜里制造了尖锐而喜悦的鸣声。成船成船的连史纸，从江西沿信江运来，仿佛成吨的白雪运入宫中。对于产自我江右的优质纸张，人们很容易用“白雪”来形容它的颜色。而这些从无数坊间精挑细选出来的“白雪”，远非谢道韫眼中的“柳絮”——那是一个小姑娘天真而浅薄的想象。那从南方而来的“雪片”，将从时间和空间上，将中国既有的知识全部覆盖！
文士们夜以继日地在宫中编辑、抄录，墨水的清香足以刺激他们昏昏沉沉的脑袋。我坐在桌子后面，仿佛一个局外人一样，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在短暂地感觉到一种荒诞感之后——因为，有一瞬间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是枉然的，我们的企图有些像做梦——但很快，我便涌起一种深刻的自责，为我荒诞不经的想法而感到荒谬。这样的时刻，总是容易让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洪武二十一年春，我和长兄解纶、妹夫黄金华一道同登进士，成为京城的美谈。那时我将及弱冠，而已然瞩目于朝野。我知道，对于功名的渴求，来自于每个读书人内心最深切的渴望。更让我愉悦的，不是功名利禄的诱惑，而是成功的快感——无论是写出一首好诗，还是写出一副好字——那种轻捷、晕眩、轻飘的感觉，能让人死而无憾。我承认，我是个狂放的有些傲气的人，这多少给我的命运添加了一把不幸的柴火。才子，这是我一生的别名，我因此而荣，也因此而毁。
怎么说呢，才人总是一开始便崭露头角。如果说人们从小将我当作神童来看待，多少出于一种文过饰非的褒奖，和对于一个官宦理学之家的尊敬的话。当我和兄长、妹夫在省试中分列第一、第二、第三名的时候，不仅对我的家族，更主要对我，人们便不惜用世上最美妙的词句，往我身上贴——如“资禀清粹、气度高远”“子真天下第一人也”之类。我承认我很喜欢成功的感觉，但远非出于对仕途的贪恋。我并不爱做官，我的浪漫、自负、心直口快、嫉恶如仇的性情，为官场的大忌。晚于我之后的才子李梦阳，曾经与我有着相似的感受，他眼中的官场人，都是一副吞吞吐吐、老于世故的样子，性格从来不鲜明，说话从来都曲里拐弯。这简直成为绝大部分官员的共通形象。也许当初他们作为一个年轻进士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官场这块看起来很美但带刺的草地，让他们学会了轻手轻脚、小心翼翼、三缄其口。
太祖对我非常宠幸，他曾经对我说，你我如同父子，你可以对朕知无不言。我信以为真，连上《大庖西封事》和《太平十策》，对刑罚、赋税、学术、社会风气等针砭时弊、慷慨陈词。太祖嘴上虽然称善，但是三年后却打发我回江西吉水老家去了，让我好好读书。他给出的理由是：大器者晚成，十年后再重用我。
我承认，在乡间闭门读书的几年磨炼了我。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寂寞和冷遇，对我来说不是坏事。我不仅不记恨太祖，反而感激他。新出炉的剑固然崭新、锋利，但也容易折断，非得经过岁月的打磨才能成为一把好剑。太祖以收敛我的锋芒的方式保护了我。那几年是我的幸福时光，我可以不用为了应付科考，纯粹出于兴趣，对性命道德、诸子百家，乃至于佛老方技之书，自由涉猎，读到痛快处还手舞足蹈，无人视为狂悖。乡里贤者常与我诗酒唱酬、促膝砥砺，这样的日子是官场生活所不能比拟的。
我在乡间几年，朝廷发生了大变故。先是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薨；接着洪武三十一年太祖殡天，长皇孙朱允炆即位。闻太祖崩讯，父亲命我和兄长赴京临丧。我想我的名声并不全然是我的保护色，在某种情况下会成为其反面。譬如这次，我怀着哀痛之心来到京城，却被妒忌我的人弹劾，说我归学未满十年，属于“赴临非诏旨”，甚而说我母丧未葬、父亲年已九十，却跑到京城临丧，属于非礼。结果把我贬为甘肃河州卫吏。我的命运，可说是一落千丈，“一尊时碎黄花下，万事不醒江波流”，“十年后重用”的承诺不仅化为泡影，还背上了“违背遗诏”的罪名。 西北甘肃，冰天雪地之国，远非故乡四季如春。当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行走在冰雪皑皑的路上，我的心里落满了雪花。雪花飞舞，我的眼前白茫茫一片，仿佛无尽的苦役。恍惚间，我被推醒了，我的桌案上堆满了高叠数尺的稿子，同为太子少傅的姚广孝正笑眯眯地对我说：“春雨兄，睡得可好？”
哦，我在往事中走远了，以至于走到梦境里去了。
我听见公鸡的打鸣声，穿过晨曦的暗影、杏树的枝杈，以及宫殿的琉璃瓦顶，也穿过宿卫手中冰冷的长矛，嘴里呵出的雾气，护城河边湿漉漉的码头以及船工瞥见货物时倦怠的眼神，烟花巷里突然变得丑陋不堪的灯笼、窗棂和匾额而来。那鸣声听起来像孩子的哭声，也像孤魂野鬼的叫声，显得突兀、尖刻和怪异。我的勤勉的下属，有的还在奋笔抄写，但字迹显然有些模糊不清；有的握着书卷假装思考，但眼皮无可奈何地闭上了；有的不顾一切地趴在桌上，手臂压倒了搁在笔架上的狼毫，将眼前刚刚誊清的册页涂抹上了几朵乌黑的梅花。
圣上朱棣，这个篡位起家的皇帝，不乏大手笔。当我闻知朱棣要编写《永乐大典》，不，当时叫作《文献集成》，《永乐大典》是修撰完成后文士们拍马屁想出的一个响亮的书名，我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用手按住胸口怦怦乱跳的心脏，发现里面沉睡着一个好大喜功的梦想家，原来我们每个中国人潜意识里都沉睡着一个这样的猛兽。我连呼万岁，首先表态：皇上的圣旨属于旷世伟略、万代佳构。我听见山呼万岁的声音在大殿里持久地、震耳欲聋地响彻着。
当我授命接过总纂修的时候，我的脑袋里一片空白。虽然自负，我相信我的能力超出当朝任何一个文人，我的知识的体量和思维敏捷的程度无人能及。但是，面对人类浩瀚的知识，如同在雪地里用水盆装雪一样，属于枉然。我深知，知识的生成、传播和转化，有着它自身的规律，人的主观和强制性的干预会适得其反。何况，世界之大，除我中华之外，还有数不清的我们看不见的、远在地平线以远的蛮夷之族，他们有着无穷尽的怪异的文字、野兽般的语言，和使人容易魔怔的奇技淫巧。好在，这些东西都不入我们的法眼，因而，我要做的，就是率领两千多号人，对我华夏的文明进行整合、編辑，以利于子孙万代共享。我想我也是梦想家。如同我们对皇帝的崇拜来自于天性，我对专制暴君的仇恨一点不比别人少，但是，我们虚伪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小皇帝。我们内心深处的阴暗、专横、暴戾，并不比真正的皇帝少。这恐怕也是我们的文化使然。
我们组建了纂修机构。无疑，皇帝是总顾问，下面成立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以及分门别类的纂修小组。作为首席监修，我和太子少傅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领衔监修，蒋用文、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陈济为都总裁。圣上将南京文渊阁的所有藏书供我们翻阅、参用。
这项浩瀚的工程，消耗了我一生大半的精力。自此以后我的眼睛无可奈何地坏了——虽然没有到瞎的程度，但离瞎也不远了。我的头发全白。这些都是恪尽职守的明证。虽然我从接到任务的那一刻起，便知道我注定会被载入史册。但我也知道，我是“人因书传”。无论如何，这部巨著不是我个人的独立著作，只是对前人知识的归纳、整合而已。我更看中自己的作品留世。令我欣慰的是，我做到了。我为我不只是一个编辑家被后人记住而自豪。
据说，这部当时唯一的《永乐大典》完工后，被圣上放在文渊阁，此后命运多舛，这是我预料到的，但是它离奇的后事还是超乎了我的想象。世宗酷爱这部书，他只恨这项伟大的工程被他的先祖捷足先登了，否则他也会组织人马来实施——曾经，他想过要另起炉灶，编写一部超过《永乐大典》的大百科全书，规模是这部书的两部——据看过这部书的大学士严嵩等人推断，这部书有不少硬伤，纰漏之处不计其数。嘉靖皇帝听后，不仅不为他伟大先祖的佳构受到非议而感到愤怒，反而异常高兴，由此萌发了修纂一部超过《大典》的全书的想法，为此激动得几个星期吃不下饭。可惜的是，由于他身体多病，精力主要放在炼丹、打醮之类的道家方术上——他从来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皇帝，再加上王朝发展到他那时，臣子和文人一日不如一日，已不能和太祖开基时君强臣也强的局面相比，因而由谁来担纲成为一个大问题，虽然我知道，严嵩是垂涎于这个职位的。更主要的还是，世宗生性多疑，权欲又太重，虽然他常年不临朝，但是对于朝中风吹草动都敏感不已，因而要组织这么一个庞大的机构来纂修一部浩大的工程，无异于给严嵩辈青史留名的机会，这是他嫉妒的心断然不能接受的，因而他自己这一关就过不了。
但是对于梦想的追逐，却像缭绕的苍蝇一样挥之不去。有一天，那已经过了很久，他突然命令大臣组织人马，将这部大书重抄一份。给这本独一无二的书备个份，不能不说是这个昏聩的皇帝做的一件清醒的事。可惜的是，直到他死，这部书都没有抄完。这两部书，正、副本在北京、南京各一套。然而到了志大才雄的清朝乾隆手中时，只剩下不到八千册。有人说，正本已经被嘉靖皇帝殉葬了，留给乾隆的八千册，是未抄完的那部。果真如此，依据后人发明的遥感探测技术，嘉靖皇帝的坟墓永陵，已经积满了水。也就是说，这部书已经毁于黑暗的泥穴中。这同雪花的命运相似——从水到水，终究毁灭于无形。
而那未抄完的八千册，同样遭遇许多不测：清乾隆年间的八千册，真正到皇帝手上的，已散失了千余册，为此乾隆不无痛心地说“菁华已裁，糟粕可捐”。咸丰间，蛮夷的八国联军打入京城，对我中华进行烧杀洗劫，这些毁灭文明的举止足以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遭唾弃！洋鬼子们从翰林院盗走了大量《大典》。光绪年间，翰林院再遭劫难，义和团拳民毁坏《大典》数百册，加上那个以洋务运动为口号的文廷式监守自盗，又盗走上百册，最后，《大典》从翰林院移交到京师大学堂时，只剩下可怜的六十四册。
如果当初知道这部书的命运会是如此，就是杀头，我也不接这个活（只是没有当初，我也没有预料后世的本事）。想到此，我不禁放声痛哭，比看到自己被锦衣卫杀死在雪地里，哭得更加伤心、更加难看。
积雪凝寒：对王右军的致敬
东晋升平四年之后的某个冬日，奇寒无比，为五十年所未见。王羲之给老友——益州刺史周抚，写去一份暖意融融的信：“计与足下别廿六年，于今虽时书问，不解阔怀。省足下先后二书，但增叹慨。顷积雪凝寒，五十年中所无。想顷如常，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这便是我案上的《积雪凝寒帖》。六行，六十四字。家父解开善于笔札，于王右军书法尤为宝爱。然而，在历史上以书家名世的，却不是他，而是我。这篇《积雪凝寒帖》，便是家父指令我学书的法帖之一。那时，我尚年幼，从七八岁开始学书，这篇名帖我临摹不下千万遍。至今透过发黄的纸张，尚能感觉到东晋升平年间居于山阴的王右军对于那份奇寒的感受，似乎透露出别一种况味。他与周抚上次见面，还是在二十六年前，那时他任江州刺史，周抚为豫章太守，此后王羲之任会稽内史，与周抚一别经年。我相信，此后他们再未相见了，直到右军死，他们都未曾再谋面。 晚年，王羲之在山阴虽然写下千古流传的天下第一名书《兰亭序》，但生活上并非称意。前任会稽内史王述，与右军素来不和，而此公现在转任扬州刺史，成为右军的上司。书上说，“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王述非常看重右军对自己的感受，而右军对他的极度厌恶，可见一斑。刘义庆在《世说新语》里，对王述的个性，也有过极其生动的刻画：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
抛开王右军与王述之间个人恩怨，我觉得王述这个人还挺有趣，至少比那些假正经的官僚和假道学的文人们可爱得多。但王右军给周抚写信说凝冻天气五十年未有，恐怕也是对当时政治气候的一种喟叹吧。我想，我对王羲之的取法，不仅仅来自于书法本身，对其身世、时代的理解，恐怕下的功夫更深。这也正是我解缙能以书法家名世的原因之一。王右军一贯清真、高洁，而仇敌王述做了他的上司后，对他的压迫和刁难不胜枚举，以至于永和十一年，右军率领儿孙们来到父母墓前立誓：永远不再出仕！此后他便辞官，“游遍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右军辞官，引起的震动可谓不小。鉴于琅琊王氏，作为门阀士族，历来以事君行道为己任，儒家积极用世主张为立身之本，辞官，在王氏家族中没有先例。但王羲之对身处的政治环境之体会，如同“积雪凝寒”，冷彻肺腑。他在“誓愿”中说：“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
对于古之辞世者，王右军有深刻认识，他说隐者生活何其艰辛，要么佯狂装疯，要么藏污纳垢，而自己能够坐而获逸，了却心愿，实是天赐！我想，这也是天佑羲之，使其善终，而我却并不那么幸运。但我对右军并不妒忌，相反，觉得他辞官退隐，实在出于一种极高的智慧。而如我这样汲汲于功名的人，虽然也是以“才子”“名士”风动海内，但却死得很惨。
唯有雪是无辜的。仿佛从东晋一直落到大明，静若处子，每一片雪都像是造物的第一片雪。
“比者悠悠，如何可言？”那是右军对漫长山居岁月的感受，对友情的咏叹和反刍，可印证他心境的悠缓和沉静，从他写给周抚的一系列信札中——后人将其命名为《十七帖》，便可知。而我感受到的却是一种紧张、不安、时不我待的情绪，这反映在我的草书中。与右军的草书，比如《十七帖》之雍容、舒缓、不激不厉不同，我的草书给人的面目是风卷残云、笔走龙蛇、满地狼藉。因而后世对我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褒我者说。解缙书法，“笔法精丽，深得晋人风致”。他们看出我对王羲之的学习，深入了精髓。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便教我书法。我的母亲高妙莹，也是我最初的老师，她“善小楷，严正森密”，手把手教会我握笔、描红，我的童子功来自于她。王羲之的《黄庭经》《乐毅论》，是我初入右军堂奥的阶石。在我对右军小楷、行书有了大的把握后，我深入到他的草书《十七帖》，日摹上千字。右军书法，风神奕奕，我曾说，右军之书“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鱼鬣鸟翅，油然粲然。各止其所。纵横曲折，无不如意，毫发之间，直无遗憾”。然而，我是以背叛王羲之的方式继承他，并向他致意。如果我亦步亦趋地学他，照猫画虎，如灯取影，我觉得是对艺术最大的亵渎！我想，与其多一位拾人之牙慧之徒，不如多一位富有个性的书家。因而我从“二王”走向“颠张狂素”，不是偶然的。东晋那种充满幻灭感、三教合流的时代氛围一去不复返了，所谓放浪形骸、清淡玄远的“魏晋风度”，与今天的隔膜可谓深矣。经过赵宋王朝理学家的努力，士人们越来越循规蹈矩，须臾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我朝太祖以来，社会政治风气愈加严酷，文人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只有夹着尾巴做人。宋代文人，尚有议论国是、与君共治的勇气，而我朝文人，则对国是尽量回避，所发议论多切于己身。颓靡之风久矣。因而，我的放达、直言，显得不合时宜，最终带来了杀身之祸！
我从右军走向张旭、怀素，是因为性情使然。我的气质更贴合后者。所谓侧锋取妍、正鋒取劲——我自认，我草书的特点是：行笔迅疾，圆滑纯熟，果断大胆，曲折多变。如果你能真正从法度来看，我的面貌相去王羲之甚远的书法，其实与右军殊途同归——就如阴柔阳刚本为气之两面，白昼与黑夜分属日之两极一样。我从相反的方向打进，最后接近王右军。你们不要以为我真是王右军的叛徒，我须臾未离开书圣开辟出的书之大道。
相比书写，我每天用大量时间读帖。有好几年，我将《积雪凝寒帖》放在床头，成为每日入睡前的功课，有几次，我因外出，晚上无法目见这法帖而彻夜不眠。这六十四个字，我烂熟于心。我想我从中读出了六百四十个字，六千四百个字。更多的意味，更多的哀乐，在这文字之外，如同看到大洋上的雪峰，寒冷的意味并不在洋面之上。读山，读水，读风云，读日月，这是每个士人必修的课程，一个士大夫的养成并非全靠读书而来。当我读帖读到入神处，不觉身上微微发烫，汗流浃背，仿佛对面的雪融化，流淌到我身上来了。
那真正懂我的人，是能够看出我书法的妙处的。他们用“翰墨奔放，意向谨严”来形容。这体现在我的代表作《自书诗卷》《游七星岩诗》等作品中。后人认为我这些草书代表了我书法的高度，认为其“圆笔用绞，方笔用翻。圆笔不痿，方笔不滞”，又有评者说，“落笔数千百言，倚马可待”。我的草书真正体现了书写的速度感，若漫天飞雪，弥漫萧飒，奕奕有风致。我因书法在文才之外，赢得了更大的名声，索求者充斥巷道。如果你们认为我有自夸的嫌疑，不妨引用当世文人王直的话予以印证：
当时公卿大夫以至甲胄之士，市井之人，莫不仰慕。每休暇之日，持纸素来求者，足相踵于其门，先生随宜应之，得之者不啻若南金拱璧。故散在人间尤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自古皆然。从羲之献之父子，到张旭怀素，再到赵松雪，莫不如此。我对书写工具的要求也很高，非陆颖笔不可——陆颖本农家，而善缚笔，其子也能缚笔，朴茂可喜。他们农隙时读书，农忙时耕作，有古者风，今天已不多见了。不像那些求利的笔商，身上无一丝文气。 比较《自书诗卷》和《游七星岩诗》，虽都是草书，都能代表我书法的高度，但是二者风格上的微妙差别，还是很能看出我的心境。先说《自书诗卷》。永樂五年，我因反对朱棣出兵交趾，便贬两广，此卷书于永乐八年，我回京述职之时。书写的是南迁两广时作的七首诗：《广西感旧》《过三合驿》《交趾市桥》《谢友人惠黄柑》《过梧州作》《过藤县》《归乡偶作》。此卷正是用陆颖笔所作，行笔迅速，劲健爽利，虽有细弱游丝但丝毫不怯弱，竖画拉长，悬针出锋。初为行书，渐作行草，最后狂草，节奏越来越快，仿佛倾盆大雨，从天而至，又如山崩海啸，不可遏止。通篇七十五行，一行多则七八字，少则一字，无一字相同。字小者寸余，字大者七八寸。纵情恣肆，神气完足。可谓“适符天巧，奇妙出焉”。此作可见我心情的愉悦和放松——因我终于熬完了苦差事，回京奏事，南蛮之乡的瘴气（连同体内的晦气）一扫而光，等待朱棣对我的褒奖。然而事与愿违，我满心的期待不仅落空，反而因为此而遭致下狱之祸，真是世事叵测，难以预知啊！此事后表。
再说《游七星岩诗》。此卷写于永乐五年，正是我贬于两广之年，我心中的怨气、委屈、不安，都在这幅作品中得到体现。此卷属于小草书，书自作诗四首，虽依然连绵起伏，书写雍容，但不似前者如“驰毫骤墨列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怀素语），而是规矩有法度，书写时的不安、犹疑、愤懑见于毫端。从极度宠幸的爱卿，到我因出言直谏阻止发兵交趾——当然，不止于此，永乐对我的宠信日渐稀薄，以至于听信谗言——礼部郎中李志刚说我对贬职两广心怀不满，最后朱棣索性将我打发交趾参议，去化州监督军饷。《游七星岩诗》不像《自书试卷》那么舒张、放达——虽其隐含着命运的转折，但不自知，这正是悲剧的戏剧化表现，后者写得紧密——字距行距都很紧，我内心的紧张跃然纸上。与我的狂放不羁不同，这幅作品倒是显得谨严，甚至太谨严了！
贬我者说，“如镇宅符”“纵荡无法”。果真如此，那么“我从结发工书癖，二十年来厌陈迹”便成为了一种笑话。事实并非如此。而贬我者，正是将王羲之作为参照。比如，他们认为《积雪凝寒帖》，用笔方圆皆备，方处锋棱可截铁，圆处婉转若飘带，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所谓“表里莹润，骨肉和畅，有法有致”。而我的书法如狂风暴雨，左右盘旋，上下牵连，满纸缠绕，仿如“一纸秋蛇春蚓”，不可卒读。我的个性过于纵情狂放，这是我遭致非议的原因之一。如杨慎说我草书“如镇宅之符”，王世贞虽没用这么恶毒的词，但也评价不高，“狂草名一时，然纵荡无法，又多恶笔”。我已说过，我的性情更接近“颠张狂素”。右军无疑是高峰，可以断言的是，历史上就无人能够超越，我之前数百上千年无人能及，我之后几千上万年，也只能望其项背。我的性格浓烈狂放，而右军清真玄远，二者相差不知几十万里。因而拿右军来参照我，有些不公平。而拿张旭、怀素来作比较，似乎更合乎情理些。我曾作《草书歌》：
君不见张旭号张颠，饮酒饮三盏，醺来草圣传；又不见李白号谪仙，饮酒饮一斗，吟诗一百篇。我本江南一狂客，非白亦非颠，饮酒饮一石，吟诗吟一千。不信邀我到酒池边，朝饮复暮饮，挥毫落纸满云烟。
你们是不是看出我的诗有太白遗风？而王世贞在跋《祝兆京静园亭卷》中，影射我“过则牛鬼蛇神”，显然并非我的知己。我深知，我的书法并非都是精品，相当一部分是为应对求索者，率意书写，难免参差不齐，对此我是清醒的。你们知道，我的书风，与我的工作也不无关系。作为内阁近臣，常要起草朝廷奏疏、记录圣谕，形成了我书写迅疾的风格，用后来人的话说，这是“速记”，而照顾到一点一划之精细、清晰，几无可能。在匆匆无暇、难以清晰地照顾到所有点画时，我往往借助笔画的缠绕来弥补毛笔书写客观上的限制，难免不少“游丝字”，而这类作品，所受的非议最大。另外，我弱冠即成名，之后声誉日隆，市井间好事者托名造假的伪作亦不少。蔡羽、詹景凤、施闰章等后人对此多有辨识。我朝世风日下，为牟利而造假泛滥，已然成为风气，可谓人心大坏矣！
我想我无须对那些造假的“伪作”负责，至于后世一些对我书法的贬抑的说法，则任由其说去。但我必须指出，我的书法在后世之所以有这种评价，也和我的政治处境相关，当我被当作政治犯下狱进而被处决后，因文网森严，藏我书者怕受牵连，因而毁匿者不少，也减少了我书法的流传。——我必须将这个因素告知读者，以正视听。
棋局：雪裹刀
相对于书法这一极私人化的技术而言，为官，则是高度公众化和风险化的活儿。我们的先哲确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非走上仕途不足以“达”，兼济天下，只有通过为官才可以实现。我想，这正是一代代学子冒着哪怕掉头的危险，也要奔赴仕途的原因吧。不可避免，我们这些官员，不仅承担着公共治理的责任，也担负着教化民众的角色，某种程度上还是道德典范的化身。我们的身份，如同一只单身多头的怪兽。父母、牧师、贤者——我们像川剧中变脸的艺人，哪一个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或者，三者都不是？又或者，哪一个都只是五官中的某一种？
我并不因此而感到尴尬、不适，相反，我，以及我们，非常适应这个角色。在神■缺席的天空，我的身影偶尔模糊地出现在公众的头顶。当然，我非常后怕地看到，很多年以后，出现在公众头顶上那个巨大的“神像”，却不是来自于神本身。无疑，皇帝也是我们的神。某种程度上，权力正是信仰的一部分。在没有信仰的公众里，它甚至是信仰的核心部分。
信仰，如同雪花，开在若有若无之间。而权力，却是锋利无比的刀刃，无处不在。
有时，我在乡间看到游神的队伍从阡陌上走过，红男绿女，鼓瑟吹笙，僧尼善众，彼此混淆，就感到深深的迷惑。那乡土之上的神，被塑造得模样滑稽，经幡绫帐掩映其间，显得神秘而笨拙。相比匹夫匹妇们祈求“五谷丰登”“呈祥纳吉”——我们这些读书人，却怀着“弘道”的决心——但，哪一个更真实？
何为“道”？又如何“弘”？当我意识到：弘道却有杀头的危险，是继续向前，还是退缩？比如，在“立太子”事件上，我是站在“道”的立场上去谏言的，却带来了个人的灾难。 成祖朱棣有三个儿子：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他们的生母都是徐皇后（即我朝开国元勋徐达之女），没有嫡庶之分，按“立嫡以长”的原则，朱高炽应是皇儲的不二人选。但朱棣喜欢的却是次子朱高煦——因与其相像，都骁勇好战，跟随他南征北战屡有功绩。朱棣曾许诺次子，将来立他为皇太子。
当皇帝私下里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很坦率地支持长子朱高炽，认为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我进一步对皇帝说，朱高炽之子朱瞻基是好圣孙——我没有历史的预见性，我只是从“道”的原则，说出应说的话。历史正是如此。永乐皇帝驾崩后，继位的朱高炽（仁宗皇帝），之后的朱瞻基（宣宗皇帝），合力缔造了我朝一个太平盛世——被史家称誉的“仁宣之治”。
当永乐皇帝私下征询我的意见时，我知道我的回答必须十万分的谨慎，这是一道难解的政治题，而答案只有一个。皇帝对长子和次子的态度，满朝皆知。我知道永乐皇帝，不是唐太宗，绝不会虚心纳谏。但我决心要做魏征。无他——君子“弘道”而已。
因而，我对皇帝说了上面这番话。果然，朱棣听我说完后，满脸阴沉，一言不发地走开了。皇帝一心想立次子为皇储，但又找不出“坏规矩”的理由。无奈，于永乐二年，册封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次子朱高煦为汉王，三子朱高燧为赵王。但皇帝却对皇太子比较冷漠，对汉王却日益恩宠，在朝野造成两个“皇储”的假象，即，一个名义上的，一个事实上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汉王朱高煦，用别人的话说是“狙诈多智，以武材自负”；而皇太子则心地良善，加上体弱多病，处境不妙。鉴于此，我对皇帝规谏，劝他对次子的礼仪待遇不能超过太子，这样会开启争端。
朱棣震怒。他没有像上次那样把怒火压在心里，他终于爆发。他也许早就想揪我的辫子了——他怒斥我是离间他们骨肉关系。加上当时朝廷正在议论发兵征讨交趾，我的意见与众人相左——反对出兵。于是，我从皇上信任的爱卿，开始被晾在一边。汉王朱高煦进一步对我发动攻势，诬陷我泄露宫禁秘密，又说我廷试阅卷不公，我终于被朱棣贬为交趾参议。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去往交趾。与我年轻时首度受挫、被贬甘肃不同——那时，我骄傲的心经受不了挫折，而现在，我已足够成熟，我的心中装得下整个天地。去往交趾那个湿热难耐、蚊虻成群的瘴疠之地，对我来说，不是世界末日。
一路向西南。风景与北方多有不同。离开京城，我的视线顿时开阔许多，内阁外表看似光鲜，实则疲惫、压抑的生活，于我暂告一段落。丹霞地貌和棕榈、芭蕉植物直扑眼前，贩夫走卒、迁客流民、商贾道士、村夫野老，一路上各色人等，他们的表情和举止，勾起我心间浓烈的哀愁。造物如此多情，雕塑这万种风情的世界，让人心生悲悯，也满怀贪恋。这天造地设的世界，哪怕破旧与凶险，哪怕愚昧与不堪，都显得那么生气勃勃，都像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让人满心欢欣。而那远在天边的帝王宫殿，那金铺玉砌、紫霞萦绕的大殿，却看起来像是纸上的画图，了无生机，毫无情趣。
这一路行走，一路观察，我没有理由不写诗。与其说，我的诗是用笔写出来的，莫如说是从我胸中流淌出来的：
虬髯白舄绣衣郎，骢马南巡古越裳。
城郭新开秦郡县，山河元是汉金汤。
千家竹屋临沙觜，万斛江船下石头。
伏枕梦回霄汉远，珮声犹在凤凰楼。
——《送刘绣衣按交》
苍梧城北系龙洲，水接南天日夕流。
冰井鳄池春草合，火山蛟室夜光浮。
天连铜柱蛮烟黑，地接朱崖海气黄。
莫说炎荒冰雪少，须令六月见飞霜。
——《苍梧即事》
然而古越交趾毕竟不是我真正的归宿。我想我的才气和志向还在庙堂。因而永乐八年，当我南迁的使命完成后，便怀揣激动、不安和欣喜的心情踏上回京之路。我并不知道，当我开始被贬交趾时，我已踏上一条不归路。不是皇帝，而是命运，将我按在漩涡之中，不得翻身。因而后面发生的一切，看起来虽像巧合，实则指向一个必然——死亡。我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指向这唯一的结局——为我抱不平的后来者说，明朝第一任内阁大学士七人中，解缙才气最高，又最忠诚，然而却是唯一被杀头的，其他六人都得善终，实在可惜。
我感谢他们对我的抬举，但并不自我哀怜。你们说我才子也好，诤臣也好，君臣遇合，自古为难，我并不为我的结局感到痛心。哪怕日后被逮入狱，我依然在监狱里，写下忠心耿耿的诗歌：“孤臣泪尽忠心在，一似扶桑晓日红。”你们也许觉得这诗歌，看起来是那么的面熟。是的，它和我的庐陵老乡——南宋末年状元宰相文天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诗句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许就是我们庐陵人的命运。忠烈，是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没法剔除。那块土地的颜色是红的，和我们身体里流淌的血液相仿。
仿佛按照命运的指使，我被动地在一盘事先设定好的棋局里挪动着麻木的双腿。
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带给皇帝的自鸣钟和其他高度精密的机器，让我看到人心的机巧可以细密如此，便知道世风的淳厚已一去不返了。
当郑和从南洋带回一整箱宝石、香料、象牙，这些仿佛还带着热带阳光的奢侈品，带给皇帝的不是震惊（以及对那遥远的蛮夷之国的兴趣），而是一种妒忌、羡慕，并夹杂着一丝因陌生而恐惧的表情，便知道在世界这盘更大的棋局里，帝国的旌旗开始黯淡了。
我心情复杂地回到京城，仿佛面对一座虚空的城市。当我准备面向皇帝述职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亲率军队北征了。于是，我迈动仿佛装着机械、自行运动的双脚，来到皇储的东宫，向临时“监国”的皇太子朱高炽——我曾经是他的老师——汇报工作。
这一切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却隐含着凶险——那就是，我的敌人，将我的一举一动都盯得紧紧的，我稍有闪失便会命丧黄泉。
然而，哪怕再给我一个脑子，我也不会想到，我向皇太子汇报工作会是怎样一步险棋。
汉王朱高煦——我忽视了他的智商，也低估了他的阴险——至此，我豁然明白，与其说我是被皇帝朱棣杀死的，不如说是被汉王朱高煦杀死的。他向朱棣挑拨，说我窥伺皇上外出之机私自觐见太子，不等皇上返回径自离京，全无人臣之礼。朱棣气疯了，抓起金盏狠狠砸向地毯，下令将我关进锦衣卫镇抚司诏狱。
大雪落下来，盖在一具叫“命运”的棋盘上。当我抓起毛笔在洁白的绢素上写字时，乌黑的墨汁仿如黑夜一般侵吞了白纸——白昼渐渐涂黑，光线在黑夜的涂鸦中像融化的的雪线，消融于太阳的毒汁。而纷纷扬扬的大雪，湮没了我在黑暗的牢狱中记忆的来路，也湮没我无法通往明天的去路。愤怒和欢欣，都已远我而去。此刻，我获得了平静。黑夜又一次来临。我在诏狱里，已分不清白昼和黑夜。我是凭着太阳收敛的轻微的脚步来辨别的。这已成为我的一种乐趣。而这份乐趣，与世间的其他乐趣，并无本质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