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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与薄一波曾同在白区工作，两人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6年，刘少奇赴华北，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当时，薄一波身陷国民党监狱，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将他及其他一些革命者营救出来的。出狱后，薄一波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与阎锡山建立上层统一战线……
刘少奇向中央提出“履行手续出狱”的建议，使薄一波结束了5年牢狱生活
1936年春，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威胁平津。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搞所谓华北政权特殊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平津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在这种形势下，刘少奇受党中央的指派和毛泽东的委托来到天津，领导北方党的工作。
刘少奇从陕北一路风雨兼程，穿过敌人统治区，抵达华北。由于华北地区的党组织长期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损失十分严重，干部缺乏。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华北党组织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有效执行和贯彻落实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领导干部。当时，“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因地点在北平草岚子，又称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殷鉴、周仲英等60多人。
1936年4月的一天，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到刘少奇处汇报工作。一见面，柯庆施就抱怨干部奇缺。此时，刘少奇也正在为华北党组织缺少有经验的干部而苦恼。对于柯庆施的抱怨，刘少奇深有同感。突然，柯庆施灵机一动，向刘少奇提出建议：让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及早出狱。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缓解北方局干部奇缺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日寇占领北平后，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刘少奇认真听完柯庆施的建议后，低头沉思着。他十分清楚所谓的“履行出狱手续”意味着什么。沉默片刻后，他缓缓地对柯庆施说：“我个人同意。但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央。”6月，刘少奇收到中央批准的回复。
7月的一天，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担任狱中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的薄一波，收到刘少奇以北方局名义写的要求他们履行出狱手续的密信。薄一波立即将信转给党支部干事会其他成员讨论。后来薄一波回忆道：
“收到信后，党支部干事会（当时我是支书，干事有殷鉴、刘澜涛）看了，认为可疑。决定‘不作讨论’。
“时隔数月，又收到第二封信。大意是：上次给你们的信，是中央代表胡服（当时刘少奇的化名）让写的。信去后，已经三四个月了，未见你们动静。胡服让再给你们写这封信。现在外面工作正在迅速开展，各方面都很需要人。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出狱手续’，争取早日出来，为党工作。你们过去多年坚持反对‘反省政策’，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是完全对的，说明你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正因这样，组织上认为你们现在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出狱，党需要你们这样做。过去你们坚持不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现在你们还继续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不执行党的决议，那你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现在要求你们立即执行这一指示。外面也正在想办法，想向‘反省分院’的上级活动，取得支持，并想找一个进步人士打入‘反省分院’，帮助你们早日出狱。”
这时，狱中党支部已经改选，支部书记是赵，支委是杨献珍、张友清。他们同骨干分子讨论后，考虑到党的纪律，准备将中央的指示付诸讨论，征求狱中全体党员的意见。为了证实这两封信是否真的是中央的指示，党支部又通过另外的通讯办法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上再次说明，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后作出的，随信还附有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的抄件。
狱中党支部终于判定：履行“出狱手续”确系中央指示。他们作出了“准备执行”的决定。薄一波和其他党员一起参与了讨论，结果狱中52名党员一致同意服从组织的决定。
从1936年8月底到1937年3月，依照北方局的指示，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分作9批履行“出狱手续”，陆续出狱。薄一波第一批出狱。
刘少奇一句“不会就学，到工作中去学”，坚定了薄一波同阎锡山合作抗日的决心
1936年8月底，薄一波刚从草岚子监狱出来，就得到阎锡山的邀请。阎锡山请他回山西老家，一起打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阎锡山乡土观念很重，既希望有个自己人出面来操办牺盟会，又希望这个自己人能够和共产党有瓜葛，还不至于给蒋介石留下口实。在北平蹲过监狱的薄一波自然而然就成为阎锡山最理想的人选，况且当年作为学运领袖薄一波的组织能力、社会影响力给阎锡山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阎锡山亲笔写信给当时北平的驻军领导人宋哲元，并派亲信郭挺一转达：希望薄一波回老家山西，“共策保晋大业”。
薄一波由于过去一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没有做过上层的统战工作，也不愿意同阎锡山打交道，所以婉言谢绝了。事后，徐冰将此事告诉了刘少奇。第二天，刘少奇就委派徐冰向薄一波传达这样的意见：“不想去，大概还是认为我们不能同阎锡山合作抗日，只应当做基层群众工作，不应当搞上层工作，这也是对形势认识不足。一定要看到，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当前，党的任务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一致抗日。北方局刚刚收到陕北来电，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提出，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军政负责人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这样的机会我们找还找不到，现在阎锡山找上门来，你却拒绝不去，是不是还有一点‘左’倾关门主义的顽疾？‘左’倾关门主义就是不懂得要善于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相联系，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相联系，把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同下层统一战线相联系。过去我们就是吃了‘左’倾关门主义的亏，使白区党的工作受到重大的损失。现在是个好机会，机会难得，要去！不去，就失掉了这个好机会”。
薄一波听完徐冰转达的刘少奇的话后，心里还是存在疙瘩，不愿意与阎锡山打交道，更不愿意与阎锡山合作抗日。于是，薄一波请徐冰报告刘少奇：“我在狱中读过共产国际七大的全部文件，其中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最感人；还读了共产国际十三次委员会各位委员的发言。这两次会议都是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对照我长期在白区做军运工作的经验教训，我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危害深恶痛绝。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定，我在狱中也认真学过，反对‘左’倾关门主义，我是坚决的。不过，我不去山西有自己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我做党的秘密工作已经多年，不熟悉上层社会的人情世故和待人接物。不适合到那里工作，主要是不愿意和阎锡山这样的人共事。何况，郭挺一已经知道我是共产党员。”
当刘少奇听完徐冰转达的薄一波的话后，当即就冒火了，说：“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彻底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这是新形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不会就学，到工作中去学。阎锡山正因为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才会对你这样欢迎嘛！”这一次，薄一波不再坚持不去了，他通过徐冰报告刘少奇，希望能有个把月时间，先到山西实地考察一下，看形势究竟如何，再确定今后的行动。刘少奇表示同意。
刘少奇的“三条指示”，促成了薄一波对阎锡山“约法三章”的出台
1936年9月，薄一波回到了山西太原，找到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并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包括一个同阎锡山历史渊源很深的老军阀，进行了40多天的调查研究，很快便掌握了山西的各种情况。回到北平后，薄一波向刘少奇递交了关于山西调查研究的情况汇报，内容包括山西的政治、经济情况，阎锡山的处境和他的思想动态、政治企图，对我们今后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估计及应采取的工作方式等。刘少奇在认真研究薄一波这份报告后，对薄一波提出的在山西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想深表赞许，并要薄一波从刚出狱的同志中选择几个帮手一起到山西工作。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成为薄一波的同事，第一批去太原。
当时，阎锡山同蒋介石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尽管在反共这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但蒋介石一直想吃掉山西。因而，阎锡山不得不寻找暂时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借用共产党的力量牵制蒋介石。于是，阎锡山想出了一条计策，就是打起抗日的旗号，用上一批共产党员，仿照共产党的办法，采取某些暂时性的进步措施，扩充实力，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
尽管阎锡山有自己的打算，对抗战是动摇的、不彻底的，但表示愿意抗战和同共产党合作，这一点还是好的。因此，刘少奇认为：应当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积极地争取阎锡山、推动阎锡山来抗日，并且通过合作来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同时，刘少奇向薄一波转达了这样的意思：与阎锡山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戒备他来反对我们和群众；要尽可能地通过阎锡山的组织形式，如“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等去进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限制。
10月下旬，薄一波一行人去太原前夕，徐冰又传达了刘少奇的3条指示：一、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根。不要搞“左”倾冒险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体”的帽子。二、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能做“清客”，不要“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三、决定成立做山西统战工作的党的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成立山西工委，由张友清同志负责。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党的公开工作要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11月3日，薄一波到太原后，立即同阎锡山正式谈了一次。薄一波开门见山地说：“我愿意在阎主任领导下工作，是做工作，不是做‘清客’。按咱们家乡的话说，‘先小人，后君子’，把丑话说在前面。有几点情况我想需要说清楚，然后好共事。我们不妨也来个‘约法三章’：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第二，我只能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有利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要给予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其中会有不少共产党人。”当时，阎锡山一一表示同意。
和阎锡山“约法三章”后，为了便于发动群众，薄一波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牺盟会进行改组，成立了新的工作班子，把牺盟会逐步办成与阎锡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通过这个组织，薄一波以山西特有的方式，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大力发动群众、组建新军、掌握政权、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等各项工作。
刘少奇要薄一波“设法营救”，王若飞和其他“政治犯”得以出狱
薄一波刚到太原工作不久，刘少奇就转告薄一波：“听说王若飞关在太原，你要设法营救。他入狱时叫什么名字？关在那个监狱？组织上都不知道。”接到刘少奇的指示后，薄一波利用各种关系，在太原积极开展营救王若飞的活动。最后费尽周折，打听到王若飞化名黄敬斋，关押在陆军监狱。于是，薄一波通过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带路，一起到了陆军监狱，见到了王若飞。由于有梁化之的引荐，以后薄一波每次去陆军监狱，典狱长对薄一波均毕恭毕敬，问什么都是毫无保留。当薄一波了解到王若飞在狱中表现很好，就直接告诉王若飞，说：“少奇同志要我营救你，我准备马上向阎锡山要求释放你，同时提出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王若飞由于不认识薄一波，当时很谨慎，要求薄一波找一个他认识的人来谈谈，周恩来、刘少奇都可以。薄一波回答到：“这可办不到，我没有这样大的能力。”于是就问王若飞：“有个叫柯大鼻子的，你看行不行？”王若飞答道：“柯庆施也行。”不久，薄一波把柯庆施从北方局请来太原陆军监狱，与王若飞单独见面、谈话，使王若飞打消了对营救他出狱的疑虑。随即，薄一波利用阎锡山对他的信任，经过诚恳请求，使阎锡山同意了无条件释放王若飞。
王若飞出狱后，薄一波便向阎锡山提出：现在山西已经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正在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监狱里却关着很多共产党员，许多爱国的“政治犯”，这与目前的形势和我们做的工作是不相称的。薄一波提议并要求无条件释放全体“政治犯”。阎锡山当即表示同意。几天之后，薄一波见释放全体“政治犯”的事情还没有动静，就找梁化之询问释放“政治犯”的事情。梁化之说，现在全国都没有释放，我们做得太突出，会引起震动。他主张先把那些“政治犯”集中到“训导院”过渡一下，不声不响出去更好。薄一波接受了他的建议。后来，阎锡山最终同意了这一方案。不久，关押在太原的这些“政治犯”均无条件释放，其中不少还参加了由薄一波组织的牺盟会、军政训练班的工作。
刘少奇对薄一波所负责的牺盟会倾注了满腔热情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于7月26日发动了大规模进攻。29日，北平失守。日军占领平津后，一面沿平汉和津浦铁路向南推进，一面以主力沿平绥和正太铁路向山西发动猛烈攻势，战争规模迅速扩大。山西，那时在华北战略全局中已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所在。
7月28日，刘少奇抵达太原。刘少奇在太原着手进行的第一件事，是重新恢复北方局及其工作。当时，北方局以牺盟会为掩护，很快恢复了机关并开展工作。作为牺盟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薄一波，为刘少奇所领导的北方局顺利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大量帮助。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远在太原，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洛川会议后，刘少奇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会议确定的路线，以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指导着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开辟着新的工作局面。由于八路军主力一时还没有开抵山西抗日前线，这一时期刘少奇以主要精力指导山西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重点是通过牺盟会的组织放手发动群众，为太原失守后山西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准备条件。那时候，太原还没有成为战区，但战火已逼近晋北雁门关、平型关一带。日军企图以一个月占领山西。日本飞机不时飞临太原上空进行轰炸，太原城内到处人心浮动。
阎锡山虽然同中共已合作半年多了，但对中共仍心存疑惧和戒备，不允许中共公开出面去组织群众和向群众宣传中共政策。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向薄一波传达了北方局的联阎方针：“一、与阎锡山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随时戒备他来反对我们与群众；二、用一切方式援助新派力量的发展，并设法参加新派，使新派实际地统治某些地区；三、和新派一起，尽可能利用牺盟会的形式，独立自主地去开展群众运动；四、新派在拥护阎锡山的口号下与旧派斗争，直到进行武装斗争。”为此，刘少奇多次召集薄一波等研究牺盟会的工作，鼓励薄一波“不要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要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
为了便利牺盟会到农村去发动和组织群众，刘少奇帮助起草了以牺盟会的名义发布的《山西农民章程》。这个《章程》，采用阎锡山可以接受的语言，包含武装和训练群众等内容。那时候，山西形势日益危急。阎锡山有意请薄一波组建新军。刘少奇得知后，立刻对薄一波说：“好，赶快去！你赶快把牺盟会的日常工作委托给一个合适的人，除了重大问题你过问一下外，主要的工作就转到组建新军的工作中去。”
1937年8月1日，在薄一波等人的精心组织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成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新军不断壮大。决死队发展到4个纵队，工人武装自卫队从团发展到旅，又发展了3个政治保卫旅和一个暂编师，实际的兵员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当时的旧军。在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8年秋末冬初，刘少奇调离北方局。在刘少奇领导下，经过2年多的工作，薄一波建立和发展了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一支新的强大力量。这支力量，有力地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坚持华北抗战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后来，刘少奇在总结山西的斗争时写道：“我们没有白白的帮助阎锡山（实际上即帮助他的新派），我们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总的来说，华北党在这个时期中所执行的路线，无疑是正确的。是灵活的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自己的方向，没有在自己的工作中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清楚的、确定的、及时的决定了自己应该前进的方向，并且是能干的动员了组织了全党全军及数百万群众朝着我们指定的方向前进了。”同时，党中央对刘少奇与薄一波等人领导党在山西的工作，给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指出：“山西的群众斗争发展了，党的组织在许多地方也发展了。”
刘少奇向中央提出“履行手续出狱”的建议，使薄一波结束了5年牢狱生活
1936年春，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威胁平津。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搞所谓华北政权特殊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平津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在这种形势下，刘少奇受党中央的指派和毛泽东的委托来到天津，领导北方党的工作。
刘少奇从陕北一路风雨兼程，穿过敌人统治区，抵达华北。由于华北地区的党组织长期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损失十分严重，干部缺乏。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华北党组织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有效执行和贯彻落实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领导干部。当时，“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因地点在北平草岚子，又称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殷鉴、周仲英等60多人。
1936年4月的一天，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到刘少奇处汇报工作。一见面，柯庆施就抱怨干部奇缺。此时，刘少奇也正在为华北党组织缺少有经验的干部而苦恼。对于柯庆施的抱怨，刘少奇深有同感。突然，柯庆施灵机一动，向刘少奇提出建议：让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及早出狱。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缓解北方局干部奇缺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日寇占领北平后，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刘少奇认真听完柯庆施的建议后，低头沉思着。他十分清楚所谓的“履行出狱手续”意味着什么。沉默片刻后，他缓缓地对柯庆施说：“我个人同意。但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央。”6月，刘少奇收到中央批准的回复。
7月的一天，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担任狱中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的薄一波，收到刘少奇以北方局名义写的要求他们履行出狱手续的密信。薄一波立即将信转给党支部干事会其他成员讨论。后来薄一波回忆道：
“收到信后，党支部干事会（当时我是支书，干事有殷鉴、刘澜涛）看了，认为可疑。决定‘不作讨论’。
“时隔数月，又收到第二封信。大意是：上次给你们的信，是中央代表胡服（当时刘少奇的化名）让写的。信去后，已经三四个月了，未见你们动静。胡服让再给你们写这封信。现在外面工作正在迅速开展，各方面都很需要人。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出狱手续’，争取早日出来，为党工作。你们过去多年坚持反对‘反省政策’，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是完全对的，说明你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正因这样，组织上认为你们现在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出狱，党需要你们这样做。过去你们坚持不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现在你们还继续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不执行党的决议，那你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现在要求你们立即执行这一指示。外面也正在想办法，想向‘反省分院’的上级活动，取得支持，并想找一个进步人士打入‘反省分院’，帮助你们早日出狱。”
这时，狱中党支部已经改选，支部书记是赵，支委是杨献珍、张友清。他们同骨干分子讨论后，考虑到党的纪律，准备将中央的指示付诸讨论，征求狱中全体党员的意见。为了证实这两封信是否真的是中央的指示，党支部又通过另外的通讯办法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上再次说明，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后作出的，随信还附有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的抄件。
狱中党支部终于判定：履行“出狱手续”确系中央指示。他们作出了“准备执行”的决定。薄一波和其他党员一起参与了讨论，结果狱中52名党员一致同意服从组织的决定。
从1936年8月底到1937年3月，依照北方局的指示，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分作9批履行“出狱手续”，陆续出狱。薄一波第一批出狱。
刘少奇一句“不会就学，到工作中去学”，坚定了薄一波同阎锡山合作抗日的决心
1936年8月底，薄一波刚从草岚子监狱出来，就得到阎锡山的邀请。阎锡山请他回山西老家，一起打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阎锡山乡土观念很重，既希望有个自己人出面来操办牺盟会，又希望这个自己人能够和共产党有瓜葛，还不至于给蒋介石留下口实。在北平蹲过监狱的薄一波自然而然就成为阎锡山最理想的人选，况且当年作为学运领袖薄一波的组织能力、社会影响力给阎锡山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阎锡山亲笔写信给当时北平的驻军领导人宋哲元，并派亲信郭挺一转达：希望薄一波回老家山西，“共策保晋大业”。
薄一波由于过去一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没有做过上层的统战工作，也不愿意同阎锡山打交道，所以婉言谢绝了。事后，徐冰将此事告诉了刘少奇。第二天，刘少奇就委派徐冰向薄一波传达这样的意见：“不想去，大概还是认为我们不能同阎锡山合作抗日，只应当做基层群众工作，不应当搞上层工作，这也是对形势认识不足。一定要看到，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当前，党的任务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一致抗日。北方局刚刚收到陕北来电，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提出，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军政负责人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这样的机会我们找还找不到，现在阎锡山找上门来，你却拒绝不去，是不是还有一点‘左’倾关门主义的顽疾？‘左’倾关门主义就是不懂得要善于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相联系，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相联系，把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同下层统一战线相联系。过去我们就是吃了‘左’倾关门主义的亏，使白区党的工作受到重大的损失。现在是个好机会，机会难得，要去！不去，就失掉了这个好机会”。
薄一波听完徐冰转达的刘少奇的话后，心里还是存在疙瘩，不愿意与阎锡山打交道，更不愿意与阎锡山合作抗日。于是，薄一波请徐冰报告刘少奇：“我在狱中读过共产国际七大的全部文件，其中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最感人；还读了共产国际十三次委员会各位委员的发言。这两次会议都是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对照我长期在白区做军运工作的经验教训，我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危害深恶痛绝。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定，我在狱中也认真学过，反对‘左’倾关门主义，我是坚决的。不过，我不去山西有自己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我做党的秘密工作已经多年，不熟悉上层社会的人情世故和待人接物。不适合到那里工作，主要是不愿意和阎锡山这样的人共事。何况，郭挺一已经知道我是共产党员。”
当刘少奇听完徐冰转达的薄一波的话后，当即就冒火了，说：“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彻底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这是新形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不会就学，到工作中去学。阎锡山正因为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才会对你这样欢迎嘛！”这一次，薄一波不再坚持不去了，他通过徐冰报告刘少奇，希望能有个把月时间，先到山西实地考察一下，看形势究竟如何，再确定今后的行动。刘少奇表示同意。
刘少奇的“三条指示”，促成了薄一波对阎锡山“约法三章”的出台
1936年9月，薄一波回到了山西太原，找到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并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包括一个同阎锡山历史渊源很深的老军阀，进行了40多天的调查研究，很快便掌握了山西的各种情况。回到北平后，薄一波向刘少奇递交了关于山西调查研究的情况汇报，内容包括山西的政治、经济情况，阎锡山的处境和他的思想动态、政治企图，对我们今后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估计及应采取的工作方式等。刘少奇在认真研究薄一波这份报告后，对薄一波提出的在山西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想深表赞许，并要薄一波从刚出狱的同志中选择几个帮手一起到山西工作。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成为薄一波的同事，第一批去太原。
当时，阎锡山同蒋介石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尽管在反共这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但蒋介石一直想吃掉山西。因而，阎锡山不得不寻找暂时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借用共产党的力量牵制蒋介石。于是，阎锡山想出了一条计策，就是打起抗日的旗号，用上一批共产党员，仿照共产党的办法，采取某些暂时性的进步措施，扩充实力，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
尽管阎锡山有自己的打算，对抗战是动摇的、不彻底的，但表示愿意抗战和同共产党合作，这一点还是好的。因此，刘少奇认为：应当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积极地争取阎锡山、推动阎锡山来抗日，并且通过合作来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同时，刘少奇向薄一波转达了这样的意思：与阎锡山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戒备他来反对我们和群众；要尽可能地通过阎锡山的组织形式，如“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等去进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限制。
10月下旬，薄一波一行人去太原前夕，徐冰又传达了刘少奇的3条指示：一、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根。不要搞“左”倾冒险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体”的帽子。二、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能做“清客”，不要“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三、决定成立做山西统战工作的党的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成立山西工委，由张友清同志负责。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党的公开工作要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11月3日，薄一波到太原后，立即同阎锡山正式谈了一次。薄一波开门见山地说：“我愿意在阎主任领导下工作，是做工作，不是做‘清客’。按咱们家乡的话说，‘先小人，后君子’，把丑话说在前面。有几点情况我想需要说清楚，然后好共事。我们不妨也来个‘约法三章’：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第二，我只能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有利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要给予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其中会有不少共产党人。”当时，阎锡山一一表示同意。
和阎锡山“约法三章”后，为了便于发动群众，薄一波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牺盟会进行改组，成立了新的工作班子，把牺盟会逐步办成与阎锡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通过这个组织，薄一波以山西特有的方式，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大力发动群众、组建新军、掌握政权、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等各项工作。
刘少奇要薄一波“设法营救”，王若飞和其他“政治犯”得以出狱
薄一波刚到太原工作不久，刘少奇就转告薄一波：“听说王若飞关在太原，你要设法营救。他入狱时叫什么名字？关在那个监狱？组织上都不知道。”接到刘少奇的指示后，薄一波利用各种关系，在太原积极开展营救王若飞的活动。最后费尽周折，打听到王若飞化名黄敬斋，关押在陆军监狱。于是，薄一波通过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带路，一起到了陆军监狱，见到了王若飞。由于有梁化之的引荐，以后薄一波每次去陆军监狱，典狱长对薄一波均毕恭毕敬，问什么都是毫无保留。当薄一波了解到王若飞在狱中表现很好，就直接告诉王若飞，说：“少奇同志要我营救你，我准备马上向阎锡山要求释放你，同时提出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王若飞由于不认识薄一波，当时很谨慎，要求薄一波找一个他认识的人来谈谈，周恩来、刘少奇都可以。薄一波回答到：“这可办不到，我没有这样大的能力。”于是就问王若飞：“有个叫柯大鼻子的，你看行不行？”王若飞答道：“柯庆施也行。”不久，薄一波把柯庆施从北方局请来太原陆军监狱，与王若飞单独见面、谈话，使王若飞打消了对营救他出狱的疑虑。随即，薄一波利用阎锡山对他的信任，经过诚恳请求，使阎锡山同意了无条件释放王若飞。
王若飞出狱后，薄一波便向阎锡山提出：现在山西已经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正在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监狱里却关着很多共产党员，许多爱国的“政治犯”，这与目前的形势和我们做的工作是不相称的。薄一波提议并要求无条件释放全体“政治犯”。阎锡山当即表示同意。几天之后，薄一波见释放全体“政治犯”的事情还没有动静，就找梁化之询问释放“政治犯”的事情。梁化之说，现在全国都没有释放，我们做得太突出，会引起震动。他主张先把那些“政治犯”集中到“训导院”过渡一下，不声不响出去更好。薄一波接受了他的建议。后来，阎锡山最终同意了这一方案。不久，关押在太原的这些“政治犯”均无条件释放，其中不少还参加了由薄一波组织的牺盟会、军政训练班的工作。
刘少奇对薄一波所负责的牺盟会倾注了满腔热情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于7月26日发动了大规模进攻。29日，北平失守。日军占领平津后，一面沿平汉和津浦铁路向南推进，一面以主力沿平绥和正太铁路向山西发动猛烈攻势，战争规模迅速扩大。山西，那时在华北战略全局中已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所在。
7月28日，刘少奇抵达太原。刘少奇在太原着手进行的第一件事，是重新恢复北方局及其工作。当时，北方局以牺盟会为掩护，很快恢复了机关并开展工作。作为牺盟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薄一波，为刘少奇所领导的北方局顺利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大量帮助。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远在太原，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洛川会议后，刘少奇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会议确定的路线，以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指导着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开辟着新的工作局面。由于八路军主力一时还没有开抵山西抗日前线，这一时期刘少奇以主要精力指导山西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重点是通过牺盟会的组织放手发动群众，为太原失守后山西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准备条件。那时候，太原还没有成为战区，但战火已逼近晋北雁门关、平型关一带。日军企图以一个月占领山西。日本飞机不时飞临太原上空进行轰炸，太原城内到处人心浮动。
阎锡山虽然同中共已合作半年多了，但对中共仍心存疑惧和戒备，不允许中共公开出面去组织群众和向群众宣传中共政策。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向薄一波传达了北方局的联阎方针：“一、与阎锡山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随时戒备他来反对我们与群众；二、用一切方式援助新派力量的发展，并设法参加新派，使新派实际地统治某些地区；三、和新派一起，尽可能利用牺盟会的形式，独立自主地去开展群众运动；四、新派在拥护阎锡山的口号下与旧派斗争，直到进行武装斗争。”为此，刘少奇多次召集薄一波等研究牺盟会的工作，鼓励薄一波“不要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要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
为了便利牺盟会到农村去发动和组织群众，刘少奇帮助起草了以牺盟会的名义发布的《山西农民章程》。这个《章程》，采用阎锡山可以接受的语言，包含武装和训练群众等内容。那时候，山西形势日益危急。阎锡山有意请薄一波组建新军。刘少奇得知后，立刻对薄一波说：“好，赶快去！你赶快把牺盟会的日常工作委托给一个合适的人，除了重大问题你过问一下外，主要的工作就转到组建新军的工作中去。”
1937年8月1日，在薄一波等人的精心组织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成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新军不断壮大。决死队发展到4个纵队，工人武装自卫队从团发展到旅，又发展了3个政治保卫旅和一个暂编师，实际的兵员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当时的旧军。在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8年秋末冬初，刘少奇调离北方局。在刘少奇领导下，经过2年多的工作，薄一波建立和发展了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一支新的强大力量。这支力量，有力地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坚持华北抗战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后来，刘少奇在总结山西的斗争时写道：“我们没有白白的帮助阎锡山（实际上即帮助他的新派），我们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总的来说，华北党在这个时期中所执行的路线，无疑是正确的。是灵活的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自己的方向，没有在自己的工作中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清楚的、确定的、及时的决定了自己应该前进的方向，并且是能干的动员了组织了全党全军及数百万群众朝着我们指定的方向前进了。”同时，党中央对刘少奇与薄一波等人领导党在山西的工作，给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指出：“山西的群众斗争发展了，党的组织在许多地方也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