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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峰山北魏刻石的数量
与分布及九仙刻石
山东莱州的云峰山是一处风水宝地。北魏永平三年(5lO年)，时任司州大中正的郑道昭被任命为光州刺史，携眷到任。魏晋时代士大夫多好道，郑道昭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他到任后便喜欢上了距城南十里的云峰山以及城东的大基山(俗称道士谷)，遂经常进山修炼。郑氏发现，这里不仅山好，“石也好”，其兴致所到之处，便将自己的诗文、感想题刻在云峰山及其周围的大基山，天柱山、玲珑山上。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郑道昭于永平四年(511年)，先后两次分别在天柱山、云峰山的摩崖巨石上刻下了为其父亲郑羲歌功颂德的碑文，被后世称为《郑文公上下碑》。
最早记载云峰刻石的文献是宋赵明诚所著《金石录》和郑樵《通志》，唯二书所载数量不多，仅有七、八种。在清代乾嘉以后，云峰山石刻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收录渐多，影响最大的，当属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辑》和叶昌炽的《语石》。坊间甚至出现了所谓云峰山刻石的“全拓”。不同的著录，数量也多有不同，有三十八种、四十二种、四十七种等不同的说法。
据山东省石刻博物馆1983年9月到1984年6月的调查，云峰山地区(包括大基山、天柱山、玲珑山)共有北朝刻石42处，其中分布在云峰山17处，大基山14处，天柱山7处，玲珑山(古名百峰山)4处。这一数据是山东省石刻博物馆、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和山东省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上述四山进行了全面的田野调查所得出的科学结论。这次调查，工作人员将每块刻石所在的位置、形状、石质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测量、绘图、摄影、鉴定，详细记录了每块刻石的行字数、字径、残泐情况及原因等，分别绘制了云峰山刻石分布图和局部示意图，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从云峰山右阙左上主峰，有一块刻石，上书“此山上有九仙之名”(图一)，周围可见五处刻石，分别是“浮丘子驾鸿栖月桂之山”(图二)、“安期子驾龙栖蓬莱之山”(图三)、“赤松子驾月栖玄圃之山”(图四)、“羡门子驾日栖昆仑之山”(图五)、“王子晋驾凤栖太室之山”(图六)。这六块刻石，构成了以“九仙”为题的一组刻石。因有宋以来，世人所见，唯此安期子、王子晋、赤松子、浮丘子和羡门子这五仙之名，于是围绕“九仙之名”刻石聚讼不断。或谓此“九仙”乃五仙之外另有四仙；或谓九乃虚数，非实指；或疑“九仙”乃人名，颇多头绪，莫衷一是。
四仙刻石的发现经过
云峰山刻石声名远播东瀛，每年都有数百书法爱好者从日本到云峰山朝圣。莱州市政府于2000年给云峰山拨付专项经费，修一条通向山顶的参观道路。9月7日下午，施工民工在“九仙之名”题字东南上方约5、6米远山口处清理路基时，偶然发现一块带有镌刻文字的石块。
莱州市博物馆闻讯后，首先对发现这块刻有文字的石块的周边进行了仔细勘查。这是一处由两崖壁所夹成U字形的山沟，经年泥沙乱石块冲积，外口为人工叠垒，形成一外口宽约3.5米，纵深约5米，高不足3米狭小的台地，表面长有细小的树木和杂草。从9月8日至24日历时近半个月，博物馆组织人力对此狭小台地附近所有的石块进行了清理、发掘，并将所获刻有文字石块进行拼对、整理、复原，发现这些碎石块分属四块刻石(其中较完整者三块)，竟为久佚的四仙刻石。
四仙刻石之现状
1、“神人子”题字
刻石为中粗颗粒花岗岩，表面呈赭黄色。刻石出土时已碎为八块，经拼接、修复后，石刻面高60厘米，宽78厘米，石厚21－32厘米。刻面未经加工，利用原石自然断裂面，左部末行字石面高出右部石面约4厘米。石面文字比较完整，刻字风化较轻，笔画较完整清晰，修复后断裂纹不明显，“神人子乘烟栖姑射之山”3行、10个字清晰可见(图七、图八)。
刻字为魏书体，字宽8.5－11厘米，高6－9.5厘米，横断面呈“V”字形，字画深3.1－7.1厘米。
刻石字面上部有一道石纹，自“烟”字“火”部左上点至“因”部左上角，致使“因”部左上角残连、“栖”字“西”部左上角部分残连。另因石破裂造成“乘”、“烟”、“神”三字局部有残损。
刻石中所谓的“神人子栖姑射之山”之典见于《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姑射为传说中的神山，据《山海经·东山经》描述：“卢其之山……又南三百作十里，日姑射之山，无草木，多水。”而《海内北经》云：“列姑射，在海河洲中”。晋郭璞、清郝懿行先后对姑射山进行过考证，一般认为姑射乃山西临汾西之古石孔山。
2、“列子”题字
刻石为大粗颗粒花岗岩，表面呈赭红色(下部呈赭黄)，出土时刻石从“列”与“子”字间断开，碎为一大一小两块。刻字的石面未经加工，中部有-一宽约9厘米的石脉，由“栖”与“华”字、“乘”与“风”字之间高起。
此刻石风化较重，有些字迹不甚清晰，石面文字笔画也有残缺：“列”字“歹”部左下侧、“子”字右上部及横笔右半部分大部残损；“乘”字“千”头左上部及中间右部“十”字左下部、“风”字中部左下部残连；“风”字的“几”部左竖撇，竖成二笔，相近较宽，似为误刻所致；“华”字、“山”字头下部笔画漫漶较重(图九、图十)。
复原后现石刻面高105、宽87厘米，石厚24 37厘米，刻有“列子乘风栖华之山”8字。刻字为魏书体。字宽约11厘米、高9－14厘米，镌刻字画深3.2－4.4毫米，横断面呈U形，个别为V形。分3行，前2行，每行2字，末行4字。
“列子”，即列御寇，又作列圄寇、列圉寇，为春秋战国郑人。《庄子》记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吕氏春秋·不二》云：“子列子贵虚”，指列子虚静、无为思想，被道家尊为前辈。
华山位于陕西华阴县南，古称西岳，亦日太华山。《山海经》云：“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望而坐之若华然，故日华山。”
3、“鸿崖子”题字
刻石为表面赭红色的大粗粒花岗岩，石面未经加工。刻石出土时碎为一大二小共三块，石面文字笔画有残缺。经过拼接复原后，现刻石面残高55、残宽75厘米，石残厚约1.4—4.2毫米，刻有“鸿崖子驾鹄栖衡之山”3行9字。 刻字为魏书体，共3行，行3字。字宽约8.5厘米，高5.5－11厘米，字沟深2.9－4.4毫米，横断面呈“V”形。“鸿”字漫漶不清；“崖”字“山”部右竖笔上部残去；“子”字下部钩部分残去，横画风化严重、末端残缺，右部分、子字头折部分残连；“鹄”字漫漶严重，“鸟”部尤为不清，其右下部弧钩部公残去；“栖”字“木”部残去，仅余“西”部右半部分；“山”字左下角残连(图十一、图十二)。
“鸿崖子”，即洪崖子，为传说中的仙人。他是黄帝的臣子伶伦，帝尧时已三千岁，仙号洪崖。崖，亦作“涯”。江西新建县西之西山，山下有炼丹井，又称洪井，相传为洪崖得道处。晋郭璞《游仙诗》之三有“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指的是浮丘子和洪崖子两位仙人。
蘅山，即衡山，为五岳中的南岳，在湖南省。
4、“赤口子”题字
刻石表面呈赭红色、大粗粒蚀变花岗岩，石质较粗劣，石面未经加工。出土时碎为多块，现存五块，残缺约三块以上，石面文字残缺不完整，刻石面残高80厘米、残宽77厘米，石残厚25厘米。刻字为魏书体，3行，行3字不等，残存6字，日“赤口子驾麐栖口之山”。字宽约11厘米、高约7.5厘米，字沟深3－5.9毫米，横断面呈“V”形。现残存六字。
第一个“赤”字，因风化已严重漫漶不清，其下之刻石石面残缺，残失第二字。第三子为“子”，其横画右部分末端残去。第四子“驾”之“加”部“力”字左下部分残连，“马”部残连。“麐”字鹿下“吝”部大部残去，“鹿”部“比”字之上“卢”中间笔划残连。“栖”字“木”部左部分稍残，“西”部中间笔划稍残连。“山”字仅存左竖笔上端少部分中竖笔上端一点，其余皆残失，字形已不可辨，据文字内容可断其为山字(图十三、图十四)。
“赤口子”的仙人，有“赤松子”，在云峰九仙题名中已有(图四)，此处“赤口子”中间阙一字，所栖之地亦阙，故尚无确论。窃以为，所缺两字当为“须”和“吴”。
传说中有一神仙称“赤须子”，见诸汉刘向《列仙传·初学记·赤须子》：“赤须子，丰人也。丰中传世见之，云秦穆公时主鱼吏也。数道丰界灾害水旱，十不失一……好食松实、天门冬、石脂。齿落更生，发墯再出。过渡，书体也由自然天成向楷则严格的隋唐过渡，因此，北魏的书法艺术品的主要形式——墓志和刻石，不仅具有承前启后、既往开来的重要作用，而且对于研究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自北魏以降，云峰山刻石被隐没在蒿莱丛中，书法无人知晓。宋代宣和年间，金石学家、收藏家诸城赵明诚官任莱州，发现部分云峰山刻石，收入其著作《金石录》中，此后近千年又鲜有提及。直到清代，包世臣、康有为尊碑抑帖，先后高度评价了云峰山刻石的书法价值，云峰山魏碑书法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包世臣在《艺舟双楫·历下笔谭》中指出：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真文苑奇葩也。”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一文中，将云峰刻石称作圆笔之极轨，列为北朝刻石中的妙品上。叶昌炽把云峰山魏碑定位为“北朝第一”、“真书第一”，他在《语石》中盛赞《郑文公上下碑》及《论经书》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褴褛进于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剸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他推断郑道昭为云峰山地区刻石的书写者，且把郑道昭誉为“书中之圣”、“北朝书圣”，比王羲之还伟大——乃“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
长期以来，书学界对云峰山刻石书写者及书法、文字风格鲜有研究，以至于到目前仍有许多人因袭前言，人云亦云，将云峰山地区的刻石都归入郑道昭的名下。细察云峰山地区的北朝刻石，扣除北齐及以后的刻石，从书法的风格来看，青州玲珑山刻石风格与云峰山、天柱山周围的刻石有明显的差别，显然书者另有其人。
细察云峰山周围的刻石，书法风格、用笔特征、结字形态也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论经书》为代表，其圆笔和方笔兼施，字体雄放、疏宕豪逸，一类是以《郑文公碑》为代表，其字体方整严饬，结字舒放、端庄雄浑，具有隶书韵味，某些笔画甚至保留了篆书笔意。
第一类作品不仅有一致的书法风格，其结体和用笔也很统一。不仅如此，一些字、笔画的书写习惯相对固定、一致，有别于云峰山刻石的其他作品。如：“郑”字左边的“奠”字上面的两点，写作“八”而不是“丷”字形；“道”之“首”上端横画格外长，将“辵”部全部掩盖；“昭”字的“刀”部写作“丷”，长撇托起左边的点；“雲”字“雨”部的左点写作长撇；“峯”字的“夂”部的捺，第一类写成捺，而其他的写成长横等，这是个人书写习惯和风格的体现。
据此可以断定：第一大类的《论经书》《右阙题字》《云峰之山题字》《天柱之山题字》《上游下息题字》《当门石坐题字》《山门题字》《中明坛》《青烟里题字》和《岁在壬辰建题字》等10种为郑道昭本人所书写，其余为郑道昭光州和青州幕僚所书(笔者认为，《观海童诗》题头为郑氏手书，正文为幕僚所书)。
下表列举了最为常见的“郑”、“道”、“昭”、“云”、“峰”五个字写法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写法的差别。
四仙题名刻石的文化书法价值
一千多年来，云峰山九仙题名因四仙之阙，有关其考证、记载也随之湮没。该四仙刻石的文物价值，不仅丰富了道教文化，尤其是神仙文化，具有补千年阙失之功，更重要的是其文字与书法价值。
将新发现的四仙刻石与九仙题名中的其他五仙题名比较，发现其书法风格非常接近，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同一人书丹。这两组共10处题字当合并为一组，与《观海童》正文、《郑文公上碑》、《郑文公下碑》、《东堪石室铭》、《咏飞仙诗》、《左阙题字》、《南山门题字》、《北山门题字》、《朱阳台题字》、《玄灵宫题字》、《置仙坛题字》、《白云堂题字》、《青烟寺题字》13中题字书法风格、文字风格一致，当属同一人书写，书丹者应为郑道昭光州的幕僚(与玲珑山刻石风格差异较大，玲珑山刻石的书丹者，当为郑氏青州幕僚)。
从书法的角度看，云峰山刻石水平并不相同。上述郑道昭所书的第一类题字，用笔灵活，气韵生动，结字舒张、自然，面貌豪迈、恣肆，而第二类题字则用笔谨慎，结字整饬、方正，面貌稍嫌呆板、单调，艺术水平明显低于郑道昭所书，即便是精心书写的《郑文公碑》，其书法水平显然难及郑道昭所书《论经书》等之天然、大气。虽然如此，这些文字仍不失为北朝碑刻书法中的翘楚，堪作后世学习、借鉴的典范，也为研究汉字字体演变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和实物例证。四仙刻石的发现，于书、于字、于史、于文化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印证了四仙现于盛世的神话传说。
与分布及九仙刻石
山东莱州的云峰山是一处风水宝地。北魏永平三年(5lO年)，时任司州大中正的郑道昭被任命为光州刺史，携眷到任。魏晋时代士大夫多好道，郑道昭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他到任后便喜欢上了距城南十里的云峰山以及城东的大基山(俗称道士谷)，遂经常进山修炼。郑氏发现，这里不仅山好，“石也好”，其兴致所到之处，便将自己的诗文、感想题刻在云峰山及其周围的大基山，天柱山、玲珑山上。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郑道昭于永平四年(511年)，先后两次分别在天柱山、云峰山的摩崖巨石上刻下了为其父亲郑羲歌功颂德的碑文，被后世称为《郑文公上下碑》。
最早记载云峰刻石的文献是宋赵明诚所著《金石录》和郑樵《通志》，唯二书所载数量不多，仅有七、八种。在清代乾嘉以后，云峰山石刻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收录渐多，影响最大的，当属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辑》和叶昌炽的《语石》。坊间甚至出现了所谓云峰山刻石的“全拓”。不同的著录，数量也多有不同，有三十八种、四十二种、四十七种等不同的说法。
据山东省石刻博物馆1983年9月到1984年6月的调查，云峰山地区(包括大基山、天柱山、玲珑山)共有北朝刻石42处，其中分布在云峰山17处，大基山14处，天柱山7处，玲珑山(古名百峰山)4处。这一数据是山东省石刻博物馆、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和山东省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上述四山进行了全面的田野调查所得出的科学结论。这次调查，工作人员将每块刻石所在的位置、形状、石质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测量、绘图、摄影、鉴定，详细记录了每块刻石的行字数、字径、残泐情况及原因等，分别绘制了云峰山刻石分布图和局部示意图，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从云峰山右阙左上主峰，有一块刻石，上书“此山上有九仙之名”(图一)，周围可见五处刻石，分别是“浮丘子驾鸿栖月桂之山”(图二)、“安期子驾龙栖蓬莱之山”(图三)、“赤松子驾月栖玄圃之山”(图四)、“羡门子驾日栖昆仑之山”(图五)、“王子晋驾凤栖太室之山”(图六)。这六块刻石，构成了以“九仙”为题的一组刻石。因有宋以来，世人所见，唯此安期子、王子晋、赤松子、浮丘子和羡门子这五仙之名，于是围绕“九仙之名”刻石聚讼不断。或谓此“九仙”乃五仙之外另有四仙；或谓九乃虚数，非实指；或疑“九仙”乃人名，颇多头绪，莫衷一是。
四仙刻石的发现经过
云峰山刻石声名远播东瀛，每年都有数百书法爱好者从日本到云峰山朝圣。莱州市政府于2000年给云峰山拨付专项经费，修一条通向山顶的参观道路。9月7日下午，施工民工在“九仙之名”题字东南上方约5、6米远山口处清理路基时，偶然发现一块带有镌刻文字的石块。
莱州市博物馆闻讯后，首先对发现这块刻有文字的石块的周边进行了仔细勘查。这是一处由两崖壁所夹成U字形的山沟，经年泥沙乱石块冲积，外口为人工叠垒，形成一外口宽约3.5米，纵深约5米，高不足3米狭小的台地，表面长有细小的树木和杂草。从9月8日至24日历时近半个月，博物馆组织人力对此狭小台地附近所有的石块进行了清理、发掘，并将所获刻有文字石块进行拼对、整理、复原，发现这些碎石块分属四块刻石(其中较完整者三块)，竟为久佚的四仙刻石。
四仙刻石之现状
1、“神人子”题字
刻石为中粗颗粒花岗岩，表面呈赭黄色。刻石出土时已碎为八块，经拼接、修复后，石刻面高60厘米，宽78厘米，石厚21－32厘米。刻面未经加工，利用原石自然断裂面，左部末行字石面高出右部石面约4厘米。石面文字比较完整，刻字风化较轻，笔画较完整清晰，修复后断裂纹不明显，“神人子乘烟栖姑射之山”3行、10个字清晰可见(图七、图八)。
刻字为魏书体，字宽8.5－11厘米，高6－9.5厘米，横断面呈“V”字形，字画深3.1－7.1厘米。
刻石字面上部有一道石纹，自“烟”字“火”部左上点至“因”部左上角，致使“因”部左上角残连、“栖”字“西”部左上角部分残连。另因石破裂造成“乘”、“烟”、“神”三字局部有残损。
刻石中所谓的“神人子栖姑射之山”之典见于《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姑射为传说中的神山，据《山海经·东山经》描述：“卢其之山……又南三百作十里，日姑射之山，无草木，多水。”而《海内北经》云：“列姑射，在海河洲中”。晋郭璞、清郝懿行先后对姑射山进行过考证，一般认为姑射乃山西临汾西之古石孔山。
2、“列子”题字
刻石为大粗颗粒花岗岩，表面呈赭红色(下部呈赭黄)，出土时刻石从“列”与“子”字间断开，碎为一大一小两块。刻字的石面未经加工，中部有-一宽约9厘米的石脉，由“栖”与“华”字、“乘”与“风”字之间高起。
此刻石风化较重，有些字迹不甚清晰，石面文字笔画也有残缺：“列”字“歹”部左下侧、“子”字右上部及横笔右半部分大部残损；“乘”字“千”头左上部及中间右部“十”字左下部、“风”字中部左下部残连；“风”字的“几”部左竖撇，竖成二笔，相近较宽，似为误刻所致；“华”字、“山”字头下部笔画漫漶较重(图九、图十)。
复原后现石刻面高105、宽87厘米，石厚24 37厘米，刻有“列子乘风栖华之山”8字。刻字为魏书体。字宽约11厘米、高9－14厘米，镌刻字画深3.2－4.4毫米，横断面呈U形，个别为V形。分3行，前2行，每行2字，末行4字。
“列子”，即列御寇，又作列圄寇、列圉寇，为春秋战国郑人。《庄子》记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吕氏春秋·不二》云：“子列子贵虚”，指列子虚静、无为思想，被道家尊为前辈。
华山位于陕西华阴县南，古称西岳，亦日太华山。《山海经》云：“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望而坐之若华然，故日华山。”
3、“鸿崖子”题字
刻石为表面赭红色的大粗粒花岗岩，石面未经加工。刻石出土时碎为一大二小共三块，石面文字笔画有残缺。经过拼接复原后，现刻石面残高55、残宽75厘米，石残厚约1.4—4.2毫米，刻有“鸿崖子驾鹄栖衡之山”3行9字。 刻字为魏书体，共3行，行3字。字宽约8.5厘米，高5.5－11厘米，字沟深2.9－4.4毫米，横断面呈“V”形。“鸿”字漫漶不清；“崖”字“山”部右竖笔上部残去；“子”字下部钩部分残去，横画风化严重、末端残缺，右部分、子字头折部分残连；“鹄”字漫漶严重，“鸟”部尤为不清，其右下部弧钩部公残去；“栖”字“木”部残去，仅余“西”部右半部分；“山”字左下角残连(图十一、图十二)。
“鸿崖子”，即洪崖子，为传说中的仙人。他是黄帝的臣子伶伦，帝尧时已三千岁，仙号洪崖。崖，亦作“涯”。江西新建县西之西山，山下有炼丹井，又称洪井，相传为洪崖得道处。晋郭璞《游仙诗》之三有“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指的是浮丘子和洪崖子两位仙人。
蘅山，即衡山，为五岳中的南岳，在湖南省。
4、“赤口子”题字
刻石表面呈赭红色、大粗粒蚀变花岗岩，石质较粗劣，石面未经加工。出土时碎为多块，现存五块，残缺约三块以上，石面文字残缺不完整，刻石面残高80厘米、残宽77厘米，石残厚25厘米。刻字为魏书体，3行，行3字不等，残存6字，日“赤口子驾麐栖口之山”。字宽约11厘米、高约7.5厘米，字沟深3－5.9毫米，横断面呈“V”形。现残存六字。
第一个“赤”字，因风化已严重漫漶不清，其下之刻石石面残缺，残失第二字。第三子为“子”，其横画右部分末端残去。第四子“驾”之“加”部“力”字左下部分残连，“马”部残连。“麐”字鹿下“吝”部大部残去，“鹿”部“比”字之上“卢”中间笔划残连。“栖”字“木”部左部分稍残，“西”部中间笔划稍残连。“山”字仅存左竖笔上端少部分中竖笔上端一点，其余皆残失，字形已不可辨，据文字内容可断其为山字(图十三、图十四)。
“赤口子”的仙人，有“赤松子”，在云峰九仙题名中已有(图四)，此处“赤口子”中间阙一字，所栖之地亦阙，故尚无确论。窃以为，所缺两字当为“须”和“吴”。
传说中有一神仙称“赤须子”，见诸汉刘向《列仙传·初学记·赤须子》：“赤须子，丰人也。丰中传世见之，云秦穆公时主鱼吏也。数道丰界灾害水旱，十不失一……好食松实、天门冬、石脂。齿落更生，发墯再出。过渡，书体也由自然天成向楷则严格的隋唐过渡，因此，北魏的书法艺术品的主要形式——墓志和刻石，不仅具有承前启后、既往开来的重要作用，而且对于研究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自北魏以降，云峰山刻石被隐没在蒿莱丛中，书法无人知晓。宋代宣和年间，金石学家、收藏家诸城赵明诚官任莱州，发现部分云峰山刻石，收入其著作《金石录》中，此后近千年又鲜有提及。直到清代，包世臣、康有为尊碑抑帖，先后高度评价了云峰山刻石的书法价值，云峰山魏碑书法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包世臣在《艺舟双楫·历下笔谭》中指出：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真文苑奇葩也。”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一文中，将云峰刻石称作圆笔之极轨，列为北朝刻石中的妙品上。叶昌炽把云峰山魏碑定位为“北朝第一”、“真书第一”，他在《语石》中盛赞《郑文公上下碑》及《论经书》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褴褛进于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剸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他推断郑道昭为云峰山地区刻石的书写者，且把郑道昭誉为“书中之圣”、“北朝书圣”，比王羲之还伟大——乃“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
长期以来，书学界对云峰山刻石书写者及书法、文字风格鲜有研究，以至于到目前仍有许多人因袭前言，人云亦云，将云峰山地区的刻石都归入郑道昭的名下。细察云峰山地区的北朝刻石，扣除北齐及以后的刻石，从书法的风格来看，青州玲珑山刻石风格与云峰山、天柱山周围的刻石有明显的差别，显然书者另有其人。
细察云峰山周围的刻石，书法风格、用笔特征、结字形态也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论经书》为代表，其圆笔和方笔兼施，字体雄放、疏宕豪逸，一类是以《郑文公碑》为代表，其字体方整严饬，结字舒放、端庄雄浑，具有隶书韵味，某些笔画甚至保留了篆书笔意。
第一类作品不仅有一致的书法风格，其结体和用笔也很统一。不仅如此，一些字、笔画的书写习惯相对固定、一致，有别于云峰山刻石的其他作品。如：“郑”字左边的“奠”字上面的两点，写作“八”而不是“丷”字形；“道”之“首”上端横画格外长，将“辵”部全部掩盖；“昭”字的“刀”部写作“丷”，长撇托起左边的点；“雲”字“雨”部的左点写作长撇；“峯”字的“夂”部的捺，第一类写成捺，而其他的写成长横等，这是个人书写习惯和风格的体现。
据此可以断定：第一大类的《论经书》《右阙题字》《云峰之山题字》《天柱之山题字》《上游下息题字》《当门石坐题字》《山门题字》《中明坛》《青烟里题字》和《岁在壬辰建题字》等10种为郑道昭本人所书写，其余为郑道昭光州和青州幕僚所书(笔者认为，《观海童诗》题头为郑氏手书，正文为幕僚所书)。
下表列举了最为常见的“郑”、“道”、“昭”、“云”、“峰”五个字写法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写法的差别。
四仙题名刻石的文化书法价值
一千多年来，云峰山九仙题名因四仙之阙，有关其考证、记载也随之湮没。该四仙刻石的文物价值，不仅丰富了道教文化，尤其是神仙文化，具有补千年阙失之功，更重要的是其文字与书法价值。
将新发现的四仙刻石与九仙题名中的其他五仙题名比较，发现其书法风格非常接近，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同一人书丹。这两组共10处题字当合并为一组，与《观海童》正文、《郑文公上碑》、《郑文公下碑》、《东堪石室铭》、《咏飞仙诗》、《左阙题字》、《南山门题字》、《北山门题字》、《朱阳台题字》、《玄灵宫题字》、《置仙坛题字》、《白云堂题字》、《青烟寺题字》13中题字书法风格、文字风格一致，当属同一人书写，书丹者应为郑道昭光州的幕僚(与玲珑山刻石风格差异较大，玲珑山刻石的书丹者，当为郑氏青州幕僚)。
从书法的角度看，云峰山刻石水平并不相同。上述郑道昭所书的第一类题字，用笔灵活，气韵生动，结字舒张、自然，面貌豪迈、恣肆，而第二类题字则用笔谨慎，结字整饬、方正，面貌稍嫌呆板、单调，艺术水平明显低于郑道昭所书，即便是精心书写的《郑文公碑》，其书法水平显然难及郑道昭所书《论经书》等之天然、大气。虽然如此，这些文字仍不失为北朝碑刻书法中的翘楚，堪作后世学习、借鉴的典范，也为研究汉字字体演变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和实物例证。四仙刻石的发现，于书、于字、于史、于文化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印证了四仙现于盛世的神话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