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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学”是道家道教之学的统称，“道学研究”即关于道家道教的学术研究。1978年以来，道学研究蓬勃发展，四十年间硕果累累。本文旨在对1978—2018的道学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全文分为五个部分，首先概述四十年来中国内地道学研究的双重背景，其次介绍中国道学研究学术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再次介绍主要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复次分析道学研究的主要议题，最后展望道学研究在未来的发展。
关键词：道学 文献整理 文化自信
作者詹石窗，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院长、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 成都 610065）;褚国锋，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2017级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065）。
“道学”是道家与道教理论学说的总括，即以黄帝、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与道教之学。道家与道教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自学说传承而言，道家自魏晋玄学之后不再作为独立的学派传世，道教实为魏晋玄学之后道家学说的继承者、守护者与发扬者，在广义上被归为道家之列;自教化的角度视之，道教的形成发展有着三大形态，即元初道教、古典道教和制度道教。三大形态对应于三大历史时期。元初道教对应的是黄帝时期，古典道教对应的是老子撰述《道德经》的春秋时期，制度道教对应的是张道陵创立正一盟威之道的东汉时期。此后，制度道教包容了元初道教与古典道教的思想内容。因此，道学文化系统由道家之学与道教之学共同构成，兼具文化性与宗教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学研究”即指关于道家和道教的现代学术研究。现代意义上的道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至今已逾百载。这一研究历程可分为两大阶段，即起步奠基（1900—1977）和复苏奋进（1978—2018）。进一步划分，起步奠基可分为初期（1900—1948）和后期（1949—1978），复苏奋进可分为复苏期（1978—1989）、繁荣期（1990—2000）和創发期（2001—至今）。
一、双重背景：本土驱动与国外镜鉴 [见英文版第26页，下同]
自1978年以来，在王明、任继愈、汤一介、卿希泰等学者的带领下，道学研究迅速成长，成为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中富有活力的一脉，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此种繁盛的出现有着双重背景。
多重因素构成了强大的本土驱动力。其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对文化和宗教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陆续出台相应的政策。这些有力举措既为道学研究提供了稳定宽松的发展环境，也为道学研究赋予了返本开新的时代使命。其二，以《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1982年）文件为标志，道教实体获得了恢复和适应的社会环境。在恢复与适应过程中，道教界的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积极同学术界开展合作，为道学研究提供支持。其三，在积极吸纳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意识觉醒，广大民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不断增长，道学作为内涵丰富的文化宝库而备受社会各界瞩目。
道教研究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长期以来，海外道教研究是本土道学研究的重要参照系。外国学者从他者视域出发，对道教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在研究理论、关注主题和分析方法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相对于中国的道教研究，海外道教学曾处于较长的领跑期，彼时甚至有“道教在中国，道教学在外国”的说法。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通过多种方式来吸收国外研究成果，如积极开展翻译工作，举办国际学术会议，部分学者赴海外访问交流或攻读学位。在借鉴的同时，中国学术界也奋起直追。经过数代学人的共同努力，国内学术界逐渐恢复了学术自信。道教在中国，道教研究的中心也在中国。中外道教学研究已进入平等对话的新阶段。
基于这样的双重背景，国内道学研究的恢复与振兴历程，也是中国学者逐渐参与国际道教学讨论的过程。时至今日，国内道学研究已成为国际道教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外学者都需要认真聆听对方的声音，如此方可提高研究水准。
二、研究学统：薪火相传与一本多元 [27]
中国道学研究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就源头而论，该传统可以追溯到道教正一派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1611）校梓《古易考原》;到了20世纪上半叶，具有现代人文学科研究性质的道学研究逐步形成，经改革开放四十年而发扬光大并有所创新。
在中国道学研究的早期阶段，先后有刘师培《读道藏记》（1911年）、王重民《老子考》（1927年）、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1933年）、许地山《道教史》（1934年）、傅勤家《道教史概论》（1934年）、汤用彤《读太平经书所见》（1935年）、翁独健《道藏子目引得》（1935年）、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年）、刘咸炘《道教征略》（1946—1948年）、蒙文通《道德经义疏（辑校）》（1946年）、陈国符《道藏源流考》（1949年）、王明《太平经合校》（1960年）等重要成果。这些论著奠定了道学研究的基本进路：重视历史学和文献学的方法;广泛利用藏外资料;偏重于研究社会文化背景。
这一研究传统对1978年以来的道学研究影响甚巨。以四川大学为例，“在卿希泰先生的引领下，川大宗教所同仁秉承刘咸炘、蒙文通先生道教史学与文献考据的学脉传统”，在道教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斐然成绩。数代学人的道教研究背后均潜藏着一个基本视域，即希望通过研究道教来更加深刻地认知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与中国社会历史演进的内在规律等。
弘扬传统的同时，学术界亦有新发展。这种变化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卿希泰先生在总结道教史研究方法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的方法、一分为二的两点论的方法，是我们研究道教发展史的最根本的方法……我们除了必须坚持这个最根本的方法作为总的指导原则之外，同时还应该借鉴和吸纳其他学科的各种有效的具体研究方法”。卿希泰先生总结其治学经验，为我们提出了一本多元的方法论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学者从各个角度来探讨道教史，有助于客观全面地认识道教的历史与内涵。它不单适用于道教史研究，也适用于道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其二，对道教内史的关注。四十年来，学术界逐渐对道教的宗教性维度予以关注，出现了一些比较有分量的成果。 从不绝如缕到气象万千，中国道学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四十年间，中国道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之所以能够维系、弘扬与更新，充分受益于以下四个方面。其一，科研机构与人才培养体系的日益完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在道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其二，研究团体和学术刊物的蓬勃发展。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等研究团体整合道学研究力量，《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学研究》《道学研究》等刊物则为道学研究提供理论阵地。其三，科研项目和研究成果的持续增长。其四，学术会议与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化。
三、成果举要：学科门类与代表著作 [28]
道学源远流长，体系庞大，内容丰富。道学研究与之相应，亦门类众多，形成了多个子学科。朱越利、陈耀庭等学者曾对道教研究的门类进行过划分。詹石窗总主编的《百年道学精华集成》将道学研究成果划分为十大类，即历史脉络、神仙信仰、人物门派、大道修真、思想大要、经籍考古、道门科技、礼仪法术、文艺审美和道学旁通。这个分类是目前较为完善的标准，可做参考。纵览四十年研究成果，内地学术界的成绩集中在历史、思想、文献、文化史等方面，在内史方面亦有所斩获。此处主要介绍历史、思想和文献等方面的成果。
（一）道学历史研究 [29]
道学肇自轩辕黄帝，盛于先秦道家，彰于魏晋玄学，经制度道教之传承而绵延至今。欲研究道学，必先考诸其史，明其流衍。道教史历来是学术界的研究重点，成果极为丰富。此处拟分通史、断代史、区域道教史、道教宗派史和道教制度史等五个专题来介绍。
道教通史以两部集体著作为代表。其一为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4卷），第一卷（1988年）、第二卷（1992年）、第三卷（1993年）、第四卷（1995年），修订本（4卷）于1996年出版。修订本第一卷的英译本于2000年在美国出版。该书史料翔实，内容丰赡，“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道教史研究的学科体系”，被唐明邦先生誉为划时代的传世之作，“代表了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道教学术研究的辉煌成就和最高学术思想水平”。该书对海内外道教学研究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被列为道学研究的必读书目。近年来，卿希泰先生启动了《中国道教史》的修订工程，将其扩展为《中国道教通史》（5卷本）。目前，詹石窗教授负责《中国道教通史》的编纂统稿工作。其二为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1990年版为一卷本，2001年增订本改为上下两册。该书曾多次印行，亦有相当影响。
断代史方面，汤一介著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1988年）具有较大影响。该书后来做修订补充，更名为《早期道教史》（2005年）。汤一介先生培养的北大博士，如杨立华、张广保、强昱、戈国龙等，均受到该书方法论的影响。胡孚琛著的《魏晋神仙道教》（1989年）、詹石窗著的《南宋金元的道教》（1989年）、汤其领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史研究》（1994年）、韩小忙著的《西夏道教初探》（1998年）、张广保著的《唐宋内丹道教》（2001年）、李大华等著的《隋唐道家与道教》（2003年）、刘屹著的《神格与地域：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2011年）等书亦各有优点。相较而言，明清时期和近现代的道教史研究是薄弱环节。至于当代道教史，则以李养正著的《当代中国道教1949—1992》（1993年）及其主编的《当代道教》（2000年）为代表。《中国宗教蓝皮书》（2008—2017年）已出版九册，每一册均有道教年度发展的专题研究报告，为了解当代道教动态提供了很好的窗口。
区域道教史是道教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它包括国内和国外两大板块。自国内而言，包括大地理区域、单一行政区域和名山宫观三类。大地理区域类著作以樊光春著的《西北道教史》（2010年）为代表。正在进行的有《东北道教史》《巴蜀道教史》等。多个省份的道教史已经出版，依次为李远国著的《四川道教史话》（1985年）、陈耀庭的《上海道教史》（1992年）、赖宗贤著的《台湾道教源流》（1999年）、郭武著的《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与影响》（2000年，2011年）、樊光春著的《陕西道教两千年》（2001年）、福建省道教協会编的《福建道教史》（2003年）、杨学政等著的《云南道教》（2004年）、张宗奇著的《宁夏道教史》（2006年）、萧霁虹等著的《云南道教史》（2007年）、黎志添著的《广东地方道教研究——道观、道士及科仪》（2007年）、钟国发著的《香港道教》（2010年）、黎志添等著的《香港道教：历史源流及其现代转型》（2010年）、孔令宏等著的《江西道教史》（2011年）、佟洵主编的《北京道教史》（2013年）、孔令宏等著的《浙江道教史》（2015年）、赵芃著的《山东道教史》（2015年）、刘庆文等著的《河北道教史》（2016年）。湖北、山西、安徽、江苏、甘肃、河南、贵州等省份的道教史正在撰写中。多个市级区域的道教史也已出版，研究名山宫观的道教史专书也有不少。
区域道教史也包括道教流传海外情况的研究。在这方面的通论性质著作有陈耀庭著的《道教在海外》（2000年）。此外，孙亦平的《东亚道教研究》（2014年）则是专门考察东亚道教历史脉络与特点的一部有影响的论著。国别史研究有孙亦平著的《道教在日本》（2016年）、《道教在韩国》（2016年），宇汝松著的《道教南传越南研究》（2017年）等。
道教宗派众多，各有历史传承。对于元代以前的道派，丁培仁著的《元前道派研究》（2014年）有较好的归纳与总结。全真道和正一道较受关注，太平道、净明道、楼观道、神霄派、上清派、灵宝派等亦有相关成果。其中，全真道研究著作最多，如王志忠著的《明清全真教论稿》（2000年）、赵卫东著的《丘处机与全真道》（2004年）、牟钟鉴等著的《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2005年）、吴亚魁著的《江南全真道教》（2006年，修订版2012年）、赵卫东著的《金元全真道教史论》（2010年）、尹志华著的《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2014年）、汪桂平著的《东北全真道研究》（2014年）、张广保著的《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2015年）等。另有香港青松观主编的《全真道学术研究报告》《全真学案》等丛书，深化对全真道历史的认知。 道教制度在近年来也成为一个热点。现有成果多为历代王朝的道教管理制度研究，如唐代剑的《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2003年）、林西朗的《唐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2006年）、刘康乐著的《中古道官制度研究》（2013年）、刘康乐著的《明代道官制度与社会生活》（2018年）等。道教自身的制度亦被研究，如丁强著的《早期道教教职研究》（2008年）、刘仲宇著的《道教授箓制度研究》（2014年）等。
（二）道家、道教思想研究 [30]
思想是学术界的另一研究重心所在。思想研究可分为道家和道教两大板块。其中，道教思想以历代道典、道派和人物为直接对象;自研究内容而言，道教思想研究包括教理教义、哲学及比较研究等。
学术界通常以老子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将道家发展历程分为七个阶段，即老学、老子后学、庄学及其后学、黄老之学、汉末道教、魏晋玄学和余学。通史类著作有黄钊主编的《道家思想史纲》（1991年），孙以楷主编的《道家与中国哲学》（全6卷，2004年）。通论类著作有詹石窗等著的《中国道家之精神》（2009年）、陈霞著的《道家哲学引论》（2017年）、吴根友著的《道家思想及其现代诠释》（2018年）等。老子及老学是道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影响较大的注本有陈鼓应著的《老子注译及评介》（有多个版本，最新版2015年）、詹石窗编著的《道德经通解》（最新版2017年）等，安伦著的《老子指真》（2016年）是颇具新意的著作。刘笑敢著的《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修订版）》（2006年版，2009年修订）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熊铁基先生及其弟子致力于老学研究，先后推出《中国老学史》（1997年初版，2005年再版）等多部著作。刘固盛教授主持的《中国老学通史》课题全面探究中国老学史的发展历程、内在逻辑与思想特点，其最终成果值得期待。庄子及庄学则是另一研究重点。影响较大的注本当属陈鼓应注译的《庄子今注今译》（2016年最新版）。方勇的《庄子学史》（2017年增补版）内容最为详细，附有《〈子藏·庄子卷〉总目》、《编外庄子书目提要》和《中国近百年庄子研究论文辑目》。哲学思想方面首推刘笑敢著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1988年，2010年修订版）。此外，黄老学、魏晋玄学和当代新道家也颇受关注。
在道教思想史研究领域，卿希泰先生具有开创之功。卿先生所著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1980年）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道教思想史研究著作，标志着改革开放时代道教思想史研究的正式开启。其后，卿希泰先生陆续推出《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1985年）、《续·中国道教思想史纲》（1999年）等书，皆在学术界引起热烈反响。卿希泰先生主编、詹石窗教授副主编的《中国道教思想史》（全4卷，2009年）则是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中国道教思想通史。该书凡四卷六篇三十八章，是数代学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刘仲宇说：“填补了道教思想通史研究的学术空白，是我国道教学术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关于道派、人物与经典的思想研究成果较多。在这些方面，王明先生的研究堪称典范。他撰有研究《太平经》《黄庭经》《周易参同契》《抱朴子》的经典文章，皆收入陈霞编的《王明集》（2007年）。《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编纂的《中华大典·哲学典·佛道诸教分典》（2007年）辑录了思想性较强的道经（第1册）、主要思想家生平资料（第2册）、道派资料（第3册）及道教哲学范畴资料（第4—5册），可作为资料集来使用。早期道经《太平经》《周易参同契》颇受关注。六朝以葛洪、陶弘景和陆修静为研究热点;灵宝经和道教类书亦有研究力作。隋唐五代以成玄英、司马承祯、杜光庭等受关注。两宋金元时期，陈抟、陈景元、金丹派南宗高道、全真派高道等受关注。明清时期以王常月、刘一明、陆西星、傅金铨等人较受关注。近现代道教则以郑观应、陈撄宁、易心莹等多受关注。
在现代学科建制下，道教哲学通常被置于哲学学科之下，是道教思想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其中，重玄学被视作道教哲学最富理论特色的一脉，颇受学术界关注。重玄学研究发端于蒙文通教授，其成果多于1949年之前發表。现在重新出版可见《道书辑校十种》（2001年）和《蒙文通全集·道教甄微》（2015年）。之后，卢国龙、何建明、强昱、李刚、罗中枢等学者皆撰有专书。道教哲学有着独到的概念范畴，学术界对道论、气论、心性论等颇具代表性的范畴皆有研究。生命向度是道教哲学最为显著的理论品格。换言之，道教哲学可视作生命哲学，对生命、身体、生活等均有着多重关注，由此形成了极富特色的人格修养理论、理想境界理论和人学。道教哲学研究对中国哲学史的编纂、完善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在该领域的开拓与取得的成就改变了以往只关注先秦道家、秦汉黄老学和魏晋玄学的局面。张学智著的《明代哲学史》（2000年）、詹石窗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2002年）、冯达文和郭齐勇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2004年）等书均设有专章来讨论道教哲学。
道教对儒家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既有所吸纳，也有所丰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包括生命伦理、政治伦理、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生态伦理等。学术界对道教伦理多有研究，尤为关注道教生态伦理的思想内涵与现代价值。
《周易》是群经之首，对道教思想有着巨大影响。历代高道注《易》解《易》，形成了道教易学。学术界向来关注道教和《周易》的交互影响，有着丰硕研究成果。朱越利教授将这些成果分为九个方面，即《太平经》与《周易》、“参同”易学、陈抟易学、“参同悟真”易学、俞琰易学、其他道教人物的易学、道教方方面面的易学、道教易学的影响及道教易学总论。在道教易学领域，詹石窗教授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他很早就涉足道教易学，曾与卿希泰先生合著《道教与周易的关系初探》（1986年）一文，独著《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2001年）、《易学与道教符号揭谜》（2001年），负责点校《中华道藏》第16—17册，这两册所收录的都是关于“道教易学”的原典。此外，他还撰写了《〈阴符经〉与〈周易〉》等一系列关于道教与《周易》关系的论文，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权威刊物发表。 （三）道学文献研究 [33]
道家、道教有着浩如烟海的传世文献。除了《道藏》《道藏辑要》等基本传世文献之外，还有众多未入《道藏》的文献资料，包括出土材料和田野調查发现的新资料等。四十年来，内地学术界在道家道教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道家传世文献的整理工作有两大标志性成果：其一，熊铁基主编的《老子集成》（全15卷，2011年）;其二，方勇主编的《子藏》工程，已出版“道家部”10卷，各卷收录相关子书的各种版本及研究文献。
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继出土若干道家简帛文献，也有部分海外简帛文献被有关机构回购。这些简帛文献为道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材料，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引发了道家研究的热潮。此处依时间顺序排列如下：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1973年，定县八角廊汉简《文子》;1977年，阜阳汉简《庄子·杂篇》;1988年，张家山汉简《庄子·盗跖》;1993年，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本）、郭店楚简《太一生水》;1994年，上博楚简《恒先》、《凡物流形》（甲、乙）;2009年，北大藏西汉竹书《老子》《周训》等。上述简帛文书大部分已被整理发布，通常包括图版、注文与注释。它们包括荆门市博物馆编的《郭店楚墓竹简》（1998年），荆门市博物馆编著的《郭店楚墓竹简》系列之《老子甲》（2002年）、《老子乙·丙》（2002年）、《太一生水·鲁穆公问子思》（2002年），陈伟等主编的《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2009），陈伟等主编的《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一）·郭店楚墓竹书》（2011年）。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3册《恒先》（2003年）、第7册《凡物流形》（2008年）。裘锡圭主编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2014年）第1册图录《老子甲、乙本》，第4册释文注释的《老子甲、乙本》，第7册《原始图版》。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2册《老子》（2012年），第3册《周训》（2015年）等。
《道藏》为道经总集，现存较早的为明代的《正统道藏》与《万历续道藏》。明版《道藏》现有国家图书馆藏本（1447年明英宗颁赐，4736册）、上海图书馆藏本[同治五年（1866）重修本]、故宫博物院藏本、青岛市博物馆藏本[万历二十六年（1598）重印本，4946卷]、泰安市博物院藏本[万历二十六年（1598）重印本，存1360卷]、四川省图书馆藏本（存3209册）、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本（存2669册）、南阳市图书馆藏本[康熙四十七年（1708）重修本，存5213卷]等。尽管皆为明《道藏》，但并不完全相同，有待进行详细比对。
1978年以来，明《道藏》在内地被影印出版，有力地促进了道学研究的发展。1.三家本《道藏》（全36册，1988年）由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和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它以涵芬楼本为底本，另据上海图书馆所藏上海白云观本补足和更正若干处。2.汤一介主编的《道书集成》（全60册，1999年），该书亦为影印，并收入部分明《道藏》未收及新出的道经。3.九州出版社影印《道藏：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合刊》（全60册，2015年），以涵芬楼本为底本，以三家本及新文丰本为校本。4.何建明主编《道藏集成·第一辑》（全108册，2017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印行，此辑为《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的合刊。《道藏集成》后续诸辑将影印多种藏外经籍。
张继禹主编的《中华道藏》（全49册，2004年）由华夏出版社印行。该书在明《道藏》的基础上，另增补古佚道经，共收入经书1526种。《中华道藏》重新排版，并对各经予以标点校勘。该书在“三洞四辅”的基本框架下，对道经予以重新归类，每部经书前皆有简要说明。但该书部分经文存在句读失误等遗憾，阅读时需要注意。
《道藏》卷帙浩瀚且价格不菲，读者购置不易，也难以通读。这使得道藏经典选辑成为一种迫切需求。民国时期有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名义影印的《道藏举要》，共选录176种道经。1978年之后，道经选辑相继出版，包括丁福保所编的《道藏精华录》（1989年，2005年）、胡道静等选辑的《道藏要籍选刊》（1989年）、明代阎鹤洲编的《道书全集》（1990年）、王平主编的《传世藏书·子库·道典》（1995年）、《道藏辑要》（1985年，1995年）、汤一介主编的《道学精要》（1996年）等。影印之外，亦有多个点校或注译道学经典的丛书，如中华书局的“道教典籍选刊”“新编诸子集成·道家部”。
明《道藏》之外，还有许多未被收录及新出的道教经书。本文以“藏外道书”来统称此类经书。藏外道书包括古佚道经、未入藏的明清道书、敦煌道书、少数民族的道经及海外道书。目前已出版《藏外道书》（1992年—1994年）、《三洞拾遗》（2005年）、《东方道藏·民间道书合集（第一辑）》（2017年）等三大藏外道书合集。继《敦煌道藏》（1999年）之后，《敦煌道教文献合集》也将出版。《敦煌道教文献合集》将全面收集已公布的敦煌道教文献，以及吐鲁番写本、黑水城文书、唐末镇海军古写本等道教相关文献。编者计划为每种文书撰写题记，在图版影印等方面精益求精。
此外，学术界对宫观山志、金石碑刻、考古资料、档案文献、艺文史志资料、其他宗教文献当中的道教资料等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以宫观山志为例，《中国道观志丛刊》（全36册，2000年）、《中国道观志丛刊续编》（全28册，2004年）、《中国古代道教宫观文化史料文献集成》（全42册，2013年）、《中国古代道教宫观文化史料文献集成续编》（全35册，2015年）对历代宫观山志的收集整理较为全面。又如金石碑刻，继陈垣先生的《道家金石略》（1988年）之后，相继有张华鹏等编著的《武当山金石录》（1990年）、王忠信编的《楼观台道教碑石》（1995年）、郑振满等编纂的《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1995年）、陕西省耀县药王山博物馆等编的《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1996年）、刘兆鹤等编的《重阳宫道教碑石》（1998年）、杨世华主编的《茅山道院历代碑铭录》（2000年）、郑振满等编纂的《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2003年）、赵世瑜编的《北京东岳庙与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辑录》（2004年）、吴亚魁编的《江南道教碑记资料集》（2007年），王宗昱编的《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2009年）、张泽珣著的《北魏关中道教造像记研究——附造像碑文录》（2009年）、赵卫东等主编的《山东道教碑刻集·青州、昌乐卷》（2010年）、孙勐等编著的《北京道教石刻》（2011年）、赵卫东等主编的《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2011）、胡彬彬等著的《长江中游道教造像记》（2011年）、萧霁虹主编的《云南道教碑刻辑录》（2013年）、黎志添等编著的《广州府道教庙宇碑刻集释》（2013年）、赵卫东等主编的《山东道教碑刻集·博山卷》（2013年）、董晓萍等合编的《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一、二卷，2011年;三卷2013年）、潘明权等编的《上海道教碑刻资料集》（2014年），樊光春等编的《山西道教碑刻·太原晋中卷》（2016年）、《山西道教碑刻·阳泉卷（第一卷 平定县）》（2016年）、《山西道教碑刻·阳泉卷（第二卷 城区、郊区）》（2016年）、《山西道教碑刻·长治卷（第一册 沁源县 沁县 武乡县）》（2017年）等。 此外，道经研究工具书、道教文献学和道经语言学等亦在资料整理过程中同步发展，有效促进了道学研究的深入。其中，道经研究是道教文献学的重要内容。詹石窗教授對此甚为关注，他在厦门大学和四川大学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有多人从事专经研究。已完成的博士论文包括林俊雄的《张湛、卢重玄〈列子〉诠释研究》（2017年）、张欣的《〈黄帝四经〉管理哲学研究》、张丽娟的《〈关尹子〉及其注疏研究》（2014年）、曲丰的《〈抱朴子外篇〉思想建构研究》（2015年）、张永宏的《〈阴符经〉及其道教诠释的思想研究》、张维佳的《文昌善书思想研究》、屈燕飞的《历代道经征引〈周易参同契〉引文考论》、李冀的《〈太上感应篇〉及其注本研究》等。
（四）道教与社会文化的交涉 [33]
道教作为本土宗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历史发展过程与中华文化的其他分支多有交涉，对中国社会文化有着深远影响。学术界对道教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关注有加。侧重于介绍道教文化内涵的著作有陈耀庭等著的《道·仙·人——中国道教纵横》（1992年）、卿希泰和詹石窗主编的《道教文化新典》（1996年，1999年）、詹石窗著的《道教文化十五讲》（2003年，2012年）、孙亦平著的《道教文化》（2009年，2014年）、谢路军著的《中国道教文化》（2008年）等。从道教与中国文化互动关系视角分析的著作有葛兆光著的《道教与中国文化》（1987年）、卿希泰主编的《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1990年）、刘仲宇的《中国道教文化透视》（1990年）等。自专题研究而言，道教与政治、道教与社会、道教与少数民族、道教与经济、道教与古代科技、道教与文学、道教与艺术、道教与跨宗教对话等领域皆有数量不一的研究成果。此处着重介绍道教科技和道教文学等方面的情况。
1.道教与古代科学技术研究
道教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早在20世纪上半叶，中外学人便对道教与科技的关系展开探讨。早期研究甚至对道教形象的变化产生过一定影响。1978年后，这一领域出现众多研究成果。王明先生非常关注道教与科技之间的联系，曾撰文《中国道家到道教的演变和若干科学技术的关系》（1979年）。陈国符先生研究道教外丹术，著有《道藏源流续考》（1983年）、《中国外丹黄白法考》（1997年）。卿希泰先生亦强调道教对古代科技的作用，曾撰文《试论道教对传统科技的贡献》（1999年）。在前辈学者的带领下，道教与科技的研究发展迅速。此处分专题予以介绍。
通论类，金正耀著的《道教与科学》（1991年）、祝亚平著的《道家文化与科学》（1995年）、詹石窗著的《道教科技与文化养生》（2004年）、盖建民著的《道教科学思想发凡》（2005年）、贺圣迪著的《古树新枝：道教与中国科技文明》（2007年）、谢清果著的《道家科技思想范畴引论》（2013年）等。
史料类，蒋朝君著的《道教科技思想史料举要——以〈道藏〉为中心的考察》（2012年）。《淮南子》当中蕴含着丰富的古代科技史料，颇受学界重视，已有陈广忠著的《淮南子科技思想》（2000年、2017年）、陶磊著的《〈淮南子·天文〉研究——从数术史的角度》（2003年）、张中平著的《〈淮南子〉气象观的现代解读》（2014年）等书。
通史类，姜生等主编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两晋卷》（2002年）、《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南北朝隋唐五代卷》（2010年）、《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宋元明清卷》（将出）。另有刘芳著的《道教与唐代科技》（2016年）等断代研究。
道教外丹术研究，以道教与化学的研究为主，并逐渐扩展到炼丹术与中外文化交流等领域。赵匡华是成果较为突出的前辈学者，主编的《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1985年）收录多篇研究外丹术的论文，独著的《中国炼丹术》（1989年），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卷》（1998年）中的炼丹术部分。张觉人著的《中国炼丹术与丹药》（1981年，1996年，2009年）、孟乃昌著的《道教与中国炼丹术》（1993年）、容志毅著的《中国炼丹术考略》（1998年）、金正耀著的《道教与炼丹术论》（2001年）、容志毅著的《道藏炼丹要辑研究·南北朝卷》（2006年）、韩吉绍著的《知识断裂与技术转移——炼丹术对古代科技的影响》（2009年）、韩吉绍著的《道教炼丹术与中外文化交流》（2015年）等。
道教医学，盖建民著的《道教医学》（2001年）、盖建民等著的《道教医学精义》（2014年）、何振中著的《内丹医学思想研究》（2014年）、张其成主编的《〈道藏〉医方研究》（2016年）。韩国学者崔仙任是盖建民教授指导的博士，著有《〈东医宝鉴〉道教医学思想研究》（2014年）。博士论文有颜文强《生命内景与〈道藏〉精选药方研究》（2015年）等。
道教农学，袁名泽著有《道教农学思想发凡》（2012年）以及《道教农学思想史纲》（2016年）。道教与古代天文历法，博士论文有孙伟杰《道教天学思想研究》（2016年）。道教地理，博士论文有何海燕《唐代道教地理研究》（2000年）、李海林《〈道藏〉地理史料及思想研究——基于数据库SQL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2013年）、孟昭峰《三至九世纪道教洞天福地文化地理研究》（2013年）等。道教与古代数学，博士论文有杨子路《道教与中国传统数学关系研究》（2013年）。道教与心理学，有张钦著的《道教炼养心理学导论》（1999年）、吕锡琛著的《道学健心智慧：道学与西方心理治疗学的互动研究》（2008年）等书。
由上文可知，道教科技是一个富有活力的研究领域。它起先集中于化学和医学，逐渐扩展到农学、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等学科，兼及中外文化交流等议题，有力地揭示了道教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之间的紧密联系。道教科技不单有文化意义，亦有着重要现实价值。从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而言，道教医学非常值得重视。2015年，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这一事件促使国人重新认识和发掘道教医学宝库。道教与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对话也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 2.道教与文学研究
道教与文学有着密切关系，形成了“道教文学”分支学科。古存云教授曾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1988年）撰写的“道教文学”，介绍了道教文学的内涵、外延与主要形式。
詹石窗教授是改革开放以来较早从事道教文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关于道教文学，詹石窗教授有着较多界说。他认为，“道教文学是以道教活动为题材的”，研究范围还包括受道教思想影响的作品、以老庄道家思想为宗旨的作品。经过若干年探索，他对道教文学的概念有所发展，认为道教文学是“一种寄托着先民生命渴望并且通过文学形象表征的特殊社会学”，“以符号想象的方式进行着社会的道德教化”，能够释放精神自由想象，可以探索生命奥秘。他著有《道教文学史》（1992年）、《道教与戏剧》（1997年，2004年）、《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2001年），合编资料选辑《仙话文学》（1989年）、《历代游仙诗文赏析》（1989年），个案研究有《詹石窗正说西游：西游记解密》（2012年），现有《中国道教文学通史》待出版。四十年间，还有大量研究道教文学的成果。此处分文学史和文学体裁予以介绍。
综论类，伍伟民等著的《道教文学三十谈》（1993年）、杨光文等著的《青词碧萧：道教文学艺术》（1994）、李生龙著的《道家及其对文学的影响》（2005年）、吴光正等主编《想象力的世界：二十世纪“道教与古代文学”论丛》（2006年）、张成权著的《道家、道教与中国文学》（2010年）、申喜萍等编著的《玄风道韵：道教与文学》（2012年）等、孙昌武著的《道教文学十讲》（2014年）。
道教文学史类，葛兆光著的《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1990年）、张松辉著的《汉魏六朝道教与文学》（1996年）、张松辉著的《唐宋道家道教与文学》（1998年）、杨建波著的《道教文学史论稿》（2001年）、张松辉著的《元明清道教与文学》（2001年）、孙昌武著的《道教与唐代文学》（2001年，2017年）、张松辉著的《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2004年）、赵益著的《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2006）、蒋振华著的《汉魏六朝道教文学思想研究》（2006年）、左洪涛著的《金元时期道教文学研究》（2008年）、姚圣良著的《先秦两汉神仙思想与文学》（2009年）、蒋振华著的《唐宋道教文学思想史》（2009年）、陈斯怀著的《道家与汉代士人思想、心态及文学》（2010年）、苟波著的《道教与明清文学》（2010年）、雷文学著的《老庄与中国现代文学》（2015年）等。吴光正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宗教文学史》（2015年）正在进行。该书计划12卷25册，其中道教文学史有七册，即第二卷上册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第三卷上册隋唐五代道教文学史、第四卷上册宋代道教文学史、第五卷上册辽金元道教文学史、第六卷上册明代道教文学史、第七卷上册清代道教文学史、第八卷上册现当代道教文学史，另有第十二卷索引上册道教文学等索引。
道教与诗歌，钟来因选编的《中国仙道诗精华》（1994年）、黄世中著的《唐诗与道教》（1996年）、孙昌武著的《诗苑仙踪：诗歌与神仙信仰》（2005年）、田晓膺著的《隋唐五代道教诗歌的审美管窥》（2008年）、陈耀庭著的《全真道诗欣赏：全真道士的思想、生活和艺术》（2015年）、张振谦著的《道教文化与宋代诗歌》（2015年）等。
道教与小说，苟波著的《道教与神魔小说》（1999年）、曹静芬著的《唐传奇的道教文化观照》（2006年）、黄勇编著的《道教笔记小说研究》（2007年）、刘敏著的《天道与人心：道教文化与中国小说传统》（2007年）、霍明琨著的《唐人的神仙世界——〈太平广记〉唐五代神仙小说的文化研究》（2007年）、苟波著的《仙境·仙人·仙梦——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道教理想主义》（2008年）、程丽芳著的《神仙思想与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研究》（2008年）、陈国学著的《〈红楼梦〉的多重意蕴与佛道教关系探析》（2011年）、刘彦彦著的《〈封神演义〉道教文化与文学阐释》（2016年）等。
道教与戏曲，王汉民著的《道教神仙戏曲研究》（2007年）、廖敏著的《元代道教戏剧研究》（2013年）、李艳著的《明清道教与戏剧研究》（2006年）、童翊汉著的《中国道教与戏曲》（2009年）、倪彩霞著的《道教仪式与戏剧表演形态研究》（2011年）、陈国学著的《多维视野下的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与传统佛道教关系研究》（2017年）等。
道教与民间文学，刘守华著的《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1991年、2008年、2010年），刘守华著的《道教与民俗文学》（1993年），张泽洪著的《道教唱道情与中国民间文化研究》（2011年）。
此外，还有钟来因著的《苏轼与道家道教》（1990年）、罗永麟著的《中国仙话研究》（1993年）、吴光正著的《八仙故事系统考论：内丹道宗教神话的建构及其流变》（2006年）、李小荣著的《敦煌道教文学研究》（2009年）、《道家文化研究》第24辑“道教文学专号”（2009年）、成娟阳著的《三界津梁：道教科仪文献的文学研究》（2015年）、王志军著的《南岳道教文学思想概论》（2016年）、何江涛著的《唐代丹道文学简论》（2017年）等。
（五）道学“内史”研究 [34]
道学的宗教性维度亦得到学术界的一定关注。本文以“内史”来指代道学宗教性的相关研究，意指对道教内部信仰要素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包括法术法器、仪式行为、内丹养生、戒律制度及信仰生活等。相较于前述道教历史、思想、文献等方面的研究，内史研究更强调对道教之宗教性的研究。因信仰屬性及研究难度，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成果较少。
1.法术法器。法术与法器是道教为信众提供信仰服务及发挥社会影响力的方式与载体。关于道教法术的研究以符咒、箓等为主，相关研究有刘晓明著的《中国符咒文化大观》（1995年，2010年）、刘仲宇著的《中国精怪文化》（1997年）、刘仲宇著的《道教的内秘世界》（1997年）、刘仲宇著的《道教法术》（2002年）、张振国著的《道教符咒选讲》（2006年）、刘仲宇著的《符箓平话》（2013年）、任宗权著的《道教手印研究》（2013年）、张振国等著的《道教符咒大观》（2014年）等。关于道教法器的研究有王育成着的《道教法印令牌探奥》（2000年）、李远国著的《道教法印秘藏》（2012年）等。籖占研究则以林国平著的《籖占与中国社会文化》（2014年）为代表。 2.仪式行为。道教的仪式行为包括两大类，即道教内部的日常生活礼仪、道教的宗教生活礼仪。道教的宗教生活礼仪又以斋醮为主。古代道书及史籍当中有大量道教仪式资料，当代道教科仪亦颇为活跃。道教仪式行为的相关研究以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为主。
陈耀庭教授自1985年开始研究道教科仪，撰有《论道教仪式的结构——要素及其组合》（1992年）等多篇论文，并注解香港“青松观藏科仪经书注”丛书九种，其成果结集于《陈耀庭道教研究文集（下册）》（2015年）。在文献研究之外，陈耀庭还采取结构主义、宗教学等多种方法来分析道教科仪。他的成果具有代表性，在国内外均有着很大影响。
道教仪式行为的研究还有如下成果。经注类，香港“青松观藏科仪经书注”丛书（已出19种）。资料类，王秋桂主编《中国传统科仪本汇编》（已出版14种），吕鹏志和劳格文联合主编的《道教仪式丛书》计划首批出版15种。专题研究类，张泽洪著的《步罡踏斗——道教祭礼仪典》（1994年）、闵智亭著的《道教全真科仪》（1998年）、张泽洪著的《道教斋醮科仪研究》（1999年）、陈耀庭著的《道教礼仪》（2005年）、任宗权著的《道教科仪概览》（2006年，2012年）、吕鹏志著的《唐前道教仪式史纲》（2008年）、卢国龙等著的《道教科仪研究》（2009年）、彭理福著的《道教科范：全真教斋醮科仪纵览》（2011年）、史孝进著的《威仪庄严：道教科仪及其社会功能》（2012年）、张泽洪著的《道教礼仪学》（2012年）、吴羽著的《唐宋道教与世俗礼仪互动研究》（2013年）、姜守诚著的《中国近世道教送瘟仪式研究》（2017年）、成娟阳著的《三界津梁：道教科仪文献的文学研究》（2017年）等。博士论文有易宏的《六朝隋唐道教科仪研究——以敦煌文献为中心》（2009年）等。
道教界采取新的方法来保存传统仪式资料。上海道教协会设立“上海道教科仪数字化保存项目”，其预期成果为《上海道教科仪资料汇编》和《上海道教科仪资料库》。陶金曾撰文的《互联网+时代的宗教生活：上海道教科仪的数字化保存》（2016年）介绍该项目。
3.内丹养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道教养生因其现实价值而成为研究热门，出现了大量研究著作。资料选辑，有陈耀庭等编的《道家养生术》（1992年）、张广保点校的《中国方术概观》（1993年）、张兴发主编的《道教养生方法精粹》（2014年）、蒋利生等编的《道家养生精要》（2016年）等。专题研究有李远国著的《道教气功养生学》（1988年）、陈兵著的《道教气功百问》（1989年）、王沐著的《内丹养生功法指要》（1990年）、李远国著的《中国道教气功养生大全》（1991年）、洪丕谟著的《道教长生术》（1992年）、黄信阳著的《修道养生真诀》（1993年）、郝勤等著的《道在养生——道教长生术》（1994年）、杨玉辉著的《道教养生学》（2006年）、张兴发著的《话说道家养生术》（2006年）、黄永锋著的《道教饮食养生指要》（2007年）、詹石窗著的《道教与中国养生智慧》（2007年）、黄永锋著的《道教服食技术研究》（2008年）、陈兵著的《问道：道教修炼养生学》（2008年，2015年）、杨玉辉著的《中华养生学》（2011年）、魏燕利著的《道教导引术研究·东晋南北朝隋唐卷》（2018年）等。
养生之外，道教内丹学研究还在其他层面有所推进。文献整理类，徐兆仁主编的《东方修道文库》（全10册，1988年—1990年）、王沐选编的《道教五派丹法精选》（全4集，1989年），前述“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有多部内丹经书选辑。专题研究众多，如郝勤著的《龙虎丹道——道教内丹术》（1994年）、戈国龙著《道教内丹学探微》（2001年）、杨立华著的《匿名的拼接：内丹观念下道教长生技术的开展》（2002年）、张兴发著的《道教内丹修炼》（2003年）、胡孚琛著的《道教与丹道》（2008年）、胡孚琛著的《内丹养生功法指要》（2008年）、胡孚琛著的《丹道法诀十二讲》（2009年，2013年，2018年）、张义尚著的《丹道薪传》（2012年）、戈国龙著的《道教内丹学溯源》（2012年）、丁常春著的《道教性命学概论》（2013年）等。
4.戒律禁忌。“学道不持戒，无缘登真箓。”道教戒律是道教教团内部管理与组织发展的重要保证，是道教徒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信仰准则，对社会秩序等亦有所影响。研究专书有伍成泉著的汉末魏晋南北朝道教戒律规律研究》（2006年）、唐怡著的《道教戒律研究》（2008年）、刘绍云著的《宗教律法与社会秩序——以道教戒律为例的研究》（2009年）等。教内人士对道教戒律亦有所研究，如丁常云撰有多篇论文，任宗权著有《道教戒律学》（2007年）等。当代道教在戒律建设方面有新的探索，值得关注和讨论。道教禁忌的研究相对较少。朱越利主编的《当代中国宗教禁忌》（2001年）、《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禁忌》（2007年）当中设置专章来介绍道教禁忌。研究专书仅有廖宇著的《道教时日禁忌探源》（2017年）。其余研究多为单篇论文。
5.信仰生活。关于古代道士群体的信仰生活，概论性著作有党圣元等著的《中国古代的道士生活》（1997年）、朱越利主编的《中国道教宫观文化》（1996年）、胡锐著的《宫观文化概论》（2008年）有部分章节与此相关。李平著的《宫观之外的长生与成仙——晚唐五代道教修道变迁研究》（2014年）颇具启发性。该书以晚唐五代教外修道者為考察对象，从基层道教信仰和修行的角度，揭示以气法为中心的修道方法和教外修道群体之间的联系。1978年以来，宫观道士之外，散居道士群体也很活跃。当代宫观道士和散居道士群体的信仰生活亦当被考察。博士论文有王丹的《仪式音声与执仪者的身份认同：以常熟散居正一道“做七”仪式为例》（2013年），相关文章有龙飞俊的《上海浦东传统乡村社区中的“家族道士”研究》（2016年）等。
古代普通道教信众群体的信仰生活亦值得关注。此处所要强调的是从宗教生活史的角度，对古代普通道教信徒的思想、信仰和宗教活动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避免面面俱到的空谈。梅莉的研究较有代表性，她著有《明清时期的真武信仰与武当山朝山进香》（2006年）和《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2007年），对普通信众的朝山进香有所分析。 当代道教信众有新的信仰需求与活动方式。慈善功德会、青年团、义工团等道教协会内部机构的设立，既为了道教机构自身的发展，也有满足信众信仰需求的目的在内。此类现实问题值得被关注。
四、主要议题：本来面目与现代转型 [35]
若根据学术研究的演变历程来做一划分，可以1996年《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的出版为节点，将这四十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78年至1996年，学术界通过对《道藏》、正史等资料的爬梳，初步理清了道教发展的历史与脉络，建立了一个整体的道教形象。道教历史、思想和文献等领域的研究为全面深入的道教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1996年之后，学术界展开新一轮的资料梳理热潮，对藏外道书、金石碑刻、档案文献等材料进行整理与研究。学术研究也逐渐走出政教关系主导下的模式，更加关注道教实体的构成要素、多元传统、地域特色与当代发展，从宏观转向微观、从整体走向区域、从文献兼及田野，突出表现在对道教内史、道教宗派、区域道教史等方面的研究。回顾四十年研究历程，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的议题贯穿前后两个阶段。
（一）道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35]
近代以降，中华传统文化饱经考验，道教实体也经历了异常坎坷的历程。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中国无宗教说、社会层面对道教的贬抑性认知等不利局面，学术界的首要任务是恢复道家道教的本来面目，即主要从历史和思想入手，介绍道家道教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作用。經过数代学人的努力，道教的历史地位、内涵和作用得到承认：道教与儒、释并列为三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上通大道、下连民俗、中贯生命”，有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道家道教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有着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伴随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亦提出新的观点，如陈鼓应先生的“道家中国哲学主干说”、詹石窗教授的“道教三大形态”等观点，皆引起很大反响。
（二）道学与现代性问题 [35]
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与发展的时代使命，此问题显得尤为迫切。这一议题涉及两大方面，即道学思想的现代意义和道教实体的现代化转型。
作为一种生命意识强烈的思想文化系统，道学的主张围绕生命而展开，兼及生活和生态。对个人而言，道学的生命精神、修养功夫和养生法门等有助于个人身心健康和道德修养，可以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对社会而言，道学的和谐、平安、贵生等理念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对生态而言，道学的生态理念与环保经验有助于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简而言之，道学对当代社会有多重意义，其精神和理念有待进一步提炼与推广。詹石窗教授所倡导的“平安道教”和“生命道教”等理念，便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道教在历史上是道学的守护者与阐发者，如今也肩负弘扬道学的使命。道教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即道教如何与现代社会相适应。转型的关键在于思想层面的革新，即道教结合时代需求，对道学思想资源的重新诠释。道教实体的转型直接关系到道学思想的未来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五、发展态势：走向纵深与理论构建 [36]
在21世纪初，卿希泰先生、葛兆光教授等学者曾回顾20世纪的中国道教学研究，提出若干思考。葛兆光教授在《关于道教研究的历史和方法》（2003年）一文指出若干问题，包括道教语言文字和词汇的研究、道教仪式的研究、道教的知识考古学式研究、唐以后道教的研究、道教知识和技术的研究、道教文献的时代排序和清理等。卿希泰先生也在《道教研究百年的回顾与展望》（2006年）提出未来发展方向，包括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地方道教史、道派史、道教典籍的研究与整理、道教教理教义、国外优秀研究成果的翻译及我国优秀成果的外译等。通过前文可知，2003—2018年间，上述多个方面皆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如今，中国道学研究呈现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正如陈耀庭教授所言：“中国道教研究的各个学术领域都已经齐备，并且有人把守，各尽所能。”四十年间道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依然存在不足和发展空间。笔者拟从五个方面予以论述。
（一）资料整理 [36]
早在1983年，胡道静先生便撰文《三续〈道藏〉刍议》，呼吁编修续道藏。2016年，《中华续道藏》正式立项，并在2017年被列入国家“十三五”重大出版工程规划，“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龙虎山道教文献集成》也于2018年召开编撰座谈会。以《中华续道藏》为首、《龙虎山道教文献集成》等为辅的道经整理项目将进一步完善道教经籍资料。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道学研究学术史的书写应当提上议程。尽管期刊数据库为研究带来了便利，但很容易限制使用者的视野，尚不能完全取代工具书。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编制《四十年（1978—2018）道学著作论文索引》是很有必要的工作。学术界今后也当编制《道学研究年鉴》，以记录学术发展历程，夯实学科研究基础。
（二）方法更新 [37]
四十年来，数代学人戮力同心，致力于道学研究。这一研究群体逐渐呈现两大变化。其一，自学科背景而言，研究者由以中国哲学、宗教学为主，逐步呈现出多学科并行的趋势。新的研究者或来自于中国史、考古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等一级学科，或具有国外教育背景，为道学研究带来了更多活力。其二，自研究方法而言，由经典解读、思想分析、文献考据等相对单一的方法，向交叉研究、多样化发展。道学研究正处于一个转型期，面临方法的更新。
在笔者看来，过往研究为未来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其成绩值得肯定。道教经典依然不容忽视，如道经断代、版本流变、文本解读、道经语言学等研究仍有待深入。与此同时，道教研究应进一步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第一，借鉴历史学的研究视角。王宗昱教授曾撰文指出“道教研究呈现出从文献学向史学转变新趋势”，道教史研究有同社会史融合的新趋势。潘存娟曾撰文讨论在道教宫观史研究中运用口述史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社会史和口述史之外，历史学还有环境史、医疗史、生活史、身体史、性别史等新的研究视角。道教研究应当借鉴这些视角，去重新考察旧材料和发现新材料。第二，注重田野调查。文本解读之外，道教研究者还应深入田野，对道教遗址、当代道教活动、民间道派等予以观察和记录，进行微观的个案研究。自宗教学理论而言，走向田野需要借鉴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民族宗教学等理论。宗教学之外，还需要借鉴民俗学、考古学、传播学等理论。田野调查可借鉴海外道教学者群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如蔡林波的“早期道教遗址调查”项目亦较为典型。田野调查将会带来研究材料和视野等方面的突破。 （三）领域拓展 [38]
方法和材料更新的同时，道教研究领域还需要予以拓展。其一，数据库建设。尽管数家机构已开发了《道藏》数据库，但多数要收取费用，其文字准确度不够高，且对已整理的藏外道书收录不足。在这个领域，需要充分借鉴佛教大藏经数据库的宝贵经验，以中华电子佛典协会开发的CBETA数据库为范本，建设一个公益的、全面的、开放的、精准的道教文献数据库。香港中文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的做法也值得借鉴。该中心建有两大数据库：“道教数位博物馆”，是首个完整的广州道教庙宇的资料库和数据搜索库;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联合建设的“道教经典文库”（Daoist Texts Collection），将馆藏清代道教及港澳道教科仪文献扫描上传，供读者使用。
其二，道教文化的海外传播。伴随中华文化在全球的传播，道教文化作为组成部分之一，当发挥应有的作用。学术界当对道教实体及文化的海外传播经验与教训予以系统总结，并可以给出相对独立的建议和较为可行的方案。
其三，道教神学及道教教理教义研究。道教教义思想如何与现代社会相适应？这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陈耀庭教授研究“道教神学”有年，著有《道教神学概论》（繁体版，2011年;简体版，2016年），其说在学术界逐渐引起反响。随着“当代视角下的道教神学丛书”陆续出版，道教神学研究将得到更大认同。道教界也联合学术界，设立“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建设”课题（2018年）。该项目由卢国龙主持，包括《道经通绎》《道教通史》《道理通义》《道门威仪》和《道法修持》等五个丛书。
其四，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探索。这是一个有待拓展的研究领域，无论文献资料整理、人类学考察抑或专题研究均有广阔天地。学术界应当从基础工作抓起，对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正本清源。
其五，当代道教与公共议题。学术界对当代道教的社会公益慈善、两岸交流等方面关注较多，在道教与国际关系、公共外交及国家安全等公共议题方面的研究较少。学术界当对同道教相关的公共议题和领域进行具有前瞻性的研究，也应对当代道教的新变化、当代道教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等予以更多的关注。若有可能，国内多家道学研究机构可联合组建“道学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协力推出《道教发展年度报告》等系列报告。
（四）中外对话 [39]
如前所述，中国道学研究经过四十年发展，已有丰厚成果与研究特色，在若干领域可与海外学术界对话和切磋。但不可否认，海外道教学在研究方法、视角和经验等方面仍有其优势，值得国内学术界学习和借鉴。翻译海外道教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便是学习途径之一。国内道学研究机构应重视外文书籍与学术刊物的及时更新，追踪国际学术界的前沿动态。
国内学术界近年来亦出现了一些优秀成果，对这些成果的翻译则可让外国学术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成果。例如，筆者的《道教与女性》《道教文化十五讲》《中国宗教通论》已被译为韩文在韩国出版。此外，笔者还创办了英文刊物Frontiers of Daoist Studies（《道家研究前沿》），为中外道教学对话搭建学术平台。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相信今后类似的学术对话平台会越来越多。伴随平等的中外学术对话与交流的深入，中国道教学将会出现更多的优秀成果。所谓“优秀”，意指它们严格遵循学术规范，立足世界道教研究学术史，对所论证的问题有所推进。此类成果会吸引外国学者更加主动地关注中国的道教学研究。
（五）理论构建 [39]
道教学对道教这一古老而常新的社会文化现象与宗教实体进行系统研究，对中华民族代代相承的文化基因与信仰心灵进行探索。四十年来，道教学研究一方面秉持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另一方面则借鉴西方道教学研究经验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取得了长足发展。这种发展是全方位的，包括机构、人才培养体系、刊物、交流机制等都今非昔比，可以说一个相对完善的中国道教学学科体系已然建立。这一学科体系使得构建中国道教学话语体系成为可能，现已出现“构建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等呼声。假以时日，中国道教学话语体系将会在学术共同体的努力下诞生。这一话语体系将以国际术语来讲述传统悠久且又常变常新的中国道教文化，不仅在世界道教学和宗教学领域发声，也会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
总而言之，道学研究能够有今天的规模与格局，实属难能可贵。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不仅要继续借鉴海外道教学研究的长处，也要参照佛学研究、儒学研究乃至基督宗教研究的经验与方法，通过综合对比来充分认识内地道学研究的优势与短板。我们更应继承前辈学人的奋斗精神，精心呵护自己的学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立场，本着对国家、民族与文化负责的态度，在未来不断开拓进取。唯有如此，道学之“道”与“学”方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责任编辑：黄 艳 责任校对：张基强）
关键词：道学 文献整理 文化自信
作者詹石窗，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院长、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 成都 610065）;褚国锋，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2017级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065）。
“道学”是道家与道教理论学说的总括，即以黄帝、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与道教之学。道家与道教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自学说传承而言，道家自魏晋玄学之后不再作为独立的学派传世，道教实为魏晋玄学之后道家学说的继承者、守护者与发扬者，在广义上被归为道家之列;自教化的角度视之，道教的形成发展有着三大形态，即元初道教、古典道教和制度道教。三大形态对应于三大历史时期。元初道教对应的是黄帝时期，古典道教对应的是老子撰述《道德经》的春秋时期，制度道教对应的是张道陵创立正一盟威之道的东汉时期。此后，制度道教包容了元初道教与古典道教的思想内容。因此，道学文化系统由道家之学与道教之学共同构成，兼具文化性与宗教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学研究”即指关于道家和道教的现代学术研究。现代意义上的道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至今已逾百载。这一研究历程可分为两大阶段，即起步奠基（1900—1977）和复苏奋进（1978—2018）。进一步划分，起步奠基可分为初期（1900—1948）和后期（1949—1978），复苏奋进可分为复苏期（1978—1989）、繁荣期（1990—2000）和創发期（2001—至今）。
一、双重背景：本土驱动与国外镜鉴 [见英文版第26页，下同]
自1978年以来，在王明、任继愈、汤一介、卿希泰等学者的带领下，道学研究迅速成长，成为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中富有活力的一脉，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此种繁盛的出现有着双重背景。
多重因素构成了强大的本土驱动力。其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对文化和宗教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陆续出台相应的政策。这些有力举措既为道学研究提供了稳定宽松的发展环境，也为道学研究赋予了返本开新的时代使命。其二，以《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1982年）文件为标志，道教实体获得了恢复和适应的社会环境。在恢复与适应过程中，道教界的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积极同学术界开展合作，为道学研究提供支持。其三，在积极吸纳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意识觉醒，广大民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不断增长，道学作为内涵丰富的文化宝库而备受社会各界瞩目。
道教研究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长期以来，海外道教研究是本土道学研究的重要参照系。外国学者从他者视域出发，对道教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在研究理论、关注主题和分析方法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相对于中国的道教研究，海外道教学曾处于较长的领跑期，彼时甚至有“道教在中国，道教学在外国”的说法。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通过多种方式来吸收国外研究成果，如积极开展翻译工作，举办国际学术会议，部分学者赴海外访问交流或攻读学位。在借鉴的同时，中国学术界也奋起直追。经过数代学人的共同努力，国内学术界逐渐恢复了学术自信。道教在中国，道教研究的中心也在中国。中外道教学研究已进入平等对话的新阶段。
基于这样的双重背景，国内道学研究的恢复与振兴历程，也是中国学者逐渐参与国际道教学讨论的过程。时至今日，国内道学研究已成为国际道教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外学者都需要认真聆听对方的声音，如此方可提高研究水准。
二、研究学统：薪火相传与一本多元 [27]
中国道学研究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就源头而论，该传统可以追溯到道教正一派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1611）校梓《古易考原》;到了20世纪上半叶，具有现代人文学科研究性质的道学研究逐步形成，经改革开放四十年而发扬光大并有所创新。
在中国道学研究的早期阶段，先后有刘师培《读道藏记》（1911年）、王重民《老子考》（1927年）、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1933年）、许地山《道教史》（1934年）、傅勤家《道教史概论》（1934年）、汤用彤《读太平经书所见》（1935年）、翁独健《道藏子目引得》（1935年）、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年）、刘咸炘《道教征略》（1946—1948年）、蒙文通《道德经义疏（辑校）》（1946年）、陈国符《道藏源流考》（1949年）、王明《太平经合校》（1960年）等重要成果。这些论著奠定了道学研究的基本进路：重视历史学和文献学的方法;广泛利用藏外资料;偏重于研究社会文化背景。
这一研究传统对1978年以来的道学研究影响甚巨。以四川大学为例，“在卿希泰先生的引领下，川大宗教所同仁秉承刘咸炘、蒙文通先生道教史学与文献考据的学脉传统”，在道教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斐然成绩。数代学人的道教研究背后均潜藏着一个基本视域，即希望通过研究道教来更加深刻地认知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与中国社会历史演进的内在规律等。
弘扬传统的同时，学术界亦有新发展。这种变化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卿希泰先生在总结道教史研究方法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的方法、一分为二的两点论的方法，是我们研究道教发展史的最根本的方法……我们除了必须坚持这个最根本的方法作为总的指导原则之外，同时还应该借鉴和吸纳其他学科的各种有效的具体研究方法”。卿希泰先生总结其治学经验，为我们提出了一本多元的方法论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学者从各个角度来探讨道教史，有助于客观全面地认识道教的历史与内涵。它不单适用于道教史研究，也适用于道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其二，对道教内史的关注。四十年来，学术界逐渐对道教的宗教性维度予以关注，出现了一些比较有分量的成果。 从不绝如缕到气象万千，中国道学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四十年间，中国道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之所以能够维系、弘扬与更新，充分受益于以下四个方面。其一，科研机构与人才培养体系的日益完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在道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其二，研究团体和学术刊物的蓬勃发展。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等研究团体整合道学研究力量，《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学研究》《道学研究》等刊物则为道学研究提供理论阵地。其三，科研项目和研究成果的持续增长。其四，学术会议与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化。
三、成果举要：学科门类与代表著作 [28]
道学源远流长，体系庞大，内容丰富。道学研究与之相应，亦门类众多，形成了多个子学科。朱越利、陈耀庭等学者曾对道教研究的门类进行过划分。詹石窗总主编的《百年道学精华集成》将道学研究成果划分为十大类，即历史脉络、神仙信仰、人物门派、大道修真、思想大要、经籍考古、道门科技、礼仪法术、文艺审美和道学旁通。这个分类是目前较为完善的标准，可做参考。纵览四十年研究成果，内地学术界的成绩集中在历史、思想、文献、文化史等方面，在内史方面亦有所斩获。此处主要介绍历史、思想和文献等方面的成果。
（一）道学历史研究 [29]
道学肇自轩辕黄帝，盛于先秦道家，彰于魏晋玄学，经制度道教之传承而绵延至今。欲研究道学，必先考诸其史，明其流衍。道教史历来是学术界的研究重点，成果极为丰富。此处拟分通史、断代史、区域道教史、道教宗派史和道教制度史等五个专题来介绍。
道教通史以两部集体著作为代表。其一为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4卷），第一卷（1988年）、第二卷（1992年）、第三卷（1993年）、第四卷（1995年），修订本（4卷）于1996年出版。修订本第一卷的英译本于2000年在美国出版。该书史料翔实，内容丰赡，“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道教史研究的学科体系”，被唐明邦先生誉为划时代的传世之作，“代表了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道教学术研究的辉煌成就和最高学术思想水平”。该书对海内外道教学研究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被列为道学研究的必读书目。近年来，卿希泰先生启动了《中国道教史》的修订工程，将其扩展为《中国道教通史》（5卷本）。目前，詹石窗教授负责《中国道教通史》的编纂统稿工作。其二为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1990年版为一卷本，2001年增订本改为上下两册。该书曾多次印行，亦有相当影响。
断代史方面，汤一介著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1988年）具有较大影响。该书后来做修订补充，更名为《早期道教史》（2005年）。汤一介先生培养的北大博士，如杨立华、张广保、强昱、戈国龙等，均受到该书方法论的影响。胡孚琛著的《魏晋神仙道教》（1989年）、詹石窗著的《南宋金元的道教》（1989年）、汤其领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史研究》（1994年）、韩小忙著的《西夏道教初探》（1998年）、张广保著的《唐宋内丹道教》（2001年）、李大华等著的《隋唐道家与道教》（2003年）、刘屹著的《神格与地域：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2011年）等书亦各有优点。相较而言，明清时期和近现代的道教史研究是薄弱环节。至于当代道教史，则以李养正著的《当代中国道教1949—1992》（1993年）及其主编的《当代道教》（2000年）为代表。《中国宗教蓝皮书》（2008—2017年）已出版九册，每一册均有道教年度发展的专题研究报告，为了解当代道教动态提供了很好的窗口。
区域道教史是道教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它包括国内和国外两大板块。自国内而言，包括大地理区域、单一行政区域和名山宫观三类。大地理区域类著作以樊光春著的《西北道教史》（2010年）为代表。正在进行的有《东北道教史》《巴蜀道教史》等。多个省份的道教史已经出版，依次为李远国著的《四川道教史话》（1985年）、陈耀庭的《上海道教史》（1992年）、赖宗贤著的《台湾道教源流》（1999年）、郭武著的《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与影响》（2000年，2011年）、樊光春著的《陕西道教两千年》（2001年）、福建省道教協会编的《福建道教史》（2003年）、杨学政等著的《云南道教》（2004年）、张宗奇著的《宁夏道教史》（2006年）、萧霁虹等著的《云南道教史》（2007年）、黎志添著的《广东地方道教研究——道观、道士及科仪》（2007年）、钟国发著的《香港道教》（2010年）、黎志添等著的《香港道教：历史源流及其现代转型》（2010年）、孔令宏等著的《江西道教史》（2011年）、佟洵主编的《北京道教史》（2013年）、孔令宏等著的《浙江道教史》（2015年）、赵芃著的《山东道教史》（2015年）、刘庆文等著的《河北道教史》（2016年）。湖北、山西、安徽、江苏、甘肃、河南、贵州等省份的道教史正在撰写中。多个市级区域的道教史也已出版，研究名山宫观的道教史专书也有不少。
区域道教史也包括道教流传海外情况的研究。在这方面的通论性质著作有陈耀庭著的《道教在海外》（2000年）。此外，孙亦平的《东亚道教研究》（2014年）则是专门考察东亚道教历史脉络与特点的一部有影响的论著。国别史研究有孙亦平著的《道教在日本》（2016年）、《道教在韩国》（2016年），宇汝松著的《道教南传越南研究》（2017年）等。
道教宗派众多，各有历史传承。对于元代以前的道派，丁培仁著的《元前道派研究》（2014年）有较好的归纳与总结。全真道和正一道较受关注，太平道、净明道、楼观道、神霄派、上清派、灵宝派等亦有相关成果。其中，全真道研究著作最多，如王志忠著的《明清全真教论稿》（2000年）、赵卫东著的《丘处机与全真道》（2004年）、牟钟鉴等著的《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2005年）、吴亚魁著的《江南全真道教》（2006年，修订版2012年）、赵卫东著的《金元全真道教史论》（2010年）、尹志华著的《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2014年）、汪桂平著的《东北全真道研究》（2014年）、张广保著的《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2015年）等。另有香港青松观主编的《全真道学术研究报告》《全真学案》等丛书，深化对全真道历史的认知。 道教制度在近年来也成为一个热点。现有成果多为历代王朝的道教管理制度研究，如唐代剑的《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2003年）、林西朗的《唐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2006年）、刘康乐著的《中古道官制度研究》（2013年）、刘康乐著的《明代道官制度与社会生活》（2018年）等。道教自身的制度亦被研究，如丁强著的《早期道教教职研究》（2008年）、刘仲宇著的《道教授箓制度研究》（2014年）等。
（二）道家、道教思想研究 [30]
思想是学术界的另一研究重心所在。思想研究可分为道家和道教两大板块。其中，道教思想以历代道典、道派和人物为直接对象;自研究内容而言，道教思想研究包括教理教义、哲学及比较研究等。
学术界通常以老子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将道家发展历程分为七个阶段，即老学、老子后学、庄学及其后学、黄老之学、汉末道教、魏晋玄学和余学。通史类著作有黄钊主编的《道家思想史纲》（1991年），孙以楷主编的《道家与中国哲学》（全6卷，2004年）。通论类著作有詹石窗等著的《中国道家之精神》（2009年）、陈霞著的《道家哲学引论》（2017年）、吴根友著的《道家思想及其现代诠释》（2018年）等。老子及老学是道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影响较大的注本有陈鼓应著的《老子注译及评介》（有多个版本，最新版2015年）、詹石窗编著的《道德经通解》（最新版2017年）等，安伦著的《老子指真》（2016年）是颇具新意的著作。刘笑敢著的《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修订版）》（2006年版，2009年修订）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熊铁基先生及其弟子致力于老学研究，先后推出《中国老学史》（1997年初版，2005年再版）等多部著作。刘固盛教授主持的《中国老学通史》课题全面探究中国老学史的发展历程、内在逻辑与思想特点，其最终成果值得期待。庄子及庄学则是另一研究重点。影响较大的注本当属陈鼓应注译的《庄子今注今译》（2016年最新版）。方勇的《庄子学史》（2017年增补版）内容最为详细，附有《〈子藏·庄子卷〉总目》、《编外庄子书目提要》和《中国近百年庄子研究论文辑目》。哲学思想方面首推刘笑敢著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1988年，2010年修订版）。此外，黄老学、魏晋玄学和当代新道家也颇受关注。
在道教思想史研究领域，卿希泰先生具有开创之功。卿先生所著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1980年）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道教思想史研究著作，标志着改革开放时代道教思想史研究的正式开启。其后，卿希泰先生陆续推出《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1985年）、《续·中国道教思想史纲》（1999年）等书，皆在学术界引起热烈反响。卿希泰先生主编、詹石窗教授副主编的《中国道教思想史》（全4卷，2009年）则是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中国道教思想通史。该书凡四卷六篇三十八章，是数代学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刘仲宇说：“填补了道教思想通史研究的学术空白，是我国道教学术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关于道派、人物与经典的思想研究成果较多。在这些方面，王明先生的研究堪称典范。他撰有研究《太平经》《黄庭经》《周易参同契》《抱朴子》的经典文章，皆收入陈霞编的《王明集》（2007年）。《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编纂的《中华大典·哲学典·佛道诸教分典》（2007年）辑录了思想性较强的道经（第1册）、主要思想家生平资料（第2册）、道派资料（第3册）及道教哲学范畴资料（第4—5册），可作为资料集来使用。早期道经《太平经》《周易参同契》颇受关注。六朝以葛洪、陶弘景和陆修静为研究热点;灵宝经和道教类书亦有研究力作。隋唐五代以成玄英、司马承祯、杜光庭等受关注。两宋金元时期，陈抟、陈景元、金丹派南宗高道、全真派高道等受关注。明清时期以王常月、刘一明、陆西星、傅金铨等人较受关注。近现代道教则以郑观应、陈撄宁、易心莹等多受关注。
在现代学科建制下，道教哲学通常被置于哲学学科之下，是道教思想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其中，重玄学被视作道教哲学最富理论特色的一脉，颇受学术界关注。重玄学研究发端于蒙文通教授，其成果多于1949年之前發表。现在重新出版可见《道书辑校十种》（2001年）和《蒙文通全集·道教甄微》（2015年）。之后，卢国龙、何建明、强昱、李刚、罗中枢等学者皆撰有专书。道教哲学有着独到的概念范畴，学术界对道论、气论、心性论等颇具代表性的范畴皆有研究。生命向度是道教哲学最为显著的理论品格。换言之，道教哲学可视作生命哲学，对生命、身体、生活等均有着多重关注，由此形成了极富特色的人格修养理论、理想境界理论和人学。道教哲学研究对中国哲学史的编纂、完善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在该领域的开拓与取得的成就改变了以往只关注先秦道家、秦汉黄老学和魏晋玄学的局面。张学智著的《明代哲学史》（2000年）、詹石窗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2002年）、冯达文和郭齐勇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2004年）等书均设有专章来讨论道教哲学。
道教对儒家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既有所吸纳，也有所丰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包括生命伦理、政治伦理、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生态伦理等。学术界对道教伦理多有研究，尤为关注道教生态伦理的思想内涵与现代价值。
《周易》是群经之首，对道教思想有着巨大影响。历代高道注《易》解《易》，形成了道教易学。学术界向来关注道教和《周易》的交互影响，有着丰硕研究成果。朱越利教授将这些成果分为九个方面，即《太平经》与《周易》、“参同”易学、陈抟易学、“参同悟真”易学、俞琰易学、其他道教人物的易学、道教方方面面的易学、道教易学的影响及道教易学总论。在道教易学领域，詹石窗教授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他很早就涉足道教易学，曾与卿希泰先生合著《道教与周易的关系初探》（1986年）一文，独著《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2001年）、《易学与道教符号揭谜》（2001年），负责点校《中华道藏》第16—17册，这两册所收录的都是关于“道教易学”的原典。此外，他还撰写了《〈阴符经〉与〈周易〉》等一系列关于道教与《周易》关系的论文，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权威刊物发表。 （三）道学文献研究 [33]
道家、道教有着浩如烟海的传世文献。除了《道藏》《道藏辑要》等基本传世文献之外，还有众多未入《道藏》的文献资料，包括出土材料和田野調查发现的新资料等。四十年来，内地学术界在道家道教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道家传世文献的整理工作有两大标志性成果：其一，熊铁基主编的《老子集成》（全15卷，2011年）;其二，方勇主编的《子藏》工程，已出版“道家部”10卷，各卷收录相关子书的各种版本及研究文献。
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继出土若干道家简帛文献，也有部分海外简帛文献被有关机构回购。这些简帛文献为道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材料，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引发了道家研究的热潮。此处依时间顺序排列如下：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1973年，定县八角廊汉简《文子》;1977年，阜阳汉简《庄子·杂篇》;1988年，张家山汉简《庄子·盗跖》;1993年，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本）、郭店楚简《太一生水》;1994年，上博楚简《恒先》、《凡物流形》（甲、乙）;2009年，北大藏西汉竹书《老子》《周训》等。上述简帛文书大部分已被整理发布，通常包括图版、注文与注释。它们包括荆门市博物馆编的《郭店楚墓竹简》（1998年），荆门市博物馆编著的《郭店楚墓竹简》系列之《老子甲》（2002年）、《老子乙·丙》（2002年）、《太一生水·鲁穆公问子思》（2002年），陈伟等主编的《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2009），陈伟等主编的《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一）·郭店楚墓竹书》（2011年）。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3册《恒先》（2003年）、第7册《凡物流形》（2008年）。裘锡圭主编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2014年）第1册图录《老子甲、乙本》，第4册释文注释的《老子甲、乙本》，第7册《原始图版》。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2册《老子》（2012年），第3册《周训》（2015年）等。
《道藏》为道经总集，现存较早的为明代的《正统道藏》与《万历续道藏》。明版《道藏》现有国家图书馆藏本（1447年明英宗颁赐，4736册）、上海图书馆藏本[同治五年（1866）重修本]、故宫博物院藏本、青岛市博物馆藏本[万历二十六年（1598）重印本，4946卷]、泰安市博物院藏本[万历二十六年（1598）重印本，存1360卷]、四川省图书馆藏本（存3209册）、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本（存2669册）、南阳市图书馆藏本[康熙四十七年（1708）重修本，存5213卷]等。尽管皆为明《道藏》，但并不完全相同，有待进行详细比对。
1978年以来，明《道藏》在内地被影印出版，有力地促进了道学研究的发展。1.三家本《道藏》（全36册，1988年）由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和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它以涵芬楼本为底本，另据上海图书馆所藏上海白云观本补足和更正若干处。2.汤一介主编的《道书集成》（全60册，1999年），该书亦为影印，并收入部分明《道藏》未收及新出的道经。3.九州出版社影印《道藏：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合刊》（全60册，2015年），以涵芬楼本为底本，以三家本及新文丰本为校本。4.何建明主编《道藏集成·第一辑》（全108册，2017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印行，此辑为《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的合刊。《道藏集成》后续诸辑将影印多种藏外经籍。
张继禹主编的《中华道藏》（全49册，2004年）由华夏出版社印行。该书在明《道藏》的基础上，另增补古佚道经，共收入经书1526种。《中华道藏》重新排版，并对各经予以标点校勘。该书在“三洞四辅”的基本框架下，对道经予以重新归类，每部经书前皆有简要说明。但该书部分经文存在句读失误等遗憾，阅读时需要注意。
《道藏》卷帙浩瀚且价格不菲，读者购置不易，也难以通读。这使得道藏经典选辑成为一种迫切需求。民国时期有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名义影印的《道藏举要》，共选录176种道经。1978年之后，道经选辑相继出版，包括丁福保所编的《道藏精华录》（1989年，2005年）、胡道静等选辑的《道藏要籍选刊》（1989年）、明代阎鹤洲编的《道书全集》（1990年）、王平主编的《传世藏书·子库·道典》（1995年）、《道藏辑要》（1985年，1995年）、汤一介主编的《道学精要》（1996年）等。影印之外，亦有多个点校或注译道学经典的丛书，如中华书局的“道教典籍选刊”“新编诸子集成·道家部”。
明《道藏》之外，还有许多未被收录及新出的道教经书。本文以“藏外道书”来统称此类经书。藏外道书包括古佚道经、未入藏的明清道书、敦煌道书、少数民族的道经及海外道书。目前已出版《藏外道书》（1992年—1994年）、《三洞拾遗》（2005年）、《东方道藏·民间道书合集（第一辑）》（2017年）等三大藏外道书合集。继《敦煌道藏》（1999年）之后，《敦煌道教文献合集》也将出版。《敦煌道教文献合集》将全面收集已公布的敦煌道教文献，以及吐鲁番写本、黑水城文书、唐末镇海军古写本等道教相关文献。编者计划为每种文书撰写题记，在图版影印等方面精益求精。
此外，学术界对宫观山志、金石碑刻、考古资料、档案文献、艺文史志资料、其他宗教文献当中的道教资料等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以宫观山志为例，《中国道观志丛刊》（全36册，2000年）、《中国道观志丛刊续编》（全28册，2004年）、《中国古代道教宫观文化史料文献集成》（全42册，2013年）、《中国古代道教宫观文化史料文献集成续编》（全35册，2015年）对历代宫观山志的收集整理较为全面。又如金石碑刻，继陈垣先生的《道家金石略》（1988年）之后，相继有张华鹏等编著的《武当山金石录》（1990年）、王忠信编的《楼观台道教碑石》（1995年）、郑振满等编纂的《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1995年）、陕西省耀县药王山博物馆等编的《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1996年）、刘兆鹤等编的《重阳宫道教碑石》（1998年）、杨世华主编的《茅山道院历代碑铭录》（2000年）、郑振满等编纂的《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2003年）、赵世瑜编的《北京东岳庙与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辑录》（2004年）、吴亚魁编的《江南道教碑记资料集》（2007年），王宗昱编的《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2009年）、张泽珣著的《北魏关中道教造像记研究——附造像碑文录》（2009年）、赵卫东等主编的《山东道教碑刻集·青州、昌乐卷》（2010年）、孙勐等编著的《北京道教石刻》（2011年）、赵卫东等主编的《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2011）、胡彬彬等著的《长江中游道教造像记》（2011年）、萧霁虹主编的《云南道教碑刻辑录》（2013年）、黎志添等编著的《广州府道教庙宇碑刻集释》（2013年）、赵卫东等主编的《山东道教碑刻集·博山卷》（2013年）、董晓萍等合编的《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一、二卷，2011年;三卷2013年）、潘明权等编的《上海道教碑刻资料集》（2014年），樊光春等编的《山西道教碑刻·太原晋中卷》（2016年）、《山西道教碑刻·阳泉卷（第一卷 平定县）》（2016年）、《山西道教碑刻·阳泉卷（第二卷 城区、郊区）》（2016年）、《山西道教碑刻·长治卷（第一册 沁源县 沁县 武乡县）》（2017年）等。 此外，道经研究工具书、道教文献学和道经语言学等亦在资料整理过程中同步发展，有效促进了道学研究的深入。其中，道经研究是道教文献学的重要内容。詹石窗教授對此甚为关注，他在厦门大学和四川大学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有多人从事专经研究。已完成的博士论文包括林俊雄的《张湛、卢重玄〈列子〉诠释研究》（2017年）、张欣的《〈黄帝四经〉管理哲学研究》、张丽娟的《〈关尹子〉及其注疏研究》（2014年）、曲丰的《〈抱朴子外篇〉思想建构研究》（2015年）、张永宏的《〈阴符经〉及其道教诠释的思想研究》、张维佳的《文昌善书思想研究》、屈燕飞的《历代道经征引〈周易参同契〉引文考论》、李冀的《〈太上感应篇〉及其注本研究》等。
（四）道教与社会文化的交涉 [33]
道教作为本土宗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历史发展过程与中华文化的其他分支多有交涉，对中国社会文化有着深远影响。学术界对道教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关注有加。侧重于介绍道教文化内涵的著作有陈耀庭等著的《道·仙·人——中国道教纵横》（1992年）、卿希泰和詹石窗主编的《道教文化新典》（1996年，1999年）、詹石窗著的《道教文化十五讲》（2003年，2012年）、孙亦平著的《道教文化》（2009年，2014年）、谢路军著的《中国道教文化》（2008年）等。从道教与中国文化互动关系视角分析的著作有葛兆光著的《道教与中国文化》（1987年）、卿希泰主编的《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1990年）、刘仲宇的《中国道教文化透视》（1990年）等。自专题研究而言，道教与政治、道教与社会、道教与少数民族、道教与经济、道教与古代科技、道教与文学、道教与艺术、道教与跨宗教对话等领域皆有数量不一的研究成果。此处着重介绍道教科技和道教文学等方面的情况。
1.道教与古代科学技术研究
道教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早在20世纪上半叶，中外学人便对道教与科技的关系展开探讨。早期研究甚至对道教形象的变化产生过一定影响。1978年后，这一领域出现众多研究成果。王明先生非常关注道教与科技之间的联系，曾撰文《中国道家到道教的演变和若干科学技术的关系》（1979年）。陈国符先生研究道教外丹术，著有《道藏源流续考》（1983年）、《中国外丹黄白法考》（1997年）。卿希泰先生亦强调道教对古代科技的作用，曾撰文《试论道教对传统科技的贡献》（1999年）。在前辈学者的带领下，道教与科技的研究发展迅速。此处分专题予以介绍。
通论类，金正耀著的《道教与科学》（1991年）、祝亚平著的《道家文化与科学》（1995年）、詹石窗著的《道教科技与文化养生》（2004年）、盖建民著的《道教科学思想发凡》（2005年）、贺圣迪著的《古树新枝：道教与中国科技文明》（2007年）、谢清果著的《道家科技思想范畴引论》（2013年）等。
史料类，蒋朝君著的《道教科技思想史料举要——以〈道藏〉为中心的考察》（2012年）。《淮南子》当中蕴含着丰富的古代科技史料，颇受学界重视，已有陈广忠著的《淮南子科技思想》（2000年、2017年）、陶磊著的《〈淮南子·天文〉研究——从数术史的角度》（2003年）、张中平著的《〈淮南子〉气象观的现代解读》（2014年）等书。
通史类，姜生等主编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两晋卷》（2002年）、《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南北朝隋唐五代卷》（2010年）、《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宋元明清卷》（将出）。另有刘芳著的《道教与唐代科技》（2016年）等断代研究。
道教外丹术研究，以道教与化学的研究为主，并逐渐扩展到炼丹术与中外文化交流等领域。赵匡华是成果较为突出的前辈学者，主编的《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1985年）收录多篇研究外丹术的论文，独著的《中国炼丹术》（1989年），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卷》（1998年）中的炼丹术部分。张觉人著的《中国炼丹术与丹药》（1981年，1996年，2009年）、孟乃昌著的《道教与中国炼丹术》（1993年）、容志毅著的《中国炼丹术考略》（1998年）、金正耀著的《道教与炼丹术论》（2001年）、容志毅著的《道藏炼丹要辑研究·南北朝卷》（2006年）、韩吉绍著的《知识断裂与技术转移——炼丹术对古代科技的影响》（2009年）、韩吉绍著的《道教炼丹术与中外文化交流》（2015年）等。
道教医学，盖建民著的《道教医学》（2001年）、盖建民等著的《道教医学精义》（2014年）、何振中著的《内丹医学思想研究》（2014年）、张其成主编的《〈道藏〉医方研究》（2016年）。韩国学者崔仙任是盖建民教授指导的博士，著有《〈东医宝鉴〉道教医学思想研究》（2014年）。博士论文有颜文强《生命内景与〈道藏〉精选药方研究》（2015年）等。
道教农学，袁名泽著有《道教农学思想发凡》（2012年）以及《道教农学思想史纲》（2016年）。道教与古代天文历法，博士论文有孙伟杰《道教天学思想研究》（2016年）。道教地理，博士论文有何海燕《唐代道教地理研究》（2000年）、李海林《〈道藏〉地理史料及思想研究——基于数据库SQL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2013年）、孟昭峰《三至九世纪道教洞天福地文化地理研究》（2013年）等。道教与古代数学，博士论文有杨子路《道教与中国传统数学关系研究》（2013年）。道教与心理学，有张钦著的《道教炼养心理学导论》（1999年）、吕锡琛著的《道学健心智慧：道学与西方心理治疗学的互动研究》（2008年）等书。
由上文可知，道教科技是一个富有活力的研究领域。它起先集中于化学和医学，逐渐扩展到农学、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等学科，兼及中外文化交流等议题，有力地揭示了道教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之间的紧密联系。道教科技不单有文化意义，亦有着重要现实价值。从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而言，道教医学非常值得重视。2015年，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这一事件促使国人重新认识和发掘道教医学宝库。道教与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对话也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 2.道教与文学研究
道教与文学有着密切关系，形成了“道教文学”分支学科。古存云教授曾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1988年）撰写的“道教文学”，介绍了道教文学的内涵、外延与主要形式。
詹石窗教授是改革开放以来较早从事道教文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关于道教文学，詹石窗教授有着较多界说。他认为，“道教文学是以道教活动为题材的”，研究范围还包括受道教思想影响的作品、以老庄道家思想为宗旨的作品。经过若干年探索，他对道教文学的概念有所发展，认为道教文学是“一种寄托着先民生命渴望并且通过文学形象表征的特殊社会学”，“以符号想象的方式进行着社会的道德教化”，能够释放精神自由想象，可以探索生命奥秘。他著有《道教文学史》（1992年）、《道教与戏剧》（1997年，2004年）、《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2001年），合编资料选辑《仙话文学》（1989年）、《历代游仙诗文赏析》（1989年），个案研究有《詹石窗正说西游：西游记解密》（2012年），现有《中国道教文学通史》待出版。四十年间，还有大量研究道教文学的成果。此处分文学史和文学体裁予以介绍。
综论类，伍伟民等著的《道教文学三十谈》（1993年）、杨光文等著的《青词碧萧：道教文学艺术》（1994）、李生龙著的《道家及其对文学的影响》（2005年）、吴光正等主编《想象力的世界：二十世纪“道教与古代文学”论丛》（2006年）、张成权著的《道家、道教与中国文学》（2010年）、申喜萍等编著的《玄风道韵：道教与文学》（2012年）等、孙昌武著的《道教文学十讲》（2014年）。
道教文学史类，葛兆光著的《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1990年）、张松辉著的《汉魏六朝道教与文学》（1996年）、张松辉著的《唐宋道家道教与文学》（1998年）、杨建波著的《道教文学史论稿》（2001年）、张松辉著的《元明清道教与文学》（2001年）、孙昌武著的《道教与唐代文学》（2001年，2017年）、张松辉著的《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2004年）、赵益著的《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2006）、蒋振华著的《汉魏六朝道教文学思想研究》（2006年）、左洪涛著的《金元时期道教文学研究》（2008年）、姚圣良著的《先秦两汉神仙思想与文学》（2009年）、蒋振华著的《唐宋道教文学思想史》（2009年）、陈斯怀著的《道家与汉代士人思想、心态及文学》（2010年）、苟波著的《道教与明清文学》（2010年）、雷文学著的《老庄与中国现代文学》（2015年）等。吴光正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宗教文学史》（2015年）正在进行。该书计划12卷25册，其中道教文学史有七册，即第二卷上册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第三卷上册隋唐五代道教文学史、第四卷上册宋代道教文学史、第五卷上册辽金元道教文学史、第六卷上册明代道教文学史、第七卷上册清代道教文学史、第八卷上册现当代道教文学史，另有第十二卷索引上册道教文学等索引。
道教与诗歌，钟来因选编的《中国仙道诗精华》（1994年）、黄世中著的《唐诗与道教》（1996年）、孙昌武著的《诗苑仙踪：诗歌与神仙信仰》（2005年）、田晓膺著的《隋唐五代道教诗歌的审美管窥》（2008年）、陈耀庭著的《全真道诗欣赏：全真道士的思想、生活和艺术》（2015年）、张振谦著的《道教文化与宋代诗歌》（2015年）等。
道教与小说，苟波著的《道教与神魔小说》（1999年）、曹静芬著的《唐传奇的道教文化观照》（2006年）、黄勇编著的《道教笔记小说研究》（2007年）、刘敏著的《天道与人心：道教文化与中国小说传统》（2007年）、霍明琨著的《唐人的神仙世界——〈太平广记〉唐五代神仙小说的文化研究》（2007年）、苟波著的《仙境·仙人·仙梦——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道教理想主义》（2008年）、程丽芳著的《神仙思想与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研究》（2008年）、陈国学著的《〈红楼梦〉的多重意蕴与佛道教关系探析》（2011年）、刘彦彦著的《〈封神演义〉道教文化与文学阐释》（2016年）等。
道教与戏曲，王汉民著的《道教神仙戏曲研究》（2007年）、廖敏著的《元代道教戏剧研究》（2013年）、李艳著的《明清道教与戏剧研究》（2006年）、童翊汉著的《中国道教与戏曲》（2009年）、倪彩霞著的《道教仪式与戏剧表演形态研究》（2011年）、陈国学著的《多维视野下的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与传统佛道教关系研究》（2017年）等。
道教与民间文学，刘守华著的《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1991年、2008年、2010年），刘守华著的《道教与民俗文学》（1993年），张泽洪著的《道教唱道情与中国民间文化研究》（2011年）。
此外，还有钟来因著的《苏轼与道家道教》（1990年）、罗永麟著的《中国仙话研究》（1993年）、吴光正著的《八仙故事系统考论：内丹道宗教神话的建构及其流变》（2006年）、李小荣著的《敦煌道教文学研究》（2009年）、《道家文化研究》第24辑“道教文学专号”（2009年）、成娟阳著的《三界津梁：道教科仪文献的文学研究》（2015年）、王志军著的《南岳道教文学思想概论》（2016年）、何江涛著的《唐代丹道文学简论》（2017年）等。
（五）道学“内史”研究 [34]
道学的宗教性维度亦得到学术界的一定关注。本文以“内史”来指代道学宗教性的相关研究，意指对道教内部信仰要素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包括法术法器、仪式行为、内丹养生、戒律制度及信仰生活等。相较于前述道教历史、思想、文献等方面的研究，内史研究更强调对道教之宗教性的研究。因信仰屬性及研究难度，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成果较少。
1.法术法器。法术与法器是道教为信众提供信仰服务及发挥社会影响力的方式与载体。关于道教法术的研究以符咒、箓等为主，相关研究有刘晓明著的《中国符咒文化大观》（1995年，2010年）、刘仲宇著的《中国精怪文化》（1997年）、刘仲宇著的《道教的内秘世界》（1997年）、刘仲宇著的《道教法术》（2002年）、张振国著的《道教符咒选讲》（2006年）、刘仲宇著的《符箓平话》（2013年）、任宗权著的《道教手印研究》（2013年）、张振国等著的《道教符咒大观》（2014年）等。关于道教法器的研究有王育成着的《道教法印令牌探奥》（2000年）、李远国著的《道教法印秘藏》（2012年）等。籖占研究则以林国平著的《籖占与中国社会文化》（2014年）为代表。 2.仪式行为。道教的仪式行为包括两大类，即道教内部的日常生活礼仪、道教的宗教生活礼仪。道教的宗教生活礼仪又以斋醮为主。古代道书及史籍当中有大量道教仪式资料，当代道教科仪亦颇为活跃。道教仪式行为的相关研究以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为主。
陈耀庭教授自1985年开始研究道教科仪，撰有《论道教仪式的结构——要素及其组合》（1992年）等多篇论文，并注解香港“青松观藏科仪经书注”丛书九种，其成果结集于《陈耀庭道教研究文集（下册）》（2015年）。在文献研究之外，陈耀庭还采取结构主义、宗教学等多种方法来分析道教科仪。他的成果具有代表性，在国内外均有着很大影响。
道教仪式行为的研究还有如下成果。经注类，香港“青松观藏科仪经书注”丛书（已出19种）。资料类，王秋桂主编《中国传统科仪本汇编》（已出版14种），吕鹏志和劳格文联合主编的《道教仪式丛书》计划首批出版15种。专题研究类，张泽洪著的《步罡踏斗——道教祭礼仪典》（1994年）、闵智亭著的《道教全真科仪》（1998年）、张泽洪著的《道教斋醮科仪研究》（1999年）、陈耀庭著的《道教礼仪》（2005年）、任宗权著的《道教科仪概览》（2006年，2012年）、吕鹏志著的《唐前道教仪式史纲》（2008年）、卢国龙等著的《道教科仪研究》（2009年）、彭理福著的《道教科范：全真教斋醮科仪纵览》（2011年）、史孝进著的《威仪庄严：道教科仪及其社会功能》（2012年）、张泽洪著的《道教礼仪学》（2012年）、吴羽著的《唐宋道教与世俗礼仪互动研究》（2013年）、姜守诚著的《中国近世道教送瘟仪式研究》（2017年）、成娟阳著的《三界津梁：道教科仪文献的文学研究》（2017年）等。博士论文有易宏的《六朝隋唐道教科仪研究——以敦煌文献为中心》（2009年）等。
道教界采取新的方法来保存传统仪式资料。上海道教协会设立“上海道教科仪数字化保存项目”，其预期成果为《上海道教科仪资料汇编》和《上海道教科仪资料库》。陶金曾撰文的《互联网+时代的宗教生活：上海道教科仪的数字化保存》（2016年）介绍该项目。
3.内丹养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道教养生因其现实价值而成为研究热门，出现了大量研究著作。资料选辑，有陈耀庭等编的《道家养生术》（1992年）、张广保点校的《中国方术概观》（1993年）、张兴发主编的《道教养生方法精粹》（2014年）、蒋利生等编的《道家养生精要》（2016年）等。专题研究有李远国著的《道教气功养生学》（1988年）、陈兵著的《道教气功百问》（1989年）、王沐著的《内丹养生功法指要》（1990年）、李远国著的《中国道教气功养生大全》（1991年）、洪丕谟著的《道教长生术》（1992年）、黄信阳著的《修道养生真诀》（1993年）、郝勤等著的《道在养生——道教长生术》（1994年）、杨玉辉著的《道教养生学》（2006年）、张兴发著的《话说道家养生术》（2006年）、黄永锋著的《道教饮食养生指要》（2007年）、詹石窗著的《道教与中国养生智慧》（2007年）、黄永锋著的《道教服食技术研究》（2008年）、陈兵著的《问道：道教修炼养生学》（2008年，2015年）、杨玉辉著的《中华养生学》（2011年）、魏燕利著的《道教导引术研究·东晋南北朝隋唐卷》（2018年）等。
养生之外，道教内丹学研究还在其他层面有所推进。文献整理类，徐兆仁主编的《东方修道文库》（全10册，1988年—1990年）、王沐选编的《道教五派丹法精选》（全4集，1989年），前述“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有多部内丹经书选辑。专题研究众多，如郝勤著的《龙虎丹道——道教内丹术》（1994年）、戈国龙著《道教内丹学探微》（2001年）、杨立华著的《匿名的拼接：内丹观念下道教长生技术的开展》（2002年）、张兴发著的《道教内丹修炼》（2003年）、胡孚琛著的《道教与丹道》（2008年）、胡孚琛著的《内丹养生功法指要》（2008年）、胡孚琛著的《丹道法诀十二讲》（2009年，2013年，2018年）、张义尚著的《丹道薪传》（2012年）、戈国龙著的《道教内丹学溯源》（2012年）、丁常春著的《道教性命学概论》（2013年）等。
4.戒律禁忌。“学道不持戒，无缘登真箓。”道教戒律是道教教团内部管理与组织发展的重要保证，是道教徒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信仰准则，对社会秩序等亦有所影响。研究专书有伍成泉著的汉末魏晋南北朝道教戒律规律研究》（2006年）、唐怡著的《道教戒律研究》（2008年）、刘绍云著的《宗教律法与社会秩序——以道教戒律为例的研究》（2009年）等。教内人士对道教戒律亦有所研究，如丁常云撰有多篇论文，任宗权著有《道教戒律学》（2007年）等。当代道教在戒律建设方面有新的探索，值得关注和讨论。道教禁忌的研究相对较少。朱越利主编的《当代中国宗教禁忌》（2001年）、《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禁忌》（2007年）当中设置专章来介绍道教禁忌。研究专书仅有廖宇著的《道教时日禁忌探源》（2017年）。其余研究多为单篇论文。
5.信仰生活。关于古代道士群体的信仰生活，概论性著作有党圣元等著的《中国古代的道士生活》（1997年）、朱越利主编的《中国道教宫观文化》（1996年）、胡锐著的《宫观文化概论》（2008年）有部分章节与此相关。李平著的《宫观之外的长生与成仙——晚唐五代道教修道变迁研究》（2014年）颇具启发性。该书以晚唐五代教外修道者為考察对象，从基层道教信仰和修行的角度，揭示以气法为中心的修道方法和教外修道群体之间的联系。1978年以来，宫观道士之外，散居道士群体也很活跃。当代宫观道士和散居道士群体的信仰生活亦当被考察。博士论文有王丹的《仪式音声与执仪者的身份认同：以常熟散居正一道“做七”仪式为例》（2013年），相关文章有龙飞俊的《上海浦东传统乡村社区中的“家族道士”研究》（2016年）等。
古代普通道教信众群体的信仰生活亦值得关注。此处所要强调的是从宗教生活史的角度，对古代普通道教信徒的思想、信仰和宗教活动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避免面面俱到的空谈。梅莉的研究较有代表性，她著有《明清时期的真武信仰与武当山朝山进香》（2006年）和《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2007年），对普通信众的朝山进香有所分析。 当代道教信众有新的信仰需求与活动方式。慈善功德会、青年团、义工团等道教协会内部机构的设立，既为了道教机构自身的发展，也有满足信众信仰需求的目的在内。此类现实问题值得被关注。
四、主要议题：本来面目与现代转型 [35]
若根据学术研究的演变历程来做一划分，可以1996年《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的出版为节点，将这四十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78年至1996年，学术界通过对《道藏》、正史等资料的爬梳，初步理清了道教发展的历史与脉络，建立了一个整体的道教形象。道教历史、思想和文献等领域的研究为全面深入的道教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1996年之后，学术界展开新一轮的资料梳理热潮，对藏外道书、金石碑刻、档案文献等材料进行整理与研究。学术研究也逐渐走出政教关系主导下的模式，更加关注道教实体的构成要素、多元传统、地域特色与当代发展，从宏观转向微观、从整体走向区域、从文献兼及田野，突出表现在对道教内史、道教宗派、区域道教史等方面的研究。回顾四十年研究历程，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的议题贯穿前后两个阶段。
（一）道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35]
近代以降，中华传统文化饱经考验，道教实体也经历了异常坎坷的历程。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中国无宗教说、社会层面对道教的贬抑性认知等不利局面，学术界的首要任务是恢复道家道教的本来面目，即主要从历史和思想入手，介绍道家道教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作用。經过数代学人的努力，道教的历史地位、内涵和作用得到承认：道教与儒、释并列为三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上通大道、下连民俗、中贯生命”，有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道家道教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有着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伴随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亦提出新的观点，如陈鼓应先生的“道家中国哲学主干说”、詹石窗教授的“道教三大形态”等观点，皆引起很大反响。
（二）道学与现代性问题 [35]
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与发展的时代使命，此问题显得尤为迫切。这一议题涉及两大方面，即道学思想的现代意义和道教实体的现代化转型。
作为一种生命意识强烈的思想文化系统，道学的主张围绕生命而展开，兼及生活和生态。对个人而言，道学的生命精神、修养功夫和养生法门等有助于个人身心健康和道德修养，可以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对社会而言，道学的和谐、平安、贵生等理念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对生态而言，道学的生态理念与环保经验有助于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简而言之，道学对当代社会有多重意义，其精神和理念有待进一步提炼与推广。詹石窗教授所倡导的“平安道教”和“生命道教”等理念，便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道教在历史上是道学的守护者与阐发者，如今也肩负弘扬道学的使命。道教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即道教如何与现代社会相适应。转型的关键在于思想层面的革新，即道教结合时代需求，对道学思想资源的重新诠释。道教实体的转型直接关系到道学思想的未来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五、发展态势：走向纵深与理论构建 [36]
在21世纪初，卿希泰先生、葛兆光教授等学者曾回顾20世纪的中国道教学研究，提出若干思考。葛兆光教授在《关于道教研究的历史和方法》（2003年）一文指出若干问题，包括道教语言文字和词汇的研究、道教仪式的研究、道教的知识考古学式研究、唐以后道教的研究、道教知识和技术的研究、道教文献的时代排序和清理等。卿希泰先生也在《道教研究百年的回顾与展望》（2006年）提出未来发展方向，包括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地方道教史、道派史、道教典籍的研究与整理、道教教理教义、国外优秀研究成果的翻译及我国优秀成果的外译等。通过前文可知，2003—2018年间，上述多个方面皆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如今，中国道学研究呈现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正如陈耀庭教授所言：“中国道教研究的各个学术领域都已经齐备，并且有人把守，各尽所能。”四十年间道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依然存在不足和发展空间。笔者拟从五个方面予以论述。
（一）资料整理 [36]
早在1983年，胡道静先生便撰文《三续〈道藏〉刍议》，呼吁编修续道藏。2016年，《中华续道藏》正式立项，并在2017年被列入国家“十三五”重大出版工程规划，“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龙虎山道教文献集成》也于2018年召开编撰座谈会。以《中华续道藏》为首、《龙虎山道教文献集成》等为辅的道经整理项目将进一步完善道教经籍资料。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道学研究学术史的书写应当提上议程。尽管期刊数据库为研究带来了便利，但很容易限制使用者的视野，尚不能完全取代工具书。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编制《四十年（1978—2018）道学著作论文索引》是很有必要的工作。学术界今后也当编制《道学研究年鉴》，以记录学术发展历程，夯实学科研究基础。
（二）方法更新 [37]
四十年来，数代学人戮力同心，致力于道学研究。这一研究群体逐渐呈现两大变化。其一，自学科背景而言，研究者由以中国哲学、宗教学为主，逐步呈现出多学科并行的趋势。新的研究者或来自于中国史、考古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等一级学科，或具有国外教育背景，为道学研究带来了更多活力。其二，自研究方法而言，由经典解读、思想分析、文献考据等相对单一的方法，向交叉研究、多样化发展。道学研究正处于一个转型期，面临方法的更新。
在笔者看来，过往研究为未来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其成绩值得肯定。道教经典依然不容忽视，如道经断代、版本流变、文本解读、道经语言学等研究仍有待深入。与此同时，道教研究应进一步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第一，借鉴历史学的研究视角。王宗昱教授曾撰文指出“道教研究呈现出从文献学向史学转变新趋势”，道教史研究有同社会史融合的新趋势。潘存娟曾撰文讨论在道教宫观史研究中运用口述史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社会史和口述史之外，历史学还有环境史、医疗史、生活史、身体史、性别史等新的研究视角。道教研究应当借鉴这些视角，去重新考察旧材料和发现新材料。第二，注重田野调查。文本解读之外，道教研究者还应深入田野，对道教遗址、当代道教活动、民间道派等予以观察和记录，进行微观的个案研究。自宗教学理论而言，走向田野需要借鉴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民族宗教学等理论。宗教学之外，还需要借鉴民俗学、考古学、传播学等理论。田野调查可借鉴海外道教学者群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如蔡林波的“早期道教遗址调查”项目亦较为典型。田野调查将会带来研究材料和视野等方面的突破。 （三）领域拓展 [38]
方法和材料更新的同时，道教研究领域还需要予以拓展。其一，数据库建设。尽管数家机构已开发了《道藏》数据库，但多数要收取费用，其文字准确度不够高，且对已整理的藏外道书收录不足。在这个领域，需要充分借鉴佛教大藏经数据库的宝贵经验，以中华电子佛典协会开发的CBETA数据库为范本，建设一个公益的、全面的、开放的、精准的道教文献数据库。香港中文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的做法也值得借鉴。该中心建有两大数据库：“道教数位博物馆”，是首个完整的广州道教庙宇的资料库和数据搜索库;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联合建设的“道教经典文库”（Daoist Texts Collection），将馆藏清代道教及港澳道教科仪文献扫描上传，供读者使用。
其二，道教文化的海外传播。伴随中华文化在全球的传播，道教文化作为组成部分之一，当发挥应有的作用。学术界当对道教实体及文化的海外传播经验与教训予以系统总结，并可以给出相对独立的建议和较为可行的方案。
其三，道教神学及道教教理教义研究。道教教义思想如何与现代社会相适应？这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陈耀庭教授研究“道教神学”有年，著有《道教神学概论》（繁体版，2011年;简体版，2016年），其说在学术界逐渐引起反响。随着“当代视角下的道教神学丛书”陆续出版，道教神学研究将得到更大认同。道教界也联合学术界，设立“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建设”课题（2018年）。该项目由卢国龙主持，包括《道经通绎》《道教通史》《道理通义》《道门威仪》和《道法修持》等五个丛书。
其四，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探索。这是一个有待拓展的研究领域，无论文献资料整理、人类学考察抑或专题研究均有广阔天地。学术界应当从基础工作抓起，对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正本清源。
其五，当代道教与公共议题。学术界对当代道教的社会公益慈善、两岸交流等方面关注较多，在道教与国际关系、公共外交及国家安全等公共议题方面的研究较少。学术界当对同道教相关的公共议题和领域进行具有前瞻性的研究，也应对当代道教的新变化、当代道教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等予以更多的关注。若有可能，国内多家道学研究机构可联合组建“道学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协力推出《道教发展年度报告》等系列报告。
（四）中外对话 [39]
如前所述，中国道学研究经过四十年发展，已有丰厚成果与研究特色，在若干领域可与海外学术界对话和切磋。但不可否认，海外道教学在研究方法、视角和经验等方面仍有其优势，值得国内学术界学习和借鉴。翻译海外道教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便是学习途径之一。国内道学研究机构应重视外文书籍与学术刊物的及时更新，追踪国际学术界的前沿动态。
国内学术界近年来亦出现了一些优秀成果，对这些成果的翻译则可让外国学术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成果。例如，筆者的《道教与女性》《道教文化十五讲》《中国宗教通论》已被译为韩文在韩国出版。此外，笔者还创办了英文刊物Frontiers of Daoist Studies（《道家研究前沿》），为中外道教学对话搭建学术平台。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相信今后类似的学术对话平台会越来越多。伴随平等的中外学术对话与交流的深入，中国道教学将会出现更多的优秀成果。所谓“优秀”，意指它们严格遵循学术规范，立足世界道教研究学术史，对所论证的问题有所推进。此类成果会吸引外国学者更加主动地关注中国的道教学研究。
（五）理论构建 [39]
道教学对道教这一古老而常新的社会文化现象与宗教实体进行系统研究，对中华民族代代相承的文化基因与信仰心灵进行探索。四十年来，道教学研究一方面秉持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另一方面则借鉴西方道教学研究经验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取得了长足发展。这种发展是全方位的，包括机构、人才培养体系、刊物、交流机制等都今非昔比，可以说一个相对完善的中国道教学学科体系已然建立。这一学科体系使得构建中国道教学话语体系成为可能，现已出现“构建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等呼声。假以时日，中国道教学话语体系将会在学术共同体的努力下诞生。这一话语体系将以国际术语来讲述传统悠久且又常变常新的中国道教文化，不仅在世界道教学和宗教学领域发声，也会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
总而言之，道学研究能够有今天的规模与格局，实属难能可贵。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不仅要继续借鉴海外道教学研究的长处，也要参照佛学研究、儒学研究乃至基督宗教研究的经验与方法，通过综合对比来充分认识内地道学研究的优势与短板。我们更应继承前辈学人的奋斗精神，精心呵护自己的学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立场，本着对国家、民族与文化负责的态度，在未来不断开拓进取。唯有如此，道学之“道”与“学”方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责任编辑：黄 艳 责任校对：张基强）